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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明本身并没有在这个时代死亡。证据就是它也能够同样断然“拒绝借用”。虽然在15世纪它已气息奄奄、濒临死亡，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已受到死亡的威胁，但仍然拒绝与拉丁教派结合。16世纪，问题再度提出。它仍然同样坚决拒绝借用。不幸得很，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东正教国家了解之差并不亚于对这个时期的土耳其的了解。一系列奇怪的文献资料（发现于威尼斯并由拉曼斯基发表于他那内容十分充实的文集中）在好多年以后仍然等待某个历史学家去解析阐明它的含义。这一系列文章说明了16世纪的希腊人面对罗马的天主教时的奇怪的处境。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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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年，一个希腊人——一个干地亚的或者摩里亚的绅士，向威尼斯作了好几个长篇报告。他主动效劳，进行解释。他说，对希腊的几个邦国来说，进行叛乱，起来反对土耳其的时刻已经来到。这场叛乱只能依靠基督教世界，特别是依靠威尼斯。不过，基督教世界必须预先了解希腊人。然而，基督教世界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希腊主教们曾经不得不忍受多少愚蠢的欺侮和凌辱啊！天主教教士在威尼斯的所有属地上始终对希腊主教们采取轻蔑的态度。这些天主教教士往往只力求用武力把他们从“迷误”中解救出来，禁止或者强加某种宗教仪式，企图禁止在教堂里使用希腊语。然而，这些希腊人宁愿投向土耳其人而不向天主教屈服。他们的确这样行事。他们几乎始终同土耳其人结成联盟来反对威尼斯人，反对地中海西部的海上行劫者。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土耳其人通常宽宏大量，他们从不企图使别人改变宗教信仰，从不阻碍从事东正教的宗教活动。在一般情况下，希腊教士就这样置身于威尼斯的，以及总的说来，西方人的最顽固的敌人之列。每当反对君士坦丁堡的主人的叛乱在酝酿的时刻，希腊教会的成员总是居中调停，使人们恢复冷静，并且向大家解释，希腊民族的继续存在有赖于这种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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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消息资料提供者继续写道，今天，之所以有人准备举起叛乱的旗帜，是因为自从将近1570年以来，一股不容忍异教的浪潮开始淹没土耳其的各个地区；一些教堂遭到劫掠；一些寺院遭到焚毁；一些神甫受到凌辱……对威尼斯来说，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来到。但是，它只有一条通向成功之路：同东正教的大主教和平相处；向他们保证，天主教教士将奉命将来绝不使希腊教士感到丝毫不安。一个与威尼斯有商务关系的人还自告奋勇，居中斡旋，但他坚持要了解威尼斯是否真的准备信守自己的诺言以及在什么情况之下胜利在他看来是有保证的。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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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读读拉曼斯基的文集所收集的与过分热心积极的威尼斯神甫或者僧侣在干地亚或者在塞浦路斯煽起的大量事件有关的文献资料，就会相信希腊教会所表达的抱怨不满的情况确有其事。人们可以明白干地亚人和希腊群岛的其他希腊人被西方指控同别人勾结并且“叛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往往憎恨天主教徒，他们因此常被指控背叛天主教徒。但是，显然还有另外的原因，例如：一个从他受雇的土耳其船在希腊港口登岸的希腊水手在陆上探望他的家人时，会从家人那里了解到所有可能得到的关于刚刚驶过的威尼斯舰队的详情细节，或者关于前一天在中途停泊港停留的地中海西部海上行劫者的详情细节，他也会向人讲述这些详情细节。即使这艘土耳其船是海盗船，停泊港是威尼斯的属地，情况也是这样。（正如情况经常是这样的一样。）但是，根本的理由还是把拉丁文明同东正教文明分开的那种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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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存的事物和文化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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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改变、掀翻或者搞乱各种文明的那些变化之外，还显现出一些令人惊奇的永存的事物。