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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有关城市生活中的盗匪作案的证据、记录等,比起血淋淋的地中海盗匪活动史来,比起陆上的盗匪活动史来,真是相形见绌、平淡无奇。陆上盗匪活动是与它几乎一模一样的海上行劫活动的同胞弟兄。陆上盗匪活动既像海上行劫活动,而且还以和海上行劫活动相同的程度形成地中海地区的习俗的古老特征。它的源流一直上溯到人类的蒙昧时代才消失。自从大海聚藏了一些紧密凝聚的社会以来,盗匪活动就在海上出现,以后不再消失。今天这种活动仍然十分活跃。242 因此,我们不要像一些不寻求走出“他们的世纪”,即他们研究的那个世纪的历史学家那样,说什么盗匪活动在15世纪出现于科西嘉或者16世纪出现于那不勒斯。我们也不要过快相信我们看见的在16世纪以一种新的或者更新了的力量到处涌现出来的事物的新奇性。那不勒斯胡安娜王后,1343年8月1日对阿奎拉的首领作的严厉打击盗匪、歹徒的指示243 ,可能阿尔卡拉公爵或者格朗弗勒红衣主教也在16世纪发布过。时代不同,抢劫的名称和形式也发生变化。盗匪、拦路抢劫者、小偷、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土匪(拦路抢劫者原来是士兵;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和土匪原来是被放逐的人)——这些人都是强盗——在我们眼里是指社会叛逆者、不适应环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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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没有任何地区能够免除这种祸害。因此,加泰罗尼亚、卡拉布里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因这种祸害而著名的地区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有抢劫活动的地方。抢劫处处存在,以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恐怖主义……等多种面目出现。它既存在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大门,也存在于大马士革或者阿勒颇的大门,也存在于那不勒斯的原野(那里的观察塔是修筑起来对付盗匪的244 ),也存在于罗马城周围的坎帕尼阿(有时人们决定烧掉这块平原沼地上的矮树林以赶出隐藏过深的强盗),甚至还存在于一个像威尼斯这样的显然文明开化的国家。245 1566年,土耳其素丹的军队经过斯坦布里奥尔,先向安德里诺普尔、尼切、贝尔格莱德,然后向匈牙利进发,进军途中,不断绞死一大批因大军过境而被赶出匪巢的强盗。246 显然,强盗是各不相同的。他们在其安全备受赞扬的土耳其的通衢大道上出现,这件事很能说明当时的社会治安状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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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的另外一端,西班牙的景象与上述情况相同。我已经常常提起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道路上的祸患。1567年,一个佛罗伦萨人说,骑驿马从巴塞罗那到萨拉戈萨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过了萨拉戈萨骑驿马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两个城市之间是不行的。至于他自己,他加入了一支武装的封建领主的商队。247 塞万提斯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中虚构了一小队在巴塞罗那附近遭到土匪突然袭击的英雄。这类事件司空见惯,层出不穷。在西班牙帝国宽阔的大路中,有一条通过巴塞罗那。西班牙经由这条道路同地中海和欧洲联系。官方信使遭到抢劫,甚至道路无法再通行,这类事件时有发生。1565年6月就发生过。248 就在这一年,从马德里通向布尔戈斯的大路——另一条西班牙伸向欧洲和大西洋的大动脉——因为瘟疫猖獗为害而交通断绝。249 这显露出疆域过分辽阔的西班牙帝国的大量弱点。但是,在朗格多克那方面有多少比利牛斯山的走私者,在加泰罗尼亚这方面就有多少土匪。下罗讷河流域的农村建筑物250 ,全都是像我们已经谈到的加泰罗尼亚农民的堡垒那样的设防的房舍。