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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理查德·埃伦贝格就劝告历史学家——他们没有接受——不要相信那些大使经常提供的预算估计。我们乐意加一句：也不要相信其他估计。预算一词今天有其确切的含义，与16世纪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尽管如此，不精确的数字仍然也可以提供一个数量级，至少足以表明预算的普遍增长。下面是西西里相隔四分之一世纪的两个预算：1546年，收入为34万斯库迪，支出为16.6万斯库迪，剩下的余额供偿还债务；1573年，收入为750194斯库迪，支出为211032斯库迪。在“结算”的余额中，还要扣除一系列特殊支出，以致西西里的西班牙大臣为求得收支平衡，不得不以14%—16%的利率借款。383 那不勒斯的预算增长情况与西西里大体相似。384 在西班牙，查理五世当政期间的收入增加了2倍。385 菲利普二世的收入从1556年到1573年增长了1倍。386 1566年，收入总数为1094.3万杜卡托；387 1577年收入为1304.8万杜卡托。388 50年过后，也就是在1619年，菲利普三世的收入可能为2600万杜卡托。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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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菲利普二世的预算，人们可以推算出当时的债务（包括长期或短期债务）有了巨大的增加。在1562年的预算中（对这个预算不应盲目相信），390 人们注意到下列项目：卡斯蒂利亚的债券利息50万杜卡托，佛兰德的债券利息30万，阿拉贡的债券利息5万，西西里的债券利息15万，米兰的债券利息20万，大西洋诸岛的债券利息3万，总计利息达123万杜卡托。如果按10%或5%的利率计算，本金则相应地在1200万到2400万杜卡托之间。391 我们且确定是2000万吧！然而，在1571—1573年间，债务增加392 到5000万，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无法算清。1581年，393 一个威尼斯人说债务达到8000万。在不到20年内，菲利普二世的债务可能增加了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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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锡曼卡斯极其丰富的文献资料中，也许能找到更多、更精确的数字。在材料汇集后，我们还要根据菲利普二世的决算，分别算出他的收入、支出、债务和利息；在可能的条件下，还要画出真实预算的曲线。正如工资膨胀一样，预算收支数字的膨胀也包括虚假的成分。马里奥·西里把西西里的预算数字折合成黄金计算，说明预算不但没有增加，而且逐年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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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收支的大小要用物价上涨的尺度来衡量，单纯在收支数字上做文章，势必偏离问题的真正所在。大体上讲，面对生活费用的日益增长，国家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因此，国家拼命想开辟新的财源，扭转物价的上涨趋势。16世纪各国历史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竭力维护和提高税收。尼德兰战争不仅是为争取宗教信仰自由和维护既得自由而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也是西班牙国家力图同国际商业要冲的经济命运相结合的一次尝试。然而，这次尝试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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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的帝国眼看它在欧洲的属地相继不再是收入的可靠来源。确实，尼德兰、米兰、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等地的“财源”陆续被当地的需要吸尽了。只剩下西班牙，或更确切地说，只剩下卡斯蒂利亚。菲利普二世坐镇伊比利亚半岛，加上国内局势太平（直到1569年为止），把包括大贵族在内的纳税人收拾得服服帖帖。里摩日的主教在1561年394 写道：“天主教国王力求节俭，以备不时之需，并亲自过问财政和领地的各项事宜。他的精明和小心，如果再过分一点，我看很可能会被人指责为悭吝刻薄。”这就是说国王不断征询专家们的意见。在他漫长的统治期间，财政状况十分严重，专家们从来没有停止向他提出建议。我已经指出过托莱多大会以及这次大会于1560年11月14日作出的决定。395 卡斯蒂利亚的税目因此不断增多，税收改革更花样翻新，增添新的税收项目。由各城市包干的消费税，原则上应占各项售价的十分之一。后来又增加4个百分点，税率达到14%。1561年，消费税总额上升到120万杜卡托；1574年达到370万。396 1577年，消费税才不得不减少100万杜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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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当然怨声载道。加的斯城1563年397 声称，由于1560年后不断加税，当地的商业陷于破产。国会一再表示不满。面对令人不安的物价上涨，国会并不怪罪于美洲货币，却想到指责眼前的现实，即王国政府增加的可怕的税收。1571年的国会指出398 ：“税收负担如此沉重，生活必需品又如此昂贵。很少的人能生活没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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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数额巨大，分配很不合理，这与当时的条件有关。