作为个人的人能够背叛文明，但是文明仍然钩挂在几个固定的、几乎经久不变的点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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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茨维杰奇在思考山形成的障碍时说，山对人种的渗入进行的对抗，“小于对产生于人类活动的运动和对文明的潮流进行的对抗。”76 这种思想经过正确的解释和可能的修改后，似乎是正确的。对作为单个人的人来说，一切逾越、攀登、探索和一切转移都是准许的。当他是一个单个的人，用他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的时候，什么也阻挡不了他，阻挡不了他本人和他搬运的货品，不管这些物品是物质的或者精神的。如果是一个组，是一个社会群体，移动就变得困难起来。一种文明不能同它的全部家什财物一起迁移。个人在越过边界时就会感到身处异域、陌生而且不习惯。他于是“背叛”他的文明，把文明抛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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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这种文明实际上牢牢地固定在确定的地理区域内，而这个地理区域又是这种文明的实在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种文明在成为它的艺术的各种表现共有的（尼采把艺术看成是文明的主要真实，可能是因为尼采和他的同代人使真实成了质量的同义词）同一性之前，在根本上存在于一个由人和历史构成的地理区域里。因此，存在着文化边界，存在着异常持久的文化区域。世界上的任何异种杂交都不能够改变这些边界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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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地中海被文化边界——主要的文化边界和次要的文化边界——切割开来。这些边界全都是无法愈合的但又起着作用的伤痕。J.茨维杰奇在巴尔干这一大片地区辨识出三个文化地区。77 在西班牙谁会对贯穿托莱多的纬线的两侧的鲜明对比不敏感呢？这个半岛的心脏——一个混合体——就在托莱多。在北面是半独立的小农和隐居在自己的外省小城市里的贵族的贫困的、艰苦的西班牙；朝南是开发垦殖的移民地，这是平时人们愿意看到的唯一的西班牙。这是基督教徒在那里发现了精巧的深耕细作的农业、有组织的大庄园、大批勤劳的农民和大量代代相传的遗产的西班牙。基督教徒没有破坏这些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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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地区的边缘和心脏地带，呈现出更加宏伟壮观的景象。地中海世界最主要的边境，仍然是罗马帝国在欧洲的古老的边界线，即沿莱茵河和多瑙河的那条线。这条线将是16世纪天主教复兴的前进线。这条线是新的罗马帝国长城。沿着这条线将会出现耶稣会会士的团体和他们的那些门窗有大括号形装饰的教堂的圆顶。罗马和宗教改革运动之间的分裂正好沿着这道古老的伤痕产生。这就是比国与国之间的争端更给予莱茵河边境以“庄严”78 的性质的事物。16世纪的法国夹在罗马的这条前进线和新教的推进抵达得最远的比利牛斯山线之间。被两方撕裂为二的法国将再一次承受它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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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地中海的各个国家最奇怪的伤痕是东西方之间，在我们已经提到的海上障碍之外的一道无法移除的障碍。这道永恒的障碍蜿蜒于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在位于德林河河口的勒什（阿勒西奥）以及达尔马提亚海岸和阿尔巴尼亚海岸的连接处79 那里，从亚得里亚海岸中经内舒斯、雷米西亚纳和拉蒂亚拉等古城直抵多瑙河。80 迪纳拉阿尔卑斯山的整个大片地区，从被罗马帝国西部控制的、宽阔的高地山谷通向那里的潘诺尼亚平原起81 到海岸的边缘和朝向意大利的海岛止，都已经拉丁化了。