在葡萄牙251 ,在巴伦西亚,在威尼斯本身,在整个意大利,在整个奥斯曼帝国,强盗组成的小国家灵活机动(灵活机动正是它们的力量所在),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比利牛斯山到格拉纳达,或者从格拉纳达到加泰罗尼亚,或者从维罗纳附近的阿尔卑斯山游牧、流浪到卡拉布里亚,从阿尔巴尼亚游牧、流浪到黑海。这些微生物嘲弄、蔑视各个正式建立的国家,并且还久而久之使这些国家毁损倾圮。它们和近代进行人民战争的游击队相似。平民百姓往往站在它们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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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50年到1600年,地中海就这样在这种灵活的、残酷的、每天进行的战争中日益衰竭。这是历史学领域内的鸿篇巨制弃之不顾、毫不提及的战争。这是一种被传统的历史学家当成次要事件而置之不理,听凭评论家或者小说家去处理的战争。司汤达尔在意大利这个范围内,就这个问题说过一些颇为中肯得当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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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活动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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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活动首先是对已经建立的国家——政治秩序,甚至社会秩序的保护者——进行的一种报复。“受巴利奥尼、马拉特斯蒂、本蒂沃利奥、梅迪奇……等家族折磨、欺压的民众,自然而然会喜爱并且尊敬这些这家族的敌人。继承第一批篡权夺位者的小暴君的残酷行为,例如教人杀害一直逃难到威尼斯和巴黎的共和主义者的(托斯卡纳的)第一个大公爵科西默252 的这种残酷行为,向这些强盗送去了新兵。”253 “这些强盗反对继中世纪共和国之后成立的暴虐无道的政府。”254 以上是司汤达尔的叙述。情况既然如此,他就根据他眼前的景象来评断在他那个时代始终盛行于意大利的盗匪活动。他写道:“现在,大家肯定还害怕遇到强盗。但是,如果他们受到惩罚,大家却又都会怜恤他们。这是因为这个这样机灵敏锐、这样好挖苦别人、嘲笑一切在它的统治者检查下发表的作品的民族,喜欢阅读以饱满的热情描述妇孺皆知的强盗生活的小诗。这个民族在这些故事中找到的英雄事迹,会使那些始终存在于民众中的艺术气质迷醉……民众从内心赞许他们,乡村姑娘宁愿许身一个在他的生命中曾经有过一次被迫前往绿林落草为寇的年轻汉子,而不许身别人。”255 在西西里,强盗的事迹被流浪盲人歌手歌唱。歌唱时“用一种小的、盖满灰尘的提琴”伴奏256 。这些歌手在人行道旁边的树下被人团团围住。泰奥菲尔·戈蒂埃后来指出257 ,“西班牙,特别是安达卢西亚,在这一点上仍然是个阿拉伯国家。强盗在那里很容易被当成英雄”。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民歌,全都同样充满匈牙利古时民兵和逃犯的故事……盗匪活动是对统治集团、对执法不公的司法当局的一种报复形式。它几乎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是游侠骑士的行动。人们记忆犹新的那个在重罪法庭上摆出一副游侠骑士和穷人的恩人的姿态为自己辩护的卡拉布里亚强盗就是一个例子。他每天数念珠,做祷告,念玫瑰经。乡村的本堂神甫为他祝福祈祷。为了实现他的这种社会正义,他才30岁就已经杀了30来个人。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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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与国家政权为敌,通常在各个国家的政府力量薄弱的地区内,在军队无法采取大规模行动,国家鞭长莫及、无力支配控制的山地活动。这些地区往往是边境地区,例如:沿着威尼斯和土耳其之间的达尔马提亚的高原、匈牙利辽阔的边境地区(这是16世纪盗匪活动的主要地区这一)259 、加泰罗尼亚、邻接法国的比利牛斯山地区、墨西拿(这个地方作为自由城市是个避难所,在这个意义上也是边境)、位于那不勒斯王国内教廷飞地中的贝内文托的周围地区(因为他们从一个司法辖区转入另外一个司法辖区,以此来愚弄挫败追捕者)、教皇国和托斯卡纳之间的地区、米兰和威尼斯之间的地区、威尼斯和奥地利大公的世袭领地之间的地区……所有这些交界地区为盗匪提供了良好的宿营地。