也就是说，只有一部分税款进入国库。卡斯蒂利亚无疑是帝国最慷慨的纳税人。因为这种慷慨有时是自愿的，国会经常以爱国相号召，此外还因为国王近在咫尺，很难违抗他的意旨。卡斯蒂利亚因此财政拮据，工业破败残缺，生活指数不断上涨。399 只有相反的情形才会使人感到惊奇。然而，卡斯蒂利亚这样不顾困难，慷慨解囊，努力纳税，又有什么结果呢？间或出现的财政盈余远不能抵消帝国的全面亏欠。何况这些盈余只是昙花一现。如同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卡斯蒂利亚的财政赤字也将成为规律。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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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所有的国库都在困境中挣扎。在通常因经营有方而被引为楷模的佛罗伦萨，沉重的税收负担据说于1582年导致了人口外流。401 葡萄牙在征服菲律宾前夕，竟征收20%的销售税和50%的水产品税。402 在法兰西，王国政府于1587年初打算把巴黎的税收增加一倍，然后把这一措施向王国的所有城市推广，尽管国内当时正经历可怕的饥荒。403 土耳其和波斯也同样采用这些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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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艰险的经济环境下，国家没有别的选择余地。再看西班牙的情况：政府至少曾分别于1563年、1608年和1621年三次降低债券息率。404 至于推迟付款期限，或用尼德兰的说法：“在交易会转签期票”，405 更是经常的事。西班牙政府于1566年决定提高黄金价格；查理五世1537年发行的埃斯库多金币，其价格从350马拉维迪提高到400；406 1609年，又从400提高到440。407 最后，西班牙分别于1557—1560年、1575年、1596年、1607年、1627年和1647年……对国家的短期债务实行一系列信用破产。西班牙国家无止境地勒索城市、富人和教堂的钱财，并且不择一切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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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6世纪的预算进行的全面研究，再与我们知道的当时英格兰的收支状况相比较，可以回答下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物价的风暴中，地中海国家或者地中海附近的国家是否比其他国家受到更大的震动呢？就西班牙而论，在我们看来，回答似乎是肯定的。尤其考虑到战争给这个过分庞大的帝国造成的巨大支出，情况更是这样。1597年408 法国的一篇攻击性短文写道：“对他（菲利普二世）来说，战争是极其昂贵的，而且比对其他君主昂贵得多。为了维持一支海军，他必须从遥远的国外招募大部分船员，而为养活船员，又要消耗大量经费。至于在陆地作战，例如在尼德兰的主战场，他所付出的代价比敌人要高10倍，因为他在西班牙征召一名士兵，派往阿尔图瓦边境同法国士兵作战，要花费100杜卡托，而一名法国士兵只需国王支付10杜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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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他的海军装备应同时符合大西洋作战和地中海作战的要求，这对西班牙不利。更何况，价格又在不断上涨。托梅·卡诺在《航海术》409 一书中说：载重500吨的一艘船在查理五世时代约值4000杜卡托，而在1612年的今天，要值1.5万杜卡托；佛兰德船帆过去每公担值2杜卡托，今天售价为8杜卡托。他又说：“过去我从印度运货到卡塔赫纳，每吨运费为14杜卡托，而今天要52杜卡托。即使这样，船主所得的钱还是过去那么多。”在所有这些价格变动中，工资以及经营利润往往相形见绌。这至少部分地说明，西班牙在大西洋的海上活动，为何在16世纪末处于困境。不但大西洋的大型船只是如此，地中海的小型帆桨战船也同样是如此。1538年，410 西班牙装备一艘没有炮的帆桨战船要花费2253杜卡托（船身价值1000杜卡托）。然而，1582年，J.安德烈·多利亚出售的帆桨战船每艘竟要1.5万埃居。这个价格显然是抬得太高了。不知道当时出售的是否指配备有划船奴隶和大炮的战船整体。无论如何，价格差别十分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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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财宝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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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10年后，特别在1620年后，来自美洲的“财宝”放慢了速度。不论这一停滞是信号、结果或是原因，它都标志着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总的来说，如果仅仅用美洲自身的原因来解释这个“事件”，似乎美洲是一切的原动力，那就错了。根据效益递减的法则，矿山开采费用不断在增加。由于营私舞弊和自身的货币需求，美洲可能截留了更多的产品。411 一部分金属可能被投机商所转移，用马尼拉大帆船412 从新西班牙运往远东和中国。此外，美洲人口灾难性的减少，使得为开采白银所不可缺少的对印第安劳动力的征集遇到了困难和放慢了速度。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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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即所有这一切还有待于在塞维利亚和锡曼卡斯的档案馆，特别是在关于美洲的案卷中作进一步的考证。