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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苦难和盗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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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穷人的情况历史很少叙述。但是,穷人却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来迫使那个时代有权有势的人物注意他们,并且间接迫使我们注意他们。动乱不息,骚乱四起,叛乱频仍,流浪汉和漂泊者的人数令人不安地剧增。盗匪不断打家劫舍。这种种喧嚣声虽然往往被人压低,但都表明即将结束的16世纪的苦难正在令人吃惊地加深。这种加深的势头随着下一世纪的到来而继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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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集体的苦难可能就在1650年即将来临之际达到顶点。我们应该相信G.巴尔迪努奇189 未发表的日记的记载。其中不止一处已经被引用。上述的苦难达到这样的程度:1650年4月,在佛罗伦萨,人们无法再在那里安宁平静地做弥撒,因为做弥撒时,人们被“衣不蔽体、满身疥癣的穷人”层层围住,水泄不通。在城市里,什么都贵得吓人,“织布工人无所事事”。更糟糕的是,一场风暴毁坏了橄榄树、桑树和其他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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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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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化和有钱有势的人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同时产生,其结果是毫无疑问的。这种现象最主要的原因,即人口过多和经济衰退互相伴随,很快就清楚地显现出来。这种双重负担不断增加,左右一切。阿美利科·卡斯特罗190 在一篇旧文里(1935年)原则上提出了西班牙没有经历过革命这个论点。在总的论断方面,这句话是轻率冒失的。但是,如果把它限制在16世纪的西班牙这个范围内,就并非不确切了。在西班牙,更主要的是有人曾经有过革命的意图,而不是进行过真正的革命。只有公社社员起义的短暂的爆发堪称例外。这件事人们正在争论,191 也可以争论。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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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地中海的确有别于所谓的历次宗教战争在那里掩盖和包藏一系列社会革命的北欧。它虽然风雷激荡,但没有成功地进行它自己的社会革命。这并不是由于没有多次进行这种革命,而是由于地中海是某种魔法咒语的受害者。难道是因为西班牙的城市很早就被拆毁,强大的国家才不可抗拒地肩负起宪兵的保卫和平与安定的职责吗?不管怎样,结果是清楚的。可以构想出一部鸿篇巨制来。这部著作叙述地中海地区的连绵不绝的骚乱、暴动、暗杀、警察行动和叛乱,还叙述一种持续的、复杂的社会紧张局势。但是,最后并没有发生政治和社会的爆炸性的大变化。叙述地中海革命的书是一部鸿篇巨制,但是篇章散乱、互不连贯,而且这部书的基本思想是可疑的。193 它的题目本身就使人产生误解。这部书配得上它的书名吗?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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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骚乱每年、每天都像肇事者、受害者、证人、编年史作者以及国家本身不再予以注意的交通事故那样出现,人人都似乎逆来顺受,容忍这些经常肆虐的事故,既容忍加泰罗尼亚的盗匪活动这种事故,也容忍卡拉布里亚和阿布鲁齐的这种事故。在这些社会新闻中,有一件为我们所知,就会有十件、百件不为我们所知。其中的一些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即使最重要的也是如此细小,阐述得如此不详,如此难于解释。