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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阶级斗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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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把这称为阶级斗争吗？我设想那个可敬的撰写17世纪法国民众动乱史的历史学家B.波尔切内夫212 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个字眼。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在使用我们已经造出的封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等字眼的时候，并不总是准确地考虑、了解它们因时代不同而包含的不同的实际内容。这是专门名词的问题……如果我们在使用阶级斗争这个字眼的时候，并不是指其他事物，而是指那些自相残杀的复仇、那些谎言、那些片面的裁判的话，那又为什么不使用这个字眼呢？（我就把这些称为阶级斗争。）这个字眼作为一种说法，和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紧张局势”这个说法同样好。但是如果说当阶级斗争可能对历史学家来说已经清楚明显，阶级斗争这个字眼像我所想的那样必然包括某种程度的阶级觉悟的含义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必须记住这一点：这是在用20世纪的眼光观察、注视已经完结的过去。对在这一点上头脑肯定不清的16世纪的人来说，阶级斗争的概念并不这样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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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从事自己唯一工作的历史学家，在他个人研究的过程中记录实例，积累卡片和资料，这样做仍然是一种不够充分彻底的探测。我只在16世纪前半世纪找到一些阶级觉悟的闪烁的微光。例如贝亚德（或者这位忠实的仆臣）1509年在被包围的帕多瓦213 的前面讲的那番令人吃惊的话，那份谈到1525年10月在弗留利武装起来的对抗农民的214 贵族的报告（弗留利当时受到德意志农民叛乱的污染），1528年12月在阿布鲁齐和阿奎拉周围的那些饿得要死、在“穷人万岁！”声中试图奋起反对“叛徒”或者“暴君”，但根据编年史学家的可疑的说法却并不知道谁是要受惩罚的叛徒的农民215 ，1531—1532年发生于卢卡的那场被描述为反对贵族的斗争216 的所谓衣衫褴褛的人的暴动……都是这种微光。至少就我所知，在这以后就不再有别的什么了。如果这个很不完全的调查是确切的，人们便会从中推论出这一点：在16世纪的前半世纪和后半世纪之间，人们头脑清醒的程度下降了，或者说革命觉悟（如果我们大胆使用这个词的话）下降了。没有这种革命觉悟，就不可能有有真正成功机会的、有意义的、声势浩大的、来势迅猛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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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6世纪的这个前半部分，这个被1540—1560年的严峻岁月打断了它的繁荣昌盛的景象的春天，似乎曾经特别动荡不安：1521年发生了公社社员事件；从1525年到1526年发生了瓦伦西亚兄弟会事件；1528年发生了佛罗伦萨暴动和热那亚危机；1548年发生了圭耶内农民暴动……很久以后，在17世纪，发生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的叛乱、波尔切内夫所研究的法国动乱、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的分裂、1647年那不勒斯的大规模叛乱、1674年墨西拿的起义217 ……在这两个系列剧烈的动荡之间，在从1550年到1600年的漫长的半个世纪内（甚至到1620年或者到1630年），因为这段时期的革命没有达到爆发点，而且人们还必须像巫师探测地下水那样探测这些革命，所以这段时期就显得不重要、不引人瞩目了。事实上情况就是这样。这种情况使分析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这些叛乱和革命不只是针对特权阶级，而且还针对国家。国家是最高贵族、大领主和冷酷无情的收税员的朋友和保护人。它本身既是社会的现实事物，也是社会的巨大建筑。它甚至在平民百姓的仇恨爆发时，首当其冲。这把我们带回汉斯·德尔布吕克218 旧有的总的评注和政治历史学家的观点，即：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各个国家的巩固，为这种减弱了的声调和民众的慎重态度作出了解释。