后来,伏尔泰同样使用了费尔内这个地方……他这样做绝不是为了杀人越货。可能各国之间终于达成协议,但这种协议一般不能持久。1561年,法国国王向菲利普二世建议260 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比利牛斯山的走私者。这在一个时期内是明智之举,后来则毫无效果可言。那不勒斯和罗马之间关于贝内文托的协定,并不比上述建议更加有用。1570年威尼斯同那不勒斯正式达成协议,261 并于1572年同米兰签署一项协定。1580年,262 当强盗的劫掠在威尼斯国家制造出一种普遍不安全的气氛时,这项协定延长时限。两国政府都获得对方准许在追捕罪犯时可追至边界线另侧6里处263 。1578年,当蒙德哈尔侯爵试图打击卡拉布里亚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时,它向所有邻国,其中包括马耳他和利帕里群岛264 ,报警。1585年,西克斯特·坎特在征伐教皇国的强盗的前夕,也同样行事。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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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谈判牵涉到国家主权,因此,进展缓慢、困难而且缺乏诚意。试问,哪一个意大利的君主从内心深处不对邻邦的困难幸灾乐祸呢?引渡的事极为罕有,除非用对等交换的方式进行。西西里总督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争取到从科西默那里解送来一个罪大恶极、因受到某些男爵庇护而25年来走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逍遥法外、不受惩治的江洋大盗里佐·迪·萨波纳拉,是以把一个被控阴谋反对大公爵的马尔泰里家族的骑士送交科斯姆作为交换条件的。这个土匪由两艘帆桨战船押送,到达巴勒莫时被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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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每个国家自己负责维持治安。这并不是件小事。在盗匪活动的老家,这项工作永无止境。1578年,那不勒斯总督蒙德哈尔公爵决定采取新的对付卡拉布里亚的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的行动。他下车伊始就被告知这些人犯下的罪行:打家劫舍、切断道路、杀害旅客、亵渎教堂、纵火烧屋、抓人绑票,“其他大量情节严重、骇人听闻、野蛮残忍的坏事还不包括在内”。格朗弗勒红衣主教采取的措施丝毫没有奏效。总督写道:“甚至因政治原因移居国外者还人数增加,罪行猛增。他们的势力和影响、肆无忌惮的气焰大大上升,以致在这个王国的很多地方,人们不能旅行而不冒极大危险。”那么,在哪些地区比在卡拉布里亚,比在这些内卡拉布里亚和外卡拉布里亚的省份能够更加有效地打击他们呢?(10年以前,阿布鲁齐可能是匪患最烈、民众最怨声载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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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的文献资料翔实可靠266 ,当时卡拉布里亚的情况就是:盗匪因得社会环境和自然地形之利而大量麇集。他们在那里犯下的罪行比在别处犯下的更罄竹难书,更野蛮残忍。他们恣意妄为、胆大包天竟达到这样的程度:“一天中午,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进入雷焦城,把大炮拖引到那里,袭击一所房屋,闯进屋内并杀死住在里面的人,而这个城市的总督却无法抵抗,因为市民拒绝服从命令,不前去救援。”但是,采取行动对付卡拉布里亚是件非同小可的事。蒙德哈尔从他自己付出的代价中体验到这一点。确切日期不详的雷焦事件发生后,城市总督下令进行搜捕。这次他虽然得到审判特派员的大力支持,但搜捕行动除了增强了强盗的力量和活动以外,毫无效果可言。被任命为两个卡拉布里亚省的临时政府首脑的布里亚蒂科所作的努力,也同样归于失败。惩罚性措施只能激怒土匪。他们攻夺城堡,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入大城市,敢于杀他们的敌人一直杀到教堂,抓一些人当俘虏并扣押索赎。他们的残酷暴行使恐怖气氛四处笼罩。他们破坏田地,杀死那些抵抗他们或者奉总督之命追捕他们的人的羊群,总督自己不敢追捕他们。