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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地区的景象也在变化。1528年，热那亚接受了一部贵族的宪法。这部宪法一直维持到1575—1576年这个动乱时期。在威尼斯，商人贵族在这个世纪末坚决从商业转移。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发展变化情况与此相似。在罗马，制服有产阶级的行动完成于1527年。在那不勒斯，只在法律工作方面还有有产阶级的位置……只有诉讼打官司之类的事养活这个阶级。154 它的作用到处受到限制。在西西里的伦蒂尼，城市的行政官员16世纪只从贵族中招收。155 例如被招收的有自治城市向封建领主派去的居民代表像弗朗切斯科·格里马尔迪和安东尼奥·斯卡马卡。1537年，他们争取到这个城市重新归并入王室领地。又例如塞巴斯蒂安·法尔科内，他于1537年以陪审员和审查员的资格并以向查理五世缴付两万金埃居的代价争取到不把该城让与大封地领主，并由查理五世授予该城特权和肯定一项古老的惯例。这项惯例为城市的贵族保留伦蒂尼的统领职务。因此，我们不应该相信西西里的封建领主和国有城市之间有什么无情的斗争。即使当这些城市还在它们的有产阶级的手中的时候（这种情况极为罕见），有产阶级也很倾向于同贵族和同受贵族保护的人和睦相处。行会的执事和理事，为了控制城市而同贵族进行斗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一些城市，事态发展演变得更甚。例如在那不勒斯王国北部的阿奎拉，对羊毛工艺的监督审查，从1550年起就变成几乎属于贵族的特权。156 如果我们按照年月次序把这些事件一一加以排列，就可以看出，很明显，这个发展演变过程很早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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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产阶级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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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会秩序似乎在发生变化，那么这种变化既是表面现象，也是实际情况。有产阶级并不总是被人清除，被人残酷无情地消灭。它自己背叛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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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背叛是不自觉的，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真正感到自己是这样一个阶级的有产阶级。这可能是因为它在数量上过分有限。即使在威尼斯，在这个世纪末，市民最多占城市人口的5%或者6%。157 最后，各类出身的富有的有产者到处都被朝着贵族的方向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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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就是他们的太阳。从西蒙·鲁伊斯和巴尔塔萨尔·苏亚雷斯的信中看看他们对那些过着贵族生活，有机会就骗取这些行事谨慎、孜孜谋利的商人的钱财的人所怀有的奇怪的感情吧！158 这些假有产者的野心是跻身于贵族之列，让自己融合到这个行列中，至少要让他们有大笔嫁妆的女儿置身于这个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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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兰，从16世纪初起，不门当户对的婚姻，就免不了会引起飞短流长，招致种种议论。但是，这种婚姻并不因此而终止。向我们提供情况的班德洛尽管思想宽容、豁达大度，也对此十分愤慨。一个贵族妇女嫁给一个没有显贵的祖宗的商人。她夫亡守寡，让儿子从丈夫经营的商业脱身出来，还千方百计再让儿子取得贵族身份。159 这种种努力倒并不授人笑柄。这样做顺时随俗，完全合情合理。相反，一系列不门当户对的低就婚姻，这些涂抹在名门望族的徽记上的可耻的污点，往往受到恶毒的嘲笑。然而，这些名门望族因而一下就在经济上家业重振、门楣重光。阿佐·维斯孔特的一个亲戚娶一个屠户的女儿为妻，换来的是一笔1.2万杜卡托的嫁妆。叙述这件事的人不愿参加这样一个婚礼。他补充说：“我看到这位岳丈就像我们的屠户所习惯的那样，身披白罩衫，正在放一头牛犊的血，双臂被鲜血染红，一直红到颈脖。