虽然人们看见治安的维护者经常挨打挨骂、被人嘲弄、没有效能，还常常合伙犯罪，他们毕竟坚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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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漂泊者和流浪汉的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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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城市里开始出现马赛的行政官和市政长官称为“漂泊者和流浪汉”的人。这是贫困的无声的和持久的表现形式。这些行政官和市政长官在他们于1566年1月2日举行的会议中219 ，决定视察城内各区，以便把这些无用的、不受欢迎的人全部驱逐。从那个时代的精神的角度看，这是一项没有任何不人道之处的决定。城市不得不维持治安，并且为了讲究卫生，要定期清除穷人：乞丐、疯子，真假跛子、瘸子，堵塞广场、酒店和发放大众汤的女修道院的大门前的游手好闲之徒。他们被赶走后又返回，或者有另外一些人到来。驱赶这些人这种狂怒的举动，是高雅、谨慎的城市面对这种从不间断的入侵所采取的一种软弱无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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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的各条通衢大道上，流浪者满坑满谷。他们在各个城市停留。这些人中有违反校规、对导师不辞而别、前来加入流氓帮伙的不断扩大的黑社会的大学生，有形形色色的冒险分子，有乞丐和拦路抢劫的强盗。他们有自己偏爱的城市。这些城市里有他们的要塞，例如：塞维利亚附近的圣卢卡尔·德·巴拉梅达、塞维利亚本身的屠宰场、马德里的太阳门……乞丐们组成一个兄弟会——一个有自己的假日、集市等的国家。他们有时以惊人的数量聚集起来。220 在通向马德里的条条京畿大道上，穷人221 、失业的公职人员、没有连队的连长、跟在一头卸光了所载货物的小驴后面寻找职业的小老百姓等的队伍络绎不绝。大家饿得要死，在首都期待有人来安排他们的命运。走向塞维利亚的，是准备前往美洲的移民的饥饿人群，想重光门楣的穷绅士，寻求冒险的士兵，不名一文、胸怀大志、想做好事的年轻人222 ，西班牙的全部社会渣滓，身上打了烙印的窃贼、土匪，想去那里找到有利可图的职业的流浪汉，急于从债主手中逃脱的负债者，想避开嘴尖舌利、凶狠强悍、嗜争好吵的老婆的丈夫223 ……对所有的人来说，印度乃是梦境，是“西班牙所有的绝望者的避难所和保护地，是叛乱者的教堂，是杀人犯的庇护所……”，塞万提斯在他最引人入胜的小说之一《爱吃醋的丈夫》的开头这样写道。这部小说是那些从印度发财归来的人中的一位的故事。这个人投放资金、购置房产、安排有产阶级式的生活、娶妻成家。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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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路上来去的人中，还有士兵——老兵或者新兵——骗子和无赖。这些人在路上行走，慢慢吞吞，碰碰运气，消失在妓院中，有时身后跟着一个妓女。有朝一日，他们会循着征兵的人的鼓声而去。在马拉加或者在另外一个港口，他们会随着一股由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孩、老兵、逃兵、杀人犯、神甫、妓女等混杂在一起汇集成的人流，遵照行政当局的命令，乘船前往意大利气候晴朗的地方，或者前往西班牙在北非的驻防地的服劳役的场所。在这些流放者中间，也有几个正正派派的人，例如迭戈·苏亚雷斯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人很年轻，换过几个主人，穿越过整个西班牙，从奥维亚多到卡塔赫纳。1575年，他在卡塔赫纳乘船前往奥兰，大概在那里居留了三分之一个世纪。如果需要对什么事进行证明的话，那么这就证明进入这些非洲关押人的地方比走出这些地方困难得多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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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流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危险。它威胁着城市和乡村。在这个半岛的北部，在比斯开，流浪汉不断来到各个城市和居民点。1579年，当局试图对此作出反应，采取措施226 ，以对付那些潜藏在香客群中的人，“如果他们不是老、弱、病或者合法的伤残人员，就让人把他们关进监狱……让医生和外科医生检查他们”。但是，这类决定往往丝毫不能奏效。随着岁月的推移，恶弊愈益严重。针对性的措施越来越严，但都徒劳无功。1586年3月21日，巴伦西亚总督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对付该地的无业游民227 。