1516年西西里的泰拉诺瓦的叛乱确切说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应该赋予1561—1562年那不勒斯的所谓新教叛乱什么意义呢?这次叛乱导致西班牙当局对卡拉布里亚山的沃多瓦派教徒进行惩罚性的征伐。几百人像牲畜那样被割断喉咙。195 应该赋予整个科西嘉战争(1564—1569年)和末期的格拉纳达战争什么意义呢?这两次战争都变了样,成了难以辨明的插曲的情节。这场战争是苦难的战争,同样也是对外战争或者宗教战争吗?关于1560年巴勒莫的动乱196 或者1569年曼图亚的“新教徒的”阴谋叛乱,197 我们又了解些什么呢?1571年,乌尔比诺公爵弗朗西斯科·马里亚的臣属起来造反,反对他们的这位主人的敲诈勒索。但是,这个情况不详的插曲仍然难于解释:乌尔比诺公爵领地是块雇佣士兵的土地,那么是谁在幕后牵线操纵指挥呢?198 1575—1576年这个时期热那亚的内部危机几乎同样情况不明。1579年,在普罗旺斯,造反的农民举行起义,维尔内夫城堡被他们占领,当地的领主克洛德·德·维尔内夫199 进行屠杀。这一切都同很多其他动乱一样,也同1580年多菲内的那次新教的但也是民主的农民的起义一样,隐没消失在宗教战争的混杂不堪的情节中。这次起义受到瑞士邦州的榜样的启发,矛头指向贵族,它与几年前蒙吕克时期加斯科涅新教徒的具有革命性和破坏性的行动,或者与多年后遥远的(1587年)科唐坦200 的动乱类似。将近1590年发生在里瓦戈尔萨伯爵领地的阿拉贡农民的叛乱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次暴乱使阿拉贡农民最后归并入王室领地。上一年,皮翁比诺公爵的臣属也在托斯卡纳的海岸上造反。201 1599年卡拉布里亚的造反并不是一起什么了不起的社会事件(坎帕内拉因此被捕)202 。从1590年到1600年,土耳其帝国境内同样叛乱频仍,彼伏此起,北非和埃及的阿拉伯人和游牧民族的地方性叛乱还不计算在内。这些是“书吏”和他在小亚细亚的追随者、拥护者的声势相当浩大的暴动。基督教世界后来把一些狂热的、急切的和荒诞的希望寄托在这些暴动上。塞尔维亚农民1594年在巴纳特,1595年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597年再次在黑塞哥维那发动骚乱。203 如果一下子把大量的关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抢劫的新闻添加到这张很不完全的单子上,我们有的就将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本厚厚的故事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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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乍一看,这似乎是一本厚厚的故事集。但是,这些事件、这些事故、这大量琐碎的社会杂闻本身,难道是一部有价值的社会史的经纬脉络、主要情节吗?(这部社会史如果缺乏另外一种表达手段,就会被迫用这种混乱的、笨拙的、有时可能使人产生误解的、把人引入歧途的语言来表述它的内容。)这难道是比较深刻的证据吗?这些正是历史学家问题的所在。像我想要做的那样对这个问题予以肯定的答复,就是承认在乍看之下存在着颠三倒四、缺乏条理、混乱不堪和明显荒谬的事物的地方存在着互相关联的事物、有规律的事物和整体的发展演变;就是承认例如“每天从晚上第一个钟头起就有人抢劫、相斗的”那不勒斯这样的地方是一场永无休止的社会战争的战场(在这场社会战争中发生的某些事,远远超过普通罪恶的范围);就是承认1588年春季不但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社会方面已经狂热的巴黎的情况与此相同。威尼斯大使解释说:“吉斯公爵只带领十几个追随者入城。这位亲王逐渐被人发现不名一文、债台高筑,并且因无法使用大量兵力进行一场野战(他显然要付给部队军饷),而认为利用这个天翻地覆、群情激奋的城市的形势向他提供的大好时机更加可靠……。”204 这是一场社会战争,因而也是一场残酷的、廉价的、依靠狂热的激情和深刻的矛盾进行的社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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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我们谈到的所有这些社会新闻在一个方面和另一个方面都始终带有野蛮残忍的印记。随着这个世纪到来,开始在威尼斯周围的农村出现的罪行,同接踵而至的镇压一样,是残酷无情的。编年史学家或者在政府的、司法部门的记录上记载这些事实的人,都必然反对这些往往被抹黑丑化的动乱的制造者。在克雷马地区,1506—1507年冬天,一伙人走进雷沃格拉拉的一个名叫卡德琳的女人的家里。