总之,“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应该对司法当局怀有的尊敬、畏惧和服从”。总督布里亚蒂科伯爵在我们刚从其中引用了上述那些话的那份报告的结尾指出,在他那当时担任王国步兵司令的儿子东·帕德罗·德·门多萨的指挥下,组织过一次对土匪的讨伐。他尽量推迟这次行动,以避免各省遭到不管怎样纪律严明的部队都会造成的损害。但是,如果他再拖延等待下去,就会产生这样的风险:来年春季,他将不得不调集一支军队来对付土匪,而现在对付他们,一支小讨伐队就足够了。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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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这支讨伐部队的有9个西班牙连(用于进驻有资匪嫌疑的村庄)和3个轻骑兵连。268 3艘三桅战船将在海岸附近的水域巡弋。涉嫌资匪的省份就这样预先受到包围。当局一如既往,悬赏索求强盗首级:普通强盗的头每个30杜卡托;强盗头目的头每个200杜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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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东·帕德罗离开那不勒斯。4月9日,总督宣称他的使命已经圆满完成。269 2月份,17个强盗的头颅被送往那不勒斯,钉在城门上。据说这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民众的心愿。270 一些强盗被俘。这些俘虏在东·帕德罗返回那不勒斯时解交了司法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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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像总督以父母官的口气发表的谈话所宣称的那样的巨大胜利吗?事实上,人口过剩、贫困不幸、既盗匪蜂起又盛产丝绸的卡拉布里亚的生活方式依然原样不变,或者几乎原样不变。冬天3个月用小股兵力作战不可能奏效。1580年,一个威尼斯的官员说,271 整个王国土匪横行,到处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强盗在阿普利亚,特别在卡拉布里亚称王称霸,为所欲为。困难在于,如果想避而不走这些盗匪出没的危险的道路,就会冒落入海上行劫者手中的危险。当时,海上行劫者正大批出没于从亚得里亚海一直延伸到罗马海岸附近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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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来年以后,272 情况更加恶化。强盗一直侵入那不勒斯的港口。当局竟至宁愿同强盗和解,或者使用诡计,而不愿与之斗争。就这样,一直使拉沃罗的大陆感到恐怖的安杰洛·费罗的大股匪帮,被派往佛兰德,在西班牙的旗帜下在该地作战。各个匪帮受到挑拨离间,互相火并。一伙匪帮在塞萨附近吃掉其邻近的匪帮。一些因政治原因移民国外者被收编入军队,条件是协助政府打击其竞争对手。最后,还使用了派兵在强盗家里守候这个办法。由于强盗总是同他们的亲戚或者同供应中心所在的村子有联系,于是,当局首先建议被称为亲戚的人“找治病办法”。读者应该把这句话理解为他们交出“他们的”强盗。强盗的亲戚如果拒绝,那么一个西班牙连队就会开来驻扎在村子里。这个连队更喜欢选住该地的强盗的亲戚家中或者有钱人家中。这些强盗的亲戚或者有钱人就得和连队一道设法“找治病办法”。由于这些人有钱有势,因此,或者把罪犯交出就完事,或者设法让罪犯从王国出走。于是,当局又因逃亡者干了坏事而向有关人员索要一笔赔款或者其他费用。连队撤走,然后一切恢复正常。至少根据一份把上述方法当作统治那不勒斯艺术的例证加以说明的乐观的报告的叙述,做法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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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方法并无任何新奇之处,都是惯常使用的老一套。一份威尼斯的文献资料让人了解到这些方法曾经在干地亚使用过。1555年,在干地亚273 ,凡杀死比自己杀人更多的强盗的强盗都予以宽恕(据说当时该岛有强盗200名)。1585年,西克斯特·坎特试图对付罗马的强盗时,也曾经采用这种办法。