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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评论终于逐渐公正起来。土耳其人可能是上帝降到世上来的刑鞭。关于土耳其人问题,瑞士法语地区的新教改革家皮埃尔·维雷于1560年写道：“如果上帝像他过去在犹太人抛弃对他的信仰时惩罚犹太人那样在今天假手土耳其人来惩罚基督教徒,我们是不会感到惊讶的……因为土耳其人今天是基督教徒的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了,是上帝的笞杖、刑鞭和狂怒。”34 从这个世纪的中叶起，另外一些像勒芒斯的伯龙那样的人，不久就承认了土耳其人的美德和效能。后来，人人都向往这个奇特的和怪异的国家。这是一个摆脱了西方社会及其束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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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欧洲的错误和弱点来解释说明土耳其人的行动，这已经是个进步。35 一个拉古萨人对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谈过这件事：36 当欧洲国家正处于四分五裂之时，“在土耳其却是一人大权独揽，人人都唯素丹之命是听，由素丹一人进行统治。国家的全部收入都归他所有。一言以蔽之，他就是主人，其他人全是他的奴隶”。这大体上就是1533年阿罗依西乌斯·格里蒂对费迪南的各个大使所作的解释。阿罗依西乌斯·格里蒂这个奇怪的人物，是一个威尼斯人和一个女奴所生的儿子，长期深受奥斯曼帝国易卜拉欣帕夏的宠信。查理五世不该让他的军队冒覆灭之险去和苏里曼的军队对抗：不错，查理皇帝有权有势，然而，并不是人人都对他俯首听命。这一点我只想以德意志和路德教派各省作为例子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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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况是真实的：土耳其的力量仿佛被一种真正的机械作用吸入欧洲的衰弱的复杂体中。欧洲发生的激烈的重大争吵，有利于土耳其一直推进到匈牙利，并且促使它这样做。布斯拜克写得很对38 ：“正是贝尔格莱德的攻占（1521年8月29日）产生了大量灾祸。这些灾祸来临的时间还很短，我们目前还在它们的重压下呻吟。这次攻占打开了那扇野蛮人通过它进入欧洲大陆蹂躏匈牙利的大门；这次攻占引起路易王死亡，导致布达陷落和特兰西瓦尼亚丧失。假如土耳其人最后并没有攻占贝尔格莱德，他们就永远不会进入这个惨遭他们蹂躏，过去曾经以欧洲最繁荣昌盛的国家之一著称的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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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521年，即贝尔格莱德战役爆发之年，是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之间的长期的大规模的激烈冲突开始的一年。随后，在1526年进行了莫哈奇战役。再后，1529年维也纳被围。班德洛在这一重大围城事件发生后不久，撰写了《新闻》一书。39 他在书中描绘一个预计局势将会恶化到顶点的基督教世界。他指出“这个世界由于基督教各国君主之间日益分裂不和,招致被土耳其人征服，而减缩为欧洲的一个地区……”情况可能是这样的。除非欧洲40 并不是谋求粉碎奥斯曼帝国的迅猛的势头，而是正如一些历史学家很久以前就指出的那样，41 的确被另外一些冒险活动，例如在大西洋上和在辽阔的世界上进行的冒险活动吸引，情况才不是这样。也许应该推翻这种十分陈旧的、错误的、尚未湮没消失的解释，即：土耳其所进行的征服，促成并引起各个重大的地理发现。事实截然相反，正是地理大发现在黎凡特地区形成一个人们对之兴趣较小的地区。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土耳其人因而得以在这个地区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就扩展开来并且定居扎根。因为当土耳其人1517年1月占领埃及时，20年前瓦斯科·达·伽马就已经完成了绕非洲好望角的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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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在叙利亚和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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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弄错的话，在奥斯曼帝国强大兴盛的时期，比攻占君士坦丁堡更加重大的事件，即被理查德·布斯奇·桑特内尔有些夸张地称为“这个插曲”的事件42 ，难道不就是土耳其人先后于1516年和1517年一鼓作气,乘胜挺进，完成了对叙利亚和埃及的征服一事吗？这是奥斯曼国家未来的伟大历史的首次闪现。43 读者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征服这个行动本身并没有丝毫特别伟大之处；这个行动毫无困难就完成了。