元老院的司书叙述这件事时说:“他们砸烂了门,闯入屋内,强奸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拼死反抗。他们干出伤天害理的事来。”205 所有的报告都载明,这些没有被完全验明身份的敌人在这次受审之前已经多次犯罪。这是一伙“越来越狠毒的、邪恶的”强盗、窃贼、流氓。这是一伙罪大恶极的家伙。这些人中间特别有那些在1507年冬季某天在贵族莱奥纳尔多·毛罗切诺的乡下住宅里没有找到这个他们要杀的贵族转而对果园里的树木发泄怒气、进行报复的农民206 ……岁月虽然不断消逝,文献资料的语调却没有什么改变。这些人是上帝咒骂的人。1562年春天,207 他们在格鲁阿罗港的周围打家劫舍、抢劫财物、砍倒树木和葡萄。是对上帝的恐惧还是怜恤之心消失净尽了吗?1585年9月末,一则由信件传送的新闻无动于衷地说:“这一年,在罗马,在圣昂热桥上(被割下的土匪的)脑袋比市场上的西瓜还多。”208 瞧,这就为还处于创始阶段的某类报刊定下了调子。一个有威信的土匪头目、锡耶纳人阿方索·皮科洛米尼因被人出卖,1591年1月5日被托斯卡纳大公的士兵逮捕,209 并于3月16日被绞死在波德斯塔宫的那根通常有的桩柱上210 。人们不会放过任何机会来含沙射影,暗示这个土匪像胆小鬼那样毫无抵抗让人逮捕211 ,以此来使他悲惨的结局受人鄙夷唾弃。笔头的激情偏见以及犯罪和报复的残酷,这些标记证实了零零散散的社会新闻,并使这些新闻在那场先作为整个16世纪然后又作为整个17世纪的标志的永不休止的潜在革命中成为意味深长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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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阶级斗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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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把这称为阶级斗争吗?我设想那个可敬的撰写17世纪法国民众动乱史的历史学家B.波尔切内夫212 会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个字眼。我们这些历史学家在使用我们已经造出的封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等字眼的时候,并不总是准确地考虑、了解它们因时代不同而包含的不同的实际内容。这是专门名词的问题……如果我们在使用阶级斗争这个字眼的时候,并不是指其他事物,而是指那些自相残杀的复仇、那些谎言、那些片面的裁判的话,那又为什么不使用这个字眼呢?(我就把这些称为阶级斗争。)这个字眼作为一种说法,和社会学家提出的“社会紧张局势”这个说法同样好。但是如果说当阶级斗争可能对历史学家来说已经清楚明显,阶级斗争这个字眼像我所想的那样必然包括某种程度的阶级觉悟的含义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必须记住这一点:这是在用20世纪的眼光观察、注视已经完结的过去。对在这一点上头脑肯定不清的16世纪的人来说,阶级斗争的概念并不这样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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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从事自己唯一工作的历史学家,在他个人研究的过程中记录实例,积累卡片和资料,这样做仍然是一种不够充分彻底的探测。我只在16世纪前半世纪找到一些阶级觉悟的闪烁的微光。例如贝亚德(或者这位忠实的仆臣)1509年在被包围的帕多瓦213 的前面讲的那番令人吃惊的话,那份谈到1525年10月在弗留利武装起来的对抗农民的214 贵族的报告(弗留利当时受到德意志农民叛乱的污染),1528年12月在阿布鲁齐和阿奎拉周围的那些饿得要死、在“穷人万岁!”声中试图奋起反对“叛徒”或者“暴君”,但根据编年史学家的可疑的说法却并不知道谁是要受惩罚的叛徒的农民215 ,1531—1532年发生于卢卡的那场被描述为反对贵族的斗争216 的所谓衣衫褴褛的人的暴动……都是这种微光。至少就我所知,在这以后就不再有别的什么了。如果这个很不完全的调查是确切的,人们便会从中推论出这一点:在16世纪的前半世纪和后半世纪之间,人们头脑清醒的程度下降了,或者说革命觉悟(如果我们大胆使用这个词的话)下降了。