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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们顺便指出,这些危机最后都得到解决或达成供需平衡。甚至最后一次危机也是如此,虽然这次危机的规模和严重程度都不容低估。认为危机和平衡交替发生,这也是对现实事物的一种简单化看法,经济学家们或许会提出一种边际危机论,也就是说,潜在的平衡限制着灾难和紧张局势的发生。1591年6月16日,处于困境中的威尼斯元老院可以说,并且说得对:“经验证明,我国收获的小麦和谷物一般略低于我们的需求。”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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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必须观察这四次危机。这是首先要做的事。其次应该注意的是,不要把一个从来就不令人满意的景象说得一团漆黑。从远方或者很远的地方进口商品粮,此事诚然意味着有人挨饿,同时也反映了买主的富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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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几次危机:北欧谷物在里斯本和塞维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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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谷物运到葡萄牙和安达卢西亚这件事,便是一个例子。北欧谷物早在16世纪初就到达葡萄牙。安达卢西亚当时还盛产小麦,到了后来,即从16世纪50年代起,更确切地说,从1570—1580年起,才进口北欧小麦。我们看到的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危机,即葡萄牙的危机和西班牙的危机。这两次危机的发展过程相似,都预示着意大利即将发生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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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通过海上扩张形成了一个别具一格的现代国家。夸张一点说,这是一个尚未定型的英格兰,而且正如英格兰以伦敦为中心一样,葡萄牙的活动可以由首都里斯本所概括。尤其是,从1386年阿维什王朝成立开始,这个城市就大大超过了成千上万个活跃的、为其服务的小城和大镇。古老的葡萄牙人口稀少,粮食自给有余,甚至还向英格兰出口,291 本地盛产的葡萄酒可供饮用,如今却越来越没有把握得到一日三餐的面包。油橄榄和葡萄等果木作物占用的土地越来越多。为了增加谷物产量而作出的巨大努力也就可想而知。在南部的阿伦特如地区,引进了新的谷物品种。迫于谷物需求的“压力”,292 葡萄牙人夺取了广阔的摩洛哥平原,一度把谷物种植引入马德拉群岛,后来又使谷物种植在亚速尔群岛获得成功。但是,最好的办法还是向外国购买谷物,而在国内则放弃总的说来获利微薄的粮食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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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很早就食用外国谷物,安达卢西亚和卡斯蒂利亚长期以来向里斯本供应谷物,西西里岛也提供谷物,但不始终如此。1546年,葡萄牙国王派驻罗马的大使西马奥·德韦加匆匆赶到巴勒莫,结果白跑了一趟。293 也许从15世纪起,历来同布鲁日和安特卫普交往的葡萄牙人,也开始向佛兰德购粮,例如1509年在佛兰德以10帕塔克的价格购买优质谷物,还以11帕塔克的价格购买质量最好的谷物。294 这些采购活动持续整个16世纪。北方谷物,无论是否来自波罗的海,往往由布列塔尼小木船运载,而且往往几百艘同时到达里斯本。贫穷到极点的布列塔尼水手怎么会不受诱惑?葡萄牙买主不但付给他们金币,而且还允许他们合法地带走金币。法国大使让·尼科于1559年9月4日从里斯本写信说,他们未经法国国王的许可,“每天都在这里靠岸,运来大批谷物。我正在进行整顿”。295 但是,他没有成功。根据他的描述,葡萄牙是一个“几乎不生产任何谷物的……国家”。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即1633年,葡萄牙政府在里斯本扣留了100多艘上述的那种小木船,然后又释放了。为了活命,水手们后来卖掉船帆、舵和船本身,总而言之,穷得没有饭吃。296 布列塔尼小木船所进行的这种半非法的贸易给葡萄牙的经济和政治套上了沉重的枷锁,297 尽管如此,这种贸易毕竟有利于商品的流通;否则,这种似乎是自发的运输是丝毫不可能进行的,直到1588年,毕尔巴鄂和布尔戈斯的商人以及坎波城的西蒙·鲁伊斯等人主要从事粮食贸易。