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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具有启发开导性，更能示明那种像烟雾一样模糊不清的思想意识的真正色调，更能示明那种围绕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政策，以及这位皇帝常常在其中获得他的行动的动机的梦想……这绝不是构成那个世纪的重大政治戏剧的事物的最索然寡味、最不引人入胜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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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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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后半世纪，菲利普二世接替了查理五世，继承了他的事业。他也是一个帝国的主人。但是，这个帝国多么迥然不同啊！这个帝国在关键性的1558—1559年，出现于伟大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遗留下来的疆域内，它甚至比查理五世的帝国还更加庞大、更加团结、更加巩固，在欧洲受到的约束更少，更加以西班牙为中心，并因而更被引向大西洋。这个帝国的君主虽然缺少那个似乎能够把他的其他不胜枚举的称号归结统一起来并使之圆满的富有魅力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但这个帝国却已经具有一个帝国的实体、疆土以及五花八门、不相一致的现实事物和财富。经过一些上帝才知道是什么样的谋算和犹豫之后，查理五世的这个儿子被排斥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继承人的行列之外。早在1551年，在奥格斯堡，在原则上，但也仅仅是在原则上，已经决定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留给他来继承。74 他在例如罗马宫廷，在这个万众瞩目的主要舞台上，和在同法国大使争夺居先权的斗争中，因缺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个称号而感到痛苦难受。因此，1562年，这位谨慎国王千方百计谋求这个帝国的王冠。1563年1月，传闻他即将被宣布为西印度群岛皇帝。75 1563年4月，流传类似的消息76 ：菲利普将被宣布为“西印度群岛和新世界的国王”。下一年，即1564年，1月份，谣言继续流传。这又是关于他将就任西印度皇帝的谣传。77 20来年之后，即1583年，消息传遍威尼斯。据说菲利普二世再度渴望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个显赫的称号。法国大使在给亨利三世的信中写道：“陛下，我从这些贵人那里获悉，格朗弗勒红衣主教今年9月已经来到罗马，设法让人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授予他的主人。”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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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威尼斯的无稽之谈吗？即使这是无稽之谈，也饶有趣味。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菲利普三世后来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候选人。这并非单纯追求虚荣的政治活动。在一个人们竭尽全力追求声誉、威望、顾全颜面的世纪里，一场无情的为争夺居先权而进行的斗争使法国国王的大使和西班牙国王的大使发生冲突。1560年，菲利普二世为了结束这场激怒人的、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斗争，建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他向特兰托会议任命同一位大使。菲利普二世由于不是这个帝国的皇帝，就在表面荣誉方面丧失了在基督教世界里属于他的第一把交椅。在查理五世的一生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同他或者同他的代表争夺这把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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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的帝国的最根本的特征，是它的西班牙特性。人们应该把这一点称为它的卡斯蒂利亚风格。这个事实没有逃过谨慎国王的同代人——朋友或者敌人——的眼睛。他们注意观察他，发现他是一只置身自己的网的中心、几乎一动不动的蜘蛛。但是，菲利普之所以在1559年9月以后，在他从佛兰德返回后，不再离开半岛，从他那方面来说，这仅仅是出于强烈的爱好以及坚定不移的对西班牙的偏爱吗？难道这不也是，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不也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吗？