没有这种革命觉悟,就不可能有有真正成功机会的、有意义的、声势浩大的、来势迅猛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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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16世纪的这个前半部分,这个被1540—1560年的严峻岁月打断了它的繁荣昌盛的景象的春天,似乎曾经特别动荡不安:1521年发生了公社社员事件;从1525年到1526年发生了瓦伦西亚兄弟会事件;1528年发生了佛罗伦萨暴动和热那亚危机;1548年发生了圭耶内农民暴动……很久以后,在17世纪,发生了奥斯曼帝国内部的叛乱、波尔切内夫所研究的法国动乱、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的分裂、1647年那不勒斯的大规模叛乱、1674年墨西拿的起义217 ……在这两个系列剧烈的动荡之间,在从1550年到1600年的漫长的半个世纪内(甚至到1620年或者到1630年),因为这段时期的革命没有达到爆发点,而且人们还必须像巫师探测地下水那样探测这些革命,所以这段时期就显得不重要、不引人瞩目了。事实上情况就是这样。这种情况使分析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这些叛乱和革命不只是针对特权阶级,而且还针对国家。国家是最高贵族、大领主和冷酷无情的收税员的朋友和保护人。它本身既是社会的现实事物,也是社会的巨大建筑。它甚至在平民百姓的仇恨爆发时,首当其冲。这把我们带回汉斯·德尔布吕克218 旧有的总的评注和政治历史学家的观点,即: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各个国家的巩固,为这种减弱了的声调和民众的慎重态度作出了解释。虽然人们看见治安的维护者经常挨打挨骂、被人嘲弄、没有效能,还常常合伙犯罪,他们毕竟坚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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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漂泊者和流浪汉的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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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城市里开始出现马赛的行政官和市政长官称为“漂泊者和流浪汉”的人。这是贫困的无声的和持久的表现形式。这些行政官和市政长官在他们于1566年1月2日举行的会议中219 ,决定视察城内各区,以便把这些无用的、不受欢迎的人全部驱逐。从那个时代的精神的角度看,这是一项没有任何不人道之处的决定。城市不得不维持治安,并且为了讲究卫生,要定期清除穷人:乞丐、疯子,真假跛子、瘸子,堵塞广场、酒店和发放大众汤的女修道院的大门前的游手好闲之徒。他们被赶走后又返回,或者有另外一些人到来。驱赶这些人这种狂怒的举动,是高雅、谨慎的城市面对这种从不间断的入侵所采取的一种软弱无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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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的各条通衢大道上,流浪者满坑满谷。他们在各个城市停留。这些人中有违反校规、对导师不辞而别、前来加入流氓帮伙的不断扩大的黑社会的大学生,有形形色色的冒险分子,有乞丐和拦路抢劫的强盗。他们有自己偏爱的城市。这些城市里有他们的要塞,例如:塞维利亚附近的圣卢卡尔·德·巴拉梅达、塞维利亚本身的屠宰场、马德里的太阳门……乞丐们组成一个兄弟会——一个有自己的假日、集市等的国家。他们有时以惊人的数量聚集起来。220 在通向马德里的条条京畿大道上,穷人221 、失业的公职人员、没有连队的连长、跟在一头卸光了所载货物的小驴后面寻找职业的小老百姓等的队伍络绎不绝。大家饿得要死,在首都期待有人来安排他们的命运。走向塞维利亚的,是准备前往美洲的移民的饥饿人群,想重光门楣的穷绅士,寻求冒险的士兵,不名一文、胸怀大志、想做好事的年轻人222 ,西班牙的全部社会渣滓,身上打了烙印的窃贼、土匪,想去那里找到有利可图的职业的流浪汉,急于从债主手中逃脱的负债者,想避开嘴尖舌利、凶狠强悍、嗜争好吵的老婆的丈夫223 ……对所有的人来说,印度乃是梦境,是“西班牙所有的绝望者的避难所和保护地,是叛乱者的教堂,是杀人犯的庇护所……”,塞万提斯在他最引人入胜的小说之一《爱吃醋的丈夫》的开头这样写道。这部小说是那些从印度发财归来的人中的一位的故事。这个人投放资金、购置房产、安排有产阶级式的生活、娶妻成家。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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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路上来去的人中,还有士兵——老兵或者新兵——骗子和无赖。