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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费尔普斯·布朗和希拉·霍普金斯的方法的范例：消费者的“生活费用”上涨，实际上资则相应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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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应该说用于制造货币的金属是三种，而不是两种。为了调整铜币和含银量少的铜币的价值，人们不断地从流通中收回这些货币，下令送到造币厂……经过重新轧制，这些货币又投入流通，而且变得越来越轻。铜币的不断贬值与货币的必要和谐显得很不相称。从中获利的每一次都是国家，而不是平民百姓，更不是穷人。这种手段在西班牙很早就已采用。从1563年和从1568年起，西西里的辅币经常进行改铸。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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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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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既打击穷人，又打击富人，但不是所有的富人。“工业家”、商人、金融家（这些词用于当时并不完全恰当，但为方便起见，请原谅我就这样使用）以及所有直接或间接地卷入货币流通的人都深受其害。拥有土地的领主所受的打击较轻。卡尔洛·奇波拉在“西班牙统治下的乡村和城堡的经济状况”363 中曾揭示了以上的情形。这项专题研究涉及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位于亚历山德里亚附近的特吉奥勒城堡（原属帕维亚主教的封地）。从这个个别的事例可以看出，实物租税和徭役并没有都变成现金租税（在用现金支付时，总是由领主或他的代表估算总金额）。除一些数额不大的封建性收入外，城堡主还享有其他形式的收入，相当于现代形式的地租，农民向他们交纳成袋的小麦、燕麦和蚕豆，成桶的葡萄酒和一车车干草……这些收入正是城堡主的主要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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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细节出发，我们可进一步想到西班牙大使贝尔纳迪诺·德·门多萨364 （当他不在时，领地由他的妹妹管理，每年夏天出售小麦），想到于1559年买下1500块国王封地的那不勒斯总督阿尔卡拉伯爵，365 想到堪称小国君主的阿拉贡领主以及拥有成片麦田、众多畜群的卡斯蒂利亚贵族，想起出售粮食、葡萄酒和丝绸的西西里领主。我们得到的印象全都相同：土地是这些各不相同的领主的靠山，在物价上涨的动荡时期，土地使他们免于掉进通货膨胀的深渊。在17世纪初，领主阶层之所以能统治欧洲，是因为它失去的土地比人们一般所设想的少得多。很多商人和城市里的富人都购买土地和庄园。这并不是疯狂的举动。托斯卡纳的富人和热那亚的大富豪拼命购买那不勒斯的地产和封号，这或许是出于虚荣心，但当家人的谨慎、算计和明智也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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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斯特拉斯堡、利沃夫和巴伦西亚的谷物的实际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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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勒内·格朗达米在让·富斯拉蒂埃《售价与成本》一书中的图表（第13类，第31页）。价格是按泥瓦工助手的工时计算的。在巴伦西亚，生活水平的下降比大陆其他两个城市略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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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并不富有的人也被这些可靠的投资所吸引。本韦努托·切利尼在其晚年（死于1570年）终于成为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小块地产的主人。这块地产是他于1560年3月从农民手里买下的。至于这些农民是否存心设计害他，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切利尼疑心太多，把农民想得太坏。但重要的是，他买下了土地，以保证安度晚年3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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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和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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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土地，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受到震动，尤其是银行。