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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位继承人的指定权与官职的放弃和捐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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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公仆都出于忠诚、荣誉感或者个人利益，固定在他们的职位上。这关系到他们的荣誉和利益。他们逐渐产生了在自己的职位上世代相传的愿望。随着岁月的推移，事物日益清楚起来。官职的捐纳是一种普遍的病症。在法国，情况也不例外，这种弊端迅速蔓延。确实是真正收入的逐渐减少在16、17世纪使各国听任这种弊端到处滋生繁殖吗？不管怎样，在西班牙，《法律汇编》101 使人至少能够了解到这种损公肥私的个人对国家的逐渐剥夺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特权等级的兴起。要了解详情细节和真实情况，必须在锡曼卡斯对有关放弃102 的一堆文件进行分析整理。放弃意即让别人继承自己的职位。这是1558年巴塞罗那宗教裁判所的警官（alguazil）103 为了使他的儿子得到好处而提出的要求。这只是大量例子中的一个。另外一个例子：政府同意地方行政官的要求。这些人从那时起就有权为了使他们中意的人得到好处而放弃（即使享有有限责任继承权者还不到18岁），并且有权在生前，在临终时刻或者在遗嘱中行使这种指定自己的职位继承人的权利。即使他们在法定的20天这个时限以前死去，这种放弃声明书也是有效的。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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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细节使人联想起当时法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问题，尽管并没有解答这个问题。我毫不怀疑，对西班牙的情况进行的系统研究，总有一天将会揭示出关于这个半岛的、与法国历史学家已经成功地揭示出来的关于处于同一时期的他们的国家的事物并无什么差异的事物来。在我看来，伊比利亚半岛的这种发展演变的最奇特的方面，是这种发展演变的极端早熟的外表。在天主教国王费迪南和伊莎贝尔即位以前，在胡安二世和亨利四世105 动乱不安的统治时期，可能从15世纪开始，106 至少在市政官职方面，最初的征兆就已经十分明显了。那时很多这类职位就已经可以放弃了。确实，君主可以而且经常地收回他的各种权利。办法是使用武力或者简单地对这种放弃强加时限。这个时限既对已经弃权者（他必须在规定的时限内还活着，至少20天）107 有效，也对新正式任职者有效。新任职者在关于放弃的证书出具后的30天内，必须自我介绍，必须让人承认他的权利。108 1563年，西班牙国会徒劳无益地要求菲利普二世把这个时限从30天延长到60天。109 这个方面如果要证明什么的话，它就证明旧的程序手续仍然有效。这种程序手续是一种经常存在的威胁，是潜在的家族悲剧的根源，因为购买官职者常常为了支付官职购买费而使用宝贵的用来置备嫁妆的钱财110 ……大量官职后来逐渐变得可以放弃。对父传子之外111 的这种或者那种禁止，对买卖司法官职或其他官职的这种或者那种禁止，112 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说明了这种弊端的蔓延为害。113 国王自己增设官职并出售官职。在这个范围内，他也助长了这种弊端的滋生蔓延。114 安东尼奥·佩雷斯经常被指控115 助长了这些官职的大批出售。但是，也应该让这个时代和这位秘书同样对此负责。甚至市长、治安法官以及司法部门、掌玺大臣公署和王室会议的书记员的职位都变得可以放弃了。116 到处蔓延滋长的官职捐纳，正像在法国一样，在一种封建的气氛中发展起来。或者按照格奥尔格·弗雷德里奇的说法，117 我们应该说，官僚主义和家长式的统治当时携手并进，并驾齐驱。显然，君主政体在卖官鬻爵和这种活动必然引起的贪污腐化所形成的赌博中输了。它为自己的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这种权力在菲利普统治时期远非路易十四式的专制权力。在卡斯蒂利亚，官职捐纳被限制在低下的职位方面，它只在市政职位的范围内淹没了一切。这一点是真实的。正是在市政职位这个等级上，在国会的支持下，长期存在一个关心本地利益的、市长无法轻而易举使之循规蹈矩的根深蒂固的城市贵族阶级……但是，城市难道无足轻重吗？任何有价值的对财政史的研究，都必然涉及城市的状况。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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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官职捐纳制度——这种国家的畸变现象——同样在土耳其的政治机构内出现。我们已经引证过在土耳其全境实行的官职出租制度可能来源于埃及的这种看法。119 每个公仆由于需要向自己的上司馈赠厚礼，对之阿谀奉承以取得恩宠，因此不得不定期损害自己的下属和自己管理的人，让他们付钱给自己。于是逐级照此类推，如法炮制。于是一场按等级从上到下进行的大规模的抢劫组织起来。