我们已经指出，查理五世的帝国所属各个邦国默不作声，拒不表态，纷纷拒绝提供、付给实施他的谋略、政策所需的费用。西西里、那不勒斯、米兰以及后来尼德兰等地的亏空和赤字，使这些地区成了拖累这个帝国的包袱，成了菲利普二世这位君主无法再前去居留的地方。菲利普二世在尼德兰体验到这一点。从1555年到1559年，他在那里多亏西班牙的金钱援助，或者由于怀着这些援助会到来的希望，才得以生活下去。然而，对一个君主来说，取得这些援助而不在提供这些援助的当地定居的这种做法，变得日益困难起来。菲利普退向西班牙，就必然是退向来自美洲的金钱。如果说有什么过错的话，过错就在于没有朝着这些金钱尽可能走得远些，一直走到大西洋，走到塞维利亚，或者在更晚些时候一直走到里斯本。79 难道是欧洲的诱惑力，是更好地、更快地了解在嗡嗡不停的大蜂窝里发生的事的这种需要，把国王阻留在半岛的正中心，阻留在这个他本能地感到适意的卡斯蒂利亚的特巴伊德注38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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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网的中心固定在西班牙这件事，产生了很多后果。首先产生了一种西班牙民众对住在他们中间的国王的与日俱增的盲目的爱戴之情。菲利普二世在卡斯蒂利亚人中间受到的爱戴和他的父亲在低地国家的善良的人中间受到的爱戴同样深切。此外，还由此产生了半岛上的人、利益和激情偏见必然会具有的主导地位。这种地位就是那些卡斯蒂利亚产生的、被菲利普二世用于处理外部事务的冷酷的、高傲的、不妥协的大封建领主的主导地位。菲利普虽然使用大封建领主处理外部事务，但在使用人处理日常事务和官场的例行公事方面，对平民有突出的偏爱……在一个瓜剖豆析为各不相同的部分的帝国内，查理五世势必到处游移不定。他必须绕过怀有敌意的法国的障碍，把他的御驾亲临产生的温暖轮流带到他的各个王国。菲利普定居一地不动，助长了固定不变的行政机构的庞大臃肿。这个机构不再会由于旅行的需要而精简。公文这股水流的流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巨大。帝国的各个部分就这样不知不觉地降到二等国家的地位，而卡斯蒂利亚则上升到宗主国的地位。意大利各省的发展演变是清清楚楚的。在那里，对西班牙的仇恨处处显露出来。这种仇恨是时代的标志和暴风雨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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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菲利普二世没有敏锐地觉察到这些变化。他自以为是查理五世的政策的继承人，是他的弟子。这个弟子本身对已经接受的教训过分念念不忘，把他应该处理的事务的先例过分牢记在心。在这方面，他得到他的左右，诸如阿尔贝公爵和格朗弗勒红衣主教等人的协助。这位红衣主教是已经不复存在的帝国政策的内容的神妙的目录以及活的档案。毫无疑问，菲利普处于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经历过的环境类似的或者似乎类似的环境中。他像查理五世那样作为尼德兰的主人，为什么却不谨慎地对待其善良愿望对北欧十字路口的安全来说必不可少的英格兰呢？他像他父亲那样肩负领导各个邦国的重任，为什么却不以他父亲为榜样，谨慎小心，坐待时机，致力于控制管理、组织这些遥远的、从未协调一致过的属地并使之和平安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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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环境会引起根本的变化。只有过去的外部标志依然存在。查理五世的宏伟的、甚至过分宏伟的计划、方针和谋略，在菲利普二世的统治开始时，在1559年的和约缔结以前，就因1557年的财政灾难而无法付诸实施，并被无情地化为乌有。帝国机器必须检修、重造，并使之重新运转。查理五世在使他气喘吁吁、疲于奔命的东奔西跑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刹车。在菲利普二世统治的最初几年，和平的恢复势头迅猛。这是新的衰弱的标志。后来，较多由于环境的推动，较少由于这位君主的热情，宏伟的方针和谋略才得以再度提出。这个我们不妥当地称之为反改革运动的声势浩大的天主教改革运动，不断取得进展，逐渐确定起来。这个运动诞生于整整一系列努力，经过长期的、缓慢的酝酿准备。1560年，它已经声势浩大、强大得足以改变谨慎国王的政策的方向。在1580年以后，它面对信奉新教的北欧，突然猛烈爆炸。正是这个运动把西班牙推入菲利普统治时代末期的大规模斗争中，使这位君主成了天主教的倡导者和天主教教义的捍卫者。宗教的狂热激情在这里比在对抗土耳其人的十字军东征中更加高涨。十字军东征是一场人们几乎违心地在地中海地区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勒班陀战役似乎是个没有产生任何后果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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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外一个具有强制性的因素。