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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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布列塔尼小木船运输的谷物已经抵达卡斯蒂利亚,这对卡斯蒂利亚的经济是极端有害的。299 这里有个小小的错误,请读者注意:上面所说的卡斯蒂利亚其实是指比斯开和加利西亚的港口。我们对谷物首次抵达安达卢西亚的情况还不很了解。然而,1557年8月在把谷物运到加的斯以后出卖自己船只的法国人吉翁·索利芒,却是布列塔尼人。300 不管怎样,从这几年起,布列塔尼小木船就越来越频繁地出航。对他们来说,这是从沿途的停靠港带回葡萄牙人的“赤金”或者西班牙的白银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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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塞维利亚在美洲取得源源不断的财富,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从加的斯和塞维利亚到马拉加和阿利坎特一带,都经历了一次葡萄牙式的发展演变,并促进了油橄榄和葡萄的种植。然而,安达卢西亚地区小麦非常丰足,以致这一发展演变十分缓慢。当塞维利亚出现困难的时候,邻近的圣玛丽亚港、极其富有的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以及远处的马拉加等城市却照常能保证自己的粮食供应。在马拉加,为无敌舰队筹集军粮的任务长期以来都是容易完成的。只要对每法内格多付1至2里亚尔,301 谷物便很快运到。马拉加的粮价比加泰罗尼亚低得多,302 与那不勒斯或西西里岛不相上下。303 当时缺乏的不是谷物,而是用来运输谷物的牲口。当局只要征用到牲口,谷物价格也就完全得到控制。304 直到16世纪中叶,粮价始终十分平稳。甚至1551年,富格家族还获准从安达卢西亚和卡拉特拉瓦地区输出3.6万法内格谷物,其中1.6万法内格运往巴塞罗那。305 两年以后,即1553年8月,滕迪亚伯爵306 要求国王赏给他一张出口许可证,允许他从马拉加输出4000到5000卡伊塞谷物。由于市场上谷物过剩,即使他提出更高的要求,恐怕也可得到满足,无非是签发一纸文书而已。何况此事又可消解谷贱伤农之困。1553年11月23日,一个马拉加的监督官写道:“接连六七年都是丰收年……,恐怕将来就未必有这么好的收成了。”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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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到了16世纪的60年代前后,情况开始变糟了。1561年,308 控制塞维利亚海关的热那亚人对塞维利亚从法国、佛兰德和加那利群岛大量进口谷物(小麦和大麦)加以刁难,塞维利亚为此对热那亚人提出强烈抗议。热那亚人难道想让穷人饿死吗?这肯定不是从海上运往塞维利亚的第一批谷物,但这肯定也不是转折的关键时刻。例如,在1564年309 有人还计划把安达卢西亚的小麦运到热那亚。这项计划筹划已久,但终究没有成功,转折大概是在1561年至1569年间(荒年)完成的。盛产食油和葡萄酒并拥有大量白银的安达卢西亚逐渐习惯于吃外国小麦。最迟在1560年前后,310 演变过程已告结束。安达卢西亚的面粉从此不足以生产船队必需的饼干。西班牙王室不管年成好坏平均每年都要购买10万法内格的北方谷物(5.5万公担)。这个数字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1583年,粮荒在整个西班牙蔓延,使经济生活陷于混乱之中。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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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也许应该知道,从此出现的粮食短缺是否将深刻地影响西班牙的经济及其“农民的生活状况”。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至今还不能作出解答。伊比利亚半岛的农业(包括葡萄牙的农业)涉及很多方面,而历史学家对此还没有得出一个整体的认识,远不能同法国或意大利的情形相比(马克·布洛赫撰写了关于法国农业特点的著作,312 埃米洛·塞雷尼不久前描绘了意大利的农村和耕作的概况313 )。我们对西班牙农业的了解实在很少,伊比利亚半岛的情形极其复杂,那里有许多贫困、落后的地区。1522年法国军队侵入纳瓦尔时,士兵在当地除了吃点小米就是挨饿。因而在打了败仗回巴约讷后,有人竟狂饮暴食,以致撑死。314 同样,1581年的加利西亚也是贫瘠之地,富有的威尼斯旅客手下的佣人竟对那里的黑麦粗面包不屑一顾。315 但是,我们知道,在西班牙各地,农民的生活欣欣向荣,不但由来已久,而且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上半叶。骡马成倍增多,牲口价格低廉,316 牲畜对轻犁浅耕应付裕如,317 垦荒日益发展,只要土地和气候条件适宜,便扩大种植油橄榄和葡萄(尤其是葡萄),绵羊放牧业(甚至包括细羊毛的羊种)的明显衰退,以上种种情况都说明农业在发展、进步。