奥斯曼帝国成了那些因受横暴粗鄙的习俗的逼迫而变得贪得无厌的官职拥有者的牺牲品。正如威尼斯人加尔佐尼曾经说过并一再重复的那样，正如格尔拉赫在其所著关于穆罕默德·索科里的生平事迹的《日记》一书所断言的那样，这种全面的、普遍的掠夺的受益者是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早先是拉古萨附近的一个出身微贱的孩童，18岁时被素丹手下征兵的人征募入伍。很久以后，1565年6月，他晋升为首相。他在1579年被暗杀以前一直担任这一职务。他的巨额收入来自公职候补人对他的馈赠。威尼斯人加尔佐尼说：“值得相信的人告诉我说，这笔收入平均每年高达100万金币。”120 格尔拉赫也指出：“穆罕默德的黄金和宝石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谁想得到一官半职，就得送他几百或几千金杜卡托或者向他送去马匠或孩童……”不能为贤者讳，不能为了保护穆罕默德·索科里死后的声誉，就反驳这些证言。毫无疑问，不管怎样，他毕竟还是个伟人。但是，在关于别人的钱的这一方面，在关于他的下属的钱，关于外国的钱这一方面，他却入境随俗，逐波随流，乐于屈从他那个时代的风尚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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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土耳其首相的巨大财产往往由素丹支配处理。大臣不管是否自然死亡，他死后素丹就把这些财产据为己有。土耳其国家就这样参与惯常的对它的公职人员的财产的侵吞。显然，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完全用这些简单的办法来回收为国家所有。宗教基金会向大臣们的财产提供保护。（在建筑工程方面，关于这些基金会组织的证据还大量留存。）通过这种迂回曲折、转弯抹角的办法，少量违法私吞的金银可以确保安全无虞，可以留作来日的生活之需或者保证家族的安全之用。121 我们应该承认，西方的制度一般说来不如东方的这些办法严格和处理问题彻底。但是，在东方和在西方一样，在官职捐纳这个领域内，出现了奇怪的国家政权遭到破坏和解体的现象。我们剩下要做的，就是推定这种非常具有揭示性的解体现象产生的年代。就这种现象而论，16世纪出现的种种迹象只不过是一些先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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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土耳其帝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122 它的官员的数量在16世纪奇怪地上升。1534年，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省长居于各级官吏之首。省长之下有县长30名。在土耳其的亚洲部分，有省长6名和县长63名。1533年，在编制之外设置了1名新省长，即西班牙的文献资料称之为海上将军的卡普丹帕夏。这位“海军大臣”的职责除了统率舰队之外，还包括管理加利波利、卡瓦拉、亚历山大等港口。因此，连同1534年设置于开罗的省长，共有高级省长9名。然而，1574年，即40年后，就有20个“省府”了：欧洲3个（索非亚、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布达），亚洲13个，在非洲先是3个，后来是4个（开罗、的黎波里、阿尔及尔，不久后还有突尼斯）。然后，再加上海上将军。正如政府官吏大量集中在亚洲这一现象所表明的那样，亚洲是土耳其关注和军事努力的中心。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发展。穆拉德三世在位期间，“省府”总数从20上升到40，其中28个单独为亚洲设置。对波斯的战争在亚洲导致对广阔的边境地区的征服以及组建和管理。因此，这种增加是符合需要的。但是，也不能忽视在土耳其日益增长的那种奇怪的对衔级名位的需要和越来越明显的对公职的兴趣。镇长渴望晋升为县长。后者则渴望晋升为省长……在一般情况下，每个公职人员的生活水平都高于他的职级所能提供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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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类似干扰西班牙的发展演变的发展演变，甚至在遥远的伊比利亚半岛受到该地的发展演变搅扰之前，就已经在搅扰土耳其了。的确，这个半岛直到菲利普二世的禁欲主义式的统治结束时，才展示出它的豪华奢侈，才听任对生活的爱好和对抛头露面的爱好自由发展。在东方，自从苏里曼于1566年去世后，时移事易，沧海桑田，一切都已经发生变化。用绫罗绸缎和金银制作的衣服，过去曾经遭到穿棉织品的老皇帝的禁止。在这个世纪结束之际，在君士坦丁堡接二连三举办盛大豪华的节日庆宴。这些庆宴活动闪耀的光辉，甚至投射到老哈默的相当平淡无奇的故事中。达官贵人和富商巨贾的府第的豪华奢侈程度当时是闻所未闻的。这些府第的座椅全用金织布裹盖。人们养成夏天睡在最细的绸缎上的习惯。当时的人说，土耳其女人的一只鞋子比基督教公主整整一只项圈还更昂贵……这样说似乎并未夸大。冬天，人们身穿珍贵的皮毛衣。