韦利亚岛上讲拉丁方言的最后一个家族（还有一些岛屿呢！）已经在20世纪的头十年绝灭了。82 在克罗地亚，一种仍然是意大利模式的生活艺术83 今天还和很多其他遗产混合在一起。这种艺术永远流传、延续。毫无疑问，这种意大利模式是一种很古老的意大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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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道文化边界的一个例子：伊弗里基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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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较不突出的例子，即文化的再分的例子，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地中海的三大文明——拉丁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希腊世界文明——事实上是亚文化群，是被共同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的各不相同的独立自主的文化家族的并列。在北非，没有一个文化家族的界限比古老的非洲的城市国家——阿拉伯的伊弗里基亚（今天的突尼斯）——的界限划定得更加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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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打下了它的基础。突尼斯平原北、东两面滨海。这块平原朝南向撒哈拉大大敞开门户。它把撒哈拉的蒿属植物和细茎针茅构成的景色加以延伸。它也收纳撒哈拉的城市尽其所能试图驯化的流浪的、游牧的和散乱的部落。它在西面的自然背景是独特的。这就是：在突尼斯干燥和炎热的平原上展现出一系列难于进入的、险恶的和起伏不平的地面84 ：丘陵、高原和小山脉。然后，群山一直通向昔日的努米迪，通向今天寒冷的君士坦丁堡地区。85 这个地区使旅客回想起西西里中部、多山的安达卢西亚或者撒丁岛的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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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和中马格里布之间的群山起伏的连接地带大致上位于从塔库什角出发，中经克皮尔河、舍里夫河、艾因·贝达、塔夫朗特山及冈蒂亚的这条线的沿线地区。夏尔·蒙希古尔乐于描述这片宽大的连接地带的两侧的变化：这里，朝西是鹳鸟、梣木、榆树、呼啸着高山风暴的天空下的褐色粗瓦屋顶；那里，朝东是台阶形的屋顶、古巴斯注40 的白色圆屋顶。这些景物显示出连接突尼斯城市和东方城市（例如开罗或者贝鲁特等城市的兄弟情谊）。“凯鲁万只不过是个巨大的白色立方体……它和君士坦丁堡形成鲜明的对照。”君士坦丁堡在不止一个方面还是个房屋质朴而灰暗的山区居民的大村庄。86 历史表明：伊弗里基亚在古代和当代都使这条线成了它的界限、它的西方边境。这个边境由障碍构成。这些障碍有时防止，有时勉强放进，但始终阻碍帝国主义对这块风光明媚和诱人的平原进行的冒险。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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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宽广和质朴的地区朝西对突尼斯精巧的文化形成了一道屏障。16世纪南下突尼斯的君士坦丁堡商人88 在找到有台阶的白色房屋和阳光灿烂的城市的同时，找到一个富有的、与东方密切沟通的、定期与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通商的国家。这是一个治理有方、文明开化、阿拉伯语在城乡都占主导地位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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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中部马格里布，一直到特莱姆森（这既是一座摩洛哥城市，也是一座撒哈拉城市），未开化的程度简直令人吃惊。阿尔及尔后来在一个没有任何文明酵母的、未经开发的、居住着牵骆驼的人、绵羊牧人和山羊牧人的地方成长起来。相反，近东地区却具有古老的传统。突尼斯国王穆莱·哈桑是最后几个哈弗西德家族的成员中的一个。他被儿子罢黜并弄瞎失明之后，于1540年来西西里和那不勒斯避居。