叙利亚北部的边界纠纷，再加上马穆鲁克素丹为了置身于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之间充当调解人而进行的尝试，在时机一旦到来时，都被人当作借口。视火炮为不光明正大的武器的马穆鲁克骑兵1519年8月24日在阿勒颇附近无法抵抗谢里姆一世的火炮。叙利亚一下就落入9月26日进入大马士革的征服者手中。埃及新马穆鲁克素丹拒绝承认奥斯曼的封建君主地位，因此谢里姆让他的军队一直推进到埃及。1517年1月,马穆鲁克骑兵在开罗附近再次被土耳其的火炮打垮。44 炮兵再次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政权，情况正如1492年法国、莫斯科公国45 和格拉纳达46 等地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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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在进攻者兵不血刃的情况下就被征服。该地区的秩序几乎没有受到丝毫扰乱。马穆鲁克骑兵依靠他们巨大的财产，很快重新掌握了主要的权力。三个世纪以后，波拿巴发现他们仍然在那里。托特男爵写的这段话无疑是正确的：“人们通过对谢里姆素丹的法典的研究，应该推测出这位君主更主要是同马穆鲁克骑兵妥协，而不是征服埃及。人们的确发现这位君主在让统治那个王国的24个贝伊继续存在的同时,谋求的只是用一个被他立为总督和国务会议主席的帕夏的权威来抵消这些贝伊的权威而已……”47 这个看法是要人不要夸大1517年的征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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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次征服毕竟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谢里姆得自埃及人的东西价值巨大、非常可观。他最先得到的是开始时虽然微薄48 但却不断增多的贡品。奥斯曼帝国先参加来自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非洲黄金的买卖，然后又参加运往基督教世界的香料的贸易。这些活动通过埃及进行。我们已经指出这种黄金贸易和红海的航路在中东的总的贸易中再度具有的重要性。当土耳其人在瓦斯科·达·伽马绕好望角航行很久以后在埃及和叙利亚扎根定居时，这两个国家当然已经不再是通往远东的独一无二的门户了。但是，这两道门户仍然重要。横亘在地中海基督教世界和印度洋之间的这道土耳其长堤,49 就这样全部筑成并且巩固起来。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这座大城市和一个广大的麦、米以及蚕豆的产区之间的联系也建立起来。在以后的某些时机，埃及在土耳其帝国的发展演变中，往往是决定性的因素和（甚至可以说）使人腐化堕落的因素。有人坚持认为，经常败坏政治秩序的官职捐纳制度50 从埃及一直传到奥斯曼帝国的各个角落。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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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谢里姆从他进行的征服中得到一笔和黄金同样宝贵的财富。他早在成为尼罗河的国家的主人之前，就已经教人为他祝福祈祷，已经扮演了大教长哈里发51 的角色。现在埃及让他正式就任这个圣职，还可能为他举行了就任圣职的仪式。根据传说——这是传说，但这一点无关紧要——马穆鲁克骑兵在埃及收纳的阿拔斯王朝的最后一个避难的统治者，把统治所有的真正穆斯林的哈里发的职位让给了谢里姆。不管这是否传说，土耳其素丹从埃及返回本国时荣殊誉满，被人大事颂扬，享有很高的威信。1517年8月，他从麦加的酋长的儿子那里甚至取得通往卡阿巴的要隘。52 就从这个日期起，穆罕默德的绿旗必须交给精锐的骑兵卫队保管。53 毫无疑问，谢里姆1517年晋升到大教长的显职高位这件事在伊斯兰世界引起的反响和轰动，与两年后西班牙的查理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一著名事件在基督教世界引起的反响和轰动同样巨大。16世纪初期的这一年标志着奥斯曼帝国的极其巨大的威势和宗教方面的不容忍异己的浪潮的来临（因为任何事物都要为自身付出代价）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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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里姆在取得胜利后不久，1520年死于前往安德里诺普尔的路上。他的儿子苏里曼在无人与之竞争的情况下继位。尽管有人对这位君主的健康状况作了悲观的预测，但确保并巩固奥斯曼帝国的坚固威势的这个荣誉，后来仍然属于他所有。这位君主胜任自身的职责。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一点：他是在有利的时刻功成名就的。1521年,他攻占通往匈牙利的大门贝尔格莱德。1522年7月，他包围罗得岛，并于同年12月攻下该岛。圣约翰骑士团的这个令人生畏的和坚固的堡垒攻克后，整个东地中海都似乎成了这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志在必得的目标。