这就是：在15世纪80年代以后，来自新世界的贵金属的数量达到了到那时为止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格朗弗勒返回西班牙宫廷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菲利普二世统治的末期出现的帝国主义，并不仅仅是由于格朗弗勒的参与才产生的。始于15世纪80年代的那场大规模的战争，的确是为了争夺对已经变成世界中心的大西洋的控制而进行的。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大西洋归属宗教改革派还是归属西班牙人，归属北欧人还是归属伊比利亚人，因为现在人人都对大西洋垂涎三尺。强大的西班牙帝国携带它的白银、武器、船舶、辎重和政治思想转向这个广阔的战场。在同一个时期，奥斯曼人坚决把背转向地中海，不予理睬，以便进行在亚洲的斗争……必要时，这些事实会使我们回忆起地中海的两个帝国至少在16世纪最后20年以同样的节奏生活，使我们回忆起地中海不再是它们的野心和贪欲的主要目标。这两个帝国后来撤退和衰落的时刻，在地中海不是比在别处到来得更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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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事件和政治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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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今天在他们的说理、论述中把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这一点看来是合理的。这样，在我们必须讨论的事物中，很多——当然并不是全部——都受到人口增加、贸易明显加快和后来经济衰退的左右。我们的论点是：在长期趋势的倒转和奥斯曼王朝以及哈布斯堡家族建立的庞大的政治集团将经历的一系列困难之间，可以确定存在着某种联系。为了使这种联系更加清楚地显现出来，我们有意撇开那些集中精力研究时代的杰出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历史学家所作的解释。如果仅仅通过这些解释来观察事物，这些解释就会歪曲一切。我们也对那些对我们来说更加有趣的、冗长的政治论证推理撇开不顾，因为政治和制度也会由政治本身，由制度本身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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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经济学家约瑟夫·A．熊彼特的最后一本书中的短短一段里，80 又十分奇怪地进行了论战。他的部分观点与我们上述的观点截然相反。在他看来，只有一条粗大的线：资本主义的逐渐的发展演变（这条线我们称为“主导”线）。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其他事物，都只不过是偶然的、始料未及的、机遇的或者属于细枝末节的事物而已。“对南美洲的征服，产生了一股贵金属的洪流。”这是一种偶然的事物。没有这股洪流，哈布斯堡家族的胜利就会无法想象。“价格革命”使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具有爆炸性。这也是一种偶然的事物。在16世纪，正在扩展的各个国家（我还加上各个帝国），在各自的面前找到自由的道路，这也是一种偶然的事物。偶然的事物怎样会产生呢？因为昔日庞大的政治强国事实上已经自行消亡。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于125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去世时消亡。罗马教廷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消亡，因为它的胜利只不过是一个以巨大代价换取来的胜利而已……1453年之前很久，拜占庭帝国就已经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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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要做到公允无私、不轻易自以为是的话，一幅这样的图景（虽然熊彼特的书里的这一段非常简短）就值得逐点细加研究。但是，我们既然是在处理当务之急，就应该认为罗马教廷和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在13世纪的自然倾覆，并不是偶然的事，也不是盲目的自我毁灭政策结出的果实。正如在16世纪一样，在13世纪，经济的飞跃发展使某些政治方面的发展演变成为可能，并为巨大的政治变化铺平了道路。紧接这次经济的飞跃发展而来的是一个衰退时期。这个时期的影响可以普遍感觉到。下个世纪发生的一系列崩溃，可以归因于长期的萧条，即这个“中世纪之秋”。这个“中世纪之秋”，标示出从拜占庭帝国到格拉纳达王国这些要砍伐的腐木朽株，其中包括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本身。所有这一切，从开始到终结，是一个缓慢的、自然发展演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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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大体上在15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经济恢复，下一轮灾难、破坏、革新和重建即将发生。