他给会见过他的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杰出的君主，喜爱美好的事物，是香料和哲学方面的行家。他的同代人班德洛对我们说，89 这是一个“阿威罗伊派学者”，一个哲学家君主，一个即使在马格里布，甚至在暴发户和粗野的冒险家的城市阿尔及尔也永远找不到的君主。……突尼斯对先在1534年，然后在1569年暂时居留该城，最后从1574年起永久居留该城的土耳其人的厌恶，是一个古老的、虔诚的、管理良好和文明开化的城市对蛮族表现出来的憎恶愤慨。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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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明的最根本的实在性，就是强使这种文明像植物那样生长，强加给它限制（有时甚至是严格的限制）的地理空间。除了这一点外，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吗？各种文明就是一些地理空间、一些地带，而且不仅仅是人种志学者在谈到一种双刃战斧的地带或者一种羽箭的地带时所理解的那种地理空间和地带。这是一种迫使人并且无止境地受人影响的地理空间。事实上，“突尼斯”的例子难道是一种平原合成体和与之性质迥然不同的山区合成体之间的对抗之外的什么别的事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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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和转移的缓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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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在土地上的文明的抵抗力，说明某些发展演变为什么特别缓慢。文明尽管具有明显的可变性，但要经过很长的时期，经过不明显的发展演变过程（尽管有表面上的破裂）之后才会发生变化。光线似乎是从遥远的星球经过中继，经过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暂时停顿，照射到文明上来，从中国到地中海，从地中海到中国，或者从印度，从波斯到内海的传播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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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够说出印度数字，即所谓的阿拉伯数字，从它的祖国经由叙利亚和阿拉伯世界的中继站，即北非或者西班牙，到达地中海西部地区花了多少时间呢90 ？谁能够说出，这些印度数字战胜被认为更难弄错的罗马数字又花了多少时间呢？1299年阿尔特·迪·卡里马拉同业公会禁止在佛罗伦萨使用这些数字。1520年，“新数字”又在弗里堡遭到禁用。直到16世纪末它才在安特卫普使用。91 谁能够说出那些源出于印度或者波斯，被希腊寓言和拉丁寓言（拉封丹后来从这两种寓言中吸取创作素材）收入的寓言的流传经过呢？这些寓言今天在大西洋的毛里塔尼亚还生机勃发，不断盛开鲜花。谁能够说出17世纪中国钟变成基督教的钟并被置放在教堂的高顶之上花了多少时间呢？92 根据某些人的说法，这要等到钟楼这种建筑从小亚细亚传到西方之后。纸的旅程也同样漫长而缓慢。公元105年，纸在中国发明。在中国，纸用植物制造。93 造纸的秘诀据说是公元751年在撒马尔罕由中国战俘泄露出来的。在这之后，阿拉伯人可能用破布代替植物作为造纸的原料。布制纸大概从公元794年起在巴格达开始了它的历程。94 它可能从那里慢慢传遍穆斯林世界的其余地区。在11世纪人们注意到它在阿拉伯95 和西班牙出现。但是，萨蒂瓦的第一家造纸厂（今天在巴伦西亚的圣菲利普）大概不会创建于12世纪中叶以前。96 布制纸11世纪使用于希腊97 ，将近1350年，它在西方取代了羊皮。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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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根据G.I.布拉蒂亚努99 的著作指出，将近1340年，法国服装突然发生变化。十字军参加者的飘动长袍被男式短紧身上衣取代。穿这种上衣的人同时还穿紧身短裤和尖头鞋作为补充。所有这些时新的服饰同山羊胡子和特雷森托的西班牙式胡子一道从加泰罗尼亚传入。实际上它们都来自更远的地区，由加泰罗尼亚人从他们经常去的地中海东部地区传入。而这些地区又是从保加利亚人甚至从西伯利亚人那里得到这些时新服饰的。至于这个时期妇女的服装，特别是尖角形头饰，它们来自近处塞浦路斯的吕西尼安宫廷。