什么都再也阻挡不了这个已经占有地中海的大片海岸的人拥有一支舰队。他的臣民和希腊人，其中包括威尼斯所属的各个岛屿上的希腊人55 ，向他提供建立一支舰队所需的人员。这个光辉的胜利所开创的苏里曼的伟大的统治，如果没有先前对叙利亚的征服，难道会这样光辉灿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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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部观察土耳其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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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的历史学家，我们只从外部观察土耳其帝国的运转。这只观察到一半，而且是在片面地加以解释说明。对伊斯坦布尔的和土耳其的其他地区的极其丰富的档案资料的使用，逐渐改变了人们这种肤浅狭隘的和陈旧过时的观察事物的方式。应该从帝国内部去观察这部巨大的机器，以便更好地了解它的功能、它的力量、它的弱点（因为这已经变得很明显了）56 和它的发展变化。这样做等于对一种统治方式提出质疑，对这种方式进行研究。这种方式也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混合的和复杂的遗产，也是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的一种宗教秩序和社会秩序。奥斯曼王朝的帝国伟业跨越几个世纪，因而包括一系列连续的、不同的、有时甚至互相矛盾的历程。在普瓦蒂埃战役之后的最初几年，在我们称为百年战争的战争的最初的几个阶段，从小亚细亚扩展到巴尔干半岛（1360年）的，是一种“封建”制度。这是一种建立在欧洲的被征服的地区并造成一种土地贵族阶级的封建制度（以封地和采邑为基础）。历代素丹都对这个贵族阶级加以控制，其效果则不完全相同。后来，素丹坚持不懈地、成功地同这个阶级进行了斗争。但是，奥斯曼社会的这个统治阶级，即素丹的奴仆构成的这个统治阶级，后来不断改变它的成员。它为争夺政权而进行的各次斗争，后来从内部标出这部重要的帝国历史的节奏。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回到这段历史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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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统一：西班牙天主教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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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奥斯曼王朝；另外一方面是哈布斯堡家族。在后者崛起勃兴之前，西班牙统一的缔造者们——天主教国王——在这部帝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如果说并不比布尔萨或者安德里诺普尔的历代素丹在奥斯曼帝国的创建史上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的话，至少同等重要。被称为百年战争的这场战争之后的15世纪的那股迅猛势头，促进并推动了西班牙国王的事业。对史官关于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的业绩的撰述，的确不应该不加鉴别地全盘接受。对于天主教国王的事业，我并无意贬低。这项事业颇得天时与人和之助。这项事业是城市有产阶级所企望和要求的。这个阶级对内战十分厌倦，渴望国内和平，渴望和平贸易和安宁。第一个西班牙的城市同盟 是一次大规模的城市的发展演变。它的报警的钟声在各个城市之间此鸣彼应，宣告新时代到来。城市拥有民主传统生活的惊人的储备力量，保证了西班牙国王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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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夸大这出命运剧的主要演员扮演的角色。当然，这个角色是重大的。几个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因1469年的婚姻而在事实上已经实现了的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联合，也可能在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之间实现57 。伊莎贝拉可以在同葡萄牙人结婚和同阿拉贡人结婚这两起婚事之间，可以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这两个海洋之间进行选择。总而言之，顺应形势发展趋势的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正在议论、酝酿和流转之中。问题在于选择葡萄牙模式还是选择阿拉贡模式。后者不一定优于前者。进行选择轻而易举。两者都唾手可得。最终于1469年作出的决定，标志着卡斯蒂利亚转向地中海。