这些人在路上行走,慢慢吞吞,碰碰运气,消失在妓院中,有时身后跟着一个妓女。有朝一日,他们会循着征兵的人的鼓声而去。在马拉加或者在另外一个港口,他们会随着一股由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孩、老兵、逃兵、杀人犯、神甫、妓女等混杂在一起汇集成的人流,遵照行政当局的命令,乘船前往意大利气候晴朗的地方,或者前往西班牙在北非的驻防地的服劳役的场所。在这些流放者中间,也有几个正正派派的人,例如迭戈·苏亚雷斯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人很年轻,换过几个主人,穿越过整个西班牙,从奥维亚多到卡塔赫纳。1575年,他在卡塔赫纳乘船前往奥兰,大概在那里居留了三分之一个世纪。如果需要对什么事进行证明的话,那么这就证明进入这些非洲关押人的地方比走出这些地方困难得多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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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流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危险。它威胁着城市和乡村。在这个半岛的北部,在比斯开,流浪汉不断来到各个城市和居民点。1579年,当局试图对此作出反应,采取措施226 ,以对付那些潜藏在香客群中的人,“如果他们不是老、弱、病或者合法的伤残人员,就让人把他们关进监狱……让医生和外科医生检查他们”。但是,这类决定往往丝毫不能奏效。随着岁月的推移,恶弊愈益严重。针对性的措施越来越严,但都徒劳无功。1586年3月21日,巴伦西亚总督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对付该地的无业游民227 。该项措施对王国所有城市和村镇全都适用。给无业游民三天时限去寻找一个师傅学艺,否则将被驱逐出境228 ,对不务正业者、游手好闲者、骗子、流氓更是如此。在干活的日子这些人在公共广场赌博玩乐,而且在找不到工作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下拒绝接受任何工作。总督还通知没有固定住所的短工:如果他们进行赌博被抓获,将被拘押查处,229 正如对所谓的乞丐和外国人,对所有企图不劳而生活的人进行拘押查处一样。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巴伦西亚的这种严厉措施竟然十分奏效。一封1586年7月24日来自威尼斯的信说,在萨拉戈萨的周围,“人们不得不在烈日酷暑之下,并且还冒着遭到大批杀人凶手的杀害的重重危险旅行。这都是因为在巴伦西亚发布了一道在若干天的期限后把所有的流浪汉驱赶出王国的命令并且以最严厉的惩罚相威吓。于是这些流浪汉部分来到阿拉贡,部分来到加泰罗尼亚。这是在大白天要带着身强力壮的保镖旅行的另一个原因”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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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证明流浪汉和土匪是苦难弟兄,并且互相交换位置(虽然并不需要这种证明)。某个地区清除自身的穷人,其结果只不过是使其他地区为难而已。这个事实也得到证明。除非像塞维利亚在1581年10月那样行事,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这个城市的做法是:把在一次警方进行的大搜捕中抓获的流浪汉强行装上开往麦哲伦海峡的索托马约尔的船上。留给这些人的命运是当挖土方工人。在运送这些人的船中有4艘后来沉没;在这些人中有1000人溺死。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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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惨剧显然都提出了都市的社会底层的问题,即当时任何城市都必然会有的圣迹区的问题。从《林科内特和科尔塔迪略》232 这本并不怎么具有儆戒性的“儆戒性”小说中,我们借助渊博精深的评注,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塞维利亚社会的底层:妓女、风流寡妇、骗人的警官、不折不扣的流氓头子、值得文学描写的流浪汉、在秘鲁发财后回到西班牙的人、好笑的受骗者。这幅画上一应俱全。在别处,马德里和巴黎的情况都同这里一样。流氓、歹徒、流浪汉、乞丐以及所有文学作品热衷于描写的人物,充斥整个意大利。