这个宫廷在很久以前又从遥远的唐代的中国传入这些头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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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这样一些旅行，然后使新事物固定下来扎根、长茎，需要长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时间。相反，文明的古老的根株却仍然牢固得令人惊奇并且有抵抗力。E.-F.戈蒂埃一反专家们的看法，100 坚持认为伊斯兰教徒在北非和西班牙重新发现了古老的布匿人文明的基础，而且这些基础为伊斯兰教在北非和西班牙的推进和入侵开辟了道路。在我看来，他这样说，是仍然停留在假说所允许的范围内。在地中海地区及其周围难道没有古代的残余，没有古代文化的涌泉吗？亚历山大和安蒂奥希等早期基督教世界的宗教中心的教义的影响，16世纪还残存在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徒中和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徒中。根据埃德里西的看法，12世纪，拉丁语在北非的加夫萨还有人讲。只是在1159年，即比伊斯兰教的征服晚4到5个世纪，由于阿布达尔穆明的迫害，当地最后一批基督教团体会社才从北非消失。101 但是，伊本·赫尔东仍然指出，晚到14世纪，在同一个北非有“偶像崇拜者”102 。让·塞尔维埃1962年在卡比利亚的苏马姆山谷和在别处进行的人种学方面的调查，也强调伊斯兰教是晚在1000年后传入非洲的。这个伊斯兰教“不是奥克巴的骑兵带来的，而是在两百年后的第9世纪定居在布日伊的什叶派法蒂米特家族带来的。这是一种被伊朗更加精神化了的伊斯兰教。它还因一股股入教的潮流而富有起来。它必然会接触到民众传统的神秘的象征主义”。103 此外，这种当今的、很多地方涉及20世纪的、具有强烈的具体现实性的神业，展现出一种民从传统的、一种世世代代留存下来而且今天仍然活着的基础宗教的宽阔的景象：没有神父；每个家长、“每个女主人”都有“主持宗教仪式的能力……这些仪式在尘世上加强了它们所负责照管护卫的人的团体”。104 首先，构成这种宗教的特征的，是对死者和对保护圣徒的崇拜。“当圣徒奥古斯丁高呼：‘我们的非洲难道不是播满神圣殉难者的躯体吗？’时，他就已经承认这些白色的坟墓的存在。这些坟墓是山口和山的永恒不变的、坚定不移的守护者。它们后来变成马格里布的伊斯兰教的被人承认的圣徒。”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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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这样从文明的瞭望台眺望，并且应该极目远眺，眺望到历史的黑夜，甚至超过这个黑夜。作为一个研究16世纪的历史的历史学家，我认为新近创刊的关于史前时期的杂志《地下》106 与我的研究工作有关。这个刊物从事古地中海的、阿尔卑斯山区的和北欧的底层的研究以及其他研究。它在诸如古时对死者的崇拜的复活等问题上，提供了不少资料。文明也是一种遥远的，而且很遥远的过去。这个过去坚持要继续生存下去，要把自己强加于人。对动植物的生境以及对人的农业实践来说，这种过去和地形、当地的土地、水的供给或者气候这些显然重要的事物同等重要。这一点是一个地理学家撰写的一本受人赞赏的关于普罗旺斯的书确切证实了的。罗贝尔·利韦对“地理遗传”很感兴趣。动植物的生境在这门学科中占首要地位。对罗贝尔·利韦来说，特征非常突出的普罗旺斯高山地区的生境（常规的解释，特别是防御地势理论，对这些生境的解释很不充分、十分可笑），毫无疑问是与一种他顺便命名为岩石文明的文明相联系的。这种文明的基础和传统，上溯到在“罗马人移民定居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古老的地中海传统”。它在罗马时期沉睡，接着苏醒，在16世纪的黎明时期活跃起来。当时绵延不绝、彼伏此起的骚乱正使普罗旺斯的居民痛苦不堪，受尽煎熬。107 这是一个把我们引离16世纪但并不引离它的真实事物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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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作出什么结论呢？毫无疑问，作出否定的结论。作结论时，我们不允许自己步其他很多人的后尘，人云亦云，动辄就重复“文明是终究会死亡的”这个老调。终究会死亡的事物，或许是文明的朝开暮谢的昙花，是一个时代的错综复杂的和短命的创造，简而言之，是文明的经济的胜利和社会的磨难。但是，文明的基础永存。这些基础并非坚不可摧，但它们多次比人们想象的牢固得多。它们顶住了无数次被人料想会来临的死亡。它们庞大的群体经过数世纪的单调转变，始终岿然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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