宴席的丰盛奢侈程度和意大利的宴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123 应该相信1612年被派往君士坦丁堡的首任荷兰使节科尔内里乌斯·哈加所说的既相当有趣又坦真率直的话。他受到款待后说：“这好像是凯旋的日子。”124 在一个毫无生气、奄奄一息、惨遭战争和饥馑折磨的国家，人们对穆拉德四世时代的盛大庆宴还有什么不能说呢？土耳其几乎和西班牙在同一时期，在这种铺张浪费、大讲排场、穷奢极欲之风同所有治国理政的良好规章制度，同国家的财政预算的严峻现状发生明显的矛盾的时刻，竟然听任自己耽于“黄金时代”的狂欢宴乐，这实在令人觉得稀奇古怪、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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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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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政治机器的图像，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我们把16世纪的政治机器同15世纪的政治机器加以比较，就会看出前者过于庞大。但这仍然仅仅是个比例问题，是个程度问题而已。和目前相比，和目前为国家服务的公职人员的巨大数量相比，16世纪“官员”的数目就微不足道了，就很可笑了。的确，那些具有“绝对”权力的幅员广阔的国家，由于缺乏足够的公职人员，它们进行的控制很不完全。在基层，在日常事务方面，国家的权力很不完整并且缺乏效能。它遭到成千上万个它无法制服的下层自治机构的反对。在庞大的西班牙帝国内部，城市常常各自为政，自行其是。这些城市通过承包，向国家缴付数额固定的钱款，控制着间接税。我们了解塞维利亚和布尔戈斯的政府机构。这两个城市享有广泛的特权。1557年，一个威尼斯大使明确地指出这一点。125 他写道：“西班牙的每个领地和每个社镇都根据自己特有的法律实行自治……”同样，虽然位于半岛之外但仍在西班牙帝国范围之内的墨西拿，直到1675年都始终是个共和国。它对那些像在1577年负责管理过这个岛屿的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那样的总督来说，都是肉中刺、眼中钉。科洛纳126 写道：“陛下知道这一年6月墨西拿享有多大的特权。陛下也知道这个岛屿由于被放逐的人和杀人凶手从它这里前往卡拉布里亚十分方便，它的领土藏污纳垢，窝藏了多少这几种人。因此，管理这个岛屿的行政官员正直地、体面地履行他的职责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现在事态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上述行政官员的职位在两年之内带来的好处，比这个岛屿的总督的职位在10年之内带来的好处还多。有人对我谈过一些事。其中有这样一件：因应判处死刑的案件而锒铛入狱的人如果交付巨额保证金，莫不获释。保证一旦遭到破坏，管理这个岛屿的行政官员就把这些保证金纳入私囊。今天，这座城市被盗匪重重包围，以致就在城墙之内也有绑架及勒索赎金等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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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个半岛内外，在整个整个地区，在整个整个城市，有时还在拥有它们自己的司法权和市政法或者享有特权的城市，西班牙国家都无法很好地进行统治管辖。所有遥远的和外围的地区的情况都是这样。格拉纳达王国的情况直到1570年也是如此。1580年后，直到1640年绝交以前，葡萄牙的情况也长期如此（这个国家因为拥有特权和征服者不敢触犯的自由是个真正的“自治领”）。巴斯克各个小省和阿拉贡王国各地的情况也始终如此。即使在1591年的叛乱和动乱以后，菲利普二世也不敢向阿拉贡王国享有的特权伸出触犯之手。在这种情况下，最漫不经心的旅客，只要跨过阿拉贡的边界，走出卡斯蒂利亚，也会发现一个迥然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封建领主是半独立的，拥有很多有损他们的臣属的利益的权利，拥有他们自己安装的大炮和修建的城堡。这些城堡非常靠近毗邻的、顺从的和解除了武装的卡斯蒂利亚。阿拉贡集团拥有政治特权和财政特权，随心所欲地进行自治，只缴纳部分王室捐税。但是，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法国与之毗邻接壤，近在咫尺；是因为稍为使用暴力，外国人就会利用这一事态，冲破这道关而不严的大门，即西班牙的大门。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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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在土耳其帝国，并非由于其他原因，素丹的权力在帝国的欧洲部分分散削弱。这种分散削弱的现象出现在这个帝国所属各个邦国的西部外围地区，出现在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克里米亚的鞑靼王国……我们已经指出存在于阿尔巴尼亚和摩里亚的巴尔干山区的多种多样的自治区。