我如果有这样一个女人做妻子，我想会老是嗅到一股屠户的冲鼻子的臭味。我似乎永远不敢再抬起头来。”160 唉，这件事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的。还有一个名叫马雷斯科托的人娶了一个园林工人的女儿为妻（至少他借口爱这个姑娘）。神圣罗马帝国大封地领主家族博罗梅家族的伯爵之一洛多维科伯爵娶了一个面包师的女儿。萨吕塞侯爵娶了一个普通农家女。不错，是爱情，也是金钱使这类不门当户对的低就婚姻成倍增加。叙述者继续说：“我多次听见安得烈亚·曼代洛·迪·卡奥尔西伯爵说：‘一个女人有一笔4000杜卡托以上的嫁妆的时候，即使她是个在米兰的教堂后面出卖肉体的女人，也会有人毫不犹豫娶她为妻。相信我的话吧！谁有钱，谁很有钱，谁就高贵；谁穷谁就低贱。’”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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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米兰这个本世纪初被人认为习俗轻浮、自由随便的城市，同社会地位低下的人结婚，也会被人嗤之以鼻，当成笑柄。有一股严重的、能够突然引发悲剧的暗流。例如，1566年发生在安科纳的一起事件就是这样。有个医生162 是普通裁缝的儿子。他为一个守寡的年轻贵妇人的女儿看病。（这个寡妇有7个孩子和5000埃居家财。）寡妇愿意嫁给这个名叫马斯特罗·赫克莱的医生。于是就引发了一幕惨剧：医生被捕，差点无法脱身。他付了200埃居罚款，并且仅仅由于他的一个当保护人的亲人进行了决定性的干预，他才保住了性命。这个保护人带领几名骑士从拉文纳赶来营救他。在这个期间，寡妇的家庭更加坚持反对她同一个地位低下 、双亲卑微的人 结婚。由于这个家庭的成员们担心这个医生获释后会拐带他心爱的女人逃走，于是这女人的一个孩子便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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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悲惨事件很可能往往导源于人们把荣辱问题看得过分严重。然而，大家读读《西班牙贵族的耻辱》163 这本书吧！这本书使得莫里斯·巴雷斯读它时，对托莱多的西班牙沉思、向往。这本小册子被人错误地认为出自门多萨红衣主教的笔下。一方面，固然不应该轻信这本书或者别的轶事趣闻录之类的书的记述164 ；另一方面，也不应否认一切，拒不相信这些书籍揭露出来的惨剧，这些甚至在社会的最高层都有人犯的妨害血统纯净罪。165 和有钱的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的女儿结婚——这是每天发生的不门当户对的低就婚姻的戏剧——在门第意识浓厚、喜欢挑三拣四、吹毛求疵的西班牙，颇具有悲剧的味道。但是，这种婚姻并不因此而数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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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身份的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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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热衷于成为贵族的人来说，有贵族速成法。这类方法在这个世纪随着时间推移而成倍增加。贵族称号和贵族采邑都可以取得。例如在斯瓦比亚，情况就是这样。然而，这些财产在那里为人带来的收益很少。那不勒斯的情况也是这样。称号和采邑这种财产在那里通常成为一种负担，并且在这些财产的获得者不知道怎样对之加以管理的情况下构成引起轰动的破产的原因。然而，虚荣心总是通过取得这种财产得到满足，而且立刻得到满足。位于托马斯·普拉特166 于1598年8月3日经过的吕内尔的附近的博瓦斯隆，有一个城堡和一个村庄。这个城堡和这个村庄都属于“乌泽斯的普通公民，卡尔桑先生刚刚把这个城堡和这个村庄给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因此而成为博瓦斯隆男爵，因为这块土地是有贵族称号的土地”。已经为人所知的类似的例子数以千计。从15世纪起，在普罗旺斯，对一个在“贸易、海运、司法以及不同的公职上”发财致富的有产阶级来说，购置一块土地是“一种既有利又可靠的投资，是一种家庭祖业的创建（这种家庭祖业是事业成功的证明），最后还往往是很快被册封为贵族的机遇”。将近1560年，定居里昂的商人瓜达尼家族在“勃艮第、里昂内、福雷、多菲内和朗格多克等地拥有20来处领地”。167 同年10月，律师弗朗索瓦·格里莫德在昂热的第三等级的大会上宣称168 ：“假贵族多得无法胜数。他们的父亲和祖先曾经在粮商、酒商和布商的铺子里，在贵族的磨坊和庄园里使用过刀枪，表现得像骑士般英勇。”另一个那个时代的人说：“很多人钻进贵族行列。