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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这些奇怪的估算（见《总结算》，第1册，第1卷，威尼斯，1912年，第98—99页）肯定不会绝对准确。但是，不管怎样，它却显示出在1410年和1423年之间这段时期欧洲国家的财政预算来源的总的减少（1410年的数字用晕线形成的灰色圆圈表示；1423年的数字用黑色圆圈表示）。英格兰的财政收入从200万杜卡托下降到70万杜卡托；法国的财政收入从200万杜卡托下降到100万杜卡托；西班牙的财政收入从300万杜卡托下降到80万杜卡托；威尼斯的财政收入从110万杜卡托下降到80万杜卡托。即使这些数字是准确的，仍然需要像计算实发工资那样计算实际财政预算。总的说来，国家似乎总是有些落后于经济形势的变化，无论在经济形势趋于上升时还是趋于下降时，情况都是这样。换句话说，国家的财政预算来源在萧条时期和收缩时期，比其他减少得慢——这是它的优点；在恢复时期，则比其他增加得慢。这个假说不能被已经提到的文献资料和以后将引用的文献资料证实。只有这个事实是肯定无疑的：国家的财政预算来源根据当时占主流的经济形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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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耳其，苏里曼的统治时期既是战争胜利时期，也是进行多种建设和大规模立法活动的时期。苏里曼有立法者苏里曼的称号。这就使人能够想象到在他统治之下的各个邦国，特别在君士坦丁堡，法学研究重新兴起，而且还存在一个法学家阶级。他制定的法典把司法机构管理调节得如此之好，以致据说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派遣一个专家代表团去君士坦丁堡考察研究这个司法机构的运转情况92 。事实上，他制定的土耳其法典在东方，和《查士丁尼法典》在西方93 或者和《法律汇编》在西班牙同样著名。苏里曼在匈牙利的全部立法工作由法学家阿布尔斯—苏乌德负责。这项工作取得的成果在所有权问题这个领域内是如此重要，以致它的很多细小部分还存留至今。一本私法手册94 的作者、法学家易卜拉欣·哈勒比，同样应该列入16世纪西方最大的法学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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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越思考，就越深信东西方之间有惊人的类似之处。这些类似之处超越了词语、术语和政治的表面。不错，东西两个世界迥然不同，但并非始终背道而驰。罗马传统的法学家和学识渊博的可兰经经文的注释者——法学家，组成同一支庞大的队伍。这支队伍在东方和西方都同样致力于提高君主的特权。把君主政体的勃兴全都归功于这些法学家的热心，归功于他们的忠诚或者归功于他们的谋略算计，是鲁莽冒失的、不正确的。在过去，政权并非只有法律方面的根源。所有的君主政体仍然是神授的。而且，经济也起着作用。不管怎样，这支包括名闻遐迩的法学家和默默无闻的法学家在内的法学家队伍，以后曾经为各个大国效劳。这支队伍憎恨并粉碎了阻碍这些大国发展壮大的事物。甚至在伊比利亚的公职人员经常滥用职权的美洲，谁能否定这些忠于君主的小人物的效劳呢？土耳其部分地违反了它自己的心愿，变成了现代国家。它在亚洲东部被征服的各个省内大量增加分得一半税款的包税人。这些包税人以他们掌管的收入为生，但把收入的主要部分转交给伊斯坦布尔。国家也增加雇佣的公职人员的数量。这些人更愿意在易于监督的城市里从事某项既定任务以领取一份来自帝国国库的薪俸。这些人的队伍越来越由背弃自己原来宗教信仰并逐渐进入奥斯曼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基督教徒组成。他们来源于dewshirme。这是一种其内容为“从巴尔干的基督徒家中夺走一些年龄在5岁以下的孩子的收集和贡奉行动”。95 这个词同时表示政治和社会两个范畴。奥斯曼国家的这些新官员以后使巴尔干的timariote（古时土耳其给士兵的封地或采邑的拥有者）减少了并且几乎消亡了。他们以后还长期支持帝国的经过革新的力量。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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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国家在并不总是明确愿意调动它的“公职人员”的职务的情况下，调动这些人的职务。97 它随意使他们背井离乡。大国在这方面比其他国家做得更甚。格朗弗勒红衣主教就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这个弗朗什孔泰人声称自己没有祖国。有人会说这是一个特例。但是，在西班牙，这类调职事件的证据不胜枚举。先受雇于大加那利岛的法院，并且在巴利亚多利德的法院终其任职的被解雇的波洛马雷斯的情况就是这样。98 在国王的军队中服役的军官，随同部队或者不随同部队，比平民百姓更加来去无定。西班牙的代表东·迭戈·门多·勒德斯马从南特向菲利普二世呈交一份长长的关于他的忠诚效劳的记录，99 以便要求君主在他财政困难时给他一些“援助”。这个世纪末，他在南特是个精明强干的公职人员。