该项措施对王国所有城市和村镇全都适用。给无业游民三天时限去寻找一个师傅学艺，否则将被驱逐出境228 ，对不务正业者、游手好闲者、骗子、流氓更是如此。在干活的日子这些人在公共广场赌博玩乐，而且在找不到工作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下拒绝接受任何工作。总督还通知没有固定住所的短工：如果他们进行赌博被抓获，将被拘押查处，229 正如对所谓的乞丐和外国人，对所有企图不劳而生活的人进行拘押查处一样。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巴伦西亚的这种严厉措施竟然十分奏效。一封1586年7月24日来自威尼斯的信说，在萨拉戈萨的周围，“人们不得不在烈日酷暑之下，并且还冒着遭到大批杀人凶手的杀害的重重危险旅行。这都是因为在巴伦西亚发布了一道在若干天的期限后把所有的流浪汉驱赶出王国的命令并且以最严厉的惩罚相威吓。于是这些流浪汉部分来到阿拉贡，部分来到加泰罗尼亚。这是在大白天要带着身强力壮的保镖旅行的另一个原因”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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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证明流浪汉和土匪是苦难弟兄，并且互相交换位置（虽然并不需要这种证明）。某个地区清除自身的穷人，其结果只不过是使其他地区为难而已。这个事实也得到证明。除非像塞维利亚在1581年10月那样行事，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这个城市的做法是：把在一次警方进行的大搜捕中抓获的流浪汉强行装上开往麦哲伦海峡的索托马约尔的船上。留给这些人的命运是当挖土方工人。在运送这些人的船中有4艘后来沉没；在这些人中有1000人溺死。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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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惨剧显然都提出了都市的社会底层的问题，即当时任何城市都必然会有的圣迹区的问题。从《林科内特和科尔塔迪略》232 这本并不怎么具有儆戒性的“儆戒性”小说中，我们借助渊博精深的评注，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塞维利亚社会的底层：妓女、风流寡妇、骗人的警官、不折不扣的流氓头子、值得文学描写的流浪汉、在秘鲁发财后回到西班牙的人、好笑的受骗者。这幅画上一应俱全。在别处，马德里和巴黎的情况都同这里一样。流氓、歹徒、流浪汉、乞丐以及所有文学作品热衷于描写的人物，充斥整个意大利。233 他们到处遭到抓捕、驱赶，但总是在被赶走后又返回原地。只有负责当局才相信这种官方的、总是老一套的措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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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年2月,巴勒莫有关当局采取某些强有力的措施来对付“流浪汉、酒鬼和这个王国的间谍”234 。两个年俸200埃居、不受腐蚀、廉洁奉公的监察官分管这个城市。他们负责驱赶这些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懒散成性的人。这些家伙把干活的日子用来赌博玩乐、为非作歹。这种罪恶“摧毁了他们的财产，更有甚者，摧毁了他们的灵魂”。他们赌博，但是，谁又不赌博呢？对赌徒来说，不仅仅用纸牌作赌具，什么都可以作赌博的题目。在巴勒莫，小麦的价格、即将出生的婴儿的性别，并且还像别处一样，罗马教皇将任命的红衣主教的数目等等均在赌题之列。在威尼斯的一批商业函件中，我找到一张被人偶然留在那里的彩票。为了和共同为害的赌博、酗酒、游手好闲等恶行进行斗争，巴勒莫规定警察对旅馆、客栈、集市、酒店和带家具出租的房屋进行检查，还对这些地方的有嫌疑的常客进行查询……要尽力弄清他们来自何地、属何民族、金钱来源如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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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同窃贼之间以及市风端正的城市同流浪汉之间的这种赌赛，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这是一种永久性的景象、一种“结构”。经过一场大规模的逮捕之后，一切都恢复平静。然后，盗窃、袭击行人、暗杀等情事又层出不穷，屡有发生。1585年4月235 ，威尼斯十人市政委员会威胁要进行干预。1606年7月，那不勒斯出现大量坏人坏事。于是对客栈和旅馆等进行了夜间搜查。400人被捕，其中有很多“被付给高价的”236 佛兰德的士兵。