367 银行开展各项业务，都采用记账货币，而不用真实货币，因而直接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威尼斯或热那亚的里拉，西西里的盎司和塔利，西班牙的马拉维迪和杜卡托，法国的图尔里佛，所有这些计账货币都不断失去它们的固有价值。西西里盎司1546年约等于91.09里拉（1866年的意大利货币），1572—1573年却只值20.40里拉。同样，用芽月法郎表示的法国图尔里佛于1515年值4里拉，到1521年只值3.65里拉（这种贬值是把外国硬币，特别是卡斯帝利亚的黄金吸引到法国的一种方式），1561年值3.19里拉；1573年值2.94里拉；1575年值2.64里拉；1602年值2.46里拉。368 真实货币和记账货币的兑换就这样持续不断，而且总是真实货币取胜。这里还要搞清所受的损失究竟记在谁的账上。如果用记账货币在银行入账的一笔存款在过了几年以后仍原本偿还，存款者就吃亏了；如果是银行家在同样条件下提供的贷款，那么银行家将遭受损失。记账货币如果闲置不用，时间越长，损失也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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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奥·西利认为，所有的银行家和批发商因此在16世纪都实行高利贷。马利奥·西利的看法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因为这方也罢，那方也罢，所受的损失归根到底还是记在商业和金融业的账上。对于个人来说，得失能否互相抵消呢？这是另一个问题。总之，鉴于商业活动的节奏（我说的是3个月举办一次汇兑交易会），鉴于贷款所付的利息以及通货膨胀的不断上升，计账货币的内在损耗不是一天半天就让人察觉的。商人在记账时从不提到这种损耗。但这并不意味着，随着天长日久，缓慢的损耗竟不起任何作用。商人和银行家的破产通常与短期的经济动荡相联系。银行不但数量众多，还显得相当兴旺，例如皮萨尼-蒂耶波洛银行在1583年3月，369 即它倒闭的前一年，一次就把价值20万杜卡托的西班牙里亚尔运到威尼斯。但是，这些银行过多地提供贷款，尤其把部分存款用于一些周转缓慢的商业活动。到了1584年，由于出现短期的经济滑坡，贷款无法收回，存款又被提取，危机便出现了，而且无可挽救。就这样，皮萨尼-蒂耶波洛银行于1584年3月17日破产370 。如果真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研究那不勒斯国家档案馆保存的银行家的许多账册，并在A.西尔韦斯特里371 已经进行的大量专题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发掘，并对其成果作出解释。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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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记账货币的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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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表将刊登在费尔南·布罗代尔、弗兰克、斯波纳为《剑桥经济史》第四卷所撰写的文章中。各种货币均根据其含银量排列顺序，有重币和轻币。有些货币，如英镑，相对稳定，有的则很不稳定，如波兰的格罗塞提、土耳其的阿斯普尔，甚至还有图尔里佛。关于卢布和阿斯普尔的数字是约数。Pf.Pf.Rech=镑，芬尼，轻值。Fl.Gu.=弗罗林，从1579年起改称盾。Pf.HG.=镑，赫勒，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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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图中的地名缩写均用全文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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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在1550—1570年以后，银行破产不断增多，并随着“白银时代”的到来，即随着通货膨胀时期的到来，而日益变得严重。372 恰恰就在那时，出现了一系列国家银行，提供了治好这场大病的药方。在这些公立银行中，巴勒莫银行成立较早，于1551年诞生。这家银行受巴勒莫市元老院的监督和管辖，设在一个名叫拉洛贾的地方。373 这最初可能是特拉帕尼省公共信兑所的附属机构，后者于15世纪末374 即已存在。这就说明，巴勒莫银行不仅成立日期特别早，而且性质也与众不同。像意大利南部公立银行一样——它往往是它们的样板——巴勒莫银行专门负责收税、经营公款和公共支付。菲利普三世统治时期，它被委以无利可图的整顿西西里的货币的任务时，终于被这些政治和行政工作压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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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公立银行主要在巴勒莫银行成立30年以后才开始：1586年，圣乔治商行恢复了一个多世纪以前（即在1444年的黄金危机时期）业已放弃了的银行业务。1587年9月23日，墨西拿城的信贷所宣布成立，但其章程于1596年7月1日才得到菲利普二世的批准。人们希望通过它结束接二连三的破产和侵吞公款，这并非没有道理。新银行拥有接受公共机关的存款的特权，受墨西拿城的监督和管辖。375 1587年，376 著名的里亚托广场银行在威尼斯成立。1619年，一家同样出名的银行——季罗银行——吞并了它。