这是一种从内部搞垮匪帮的方式。贡扎格家族在罗马的一个代理人指出宽恕、赦免和奖赏产生了效果。274 当时热那亚在科西嘉宽恕了加入了它的军队的全部土匪(几个极端残忍的罪犯除外)。这个解决办法使这个惊恐不安的岛屿得以摆脱动乱的因素。获得宽恕的人保证在一个时期内不再与热那亚为敌,并为它效劳。275 土耳其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做法与此如出一辙。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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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夸大这些既表示虚弱又表示灵活的手段的意义。以农民的顽强性来同这个敌人进行斗争的西克斯特·坎特的强烈的意志都没有制服这个受到强有力的支持的神出鬼没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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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活动和封建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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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上行劫的背后,有城市和城市国家在进行活动。在这种陆上行劫——盗匪活动——的背后,有支持冒险行动的封建领主的不断援助。强盗往往或近或远地受到某个真正的封建领主的指挥、操纵。奥塔维奥·阿伏伽德罗伯爵就是这样行事。一则发自威尼斯的法国通讯指出,这位伯爵同他那一帮人1583年6月277 进行反对威尼斯人的活动。“陛下,譬如奥塔维奥伯爵这样的人,一直弄得这些在桑盖内的领主毫无宁日可言,苦恼不堪。自从我上书陛下以来,他曾经返回该地两次,并焚毁了维罗纳河岸边的几所房屋。”威尼斯人追捕他,设法使弗拉拉和曼图亚这两处他惯常藏避的地方不收留他。278 尽管如此,他们没有将他抓获。两年后,他在蒂罗尔的费迪南的宫廷出现。279 另外一个例子:在蹂躏教皇国——这是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盗匪和杀人犯的会集地——的匪帮中(大批当地的强盗不计算在内),格里哥利十四时期的最凶狠顽强的强盗之一是蒙特马尔齐亚诺公爵阿方索·皮科洛米尼。这个人我们已经遇见过。280 托斯卡纳大公在最后时刻救过他,因为长期以来系住蒙特马尔齐亚诺的线一直牵在这位大公手里。他受到大公救助之后,又险些被捕,于是逃脱后前往法国。那时法国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与游击战迥然不同的战争。这场战争这个拦路抢劫的强盗不大喜欢。他听信种种许诺和邀请,再次前往意大利。这一次他来到托斯卡纳,忘恩负义、冷酷无情、肆无忌惮,起来反对大公。他身居皮斯托亚山中,远离卫戍部队的堡垒,却能煽起民众叛乱,进行冒险。特别因为1590年是荒年暴月,小麦严重歉收,灾难更容易引导民众试图改变社会地位,变成盗匪。这是有远见卓识的惊人之语。281 这个强盗头目来到托斯卡纳的心脏地区后,什么坏事都可能发生,特别因为他和西班牙的驻防地以及梅迪奇家族的所有敌人都有来往,情况就更是如此。他如果进入锡耶纳和它的马雷马,就会引起一片混乱。然而,他的那帮匪徒作战不懂策略,不能攻拔要塞,在托斯卡纳或者罗马的警卫部队面前,节节败退。最后,君主取得胜利。1591年3月16日,皮科洛米尼在佛罗伦萨被处决。282 一场奇怪的内战就这样结束。这场战争受到外部世界的密切注视,因为这些冒险行为和密谋活动的线有时牵到外国人手中,有时牵到埃斯科利亚尔,有时牵到多菲内的勒斯迪吉埃尔。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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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国际政治的著名例子。一些比较简单的例子会更加适合我们的目的。但是,它们最不容易发现……然而,加泰罗尼亚的贵族和比利牛斯的强盗抢劫之间的联系、那不勒斯的或者西西里的贵族和意大利南部的盗匪活动之间的联系、284 教皇国的绅士阔佬和罗马的强盗抢劫之间的联系,是无法否认的。贵族阶级或者在政治上,或者在社会上,处处都起作用,都扮演自己的角色。金钱能够搅动一切。贵族在经济上往往病弱。贫穷的贵族——他们之中有的破了产,其他的则是财产微薄的家庭中的年龄较小的非长子——往往是这种潜在的、不断死而复生的、“像七头蛇的头那样的”285 社会战争的首领和骨干。