这些人是模仿贵族并且渴望得到贵族过去的标志的商人。”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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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谁的过错？在16世纪，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君主不出售贵族称号以换取现金。西西里从1600年起向任何人廉价出售侯爵称号、伯爵称号和亲王称号。而在这以前，只给予过几种罕有的贵族称号170 。伪币时代也是伪称号的时代。在那不勒斯，将近1600年写成的一份西班牙文的长篇报告171 指出，有爵位的人的人数极度增多。如同任何一种大量供应的商品一样，除了伯爵的称号，至少除了侯爵的称号以外，所有的贵族称号都价格下跌。人们甚至还“创造出几个以避开为好的公爵和亲王”。就这样，贵族身份在各地集市上都可购得。在罗马、米兰、神圣罗马帝国、弗朗什—孔泰172 、法国、波兰173 、特兰西瓦尼亚等地莫不如此。在这些地方，“有贵族头衔的绅士”174 比比皆是。葡萄牙175 效法英格兰人，贵族称号的转让，在这个国家始于15世纪。第一批公爵出现于1415年。第一个侯爵出现于1451年。第一个男爵出现于1475年。在西班牙本身，很快使最高贵族数目成倍增加的王室，对等级较低的贵族不注意加以区分。王室对金钱的需求有增无已，于是向出得起钱的人出售骑士团礼服。这些人是靠西印度的贸易大发横财的西班牙人，或者在秘鲁发财回到西班牙的人，或者更糟，是那些靠放高利贷成为暴发户的人。176 怎么能够不听之任之呢？奥尔加斯伯爵在他于1586年4月16日从塞维利亚写给王室秘书马特奥·巴斯克斯的信中为他出谋划策说，如果有人想弄钱，就让他出售骑士团礼服吧，哪怕这样做意味着违反过去所作的不再出售这种礼服的诺言。177 当然，国会在卡斯蒂利亚对此极为不满，抱怨连天。178 但是，王室会听它的怨言吗？贵族称号以后继续出售，并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从1573年起，菲利普二世的政府不得不颁布关于新封地的敕令。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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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种很快就转变为狂热怪癖的、风靡一时的对贵族头衔的崇尚源出于西班牙。它正如男人的紧身衣、胡髭、有香味的手套或者西班牙的喜剧题材一样，是西班牙的输出品之一……但是，新的时尚并不完全是虚荣。有产阶级知道从它购置的东西中得到好处。它购置这些东西时有过一番盘算和考虑。其次，有产阶级像转向价值可靠的东西那样转向土地。这就加强了以领主特权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简而言之，人也像国家一样，有关于居先权的争端。这些争端往往掩盖着某些明确的、切实的企图。但是，人们乍一看只看到这些争端。1560年，法国国王派驻里斯本的大使尼科180 在关于葡萄牙封建领主的问题上指出：“这里的人使用仆从，大讲排场，铺张浪费，使用的仆从数量很大，以致普通小贵族或新贵族想过公爵的生活，而公爵又想过国王的生活。这就常常弄得他们倾家荡产。”利摩日主教1561年对西班牙作了同样的评论。181 当时要册封500个有钱的、打过仗的人为贵族，条件是他们自己进行武装，每年在西班牙边境服役3个月。这个主教继续说，他对“存在于这个国家的人中间的虚荣心”感到吃惊。“这些人只要被认为是贵族，能够穿上贵族的衣服，有了贵族的外表，就趾高气扬，神气活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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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年，法国出现同样的景象。关于他的故土，蒙特克雷斯蒂安写道182 ：“现在根据外表来区别各种人是不可能的。开店的人的穿着打扮同贵族绅士一样。其次，谁难道还一点没有看出这种衣着服饰的雷同引起我们的古老风纪的败坏吗？……傲慢放肆的风气将在城市中增长；暴虐专横的行为将在乡野增多。男人因过分耽于逸乐而变得娇弱柔靡；妇女因过分关心梳妆打扮而把对自己家务的关心连同自己的贞操丢失殆尽。”这番话是符合讲道者的身份口吻的，但是，它证明至少在法国有过一个对现存社会秩序不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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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贵族的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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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段引证的话都已经表明，谁也不对新贵族的命运完全赞许。