对巴利亚多利德的公证契约318 所作的调查表明,当时对新购的土地开征契约税。城市及大市镇的高利贷资本主义也促进了这种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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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发展使那些已被砍光了树木的、适宜耕种或临时圈养牲口的“光山秃岭”日渐减少。从圣烛节到施洗约翰节,每个农民都可以临时占用一块空地(临时占用又慢慢变成永久占用),在那里种树,种油橄榄或葡萄,或围起篱笆圈养家畜。无数篇文章叙述了在恶劣的环境下和多石的荒地上所进行的长期战斗,并且提到了过去留下的一系列名词:荒地、开荒、砍伐荆棘、清理采伐迹地、占有、未开垦土地、市镇的牧场、市镇财产和村口的空地(每个农民都有权在这块空地上用牲口打场)……这些词来自下层拉丁语,在加泰罗尼亚或安达卢西亚可以找到相同的或类似的说法。它们在卡斯蒂利亚更是广为流通,几乎涉及西方所有的农村的中心问题。然而,我们还必须衡量农业发展的程度,看它是否能够持久(因为西班牙的人口增长在16世纪结束前就已经停止),还要测定被观察家们大大高估了的农民的富裕程度。“乡村资产阶级”当时还很脆弱。319 只是后来才被吹捧得面目全非。16世纪中叶刚过,就出现了农村的危机。难道地力已经耗尽了吗?菲利普二世1560年10月12日写的一封奇怪的信坚持与此相反的看法。320 像在法国一样,农民在领主制的沉重压迫下,还深受高利贷制度之害。在16世纪上半叶的经济上升时期,高利贷还能为农民服务。1550年以后,这种制度就反过来与农民作对,剥夺农民的土地、财产,困难的时刻很快跟随到来。1571年,在过去属于从格拉纳达流放出来的摩里科克人的土地上,从阿斯图里亚、加利西亚、布尔戈斯及莱昂招募来的12543户人家被归并成400个村庄。20年以后,1593年的正式调查表明这次移民是不成功的。一些农民卖掉他们继承的家产;另外一些农民让自己的命运操纵在放债人的手中,并迁居到天知道的地方;少数幸运者趁机浑水摸鱼,从这个人手里买下油橄榄树,从另一个人手里买下了他的一半土地,一跃而成为富有的村民。321 一位历史学家不久前研究了对新卡斯蒂利亚的村庄进行的调查(1575—1580年),322 这份奇特的文献资料给他的印象是,在这些充满活力的村庄里,阴暗面在逐渐增加:可耕地十分有限,人口过多;农村短工太多,待遇菲薄;开始向城市和西印度群岛移民;一些村庄在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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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整个西班牙经济在1580—1590年左右出现了转折。323 农业首先走进了死胡同,但对这场失败发生的具体时间、原因和过程,我们并不清楚。我们隐隐约约地觉察到问题的所在:季节性迁徙的畜群,圈养的畜群,水浇地的正常的作物种植,栽种柑橘树、桑树和各种果树水浇地,种植葡萄和油橄榄的旱地,播种谷物(每两年或三年在地里播种一半大麦、一半小麦)的耕地,播种蚕豆的休耕地……但是,正如1492年直布罗陀地区的一份调查所说:几年来,人们在这里种地,324 在山上种地,往往要凭运气……到了16世纪末,局面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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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进口的谷物对此当然没有任何责任。它至多是经济状况恶化的预兆。在葡萄牙,疾病由来已久,当时的人揭示了由此产生的后果。西班牙驻里斯本大使1556年10月1日记载道:“整个国家已经病入膏肓。据说在很多地方,很多人因饥不择食而得病,甚至造成了死亡。今年的面包比往年更少,如果老天爷不来补救,大家一想到未来就不寒而栗。这里,在里斯本,现在还有一点通过海路从法国运来的面包,但不久便将被抢购一空……”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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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1580年取得葡萄牙时,这个国家已是百孔千疮,奄奄一息。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营养不良和疾病之间的联系,绝不随人们的意志而转移。早在欧洲各国出现衰退之前,瘟疫于16世纪末袭击了西班牙;究其原因,西班牙当时已存在潜伏的粮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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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小麦价格暴涨:1548—15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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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中叶,意大利农业生产开始发生危机。