233 他们到处遭到抓捕、驱赶,但总是在被赶走后又返回原地。只有负责当局才相信这种官方的、总是老一套的措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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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0年2月,巴勒莫有关当局采取某些强有力的措施来对付“流浪汉、酒鬼和这个王国的间谍”234 。两个年俸200埃居、不受腐蚀、廉洁奉公的监察官分管这个城市。他们负责驱赶这些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懒散成性的人。这些家伙把干活的日子用来赌博玩乐、为非作歹。这种罪恶“摧毁了他们的财产,更有甚者,摧毁了他们的灵魂”。他们赌博,但是,谁又不赌博呢?对赌徒来说,不仅仅用纸牌作赌具,什么都可以作赌博的题目。在巴勒莫,小麦的价格、即将出生的婴儿的性别,并且还像别处一样,罗马教皇将任命的红衣主教的数目等等均在赌题之列。在威尼斯的一批商业函件中,我找到一张被人偶然留在那里的彩票。为了和共同为害的赌博、酗酒、游手好闲等恶行进行斗争,巴勒莫规定警察对旅馆、客栈、集市、酒店和带家具出租的房屋进行检查,还对这些地方的有嫌疑的常客进行查询……要尽力弄清他们来自何地、属何民族、金钱来源如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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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同窃贼之间以及市风端正的城市同流浪汉之间的这种赌赛,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这是一种永久性的景象、一种“结构”。经过一场大规模的逮捕之后,一切都恢复平静。然后,盗窃、袭击行人、暗杀等情事又层出不穷,屡有发生。1585年4月235 ,威尼斯十人市政委员会威胁要进行干预。1606年7月,那不勒斯出现大量坏人坏事。于是对客栈和旅馆等进行了夜间搜查。400人被捕,其中有很多“被付给高价的”236 佛兰德的士兵。1590年,在8天之内驱逐了流浪汉、茨冈人、强盗、坏分子和亡命之徒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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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驱逐命令列成一张表,看看它们是否像贸易集市的日期那样互相关联,会是件饶有趣味的事。被这些驱逐令这样再度投入社会的流浪汉到底来自何处?去往何方?在威尼斯他们来自很远的地方,甚至来自像皮埃蒙特那样遥远的地方。1545年3月,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人包围了城市。事后一些人返回他们的村子;另一些人登上船只;其余的人则被驱逐出境,因为他们是来自皮埃蒙特以及其他外国城市的无赖、流氓或者好吃懒做的家伙。238 5年以前,即在1540年这个荒歉之年,情况相反,是一大群不幸的父亲携带妻儿乘船来到,住在桥下和运河码头上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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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后,穷人的问题超出了令人厌恶的城市的狭窄范围,发展扩大到整个国家和整个欧洲。17世纪一开始,像蒙特克雷斯蒂安这样的人目睹穷人迅速大量繁衍,惊恐不安起来。如果他像其他一些在法国和他一样的人那样是“殖民主义者”的话,那么惊慌失措是为了清除无产者这支可怕的无声无息的大军。240 在整个欧洲,在土耳其本身,受着每天对面包的需要折磨的大批民众,正日益贫困化。欧洲的人口和它的自然资源相比,数量过大。补偿性的经济勃兴不能再使欧洲振奋起来,阔步前进。人类将蜂拥投向三十年战争的凶残的冲突中。这场战争就是加罗特将要冷酷无情地描述的那场战争,就是格里默尔绍森将要过于准确地按年、月顺序编写它的历史的那场战争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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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活动的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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