1593年，昂布罗吉奥银行在米兰诞生。与季罗银行相同，这是一家实行独立经管的银行。就在同一时期，那不勒斯天神报喜圣母院的当铺和济贫院开办了一家附属银行。在罗马，也成立了圣灵济贫院的附属银行……兴办银行的运动规模相当大，在时间上也很集中，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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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尤其在北方，国家银行的职能很快就超出了公共财政的严格范围。例如，里亚托广场银行不顾禁令，竟然利用储户的存款，立即实行透支借贷。它还广泛发行一种溢价信用货币，取代金属货币。公立银行这样做，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无非是照搬过去私人银行的老方法而已。它们的独创性在于以空前的规模发放贷款。但是，正是私人银行的破产、不完善和不可靠导致了大批的公立银行的突然产生。季诺·卢萨托（我们以上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他的见解）得出结论说：“虽然公立银行没有任何创新，但它们至少使广大顾客可以放心，并得到从私人银行那里往往得不到的安全感……”。377 人们不妨想一想，从1552年的普里乌利银行破产到1584年皮萨尼第二银行破产，378 威尼斯确实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多次银行破产。那不勒斯的金融崩溃也接连不断，从热那亚商人拉瓦斯克斯的破产（实际上是半破产）开始，直到1580年为止，11家银行竟减少到只剩4家（具体数字还存有争议）。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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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那不勒斯还是在威尼斯，这些破产往往是当局不适当的干预造成的。例如，那不勒斯总督于1552年380 扣留了拉瓦斯克斯储存的黄金，强行以低价兑换成刚轧制成的新币……在威尼斯，市政会议总是强迫银行认购爱国公债。尽管如此，通货膨胀始终是个隐患，并导致国家进行必要的干预。圣乔治商行在恢复其银行业务后，于1586年对储户开办黄金存款，于1606年开办白银存款，更奇怪的是，于1625年又开办了西班牙本洋的存款。这一令人困惑不解的细节既可能永远是个难解的谜，但也可能使人抓住问题的要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储户用什么货币存入银行，必要时也用这种货币从银行支取，因而储户可以得到黄金或白银的保证，免受贬值之苦。381 与此同时，银行本身同存款人一样，也可以依靠金属货币的牢固地位避免记账货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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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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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上涨的另一个受害者是“工业家”。多亏米塞佩·帕伦蒂，我们对“工业家”的情形才有了一点了解。他关于佛罗伦萨的论述以及关于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意大利的论述，虽然仅仅是一种尝试，但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在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工业城市，物价上涨使手工业者的名义工资增加。在佛罗伦萨，以1520—1529年的指数为100，1550—1559年下降到99.43；1590—1599年达到162.63；1610—1619年达到178.95。这大大低于西班牙工资的上升幅度（1520—1529年为100；1610—1619年达到309.45）。但是，这大大高于法国工资的上升幅度（1550—1559年为100；1610—1619年为107.4），也高于英格兰工资的上升幅度（1520—1529年为100；1610—1619年上升到144）；也可能大大高于荷兰的工资上升幅度。在佛罗伦萨，名义工资的增加并不表示劳动者生活幸福，而仅仅表示“工业家”的利润有所减少。在工资和物价普遍上涨的情况下，利润却停滞不前。382 佛罗伦萨工业家的利润虽然高于急剧下降的西班牙的利润，但无法与同时期的法国的或者英格兰的利润相比。因此，物价上涨给意大利工业的心脏注入虚弱的因素。意大利工业在17世纪初无法对付尼德兰的竞争，以后又无法对付法国同样咄咄逼人的竞争，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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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物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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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国家所受的损失比较小些。国家财政包括三个方面：收入、支出、债务，第三个方面——并非最不重要——随着价格的普遍上涨而自动减轻。然而，支出和收入都以同样的速度在增加。当物价猛涨时，所有的国家都成倍地增加了各自的收支。国家开支之庞大确实难以为继，但在整个16世纪，国家的巨大财源也在日益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