327 亚平宁半岛连续几年歉收,粮食明显短缺,物价上涨。产生这些困难的原因不十分清楚。是由于人口过剩、气候条件恶劣、农业投资减少、国外发生战争……吗?以上原因都是可能的,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小麦和其他谷物的匮乏,以上原因加在一起,导致了事态的恶化。甚至像威尼斯这样一个比较安全的国家也未能免于这种匮乏。328 尽管如此,意大利找到了一种简单的办法,渡过了往往很严重的难关:派遣本地的或者拉古萨的大型运粮船前往黎凡特的各个港口和土耳其市场采购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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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粮活动的规模相当大,据了解运粮船的平均载运量达600吨左右,不久又超过了这个数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大型船舶中,有些土耳其船舶专门在伊斯坦布尔和埃及的亚历山大之间进行长途运输。其中的一艘属于奥斯曼帝国首相卢斯坦帕夏所有,于1551年12月抵达威尼斯,为祖安·普留利运载货物。威尼斯市政会议减免了它需付的停泊费。329 此外,在这几年,拥有土地、小麦,而且对现金贪得无厌的土耳其显贵积极参与其事。土耳其处于主动地位,似乎不知如何处置它的余粮。尤其在开始时更是这样。威尼斯统领1551年9月4日写道:“我们的商人越是显得谨慎持重,购粮的条件就越对他们有利,因为在领主和百姓手里都有大量的小麦,并且由于同皇帝进行的战争,当时除了威尼斯人和拉古萨人以外,就不可能有其他的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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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锡南帕夏远征的黎波里一举获胜的1551年,威尼斯从黎凡特诸港得到30万到40万斗粮食(约等于18万到24万公担)。如果再加上其他船只运输的粮食,尤其是热那亚船只运载的粮食(可惜我们没有关于这些粮食的确切资料),那年从土耳其输入的谷物也许有50万公担。从这一数字看,奥斯曼帝国的所有港口都从事粮食输出,其中埃及的港口输出数量较少,希腊港口较多,经常是马尔马拉海的港口,有时是黑海上的瓦尔纳港。一些名义上前往罗多斯托装载皮革和羊毛的拉古萨货船偷偷在沃洛停泊,并在那里装载谷物。以上表明粮食生意十分兴隆,其中以侨居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为主,首先是安东尼奥·普留利。在黎凡特和意大利之间的买卖差价高达一至二倍,甚至二倍半到三倍,商人“有把握不会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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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威尼斯或是在拉古萨——当然还有其他地方——粮商可以从意大利城市取得贷款和津贴,并且出售时的价格也有保证(这证明最初为购买谷物筹集现金曾遇到很大的困难)。尽管条件如此优惠,粮食贸易在进行中也并非没有意外事件发生。黎凡特各港口的粮价因需求过旺而很快上涨。谷物贸易仍然兴隆,但是,1554年10月24日,威尼斯元老院决定,凡仅仅装运谷物的外国船舶进入港口,它们交纳的停泊费可不高于本国船舶,从事运粮的威尼斯船主可能因此有所减少。330 这项措施至少表明,威尼斯尽管拥有庞大的船队,但仍难以保证黎凡特的粮食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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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5年以后,时而埃及,时而君士坦丁堡,时而叙利亚缺少谷物……价格不断上涨:从1550—1551年的每奇洛51—55阿斯普尔,达到1554—1555年的每奇洛63—65阿斯普尔,后来又上涨到1557—1559年的每奇洛100阿斯普尔。331 与此同时,土耳其于1555年发布了第一号出口禁令。因此,奥斯曼帝国的帆桨战船在通常的装卸码头附近频繁地拦截西方帆船。332 走私活动立刻盛行起来,并在干地亚岛上的干尼亚打开了一个缺口。那里形成了一个活跃的走私中心,有诸如斯特凡诺·塔拉波托或马尔其奥·迪·波洛季奥等走私专家。很多土耳其的大小帆船给西方的大船送来走私谷物。金币或银币解决了很多表面上看来是无法解决的问题。皮埃尔·德·梅迪奇1559年10月14日写信给科西默一世说,“从可靠的方面获悉,这些老爷(威尼斯人)正施展手腕,取得土耳其人的领地内格勒蓬。他们提供的贡金数额之大,远非该岛的正常收益可以相比。这是为了取得他们需要的谷物,而不必通过法国西班牙。”