他出身于一个肯定高贵的家庭，很年轻时就同他的兄弟一起被收纳为和平王后伊莎贝尔（卡德琳·德·梅迪奇的女儿，菲利普二世的第三个妻子）的年轻侍从。在格拉纳达战役进行期间，他还是个孩子就在军中服役。然后，他又曾经在意大利跟随奥地利的唐·胡安。1580年征服葡萄牙时，他和两个兄弟曾经促使萨莫拉城为西班牙国王效劳，并把他自己的封臣的军队加进城市的警卫部队中。萨莫拉这座城市在接受增加营业税 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并为其他城市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政府于是把东·迭戈派往该城，以使之晓事明理、回心转意……东·迭戈叙述说：“我一进入市政府，就扫清了所有的障碍，使一切都变得轻而易举，并使人们从困惑中解脱出来……。”没有比这更好地取得宠信的办法了。不久以后，他就在马拉加就任市长。正是通过这些市长——城市的主人和有权势的人物——国家控制着它的臣属。这些市长相当于法国的总督。东·迭戈在担任新职期间，负责港口码头的修建。他奉命立即前去救助受到德雷克威胁的丹吉尔和休达。他进行这项活动，没有花费西班牙国王一个里亚尔。不错，东·迭戈在这起使他倾家荡产的事件中破了产，因为他的确必须在担任新职期间，在救援驻防地时，出资供应60多名骑士和另外一些贵族……接着，他担任休达总督，并且以这个名义对他的前任的管理工作进行调查。他自夸在调查期间审理案件时明察公正，使教会中的任职者得以复职。他自感心满意足，于是不再任职，弃官回家，住在萨莫拉附近。在那里迎接他的，是他的贫困不堪的妻子的理由正常的呼叫。就在这时，他同意前往布列塔尼6个月。但是，这6个月却拖延达5年之久。在他离去期间，他的长兄和长嫂死去，他却不能继承他们的遗产。不在场的人总是错的。他甚至因此两次败诉。可能自从他临时调往布列塔尼起，西班牙国王授予他一处有1 500杜卡托年金收入的骑士团封地，并且还将付给他一笔按4年计算的过期未付款。但同他支付的巨额费用相比，同他家庭的贫困相比，这又何济于事，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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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威尼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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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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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国家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形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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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的国家财政预算由三部分组成：城市本身的财政预算、大陆的财政预算和帝国的财政预算。帝国财政预算的数字往往出自主观臆断，缺乏根据，因此被搁置一旁，不加考虑。杰玛·米娅妮小姐主要根据《总结算》绘制出这个图表。表上的三条曲线符合威尼斯和大陆的总收入情况：名义数字（以通用杜卡托为计算单位）、用金币表示的数字（以西昆为计算单位）和用白银表示的数字（以吨白银为计算单位）。法国的数字（由弗兰克·斯普纳收集汇编）大大低于实际数量（以图尔利佛为计算单位的名义数字和以金币为计算单位的数字）。这些曲线尽管因有脱漏而不完全，仍然显示出国家财政预算的起伏波动与物价的起伏波动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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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班牙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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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国家财政预算随着经济形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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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白银为计算单位的物价指数借自厄尔·J.汉密尔顿的著作。国家财政预算以100万卡斯蒂利亚杜卡托为计算单位来进行估算。卡斯蒂利亚杜卡托是这个时期的计算货币，始终未变。国家财政预算的估算借自阿尔瓦罗·卡斯蒂洛·平塔多的一项未发表的研究。这次尽管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计算不完全，但物价的形势和财政收入方面的趋势的符合一致，比在上述的情况中清楚得多。