鉴于王国的传统、政策和利益，这种转向是一项会带来重重困难的、引起畸变歪曲的、但仍然在一个世纪之内迅速完成了的事业。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婚姻1469年缔结。1474年，伊莎贝尔在卡斯蒂利亚登基。1479年，费迪南在阿拉贡即位。1483年，葡萄牙的威胁终于消除。1492年，对格拉纳达的征服完成。1512年，西班牙所属纳瓦拉的归并完成。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够把这个迅速完成的统一比作法兰西国家的缓慢而艰难的创建。法兰西国家的创建是以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的地区为基础的。我们不应该说：地域不同,事实各异；而应该说：时代不同,事实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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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西班牙的这个迅速完成的统一没有产生一种必然会有的狂热的对帝国的盲信的话，那就会使人惊讶不置。希梅内斯家族的西班牙受到15世纪末叶宗教复兴的推动，并处于这次复兴的顶点，仍然生活在十字军东征时代的氛围中。因此，对格拉纳达的征服和几年以后在向北非扩张时最先采取的步骤都具有不容否认的重要性。对西班牙南部的占领，不仅完成了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土地的再征服，不仅把一个土地肥沃、拥有灵巧工艺和人口众多的城市地区置于西班牙国王的支配控制之下，而且还使卡斯蒂利亚的被长期牵制、固定在同西班牙伊斯兰教徒中不甘灭亡的残余分子进行的战争中的军队解脱出来，使之能够从事外部冒险。上述的残余分子形成一股年轻的力量。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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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西班牙的注意力几乎立即从对非洲的征服转向别处。1492年,克利斯托弗·哥伦布发现美洲。3年后，天主教徒费迪南被卷入意大利的纠纷中。卡尔洛·佩雷拉59 这个怀有狂热偏见的历史学家责备费迪南,责备这个过于精明能干的阿拉贡人转向地中海。费迪南由于转变了方向，不去致力于缔造西班牙的真正的前途。这个前途存在于欧洲之外，存在于非洲的崎岖不平、寸草不生、荒凉贫瘠的土地上，也存在于美洲这个无人知晓、西班牙的主人听任人们在那里用最坏的方式进行冒险的世界上。不错，征服者们的惊人的冒险业绩应该归功于那种凭个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去处置海外世界注37 的行动。我过去曾指责马基雅维里不重视、不承认海上的发现具有的潜在的重大意义。然而，读者想想，晚在17世纪，就连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这个黎塞留的并非一贯失败的敌手，这个几乎跻身伟人之林的人物，那时也还不了解西印度群岛的重要性呢。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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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比阿拉贡的政策更加合乎情理了。这项政策包含很多它过去的传统。阿拉贡被它的过去和经验引向地中海。它的海岸、航运和属地（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西西里岛），使它同地中海结合起来。它像整个欧洲和整个地中海一样，必然受到意大利肥沃富饶的土地吸引。1503年，天主教徒费迪南由于贡萨洛·德·科尔多瓦的卓越指挥，占领了那不勒斯。因此，这时他获得一个重要战略据点和一个富裕王国。这次成功导致阿拉贡舰队取得胜利和西班牙步兵团经过这位大统帅的组建正式诞生。在世界的总的历史上，西班牙步兵团的诞生是与马其顿的方阵的诞生和与罗马军团的诞生意义同等重大的事物。61 要了解这股把西班牙引向内海的吸引力，我们绝不能够根据16世纪末期可能向我们提供的一个几乎无法生活、债台高筑的那不勒斯国家的形象来判断、想象16世纪初期的那不勒斯。在16世纪末期拥有那不勒斯就是背上一个包袱。但是，1503年，甚至还在1530年，62 那不勒斯王国既提供有价值的战略位置，也提供巨大的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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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卷带和驱动西班牙的阿拉贡政策的目的，也在于遏制伊斯兰教的推进。这项政策使西班牙人先于土耳其人前往北非。西班牙在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是站立在基督教世界的最前沿的堡垒上。路易十二可以一再夸口说：“我就是西班牙国王武装起来反对的那个摩尔人。”63 尽管如此，仅仅由于西班牙国王拥有的领土的位置，西班牙国王就日趋成为十字军运动的捍卫者，并因而肩负这个运动所包含的任务和拥有这个运动所包含的特权和好处。西班牙的十字军由费迪南率领，从半岛出发，不是毫不犹豫地深入它面临的贫困的非洲，也不是迷失于新世界中，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置身于当时基督教世界的中心，置身于这个世界的受到威胁的心脏——意大利。