谁不想向他们寻衅吵架呢？谁不以侮辱他们为乐呢？1559年，在朗格多克各邦男爵们奉命只能派“血统高贵、有资格佩剑的贵族”183 做自己的代表。敌视新贵族的人，每个人一有机会就复仇泄恨。例如法国在旧制度统治的整个时期的情况，甚至在这以后的情况，就是这样。17世纪各地的情况也都是这样。阶级障碍不断被人逾越，事物始终不断发展变化，社会的非难指责始终随时准备施加于人。在那不勒斯发生的一则社会新闻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184 ：这个城市一个拥有万贯家财但出身微贱的金融巨子德·阿奎诺1640年想在总督本人的支持下娶孔维尔萨诺公爵的妹妹安娜·阿加维瓦。未婚妻被贵族的武装骑士劫持。这些骑士决心用武力阻止一个年轻姑娘落入一个出身微贱、地位低下的人的手中。她被带到贝内文托的一个女修院中。这样，她在那里就受到双重保护，因为贝内文托属于罗马教廷。五花八门的这类事件已然弄得沸沸扬扬，可还在蔓延发展。除了唯一把自己深藏紧锁起来的、与世隔绝的威尼斯贵族外，所有的贵族都大门洞开，接纳新的血液。在罗马，在这个教廷（这肯定是西方各种社会团体中最宽容大度的）的所在地，由于每个本人并不一定出身名门望族的新教皇的亲戚定期被册封为贵族，甚至被册封为高等贵族185 ，因此罗马的贵族阶级比别处的贵族阶级发展变化得更快。所有的贵族阶级都在发展变化，不断从自身清除朽木腐株，接纳新的富人。这些新的富人又对社会的大厦添砖加瓦。这对贵族阶级来说有这样一个很大的好处：它不需要同第三等级进行斗争；它发现第三等级急欲加入它的行列，并且为了这样做而同它分享自己的财富。第三等级这样做有利于贵族，自己却贫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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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个连续不断的发展演变可以加快。在罗马，教皇就加快了这种更新变革。在英国，在北方大贵族阶级的叛乱于1569年失败之后，这个阶级在一定的程度上被另一个后来统治英国至今的新近诞生的贵族阶级取而代之。这个新贵族阶级就是罗素、卡文迪什、塞西尔……等人所属的那个贵族阶级186 。在法国发生了两个系列的战争：第一系列战争以缔结卡托—康布雷锡和约（1559年4月1日—3日）告终；第二系列战争以缔结韦尔万和约结束。这些战争以这种方式告终，加速了老贵族阶级的垮台，并为暴发户开辟了取得社会权力的道路。187 以下是1598年菲利普二世的一个顾问对法国贵族的状况的评述：“大多数封建领主丧失了他们的年金和收入（他们已经把这些年金和收入让与别人），他们没有维持他们的地位所需的钱财和手段，并且负债累累。几乎整个贵族阶级的状况都是这样。情况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一方面人们不能够雇佣这些贵族而不付给他们巨大的报酬和奖赏（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另一方面，人们又担心如果这些贵族遭受的战争灾难和破坏得不到某种程度的减轻，那么他们就会被迫图谋兴风作浪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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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苦难和盗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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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穷人的情况历史很少叙述。但是，穷人却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迫使那个时代有权有势的人物注意他们，并且间接迫使我们注意他们。动乱不息，骚乱四起，叛乱频仍，流浪汉和漂泊者的人数令人不安地剧增。盗匪不断打家劫舍。这种种喧嚣声虽然往往被人压低，但都表明即将结束的16世纪的苦难正在令人吃惊地加深。这种加深的势头随着下一世纪的到来而继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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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集体的苦难可能就在1650年即将来临之际达到顶点。我们应该相信G.巴尔迪努奇189 未发表的日记的记载。其中不止一处已经被引用。上述的苦难达到这样的程度：1650年4月，在佛罗伦萨，人们无法再在那里安宁平静地做弥撒，因为做弥撒时，人们被“衣不蔽体、满身疥癣的穷人”层层围住，水泄不通。