在没有事实证明前，不能先验地认为，人口的减少竟使矿业这个特殊的、享有优先权的部门得不到充足的劳动力，经由拉普拉塔河进行的大规模的走私活动似乎随着1623年前后矿业活动的普遍衰退而停止了。414 1635年以后，用马尼拉大帆船运出贵金属也中断了。415 但是，这些解释的主要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基本上都把原因确定在美洲，似乎走私不是在到达地和出发地同时进行的。尤其是这些解释没有考虑到，西班牙帝国把欧洲同新大陆连成一片，构成一个经济整体。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提到全面的经济形势，没有提到1580年、1595年以及1619—1622年后在欧洲出现的经济衰退。这些衰退终于导致17世纪40年代的大崩溃；导致西班牙在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后来（1647年）又在那不勒斯的灾难；还导致同年撤销保护安的列斯群岛的巴尔洛文托舰队。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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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总的经济形势，就要分析价格、成本、工资和利润。非常了解新大陆的罗德里戈·维沃罗417 1632年认为美洲的机器不可能发生故障。在这一点上他显然错了。他说每年生产2400万金币，其中200万可能运往塞维利亚，这也说错了。但是，他正确地指出，矿山主陷入恶劣的经济形势的旋涡中，他们“全都负债，因为盐和玉米涨了价，印第安工人的工资增加了一倍。老板为招募工人而苦苦哀求，而招来的工人却并不适合矿业劳动”。还有牌桌以及“吸取矿工血汗”的放债人。这些放债人“用布匹和其他商品（他们靠这些又赚了钱），或者更坏的是，用葡萄酒”换取白银。但是，为了看得更清楚，还必须从西班牙和欧洲方面，在更广泛的整体规模上，重新分析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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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贬值和伪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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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美洲白银的光辉时代无疑在17世纪中叶结束了。劣质货币在当时广泛出现。16世纪已经有了劣币。但是，到了17世纪，成色不好的货币进入地中海的主要流通渠道，并被一直带到黎凡特，而在这以前50年内，劣币始终被排斥在流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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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劣币只在北欧和伊斯兰国家，也就是说，在地中海的外围地区通行。而且即使在这两个地区，劣币也很晚才出现。在欧洲北部，经过伊丽莎白的努力，英格兰货币的币值已经稳定，在叛乱的尼德兰，直到1585年11月贬值为止，货币经历了重大的波折。418 甚至在采取这项贬值措施前，至少从1574年起，劣币的制造已经开始，419 特别是在列日。就在这一年，他们生产的劣币已运到西班牙的大门口。偷偷用劣币换取良币，420 这是把西班牙的垄断打开一个缺口并攫取部分贵金属的方式之一。1609年签订了十二年停战协定以后，这种交易就在各个港口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荷兰人当时带来了大批低值货币。这种活动以前只有通过吕贝克或汉堡的船舶，或者借助于英格兰人（因为英格兰和西班牙于1604年签订了和约），421 或者通过法国人才可能进行。成色很差的低值货币整箱整桶地到达。返回时，人们把金币或银币藏在盐或者其他商品下面。1607年，在波尔多及其四郊，四家“铸币厂”忙于改铸西班牙货币。通过不同途径取得的这些货币，一经回炉改铸后，就可以提供18%以上的利润。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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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当时几乎是一项诚实的买卖。但相对的诚实没有维持多久。从1613年起，出现了仿照西班牙货币轧制的含银量很低的铜币。铜币产量每年达200多万比索，以后还不断增加。根据专家的估计，通过轧制劣币冒充良币，赢利可达500%。除尼德兰外，丹麦、英格兰和意大利也搞类似的以次充好的勾当。整船的劣币运往坎塔布连海岸或巴拉梅达的圣卢卡尔。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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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大西洋自由流通的伪币后来到达地中海。1595年，皮翁比诺公爵夫人下令在她的小公国轧制成色很差的货币。424 在17世纪的头10年，“劣币”敲开了黎凡特的大门，整个地中海全部被毒化了。1611年，425 一份威尼斯的报告指出，阿勒颇的货币混乱十分惊人，一般比通用货币溢价4%—5%的良币在那一年被以高出面值30%至35%的价格收购。有关这段历史的下文，可在保尔·马松的《法国在17世纪对黎凡特的贸易》一书中读到。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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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期，虽然纯粹的地中海贸易受这种惊人的混乱影响不大，一场严重的危机却席卷从阿尔及尔到埃及和到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帝国的诸地区。