应该注意到这一点：我使用了“国家财政预算”这个词，尽管严格说来这个词用在这里并不确切。我对国家财政支出的了解并不可靠。据我所知，只有锡曼卡斯的档案资料（可能还有英国的档案资料）能够使人了解到真正的国家财政预算。与我们已经绘制的这些图表相似的关于西西里的、那不勒斯王国的，甚至奥斯曼帝国的国家财政预算的情况的暂时使用的图表，易于估算和绘制出来。奥梅尔·卢夫蒂·巴尔康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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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档案保存着成千上万件诉状和类似的说明材料。历史学家并没有义务对这些档案材料陈述的种种怨言苦情字字信以为真。但是，毫无疑问，现代西班牙的“公职人员”薪给菲薄，并且经常在西班牙帝国的棋盘上移来移去，背井离乡，与故土割断联系……毫无疑问，他们往往清贫度日。在马德里居住着一大群无业的寻找职位、养老金和过期未付款的人，一大群肢体残缺、顿足捶胸、等待接见的军人。这时，他们的妻女为了生活而出卖肉体，放荡堕落……这些国家失业者（chômeurs d’État）的历史是一部痛苦的历史。他们沿着富商巨贾居住的中心大街，在等待中消磨时光，根据季节变化去普拉多·圣耶罗尼莫寻找夏天的凉爽或者冬天的阳光，或者混杂在夜间散步者的拥挤的人流中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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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继承人的指定权与官职的放弃和捐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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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公仆都出于忠诚、荣誉感或者个人利益，固定在他们的职位上。这关系到他们的荣誉和利益。他们逐渐产生了在自己的职位上世代相传的愿望。随着岁月的推移，事物日益清楚起来。官职的捐纳是一种普遍的病症。在法国，情况也不例外，这种弊端迅速蔓延。确实是真正收入的逐渐减少在16、17世纪使各国听任这种弊端到处滋生繁殖吗？不管怎样，在西班牙，《法律汇编》101 使人至少能够了解到这种损公肥私的个人对国家的逐渐剥夺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特权等级的兴起。要了解详情细节和真实情况，必须在锡曼卡斯对有关放弃102 的一堆文件进行分析整理。放弃意即让别人继承自己的职位。这是1558年巴塞罗那宗教裁判所的警官（alguazil）103 为了使他的儿子得到好处而提出的要求。这只是大量例子中的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政府同意地方行政官的要求。这些人从那时起就有权为了使他们中意的人得到好处而放弃（即使享有有限责任继承权者还不到18岁），并且有权在生前，在临终时刻或者在遗嘱中行使这种指定自己的职位继承人的权利。即使他们在法定的20天这个时限以前死去，这种放弃声明书也是有效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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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节使人联想起当时法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问题，尽管并没有解答这个问题。我毫不怀疑，对西班牙的情况进行的系统研究，总有一天将会揭示出关于这个半岛的、与法国历史学家已经成功地揭示出来的关于处于同一时期的他们的国家的事物并无什么差异的事物来。在我看来，伊比利亚半岛的这种发展演变的最奇特的方面，是这种发展演变的极端早熟的外表。在天主教国王费迪南和伊莎贝尔即位以前，在胡安二世和亨利四世105 动乱不安的统治时期，可能从15世纪开始，106 至少在市政官职方面，最初的征兆就已经十分明显了。那时很多这类职位就已经可以放弃了。确实，君主可以而且经常地收回他的各种权利。办法是使用武力或者简单地对这种放弃强加时限。这个时限既对已经弃权者（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还活着，至少20天）107 有效，也对新正式任职者有效。新任职者在关于放弃的证书出具后的30天内，必须自我介绍，必须让人承认他的权利。108 1563年，西班牙国会徒劳无益地要求菲利普二世把这个时限从30天延长到60天。109 这个方面如果要证明什么的话，它就证明旧的程序手续仍然有效。这种程序手续是一种经常存在的威胁，是潜在的家族悲剧的根源，因为购买官职者常常为了支付官职购买费而使用宝贵的用来置备嫁妆的钱财110 ……大量官职后来逐渐变得可以放弃。对父传子之外111 的这种或者那种禁止，对买卖司法官职或其他官职的这种或者那种禁止，112 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说明了这种弊端的蔓延为害。113 国王自己增设官职并出售官职。在这个范围内，他也助长了这种弊端的滋生蔓延。