1590年，在8天之内驱逐了流浪汉、茨冈人、强盗、坏分子和亡命之徒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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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驱逐命令列成一张表，看看它们是否像贸易集市的日期那样互相关联，会是件饶有趣味的事。被这些驱逐令这样再度投入社会的流浪汉到底来自何处？去往何方？在威尼斯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甚至来自像皮埃蒙特那样遥远的地方。1545年3月，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人包围了城市。事后一些人返回他们的村子；另一些人登上船只；其余的人则被驱逐出境，因为他们是来自皮埃蒙特以及其他外国城市的无赖、流氓或者好吃懒做的家伙。238 5年以前，即在1540年这个荒歉之年，情况相反，是一大群不幸的父亲携带妻儿乘船来到，住在桥下和运河码头上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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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穷人的问题超出了令人厌恶的城市的狭窄范围，发展扩大到整个国家和整个欧洲。17世纪一开始，像蒙特克雷斯蒂安这样的人目睹穷人迅速大量繁衍，惊恐不安起来。如果他像其他一些在法国和他一样的人那样是“殖民主义者”的话，那么惊慌失措是为了清除无产者这支可怕的无声无息的大军。240 在整个欧洲，在土耳其本身，受着每天对面包的需要折磨的大批民众，正日益贫困化。欧洲的人口和它的自然资源相比，数量过大。补偿性的经济勃兴不能再使欧洲振奋起来，阔步前进。人类将蜂拥投向三十年战争的凶残的冲突中。这场战争就是加罗特将要冷酷无情地描述的那场战争，就是格里默尔绍森将要过于准确地按年、月顺序编写它的历史的那场战争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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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活动的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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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有关城市生活中的盗匪作案的证据、记录等，比起血淋淋的地中海盗匪活动史来，比起陆上的盗匪活动史来，真是相形见绌、平淡无奇。陆上盗匪活动是与它几乎一模一样的海上行劫活动的同胞弟兄。陆上盗匪活动既像海上行劫活动，而且还以和海上行劫活动相同的程度形成地中海地区的习俗的古老特征。它的源流一直上溯到人类的蒙昧时代才消失。自从大海聚藏了一些紧密凝聚的社会以来，盗匪活动就在海上出现，以后不再消失。今天这种活动仍然十分活跃。242 因此，我们不要像一些不寻求走出“他们的世纪”，即他们研究的那个世纪的历史学家那样，说什么盗匪活动在15世纪出现于科西嘉或者16世纪出现于那不勒斯。我们也不要过快相信我们看见的在16世纪以一种新的或者更新了的力量到处涌现出来的事物的新奇性。那不勒斯胡安娜王后，1343年8月1日对阿奎拉的首领作的严厉打击盗匪、歹徒的指示243 ，可能阿尔卡拉公爵或者格朗弗勒红衣主教也在16世纪发布过。时代不同，抢劫的名称和形式也发生变化。盗匪、拦路抢劫者、小偷、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土匪（拦路抢劫者原来是士兵；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和土匪原来是被放逐的人）——这些人都是强盗——在我们眼里是指社会叛逆者、不适应环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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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没有任何地区能够免除这种祸害。因此，加泰罗尼亚、卡拉布里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因这种祸害而著名的地区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有抢劫活动的地方。抢劫处处存在，以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恐怖主义……等多种面目出现。它既存在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大门，也存在于大马士革或者阿勒颇的大门，也存在于那不勒斯的原野（那里的观察塔是修筑起来对付盗匪的244 ），也存在于罗马城周围的坎帕尼阿（有时人们决定烧掉这块平原沼地上的矮树林以赶出隐藏过深的强盗），甚至还存在于一个像威尼斯这样的显然文明开化的国家。