这些自治区是地理形势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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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国家的抵抗具有各不相同的形式。读者看看在那不勒斯王国里，在一贯桀骜不驯的卡拉布里亚的旁边，牧主公会和那不勒斯城市扮演的重大角色吧！农民通过加入牧羊人会社这种方式，逃脱了封建领主和国王的管辖。同样，当农民在那不勒斯定居时，这个城市的气氛使他们获得自由。在更加往南的地方，在西西里岛，可以通过效忠西西里的宗教裁判所来逃避世俗权力的管辖。这个裁判所的势力和影响就这样奇怪地扩大起来。在土耳其，首都的极度畸形膨胀，可能是对类似的原因作出反应。在外省，什么都不能保护个人不受地方上的省长、县长和镇长等的贪婪之害，或者不受比所有这些人更令人生畏的人，即他们的执行代理人——高级军政官员——之害。在君士坦丁堡，人们可以保证得到某种司法保护，得到相对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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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国家官员的腐败现象，16世纪在伊斯兰世界，在基督教世界，在南欧，在北欧都十分严重。1573年，阿尔贝公爵从佛兰德写道：“没有一起民事案件或者一起刑事案件不能像在肉店里卖肉那样出卖……大多数法官每天都卖身投靠想收买他们的人……”128 这种触目皆是的腐败现象，是对统治者的意志的一种抑制和约束，当然绝不是一种可以轻易解除的抑制和约束。腐败现象变成了一种盘根错节、阴险邪恶的力量，一种能够单独存在的力量，129 它是个人在它的庇护之下能够逃避法律的那些力量中的一种。这是一种永远存在的力量和狡诈的结合体。老罗德里戈·维沃罗将近1632年写道：“西班牙的法律像一张捕捉小苍蝇和蚊虫的蛛网。”130 有钱有势的人逃脱了这张网形成的罗网。只有不幸的人和穷人才被缠在里面。然而，这难道不是一个不仅仅是16、17世纪的而且还是所有的时代的实际情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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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服务的财政和信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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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员广大的国家不再完全同为数众多的纳税人直接接触，因而不能随心所欲地剥削他们。因此，国家在税收方面处于罕见的劣势地位之后，又在财政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这是国家衰弱的另一个标志。除了以上已经引用的意大利的例子之外，地中海国家在16世纪结束时，已经不再拥有金库和国家银行了。1583年，在菲利普二世的亲信左右中131 ，有人打算创建一个国家银行，但是，这个打算没有落实。在西班牙帝国中心，人们不得不求助于我们用一个过分现代的名词称之为银行家的放款人。这种人对国王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菲利普二世1559年9月重返西班牙。在此后的10年之内，他最关心的事就是整顿这个国家的财政。于是劝谏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传到他那里。这些劝谏归根结底都是劝他求助于人：时而向阿法伊塔蒂家族求助，时而向富格家族或者向热那亚人求助，甚至在埃拉索的民族主义危机发生时还向像布尔戈斯的马尔文达家族这样的西班牙银行家家族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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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拥有的各个邦国四处分散。在他之前，查理五世下属的各个邦国也四处分散。这就必然引起税款的征收和支付也四处分散。这就必然促使人们使用国际商行。只有钱款的划拨转移需要求助于商人。但是，这些商人还起着另外一种作用：他们能够预付预算中将来使用的钱款并使之流通。这种作用往往导致他们以后直接征收国税作为对自己的偿还，因而也导致他们与纳税人直接接触。放款人掌握西班牙的财政并使之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1564年，菲利普二世把赌博用的纸牌的专卖让与热那亚人，接着又让与他们安达卢西亚的某些盐场的经营。另外一次，他恢复他父亲的决定，把阿尔马登的矿藏的开发经营或者军事修会的财产的管理交给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这等于把广阔的田地、牧场、入港税和农民的债务等都置于外国人的控制之下。富格家族让它的代理商和代理人移居西班牙。