114 安东尼奥·佩雷斯经常被指控115 助长了这些官职的大批出售。但是，也应该让这个时代和这位秘书同样对此负责。甚至市长、治安法官以及司法部门、掌玺大臣公署和王室会议的书记员的职位都变得可以放弃了。116 到处蔓延滋长的官职捐纳，正像在法国一样，在一种封建的气氛中发展起来。或者按照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奇的说法，117 我们应该说，官僚主义和家长式的统治当时携手并进，并驾齐驱。显然，君主政体在卖官鬻爵和这种活动必然引起的贪污腐化所形成的赌博中输了。它为自己的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这种权力在菲利普统治时期远非路易十四式的专制权力。在卡斯蒂利亚，官职捐纳被限制在低下的职位方面，它只在市政职位的范围内淹没了一切。这一点是真实的。正是在市政职位这个等级上，在国会的支持下，长期存在一个关心本地利益的、市长无法轻而易举使之循规蹈矩的根深蒂固的城市贵族阶级……但是，城市难道无足轻重吗？任何有价值的对财政史的研究，都必然涉及城市的状况。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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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官职捐纳制度——这种国家的畸变现象——同样在土耳其的政治机构内出现。我们已经引证过在土耳其全境实行的官职出租制度可能来源于埃及的这种看法。119 每个公仆由于需要向自己的上司馈赠厚礼，对之阿谀奉承以取得恩宠，因此不得不定期损害自己的下属和自己管理的人，让他们付钱给自己。于是逐级照此类推，如法炮制。于是一场按等级从上到下进行的大规模的抢劫组织起来。奥斯曼帝国成了那些因受横暴粗鄙的习俗的逼迫而变得贪得无厌的官职拥有者的牺牲品。正如威尼斯人加尔佐尼曾经说过并一再重复的那样，正如格尔拉赫在其所著关于穆罕默德·索科里的生平事迹的《日记》一书所断言的那样，这种全面的、普遍的掠夺的受益者是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早先是拉古萨附近的一个出身微贱的孩童，18岁时被素丹手下征兵的人征募入伍。很久以后，1565年6月，他晋升为首相。他在1579年被暗杀以前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他的巨额收入来自公职候补人对他的馈赠。威尼斯人加尔佐尼说：“值得相信的人告诉我说，这笔收入平均每年高达100万金币。”120 格尔拉赫也指出：“穆罕默德的黄金和宝石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谁想得到一官半职，就得送他几百或几千金杜卡托或者向他送去马匠或孩童……”不能为贤者讳，不能为了保护穆罕默德·索科里死后的声誉，就反驳这些证言。毫无疑问，不管怎样，他毕竟还是个伟人。但是，在关于别人的钱的这一方面，在关于他的下属的钱，关于外国的钱这一方面，他却入境随俗，逐波随流，乐于屈从他那个时代的风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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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土耳其首相的巨大财产往往由素丹支配处理。大臣不管是否自然死亡，他死后素丹就把这些财产据为己有。土耳其国家就这样参与惯常的对它的公职人员的财产的侵吞。显然，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完全用这些简单的办法来回收为国家所有。宗教基金会向大臣们的财产提供保护。（在建筑工程方面，关于这些基金会组织的证据还大量留存。）通过这种迂回曲折、转弯抹角的办法，少量违法私吞的金银可以确保安全无虞，可以留作来日的生活之需或者保证家族的安全之用。121 我们应该承认，西方的制度一般说来不如东方的这些办法严格和处理问题彻底。但是，在东方和在西方一样，在官职捐纳这个领域内，出现了奇怪的国家政权遭到破坏和解体的现象。我们剩下要做的，就是推定这种非常具有揭示性的解体现象产生的年代。就这种现象而论，16世纪出现的种种迹象只不过是一些先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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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土耳其帝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122 它的官员的数量在16世纪奇怪地上升。1534年，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省长居于各级官吏之首。省长之下有县长30名。在土耳其的亚洲部分，有省长6名和县长63名。1533年，在编制之外设置了1名新省长，即西班牙的文献资料称之为海上将军的卡普丹帕夏。这位“海军大臣”的职责除了统率舰队之外，还包括管理加利波利、卡瓦拉、亚历山大等港口。因此，连同1534年设置于开罗的省长，共有高级省长9名。然而，1574年，即40年后，就有20个“省府”了：欧洲3个（索非亚、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布达），亚洲13个，在非洲先是3个，后来是4个（开罗、的黎波里、阿尔及尔，不久后还有突尼斯）。