245 1566年，土耳其素丹的军队经过斯坦布里奥尔，先向安德里诺普尔、尼切、贝尔格莱德，然后向匈牙利进发，进军途中，不断绞死一大批因大军过境而被赶出匪巢的强盗。246 显然，强盗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在其安全备受赞扬的土耳其的通衢大道上出现，这件事很能说明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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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的另外一端，西班牙的景象与上述情况相同。我已经常常提起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道路上的祸患。1567年，一个佛罗伦萨人说，骑驿马从巴塞罗那到萨拉戈萨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过了萨拉戈萨骑驿马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是不行的。至于他自己，他加入了一支武装的封建领主的商队。247 塞万提斯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中虚构了一小队在巴塞罗那附近遭到土匪突然袭击的英雄。这类事件司空见惯，层出不穷。在西班牙帝国宽阔的大路中，有一条通过巴塞罗那。西班牙经由这条道路同地中海和欧洲联系。官方信使遭到抢劫，甚至道路无法再通行，这类事件时有发生。1565年6月就发生过。248 就在这一年，从马德里通向布尔戈斯的大路——另一条西班牙伸向欧洲和大西洋的大动脉——因为瘟疫猖獗为害而交通断绝。249 这显露出疆域过分辽阔的西班牙帝国的大量弱点。但是，在朗格多克那方面有多少比利牛斯山的走私者，在加泰罗尼亚这方面就有多少土匪。下罗讷河流域的农村建筑物250 ，全都是像我们已经谈到的加泰罗尼亚农民的堡垒那样的设防的房舍。在葡萄牙251 ，在巴伦西亚，在威尼斯本身，在整个意大利，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强盗组成的小国家灵活机动（灵活机动正是它们的力量所在），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比利牛斯山到格拉纳达，或者从格拉纳达到加泰罗尼亚，或者从维罗纳附近的阿尔卑斯山游牧、流浪到卡拉布里亚，从阿尔巴尼亚游牧、流浪到黑海。这些微生物嘲弄、蔑视各个正式建立的国家，并且还久而久之使这些国家毁损倾圮。它们和近代进行人民战争的游击队相似。平民百姓往往站在它们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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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50年到1600年，地中海就这样在这种灵活的、残酷的、每天进行的战争中日益衰竭。这是历史学领域内的鸿篇巨制弃之不顾、毫不提及的战争。这是一种被传统的历史学家当成次要事件而置之不理，听凭评论家或者小说家去处理的战争。司汤达尔在意大利这个范围内，就这个问题说过一些颇为中肯得当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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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活动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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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活动首先是对已经建立的国家——政治秩序，甚至社会秩序的保护者——进行的一种报复。“受巴利奥尼、马拉特斯蒂、本蒂沃利奥、梅迪奇……等家族折磨、欺压的民众，自然而然会喜爱并且尊敬这些这家族的敌人。继承第一批篡权夺位者的小暴君的残酷行为，例如教人杀害一直逃难到威尼斯和巴黎的共和主义者的（托斯卡纳的）第一个大公爵科西默252 的这种残酷行为，向这些强盗送去了新兵。”253 “这些强盗反对继中世纪共和国之后成立的暴虐无道的政府。”254 以上是司汤达尔的叙述。情况既然如此，他就根据他眼前的景象来评断在他那个时代始终盛行于意大利的盗匪活动。他写道：“现在，大家肯定还害怕遇到强盗。但是，如果他们受到惩罚，大家却又都会怜恤他们。这是因为这个这样机灵敏锐、这样好挖苦别人、嘲笑一切在它的统治者检查下发表的作品的民族，喜欢阅读以饱满的热情描述妇孺皆知的强盗生活的小诗。这个民族在这些故事中找到的英雄事迹，会使那些始终存在于民众中的艺术气质迷醉……民众从内心赞许他们，乡村姑娘宁愿许身一个在他的生命中曾经有过一次被迫前往绿林落草为寇的年轻汉子，而不许身别人。”255 在西西里，强盗的事迹被流浪盲人歌手歌唱。歌唱时“用一种小的、盖满灰尘的提琴”伴奏256 。这些歌手在人行道旁边的树下被人团团围住。