333 这番话纯属诬蔑,因为在当时,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签订不久,土耳其发布了第二号粮食出口禁令。但禁令未能阻止走私交易继续进行。1562年、1563年和1564年,在关心公共利益和本国商人利益的市政会议的加倍扶植下,威尼斯商人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继续到黎凡特进行贸易。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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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然而,从1561年起,困难似乎更大了。接连发生了诸如扣留货船、放回货船的事件。市政会议在1564年派斯特凡诺·塔拉波托在干尼亚坐镇,促进秘密运输,但是没有取得重大成果。威尼斯帆桨战船别无良策,便在海上拦截拉古萨货船(1563年12月、1565年3月、1566年1月)。已知的6次扣留事件中所扣的船只共载运不到3.7万斗粮食,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约截获2.2万公担。335 这些撒网式的出击未能挽救颓局。土耳其谷物的黄金时代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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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意大利不得不想别的办法解决一日三餐的问题,这是因为土耳其开始出现粮食困难。一位历史学家发现,土耳其有几个多灾多难的时期:1564—1568年、1572—1581年和1585—1590年遇到了灾荒。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几年的粮食充足有余。各种灾难汇集在伊斯坦布尔这个大城市:食品匮乏、生活昂贵、饥馑施虐,最后是瘟疫流行。根据威尼斯统领的书信,“从1561年到1598年,竟有94个月瘟疫流行(几乎达8年之久),这个数字还低于实际情况。”336 以上见证固然重要,但也很可能掩盖一个基本事实。随着土耳其的军事胜利(1516年在叙利亚;1517年在埃及;1522年在罗得岛;1540年在贝尔格莱德;1541年在匈牙利),国力更加强盛,开始插手世界的大事,加上小麦价格连年暴涨,一个像加洛林王朝那样建立在领主制(某种“封地”)基础上的经济落后的穷国,从此开始受货币经济的控制,其强大程度足以破坏旧关系,但又不足以创造真正现代的新关系。这种货币经济造成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以及进口奢侈品的积累和传布,并强加在古老的经济之上,从而在犹如汪洋大海般的古老经济中产生一些畸形的岛屿和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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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危机和货币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世袭所有制的发展,有利于从“封地”到“领地”的过渡(我们说是在西方),有利于从一个由国家随意主宰的不稳固的所有制向一个类似波兰或莫斯科公国当时存在的庄园主所有制的过渡。谈到16世纪和17世纪之间的欧洲,历史学家往往使用“封建的复归”这个含义不清的词(但舍此又用什么词来取代呢?)。一种类似的现象也在土耳其发展,关于这种现象,目前还没有人进行真正的研究,人们因而不知道怎样称呼它。布斯奇—桑特内尔在他的论著中试图揭示这种现象337 (但只是为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在他看来,这些庄园都建立在产粮地区,同时进行了水利建设。奥梅尔·鲁特菲·巴尔坎及其学生在他们进行的规模巨大的研究工作中注意到,现代所有制的发展一般只对从事粮食投机的素丹和帕夏有利。例外只是证实规律:素丹和帕夏独占了把小麦出售给西方买主的权利,老百姓是禁止从事粮食贸易的。这种演变的规模巨大,由此可以想见。同西欧一样,土耳其处在物价“革命”和农业革命的时刻。同其他地方一样,人口增长使这两种革命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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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比较史学来说,这是一些举足轻重的事实。在土耳其问题还没有恰当地提出以前,我们还很难就整个地中海的问题作出结论。我们对土耳其市场向西方开放,接着又向西方关闭的原因都不甚了解。人口增长无疑是原因之一。边境的战争和作战部队像城市一样消耗余粮。338 经济和社会的动乱,以及其他原因,进一步的研究将会作出答复。但是,可以断定,自60年代以后,巨大的变化开始发生。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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