他们被迫通过歪门邪道弄钱,以打家劫舍为生,被迫采取“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手段(正如拉·努所说,法国的情况相同)过活”。286 这种社会机制经常起作用,以后还会更起作用。18世纪,土耳其被某些领主弄得国无宁日。这些领主就是保加利亚的“克尔扎尔斯”。287 他们人数太多,不能全都富裕。在巴西,19世纪初期,土匪是大地主的打手,是这些新时代或多或少对之不利的、不得不进行自卫的打手。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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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不要使事物简单化。强盗抢劫是个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现象。它既为某些贵族效劳,也被用来反对另外一些贵族。“著名的反对卡斯泰隆侯爵的土匪和叛乱分子”亚勒克索·贝尔托洛蒂在伦巴第地区的事迹就显示出这种情况。1597年8月17日,他率领200多人攀越索尔费里诺城堡的墙壁,抓走侯爵的母亲和儿子——一个13岁的孩子。他把俘虏带到卡斯泰隆,试图让他的俘虏——老侯爵夫人——把门打开,以便抓捕侯爵本人。夫人加以拒绝,他枉费心机。于是他野蛮地打伤夫人,杀死小孩,接着又大肆抢劫。根据米兰总督的报告,他“的行为野蛮残忍”。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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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活动不仅同某个贵族阶级的危机联系,而且具有农民性和民众性。一个18世纪的历史学家说,这种活动是一股社会浪潮、一种“泛滥”。290 它掀起最复杂多样的、彼此各不相同的大片江、河、湖、海。它作为一种政治的以及社会的要求和反作用(不是宗教的要求和反作用291 ),既有贵族的成分,也有平民百姓的成分。(罗马城周围的坎帕尼阿或者那不勒斯平原周围的“山王”,难道一般不是农民或者小百姓吗?)它是潜在的农民起义。这种起义是贫困和人口过多的产物。它是古老传统的复活,而且还往往是十足的抢劫,是人攻击人的凶狠残暴的冒险。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要仅仅把这种抢劫归结到最后这个方面,即那些为他们的财富、地位和生命担忧的有钱有势的人最强调的那个方面。然而,即使考虑到在叙述这些罄竹难书的罪行时有言过其实之处,这些罪行难道能够被人忘得干干净净吗?不错,16世纪人的生命贱如草芥。阿隆索·德·孔特雷拉斯自述的整个生涯,由于作者本人曾经亲自经历过,是一部已经为人所知的最出色的骗子小说。这部小说叙述足足十来起杀人行凶案件。本韦努托·切利尼的生涯今天可能使他坐牢,上断头台……根据这些典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些以杀人越货为业的人的踌躇犹豫和惶恐不安……对据在梅斯被包围期间为围城中的人治病的医生昂布鲁巴兹·帕雷说是出自查理五世之口的话和他的想法,人们会作何感想呢?帕雷写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问奄奄一息的是些什么人,是否贵族、绅士和显要人物。给他的回答是:全是可怜的士兵。于是,他把这些人比成是吃植物的芽和吃其他从地里长出的植物结出的果实的毛虫、蚱蜢、金龟子等,说什么他们死了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如果他们有家产就不会为每个月挣6个利佛在军营里干事了……”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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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匪活动的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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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末期,不管当时情况如何,盗匪活动变本加厉,更为猖獗。在由各个国家拼凑而成的意大利,盗匪遍布全境、肆意抢劫。他们从这里被赶走,就去那里躲藏。如果他们因彼此之间恨大仇深发生火并而力量削弱,就与为数众多的绿林山寨建立联系,实力因此加强,再度出现于更远的地区。