然后，再加上海上将军。正如政府官吏大量集中在亚洲这一现象所表明的那样，亚洲是土耳其关注和军事努力的中心。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发展。穆拉德三世在位期间，“省府”总数从20上升到40，其中28个单独为亚洲设置。对波斯的战争在亚洲导致对广阔的边境地区的征服以及组建和管理。因此，这种增加是符合需要的。但是，也不能忽视在土耳其日益增长的那种奇怪的对衔级名位的需要和越来越明显的对公职的兴趣。镇长渴望晋升为县长。后者则渴望晋升为省长……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公职人员的生活水平都高于他的职级所能提供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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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类似干扰西班牙的发展演变的发展演变，甚至在遥远的伊比利亚半岛受到该地的发展演变搅扰之前，就已经在搅扰土耳其了。的确，这个半岛直到菲利普二世的禁欲主义式的统治结束时，才展示出它的豪华奢侈，才听任对生活的爱好和对抛头露面的爱好自由发展。在东方，自从苏里曼于1566年去世后，时移事易，沧海桑田，一切都已经发生变化。用绫罗绸缎和金银制作的衣服，过去曾经遭到穿棉织品的老皇帝的禁止。在这个世纪结束之际，在君士坦丁堡接二连三举办盛大豪华的节日庆宴。这些庆宴活动闪耀的光辉，甚至投射到老哈默的相当平淡无奇的故事中。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的府第的豪华奢侈程度当时是闻所未闻的。这些府第的座椅全用金织布裹盖。人们养成夏天睡在最细的绸缎上的习惯。当时的人说，土耳其女人的一只鞋子比基督教公主整整一只项圈还更昂贵……这样说似乎并未夸大。冬天，人们身穿珍贵的皮毛衣。宴席的丰盛奢侈程度和意大利的宴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23 应该相信1612年被派往君士坦丁堡的首任荷兰使节科尔内里乌斯·哈加所说的既相当有趣又坦真率直的话。他受到款待后说：“这好像是凯旋的日子。”124 在一个毫无生气、奄奄一息、惨遭战争和饥馑折磨的国家，人们对穆拉德四世时代的盛大庆宴还有什么不能说呢？土耳其几乎和西班牙在同一时期，在这种铺张浪费、大讲排场、穷奢极欲之风同所有治国理政的良好规章制度，同国家的财政预算的严峻现状发生明显的矛盾的时刻，竟然听任自己耽于“黄金时代”的狂欢宴乐，这实在令人觉得稀奇古怪、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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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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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政治机器的图像，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我们把16世纪的政治机器同15世纪的政治机器加以比较，就会看出前者过于庞大。但这仍然仅仅是个比例问题，是个程度问题而已。和目前相比，和目前为国家服务的公职人员的巨大数量相比，16世纪“官员”的数目就微不足道了，就很可笑了。的确，那些具有“绝对”权力的幅员广阔的国家，由于缺乏足够的公职人员，它们进行的控制很不完全。在基层，在日常事务方面，国家的权力很不完整并且缺乏效能。它遭到成千上万个它无法制服的下层自治机构的反对。在庞大的西班牙帝国内部，城市常常各自为政，自行其是。这些城市通过承包，向国家缴付数额固定的钱款，控制着间接税。我们了解塞维利亚和布尔戈斯的政府机构。这两个城市享有广泛的特权。1557年，一个威尼斯大使明确地指出这一点。125 他写道：“西班牙的每个领地和每个社镇都根据自己特有的法律实行自治……”同样，虽然位于半岛之外但仍在西班牙帝国范围之内的墨西拿，直到1675年都始终是个共和国。它对那些像在1577年负责管理过这个岛屿的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那样的总督来说，都是肉中刺、眼中钉。科洛纳126 写道：“陛下知道这一年6月墨西拿享有多大的特权。陛下也知道这个岛屿由于被放逐的人和杀人凶手从它这里前往卡拉布里亚十分方便，它的领土藏污纳垢，窝藏了多少这几种人。因此，管理这个岛屿的行政官员正直地、体面地履行他的职责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现在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上述行政官员的职位在两年之内带来的好处，比这个岛屿的总督的职位在10年之内带来的好处还多。有人对我谈过一些事。其中有这样一件：因应判处死刑的案件而锒铛入狱的人如果交付巨额保证金，莫不获释。保证一旦遭到破坏，管理这个岛屿的行政官员就把这些保证金纳入私囊。今天，这座城市被盗匪重重包围，以致就在城墙之内也有绑架及勒索赎金等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