这是一项传统的、古老的但很光荣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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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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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五世在西班牙继承费迪南的王位。他那时名叫查理·德·根特，1516年改称查理一世。他继位后，事事都复杂化和扩大化起来，情况和地中海的另一端在苏里曼大帝继位后的情况相同。西班牙当时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气势宏伟的、引人瞩目的统治下降居次要地位。查理·德·根特1519年改称查理五世。他成为西班牙的查理的时间不长。由于感情和健康的原因，他在很晚的时候，直到自己一生的末期，才成了西班牙的查理。这件事相当奇怪。西班牙尽管曾经有力地造成了查理五世的赫赫威势，但没有在查理五世的历史上扮演过重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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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忽视西班牙对查理五世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所奉行的冒险政策和从事的霸业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公正的。此外，天主教国王们都为他们的这个外孙的命运和继承权作过精心的准备和安排。他们难道没有朝着所有有用的方向，在所有的地区：英格兰、葡萄牙、奥地利和尼德兰，进行过活动吗？他们难道没有在王室的婚姻这个领域内一再进行赌博吗？包围法国并制服这个危险的邻国的想法，预先就决定了这个奇特的、似乎被挖空了的、中心有空洞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形态和性质。对西班牙来说，选中查理·德·根特既是偶然的巧合，也是预先的谋算、准备和企求。毫无疑问，如果发生一起意外事件，历史的进程就会改变。以西班牙为例，如果它在查理的母亲、1555年才死于托德西利亚斯的疯女胡安娜生前不承认查理，或者它表态拥护查理的兄弟、在半岛上抚养长大的费迪南，那么，让我们讲下去，查理就可能在1519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中落选。尽管如此，欧洲并不会因此而逃脱一次大规模地建立庞大帝国的试验，早在1494年就已经开始在这条冒险的道路上行进的法国，就可能再开始这样做并且获得成功。我们不应忘记，在查理五世的运道的背后，长时期存在着尼德兰的那股和大西洋的新生活相结合的强大的经济力量。尼德兰是欧洲的十字路口、工业和贸易中心。这个中心必须具有销路、市场和政治安全。德意志帝国当时虽然本身已经趋于瓦解，但仍然威胁着这种政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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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欧洲自动朝着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家的方向前进，建立帝国这出戏就迟早会上演。如果查理五世有另外一种命运，那么，会发生变化的就不是这出戏本身，而是这出戏上演的方式。1519年，法兰克福的各个选帝侯无法作出有利于推举本民族的人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候选人的决定。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德意志经不起这种候选人身份带来的重压，因为它需要同时同两个候选人进行斗争，既反对弗朗索瓦一世，也反对查理。不管人们曾经怎样议论过，德意志选举查理是两害取其轻，而不单纯是选择了那个拥有维也纳、守护它受到威胁的东部边境的人。我们不应忘记，1519年贝尔格莱德还是基督教世界的要塞。在这个城市和维也纳之间，延伸着一道很厚的匈牙利王国的屏障。匈牙利的边界1526年才被突破。那时，而且仅仅在那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哈布斯堡王朝的和奥斯曼王朝的历史命运虽然并没有被不适当地混同为一，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被混同得相当厉害。下面这些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民间歌谣可能没有在1519年流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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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自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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