这些人是办事认真负责、有条不紊、热心积极的德意志人……此外，如果不是某家外国公司负责税收，就是中间权力机构、城市或者国会……等负责这项工作。如果说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在财政方面的管制、监督仍旧很不完善的话，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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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合同”与卡斯蒂利亚的经济生活，1550—16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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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同根据厄尔·J.汉密尔顿的著作绘制的物价指数的变动（可以看出其幅度是适度的）比较，另一方面同塞维利亚贸易的突然的巨大发展比较，然后又同它的巨大衰退比较，“合同”（总而言之，即国家短期债务）的曲线与地震仪的波动相似。总的说来，它还是显示出某些与物价曲线类似的现象，在塞维利亚，情况更是如此。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是美洲白银的输入使“合同”载明的钱款的预付和偿还得以进行。总的说来，曲线的100%的上升表示战争进行时期；曲线的下降相当准确地表示和平时期和后撤时期（征服葡萄牙除外）。注意在所谓的三十年战争中的大规模的借贷活动。“合同”的曲线是阿尔瓦罗·卡斯蒂洛·平塔多绘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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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外币的转移并不是一种像对西班牙那样重要的需要。然而，放款人和银行家也具有他们的作用。在商人甚至能够在国家财政领域内自由活动的土耳其，情况也是这样。格尔拉赫在其所著《日记》一书中指出：132 “君士坦丁堡有很多希腊人通过从事大宗买卖或者使用其他致富手段大发其财，虽然这些人为了使土耳其人不发现、不抢劫他们的钱财，总是穿着打扮成普通商人……”他们当中最富有的，是个名叫米歇尔·康塔库泽内的人。按照土耳其人的说法，这个假希腊人是魔鬼的儿子。根据荒诞不经的谣言，他的祖先是英格兰人。不管怎样，此人拥有一笔巨大财富，而这笔财富又与他为土耳其帝国的效劳奇怪地联系着。康塔库泽内难道不是帝国全部盐场的主人、无数海关关税的承包人、官职的出售者以及像大臣那样随意罢免天主教的主教或者希腊东正教的大主教的人吗？他难道不是一些整个整个的像摩尔达维亚那样的或者像瓦拉几亚那样的省份的收入的主人，并且还是一些村庄的封建领主吗？他富有得能够独自一人就把20到30艘帆桨战船武装起来。他的安基奥里宫的豪华奢侈，可与奥斯曼帝国素丹的宫殿媲美。因此，不能把这个暴发户同加拉塔的和别处的地位卑下的、无足轻重的希腊人混同为一，等量齐观。他向他们炫耀财富，大摆阔气。他为人行事不像他们那样谨小慎微，以致1576年7月被捕。他被迫退赃后，被穆罕默德·索科里救出。这件事差一点没有成功。他获释出狱后，东山再起，甚至变本加厉。这次他就不仅从事盐业，还从事皮毛业，并且一如既往，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等地策划阴谋活动……最后，必然发生的事终于发生：1578年3月13日，当局奉素丹之命，未经任何审讯，就判处他绞刑。他被吊死在他自己的安基奥里宫的门上，财产全部没收。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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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人的命运虽然应该列入同一类型，但更加异乎寻常。这个命运的主人、葡萄牙犹太人约瑟夫·纳西，在不止一个方面是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物。他以米克或者米卡斯这个名字为人所知，而且在晚年还用纳克索斯公爵这个虚夸的头衔装点自己。他长期到处流浪，对自己的道路方向心中无数，毫无把握。他去尼德兰、贝桑松134 等地，在威尼斯逗留，然后将近1550年时到达君士坦丁堡。他挣得万贯家财之后，大摆阔气，聚妻成家，并且重新皈依犹太教。他早在谢里姆素丹即位以前就已经是这位素丹的朋友、亲信和美酒佳酿的供应人。他承包对各个岛上出产的酒征收的什一税。1570年，他怂恿素丹进攻塞浦路斯。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或许是他1579年寿终正寝时仍然腰缠万贯。有人冒冒失失，试图为这个稀奇古怪的人物恢复名誉，平反昭雪。但是，我们听过为他作的辩护后，关于这个东方富格的情况知道得并不更多。135 西班牙的文献资料表明，他支持西班牙，并多多少少与西班牙国王串通合谋。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可以作为亲西班牙的分子或者反法分子一劳永逸地加以驱逐的人。如果认为他是这样的人，这就是忘记了君士坦丁堡的政治现实是何等变幻莫测。