泰奥菲尔·戈蒂埃后来指出257 ，“西班牙，特别是安达卢西亚，在这一点上仍然是个阿拉伯国家。强盗在那里很容易被当成英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民歌，全都同样充满匈牙利古时民兵和逃犯的故事……盗匪活动是对统治集团、对执法不公的司法当局的一种报复形式。它几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是游侠骑士的行动。人们记忆犹新的那个在重罪法庭上摆出一副游侠骑士和穷人的恩人的姿态为自己辩护的卡拉布里亚强盗就是一个例子。他每天数念珠，做祷告，念玫瑰经。乡村的本堂神甫为他祝福祈祷。为了实现他的这种社会正义，他才30岁就已经杀了30来个人。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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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与国家政权为敌，通常在各个国家的政府力量薄弱的地区内，在军队无法采取大规模行动，国家鞭长莫及、无力支配控制的山地活动。这些地区往往是边境地区，例如：沿着威尼斯和土耳其之间的达尔马提亚的高原、匈牙利辽阔的边境地区（这是16世纪盗匪活动的主要地区这一）259 、加泰罗尼亚、邻接法国的比利牛斯山地区、墨西拿（这个地方作为自由城市是个避难所，在这个意义上也是边境）、位于那不勒斯王国内教廷飞地中的贝内文托的周围地区（因为他们从一个司法辖区转入另外一个司法辖区，以此来愚弄挫败追捕者）、教皇国和托斯卡纳之间的地区、米兰和威尼斯之间的地区、威尼斯和奥地利大公的世袭领地之间的地区……所有这些交界地区为盗匪提供了良好的宿营地。后来，伏尔泰同样使用了费尔内这个地方……他这样做绝不是为了杀人越货。可能各国之间终于达成协议，但这种协议一般不能持久。1561年，法国国王向菲利普二世建议260 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比利牛斯山的走私者。这在一个时期内是明智之举，后来则毫无效果可言。那不勒斯和罗马之间关于贝内文托的协定，并不比上述建议更加有用。1570年威尼斯同那不勒斯正式达成协议，261 并于1572年同米兰签署一项协定。1580年，262 当强盗的劫掠在威尼斯国家制造出一种普遍不安全的气氛时，这项协定延长时限。两国政府都获得对方准许在追捕罪犯时可追至边界线另侧6里处263 。1578年，当蒙德哈尔侯爵试图打击卡拉布里亚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时，它向所有邻国，其中包括马耳他和利帕里群岛264 ，报警。1585年，西克斯特·坎特在征伐教皇国的强盗的前夕，也同样行事。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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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谈判牵涉到国家主权，因此，进展缓慢、困难而且缺乏诚意。试问，哪一个意大利的君主从内心深处不对邻邦的困难幸灾乐祸呢？引渡的事极为罕有，除非用对等交换的方式进行。西西里总督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争取到从科西默那里解送来一个罪大恶极、因受到某些男爵庇护而25年来走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逍遥法外、不受惩治的江洋大盗里佐·迪·萨波纳拉，是以把一个被控阴谋反对大公爵的马尔泰里家族的骑士送交科斯姆作为交换条件的。这个土匪由两艘帆桨战船押送，到达巴勒莫时被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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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每个国家自己负责维持治安。这并不是件小事。在盗匪活动的老家，这项工作永无止境。1578年，那不勒斯总督蒙德哈尔公爵决定采取新的对付卡拉布里亚的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的行动。他下车伊始就被告知这些人犯下的罪行：打家劫舍、切断道路、杀害旅客、亵渎教堂、纵火烧屋、抓人绑票，“其他大量情节严重、骇人听闻、野蛮残忍的坏事还不包括在内”。格朗弗勒红衣主教采取的措施丝毫没有奏效。总督写道：“甚至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还人数增加，罪行猛增。他们的势力和影响、肆无忌惮的气焰大大上升，以致在这个王国的很多地方，人们不能旅行而不冒极大危险。”那么，在哪些地区比在卡拉布里亚，比在这些内卡拉布里亚和外卡拉布里亚的省份能够更加有效地打击他们呢？（10年以前，阿布鲁齐可能是匪患最烈、民众最怨声载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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