在城市里，什么都贵得吓人，“织布工人无所事事”。更糟糕的是，一场风暴毁坏了橄榄树、桑树和其他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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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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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化和有钱有势的人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同时产生，其结果是毫无疑问的。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即人口过多和经济衰退互相伴随，很快就清楚地显现出来。这种双重负担不断增加，左右一切。阿美利科·卡斯特罗190 在一篇旧文里（1935年）原则上提出了西班牙没有经历过革命这个论点。在总的论断方面，这句话是轻率冒失的。但是，如果把它限制在16世纪的西班牙这个范围内，就并非不确切了。在西班牙，更主要的是有人曾经有过革命的意图，而不是进行过真正的革命。只有公社社员起义的短暂的爆发堪称例外。这件事人们正在争论，191 也可以争论。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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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地中海的确有别于所谓的历次宗教战争在那里掩盖和包藏一系列社会革命的北欧。它虽然风雷激荡，但没有成功地进行它自己的社会革命。这并不是由于没有多次进行这种革命，而是由于地中海是某种魔法咒语的受害者。难道是因为西班牙的城市很早就被拆毁，强大的国家才不可抗拒地肩负起宪兵的保卫和平与安定的职责吗？不管怎样，结果是清楚的。可以构想出一部鸿篇巨制来。这部著作叙述地中海地区的连绵不绝的骚乱、暴动、暗杀、警察行动和叛乱，还叙述一种持续的、复杂的社会紧张局势。但是，最后并没有发生政治和社会的爆炸性的大变化。叙述地中海革命的书是一部鸿篇巨制，但是篇章散乱、互不连贯，而且这部书的基本思想是可疑的。193 它的题目本身就使人产生误解。这部书配得上它的书名吗？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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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骚乱每年、每天都像肇事者、受害者、证人、编年史作者以及国家本身不再予以注意的交通事故那样出现，人人都似乎逆来顺受，容忍这些经常肆虐的事故，既容忍加泰罗尼亚的盗匪活动这种事故，也容忍卡拉布里亚和阿布鲁齐的这种事故。在这些社会新闻中，有一件为我们所知，就会有十件、百件不为我们所知。其中的一些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即使最重要的也是如此细小，阐述得如此不详，如此难于解释。1516年西西里的泰拉诺瓦的叛乱确切说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应该赋予1561—1562年那不勒斯的所谓新教叛乱什么意义呢？这次叛乱导致西班牙当局对卡拉布里亚山的沃多瓦派教徒进行惩罚性的征伐。几百人像牲畜那样被割断喉咙。195 应该赋予整个科西嘉战争（1564—1569年）和末期的格拉纳达战争什么意义呢？这两次战争都变了样，成了难以辨明的插曲的情节。这场战争是苦难的战争，同样也是对外战争或者宗教战争吗？关于1560年巴勒莫的动乱196 或者1569年曼图亚的“新教徒的”阴谋叛乱，197 我们又了解些什么呢？1571年，乌尔比诺公爵弗朗西斯科·马里亚的臣属起来造反，反对他们的这位主人的敲诈勒索。但是，这个情况不详的插曲仍然难于解释：乌尔比诺公爵领地是块雇佣士兵的土地，那么是谁在幕后牵线操纵指挥呢？198 1575—1576年这个时期热那亚的内部危机几乎同样情况不明。1579年，在普罗旺斯，造反的农民举行起义，维尔内夫城堡被他们占领，当地的领主克洛德·德·维尔内夫199 进行屠杀。这一切都同很多其他动乱一样，也同1580年多菲内的那次新教的但也是民主的农民的起义一样，隐没消失在宗教战争的混杂不堪的情节中。这次起义受到瑞士邦州的榜样的启发，矛头指向贵族，它与几年前蒙吕克时期加斯科涅新教徒的具有革命性和破坏性的行动，或者与多年后遥远的（1587年）科唐坦200 的动乱类似。将近1590年发生在里瓦戈尔萨伯爵领地的阿拉贡农民的叛乱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次暴乱使阿拉贡农民最后归并入王室领地。上一年，皮翁比诺公爵的臣属也在托斯卡纳的海岸上造反。201 1599年卡拉布里亚的造反并不是一起什么了不起的社会事件（坎帕内拉因此被捕）202 。