关于这个人物，正如在康塔库泽内的案件中一样，人们特别喜欢了解他在土耳其的财政事务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这一点我们以后会了解到吗？我们关于土耳其财政本身的知识非常贫乏，看来在今后一段时间之内，仍然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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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财政同基督教国家的财政截然相反，它肯定没有求助于长期的或者短期的公众信贷。这种公众信贷就是公债。这是一种彬彬有礼的、不会引起巨大痛苦的获取私人和大、小放款者的钱款的途径。在这种人人都参与的活动中，每个西方国家都会找到把有积蓄的人的钱款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的办法。在法国，市政公债是众所周知的。136 我们已经了解到，在西班牙，在菲利普二世统治末期，发行了相当于8000万杜卡托的巨额债券。137 这些票据很快贬值，并且引起疯狂的投机。国家后来甚至以时价支付上升到70%的利息。我在塞万提斯的短篇小说《吉卜赛女人》138 里注意到这个非常说明问题的说法：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说，像拥有埃斯特雷马杜拉牧场的债券的人那样保存好和掌管好金钱 。推测起来，这显然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因为既有有利可图的投资，也有无利可图的投资）。在意大利，向公众发出呼吁以筹集钱款，往往通过当铺进行。圭恰迪尼曾经说过：“不是佛罗伦萨打败当铺，就是当铺打败佛罗伦萨。”139 这个事实在17世纪比在16世纪更加真实。A.多朗在他的经济史中坚持认为，在国家债券上大量投放资金，是意大利自16世纪初开始的后退的理由和标志之一。140 投资者的金钱躲避进行冒险活动会带来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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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罗马那样，像在这个特别的、其空间既非常狭窄又极其广阔的国家，即教皇国那样，一再向信贷求助。15世纪，罗马教廷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之后，饱受各国日益增长的地方主义之害，并且沦落到只能取得教皇国附近的财源的地步。它因而相当积极地进行扩展和恢复。15世纪最后几年和16世纪最初几年的几届教皇，更主要是世俗君主而不是教皇。这个现象并非事出无因，因为财政状况使之如此。将近16世纪中叶，局势依然如故。将近80%的教皇收入来自祖传产业。由此爆发了反对财政豁免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的重大胜利，是教皇国吞并了城市的财政收入，例如维泰博、佩鲁贾、奥尔维耶托或者翁布里亚的各个中等城市的财政收入。只有博洛尼亚得以保存它的主权。然而，这些胜利却让古老的，而且往往陈旧的征税制度原封不动。收入的来源可以说清除了阻塞。但是，正如一个历史学家141 指出的那样，“教皇国和纳税人的直接接触，还只是罕有的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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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场财政战争同等重要的，是向公众信贷求助。克莱门斯·鲍埃尔说得对，教皇国的财政史那时变成了一部“信贷史”。142 这种信贷包括具有向银行借款那样的普通形式的短期借贷和把分期偿还交给教会财务会负责的长期借贷。这种信贷的根源牵连到为在俗教徒设置的官职捐纳制度，因而更加值得注意。开始时存在着罗马主教府的官职拥有者和债权人混同为一的现象。这些官职拥有者-债权人组成团体。他们花钱购买官职，从中得到固定的薪俸收入，这种收入作为利息支付给他们。例如在设立于1509年、有售价总额为9.1万杜卡托的141个官职的国家粮食配给处的债权人团里，一笔数额为1万杜卡托的利息-薪俸由罗马盐税的收入支付。以后，教廷通过建立官职会社，成功地把这些公债分给小公债债券持有者。官员的称号以后只作为纯粹的荣誉称号授予债权人。1520年，随着圣彼得骑士团的创建而开始出现的一系列骑士团的情况已经是这样。之后，又产生了圣保罗骑士团和圣乔治骑士团。最后，一个梅迪奇家族的成员、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可能仿效佛罗伦萨的做法，创设了公共借款。这样就最终创立了真正的政府公债制度。这种公债制度的原则和我们法国的市政公债的原则相同，即：让一笔固定的和有保障的收入作为对一笔支付的资金的报偿。这种公债的份额叫作借款份额券。这是一种可以流通和转让的证券。这种证券常常在罗马和罗马之外流通。流通价格往往高于票面价值。就这样，根据环境和需要，创设了以托尔法的明矾矿的收入作为保证的明矾矿借款以及其他一些借款，如好运借款、肉类税收借款、关税借款等。这些借款为人所知的共有3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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