罗马教廷在马丁·路德进行叛乱和奥格斯堡会议（1530年）遭到失败以后，才遭到沉重打击。罗马本来可能奉行一项不同的政策、一项更加和解、更加抚慰的政策。我们应该加上这一点：罗马教廷甚至在政治上，在整个16世纪，直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1648年），都仍然是一股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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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到其他论点上：价格革命的发生——这一点是熊彼特自己说的81 ——先于 新世界的贵金属大量到来。同样，（路易十一的、兰开斯特的亨利七世的、阿拉贡的胡安的、穆罕默德二世的）领土国家的发展壮大先于美洲的发现。最后，新世界的矿藏之所以发挥作用，是因为欧洲具有开发和利用这些矿藏的能力。开发矿藏并非毫不花费钱财。据说卡斯蒂利亚是在赌彩票中获得美洲的。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它后来不得不开发美洲，并且始终根据借贷平衡规律来进行开发。其次，即使新世界不提供易于获得的矿藏，西欧的发展需要所形成的这股驱动力量也会找到其他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机会，并把其他掠夺物带回西欧。路易·德尔米尼在他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提出，82 西方世界在选择那里的一切几乎都由它来创造的新世界的时候，是否忽略了一项可能的选择，即选择大量东西在那里已经唾手可得的远东，或许还忽略了其他一些选择：非洲的黄金、中欧的白银。这些是在顷刻之间得到的并又在转瞬之间放弃的财富……是西方这部发动机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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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熊彼特的论据的确在重复一些古旧的课文和古旧的书本知识。在这些书本知识中，历史学家所说的偶然的巧合，是个方便的借口。这个论据排斥、低估各个国家的重要性，而各个国家却同资本主义一样，是一种复杂的发展演变结出的果实。实际上，历史形势这个事物，在它最广泛的意义上已经把所有的政治力量的基础都包括在内了。它促成或者废弃这些基础。当一场新的赌博开始时，赌赢的人永远不会全是过去的赢家：手气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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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1706503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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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国的能力和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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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觉察到的，主要是16世纪的种种形势和机遇所推动、促成的各个国家和各个“帝国”的兴起产生的效果，而不是导致这种兴起的原因。现代国家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建立起来。它应该增强它用以维护它的威势的手段、工具和代理人。这是新的现象中的最明显不过的现象。这是个重大的问题，但不是唯一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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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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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以密集的队形出现了我们不是由于对现代词汇的过度使用，而是出于方便将称之为“公职人员”的这种人。他们占据着政治历史的道路，这是事实。由于他们的缘故，发生了一场与社会革命相结合的政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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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受命执掌政权以后，立即把一部分公共权力据为己有。至少在16世纪，他们在各地都出身微贱。在土耳其，他们往往出身为基督教徒，属于被征服的种族。他们也往往是犹太人。