从1590年到1600年，土耳其帝国境内同样叛乱频仍，彼伏此起，北非和埃及的阿拉伯人和游牧民族的地方性叛乱还不计算在内。这些是“书吏”和他在小亚细亚的追随者、拥护者的声势相当浩大的暴动。基督教世界后来把一些狂热的、急切的和荒诞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暴动上。塞尔维亚农民1594年在巴纳特，1595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597年再次在黑塞哥维那发动骚乱。203 如果一下子把大量的关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抢劫的新闻添加到这张很不完全的单子上，我们有的就将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本厚厚的故事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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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乍一看，这似乎是一本厚厚的故事集。但是，这些事件、这些事故、这大量琐碎的社会杂闻本身，难道是一部有价值的社会史的经纬脉络、主要情节吗？（这部社会史如果缺乏另外一种表达手段，就会被迫用这种混乱的、笨拙的、有时可能使人产生误解的、把人引入歧途的语言来表述它的内容。）这难道是比较深刻的证据吗？这些正是历史学家问题的所在。像我想要做的那样对这个问题予以肯定的答复，就是承认在乍看之下存在着颠三倒四、缺乏条理、混乱不堪和明显荒谬的事物的地方存在着互相关联的事物、有规律的事物和整体的发展演变；就是承认例如“每天从晚上第一个钟头起就有人抢劫、相斗的”那不勒斯这样的地方是一场永无休止的社会战争的战场（在这场社会战争中发生的某些事，远远超过普通罪恶的范围）；就是承认1588年春季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社会方面已经狂热的巴黎的情况与此相同。威尼斯大使解释说：“吉斯公爵只带领十几个追随者入城。这位亲王逐渐被人发现不名一文、债台高筑，并且因无法使用大量兵力进行一场野战（他显然要付给部队军饷），而认为利用这个天翻地覆、群情激奋的城市的形势向他提供的大好时机更加可靠……。”204 这是一场社会战争，因而也是一场残酷的、廉价的、依靠狂热的激情和深刻的矛盾进行的社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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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我们谈到的所有这些社会新闻在一个方面和另一个方面都始终带有野蛮残忍的印记。随着这个世纪到来，开始在威尼斯周围的农村出现的罪行，同接踵而至的镇压一样，是残酷无情的。编年史学家或者在政府的、司法部门的记录上记载这些事实的人，都必然反对这些往往被抹黑丑化的动乱的制造者。在克雷马地区，1506—1507年冬天，一伙人走进雷沃格拉拉的一个名叫卡德琳的女人的家里。元老院的司书叙述这件事时说：“他们砸烂了门，闯入屋内，强奸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拼死反抗。他们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来。”205 所有的报告都载明，这些没有被完全验明身份的敌人在这次受审之前已经多次犯罪。这是一伙“越来越狠毒的、邪恶的”强盗、窃贼、流氓。这是一伙罪大恶极的家伙。这些人中间特别有那些在1507年冬季某天在贵族莱奥纳尔多·毛罗切诺的乡下住宅里没有找到这个他们要杀的贵族转而对果园里的树木发泄怒气、进行报复的农民206 ……岁月虽然不断消逝，文献资料的语调却没有什么改变。这些人是上帝咒骂的人。1562年春天，207 他们在格鲁阿罗港的周围打家劫舍、抢劫财物、砍倒树木和葡萄。是对上帝的恐惧还是怜恤之心消失净尽了吗？1585年9月末，一则由信件传送的新闻无动于衷地说：“这一年，在罗马，在圣昂热桥上（被割下的土匪的）脑袋比市场上的西瓜还多。”208 瞧，这就为还处于创始阶段的某类报刊定下了调子。一个有威信的土匪头目、锡耶纳人阿方索·皮科洛米尼因被人出卖，1591年1月5日被托斯卡纳大公的士兵逮捕，209 并于3月16日被绞死在波德斯塔宫的那根通常有的桩柱上210 。人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含沙射影，暗示这个土匪像胆小鬼那样毫无抵抗让人逮捕211 ，以此来使他悲惨的结局受人鄙夷唾弃。笔头的激情偏见以及犯罪和报复的残酷，这些标记证实了零零散散的社会新闻，并使这些新闻在那场先作为整个16世纪然后又作为整个17世纪的标志的永不休止的潜在革命中成为意味深长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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