18世纪优秀的历史学家梅卡蒂告诉我们,这些匪帮在将近15世纪90年代时如何在意大利全境到处横行霸道,猖獗为害。他们常常利用格尔夫派分子和季伯林斯派分子的方便的伪装,打着这两派的旗号进行内部斗争。293 所有这一切的背景则是一幕永恒的饥饿的惨剧。这些下山打家劫舍的盗匪进行的袭击,常常被人比作摩洛哥的劫掠牲畜、庄稼的武装匪帮的那种行动。(不久以前,摩洛哥的未被当局降服的山区的山民突然凶猛地扑向盛产小麦、牛羊成群的平原。)这就为这个世纪末期的意大利制造出一种奇怪的气氛。饥饿在那里折磨整个整个的地区。294 强盗抢劫在那里四处蔓延。从西西里到阿尔卑斯山,从蒂勒尼安海到亚得里亚海,一连串盗窃、纵火、暗害事件和与海上行劫相同的野蛮残忍的暴行相继发生,连绵不绝。人人都对这种局势哀叹。那不勒斯的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塞拉1613年承认在那不勒斯比在意大利任何其他地方,盗窃、抢劫、纵火、暗杀等犯罪行为更加层出不穷,猖獗为害。295 西西里岛和教皇国的情况也是这样。王位空位时期,这些地方盗匪麇集,大量孳生。296 那不勒斯和罗马涅的边界为他们提供了能够进行广泛活动的场所。297 这一伙杂七杂八的乌合之众亡命冒险。他们之中有职业杀手、农民、贵族、违反放逐令的教士、不愿再遵守罗马教廷的清规戒律的修道士……等。这些人的出身来源,可以从由教皇国交给一个名叫让·安德烈·多里亚的人的船役囚犯组成的队伍中推断出来。这些人的名单有时还有人保存。撒丁岛和科西嘉的强盗的数量都十分巨大。托斯卡纳在弗朗切斯科的统治时期经历的重重困难,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造成的298 。从1592年到1593年,意大利打算用大赦的办法来清除这些讨厌的人物。获得赦免的条件是:他们前去达尔马提亚在威尼斯的军队中服役。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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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只是意大利需要同这种祸害进行斗争。在拦路抢劫的强盗从未绝迹的北非,谨慎小心的旅客(例如君士坦丁的商人)总是结队而行。哈埃多说,他们中间最精明的人旅行时由伊斯兰教的隐士伴随300 。在土耳其,窃贼和盗匪麇集。根据塔韦尼埃的记载,301 在17世纪,“整个土耳其盗匪充斥。他们人数众多,成帮结伙,拦路抢劫过往客商”。早在16世纪,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流动商人就组织长列车队进行自卫,群集露宿。露宿地点点燃大火,302 很远就可以看见。商人在陆上运送大包大包的货物和在海上用圆形船运载货物同样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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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和17世纪的最初几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比西班牙更清楚地提供一幅强盗抢劫的高潮的图景。老国王在埃斯科利亚尔死后,西班牙很快就在新兴城市马德里经历了以黄金时代之名为人所知的时代的奢侈豪华、节庆娱乐、艺术和知识等方面的令人惊奇的兴盛发展。这个贝拉斯克斯和洛普·德·韦加的马德里城,这个既属于很富的人也属于很穷的人的具有双重性的马德里城,迅速扩大。在穷人的马德里,乞丐睡在广场的角落,身子裹在短斗篷里。封建领主们跨过这些斗篷回到他们的府邸。巡夜人为富人看守大门。这是一个皮条客、士兵、船长、饥饿的奴仆、玩油腻肮脏的纸牌的赌徒、甜言蜜语把嫖客剥得一干二净的妓女和弹吉他弹得流连忘返的大学生等令人不安的下层社会。这是一个受到整个西班牙养育,附近乡下的农民、工人早上大批涌入的五光十色、三教九流混杂的城市。这些农民、工人来这里卖面包……在谨慎国王统治的大部分时间内,除了格拉纳达曾经情况十分紧张、令人不安,除了英格兰人曾经袭击各个海港之外,这个地区是和平宁静的。这种安宁常常受到外国人的羡慕。至于土匪,他们只在东比利牛斯山区活动,人数众多。他们在该地同加泰罗尼亚的小贵族和附近的法国保持着联系。然而在谨慎国王统治的最后几年,盗匪活动在整个半岛成了突出的现象。一些强盗在通往巴达霍斯的道路上活动。这件事与1580年对葡萄牙的战争有关。303 在巴伦西亚,激烈的争端使大封建领主家族互相之间的对抗发展到杀人行凶的地步。1577年,危险是如此明显,以致为此颁布了一道新国事诏书。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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