这是他们附加的缺陷。根据H.格尔策尔的统计，84 在从1453年到1623年这段时期任土耳其首相的48人中，5人为土耳其族人（如果可以说是土耳其族人的话。这5人中有1个切尔卡西人），10人出身不详，33人是背教者（其中有6个希腊人、11个阿尔巴尼亚人或南斯拉夫人、1个意大利人、1个亚美尼亚人、1个格鲁吉亚人）。一直爬到土耳其官职等级的顶峰的基督教徒的人数显示出基督教徒已经以何等规模渗入奥斯曼帝国的公职人员的行列。最后，如果说奥斯曼帝国更像拜占庭帝国而不像某个蒙古帝国的话，85 其原因就是这种大规模的公职人员招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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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西班牙的公职人员的情况比对其他地方的公职人员的情况更加了解。在这个国家，公职人员出身于城市的平民百姓，甚至出身于农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自称是西班牙末等贵族的后代。在西班牙，谁又不声称自己是这种贵族的后代呢？但是，不管怎样，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上升却逃不过任何人的注意，特别是逃不过他们的公开的敌人之一、大军事贵族的辩护人迪戈·乌尔塔多·德·门多萨的注意。这位辩护人在其所著《格拉纳达之战》一书中指出86 ：“西班牙国王把司法事务和公共事务的管理交到文士（letrados）的手里。这是介于达官贵人和平民百姓之间的、地位中等的、既不触犯前者也不触犯后者的以研究法律为业的人。”这些文士是意大利的文献资料提到的“法学博士”的同行，是16世纪的法国法律家的同行。这些法国法律家不管是否来自图卢兹大学，都由于他们具有罗马法思想而为瓦卢瓦家族的专制主义出过大力。乌尔塔多·德·门多萨怀着使他变得明智清醒的仇恨，提到这些公职人员的整个队伍：民事法官、刑事治安法官、法院院长、法院（类似法国的最高法院）的成员以及居于一切之上的卡斯蒂利亚会议的最高委员会……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权限达到所有领域，及于一切事务，比起对合法的事物和不合法的事物的审理权 来，既不大也不小。他们妒忌别人的职务，并时刻准备侵越军事当局（实际上是大贵族家族）的权限。这种进行统治和惩罚的工具并不局限于西班牙的范围内：“这种统治工具和方式遍及整个基督教世界，今天正处于它的力量和权威的顶峰。”87 乌尔塔多·德·门多萨在这个方面并没有错。让我们想象一下，在已经功成名遂、得到权位的文士之外的那一大群正准备步入仕途的、越来越充塞西班牙的各所大学（不久以后又充塞新世界的各所大学）的人。在下个世纪初，新西班牙的另一个大封建领主、克里奥尔人巴列侯爵罗德里戈·维沃罗88 统计出有7万名大学生。他在计算时心绪十分恶劣。在这些大学生中，有鞋匠和农夫的儿子。如果说这不是国家和教会的过错，又是谁的过错呢？它们通过提供政府和教会的职位，以和求知欲相同的程度把人们吸引到大学里来，使之人满为患。有的文士往往在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或者在萨拉曼卡取得他们的学位。不管怎样，即使有人认为7万名大学生在罗德里戈·维沃罗眼里是个巨大数字，但与西班牙的人口相比，这个数字仍然微不足道。这股社会的推动力，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和伊莎贝尔的建设时期起，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甚至那里已经出现了出身十分微贱的像西印度法律的编纂者帕拉西奥斯·鲁比奥斯89 那样的“王室办事员”。他的父亲甚至连西班牙的末等贵族都不是。于是，后来在查理五世的统治下，出现了贡扎洛·佩雷斯这个地位低下、后来被人怀疑其直系亲属是犹太人的秘书。90 于是还在菲利普二世在位期间，出现了埃斯皮诺萨红衣主教。这位主教1572年死于中风，死时荣殊誉满，身兼多职，头衔颇多，留下一所档案汗牛充栋、文件堆积如山的房屋。这些档案和文件他生前还来不及一一过目，往往在那里睡大觉达数年之久……贡扎洛·佩雷斯同埃斯皮诺萨红衣主教和东·迪戈·德·科瓦鲁维亚斯·德·莱瓦一样，也是神职人员。他的亲戚塞巴斯蒂安·德·科鲁维亚斯·德·莱瓦1594年编写了一份相当长的对他的过去的介绍。91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了解东·迪戈的情况的时机。他生于托莱多。他的父母是贵族，出生于比斯开。东·迪戈在萨拉曼卡开始他的社会活动，曾经在奥维耶多中学任教，后来又在格拉纳达的法院任法官，接着任罗德里戈城主教，继而成为“西印度群岛中”圣多明各的大主教，最后任卡斯蒂利亚法院院长，并于当时被授予昆卡的主教辖区（事实上他在拥有这个辖区之前，于1577年9月27日死于马德里，时年67岁）。如果要说明什么的话，他的一生就说明：人可以同时在教会和国家两个方面任职；而在西班牙，教会又比别处向穷人把门开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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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国家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形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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