人们对土耳其长期保持的良好财政状况赞叹不已。可能在苏里曼大帝的长期统治时期（1522—1566年），土耳其的财政确实具有这个优点。然而，在这光辉的统治告终的那一年，也就是进攻马耳他失败以后不久，如果哈默的流传已久的著作所载的情况属实，427 开罗只有一家土耳其“造币厂”轧制金币，金币贬值30%。这可能是因白银价格下跌而作出的必要调整。当时的情形究竟怎样，还值得我们进一步了解：马耳他围城战以后，1566年的贬值也许是表明土耳其帝国开始力不从心的第一个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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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584年，毫无疑问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货币危机。428 土耳其的通货是一种呈方形的小银币429 ——阿斯普尔（土耳其文叫阿克塞）。勒芒斯的伯龙明确指出，阿斯普尔是用“没有掺杂”的纯银轧制的。430 一个旅行者431 说，有人把银币扔进烧得灼热的炉做过试验。银币的重量等于四分之一德拉克马（古重量单位，约等于3.411克），价值10到11图尔德尼埃432 或7.5威尼斯夸特里尼，或2到2.5德意志克莱泽，或1罗马巴约科，或1旧威尼斯马尔凯托。433 伯龙还写道：“阿斯普尔和我们的卡罗吕斯同样值钱。”434 16世纪初，阿斯普尔的价值等于素丹金币的1/135，435 后者的价值略低于威尼斯西昆，但等于或往往高于德意志最好的翁加卡里。436 塞里姆一世登基时，素丹金币值60阿斯普尔。这项官方市价直到1584年都没有改变。因此，虽然1566年发生贬值，新西昆同白银的比价并没有受到影响。土耳其的塔勒是一种价值略低于奥地利克罗南塔勒或意大利的埃斯库多的银币，价值40阿斯普尔，而克罗南塔勒或埃斯库多值50阿斯普尔。我们的文献资料证实了这些货币的价值：437 1547年，300阿斯普尔等于6埃居……438 威尼斯总督在1564年指出，每3个月的一般支出高达34487阿斯普尔，即574杜卡托又47阿斯普尔。这就是说，通常市价为每杜卡托兑换60阿克塞。后来，这位总督开了一张9170斯库多的汇票，兑换率是1埃居值50阿斯普尔439 ……1561年，由于银根紧张，另一个总督只得到1埃居值47阿斯普尔的兑换率；440 1580年，兑换率还是1埃居值50阿斯普尔。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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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奥斯曼王朝的货币一览表完整起来，我们还要介绍最后一种货币，即阿拉伯的货币。这种货币在埃及和叙利亚广泛流通，并在地中海、波斯湾和红海之间的地区占有一席之地，叫作迈丁，含银量为阿斯普尔的一倍半。442 因此，40迈丁能兑换1西昆，35迈丁兑换1埃居或克罗南塔勒。443 正如一个名叫纽伯里的英格兰旅行家在1583年所说，“40迈丁等于1杜卡托”。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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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4年的大幅度贬值445 是在波斯货币贬值后发生的。由于战争，领军饷的部队人数增加造成巨额的支出。埃及于1584年向素丹提供贷款，按1西昆值43迈丁的兑换率计算，但在偿还时，则要采用1西昆合85迈丁的兑换率。因此，西昆的价值就从60阿斯普尔上升到120阿斯普尔。当然，西昆并不改变，阿斯普尔却从此变轻了，部分贵金属被铜代替。1597年，每德拉克马白银可轧制10到12枚阿斯普尔，而不再是4阿斯普尔。1590年的动乱之后，西昆的兑换率又从120阿斯普尔上升到220。随着低成色货币的流通，土耳其也出现了1600至1650年在卡斯蒂利亚同样出现过的铜币膨胀。厄尔·汉密尔顿指出了卡斯蒂利亚的这次铜币膨胀的经过和破坏性。446 但是，这场一直延续到将近17世纪中叶的危机在20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危机的冲击势不可挡。在1625至1630年期间，西昆的价格再次上涨，达到240阿斯普尔，1塔勒的价格也达到120阿斯普尔。1642年，土耳其强行使西昆的市价下跌50%，值151到157阿斯普尔（而不是120）。1561年以后西昆价格又再次上涨，土耳其进行的针对威尼斯的旷日持久的干地亚战争终于使土耳其陷入财政混乱。如果说1660年西昆在塞尔维亚还能值240阿斯普尔的话，那么1663年它在索非亚的牌价是310阿斯普尔。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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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贬值对土耳其帝国的经济的健康状况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个国家，阿斯普尔既起真实货币的作用，又起记账货币的作用。这就是土耳其货币混乱的最明显的原因。448 另外还有其他的原因，特别是阿尔及尔迫不得已而推行的劣币政策。在阿尔及尔的市场上，西班牙金币和银币的价格都在面值以上。这是一种吸引和诱取必不可少的外币的一种方式。当时甚至存在某种活动的换算比例。1580年伊阿费帕夏认为兑换率不够高，于是就把西班牙埃居的市价从125阿尔及尔阿斯普尔提高到130。449 正如西班牙学者马努埃尔·加利亚多—维克多所认为的那样，这次贬值很可能与1580年赎回塞万提斯有关。450 但是，在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西昆贬值之前，西昆的牌价是66土耳其阿斯普尔，而在阿尔及尔却值150阿斯普尔。这表明，素丹金币在同西班牙埃居一样被吸引到阿尔及尔后，价值便惊人地提高。451 至于西班牙埃居，如果我们的计算正确的话，在阿尔及尔兑换时的溢价高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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