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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来自博季亚斯科、在阿尔及尔被俘的名叫杰罗尼莫·坎波迪梅利奥的热那亚人的险遇，也是一则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社会新闻。这个人1598年50来岁。他的被俘日期和他过去在阿尔及尔的老板的名字，都没有查清。这个老板临终时赠给他一爿店铺。正在这个时候，有人看见他出现在街上，穿着打扮得像土耳其人一样。一个人肯定说他娶了个女穆斯林。“我想他是放弃了宗教信仰，不想回来了。”9 这是一个比料想的更经常发生的故事的结论。事实上，甚至根据当时一个作家的说法，10 基督教徒成千上万地改变信仰，投向土耳其人和伊斯兰世界。各种伟大的文明，或者各个强有力的政府，抵制这种现象，与之进行斗争，赎回它们误入歧途的孩子。单个的人通常则比较随和。后来逐渐制定了一项正式的法规来对付这些背教者。16世纪，他们已经不受褫夺公权的处分。一个居住在突尼斯的背教者甚至用有利于他在锡拉库萨的兄弟的方式处置他的遗产。11 1568年，一个名叫弗赖·路伊斯·德·桑多瓦尔12 的人甚至向地中海的基督教君主、王侯们主动提出一项庞大的赎罪方案：将对这些迷路的人进行赦免。这样就会终止他们加给基督教世界的无穷祸患。在这期间，每个背教者都可不冒任何风险回到家里。威尼斯人加布里埃尔·祖卡托的情况就是例证。1572年，他被塞浦路斯的征服者俘虏，并且沦为奴隶。35年后，即1607年，他回到威尼斯，回到最神圣的信仰上来并要求得到一个经纪人的职位。鉴于他一文不名，懂希腊文、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甚至还能用土耳其文写作”，他的这项请求被五贤人接受，然而，改宗伊斯兰教就是背弃了原来的宗教信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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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地中海的这两种伟大的、敌对的和相邻的文明，随着环境的变化和彼此不断的接触变得友好起来。在阿尔及利亚人于1540年对直布罗陀进行的那场失败的进攻中，80名基督教徒落到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手里。警戒解除，惊恐消失后，按照惯例进行谈判。缔结了类似停战协定的条约后，进行正式会谈。阿尔及利亚的船只驶入港内，水手登陆，在城里游逛，和他们的老相识——过去的俘虏或者过去的老板——重逢，然后到下等咖啡馆或者小酒店去吃饭。这时，市民帮助运输淡水，向阿尔及尔舰队提供给养。14 大家友好亲善，互致良好的祝愿。这种友好亲善或许可以和在同一条战壕里作战的士兵之间的那种兄弟般的感情相比。可以想想，有谁愿意在两种敌对的宗教之间有一块密不透风的隔板呢？人们来来往往，对国家或者信条形成的边界漠然置之。他们知道存在着航海和贸易的需要、海上行劫和战争提供的偶然的机会、彼此串通的机会或者时机和环境促成的背叛。由此而产生了层出不穷的例如梅勒克·亚萨那样的险遇。这个改宗伊斯兰教的拉古萨人于16世纪初在印度又被人找到。那时他正负责防守第乌岛对抗葡萄牙人（他占有这个职位好几年）。15 三个西班人的险遇也可作为例证。1581年，一艘来自阿斯特拉罕的英格兰小轮船在里海的杰尔宾特收容了这三个西班牙人。这艘英格兰船由莫斯科公司每两年或者每三年租用一次。这些西班牙人毫无疑问是背教者，是土耳其军队的逃兵，七年前在拉古莱特被俘。16 他们的奇怪的故事真是无独有偶，1586年，英格兰船“大力神”号把德雷克在西印度释放的20名土耳其人带回土耳其。这是在叙述这艘驶往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帆船的航行故事的一个插曲中简短地提到的一个细节。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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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初发生了同样的险遇。1608年，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朱里亚奥的人一直被囚禁在里斯本的S.朱里亚奥·达·巴拉的城堡中。他被俘时已经受过洗，18 过去统率过在梅林德海岸附近的土耳其帆桨战船。1611年，波斯人俘虏了在首相穆拉德帕夏的土耳其军队里的3名法国人和1名德意志人。上帝才知道这些人是怎样去土耳其的。当然，不管怎样，他们总是经过了君士坦丁堡的驿站。此外，波斯人还俘虏了一个出生于塞浦路斯的希腊人。他们全都受到胜利者的宽宥，然后由伊斯法罕的嘉布遣会修士收容。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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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例子是一个名叫康斯坦丁·费尔贡的希腊冒险者在17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的命运。这个人生于凯法利尼亚岛，自称是某个威尼斯贵族的儿子，后来深受暹罗国王宠信，在暹罗“一切都由他经管……”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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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财产怎样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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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旅行，文化财产也旅行。既有日常的旅行，也有最料想不到的旅行。文化财产随着旅客的不断流动，某年被某些旅客带到这里，下一年或者一个世纪之后又被其他旅客从这里带走。这些财产往往由无知的人的手来运输、抛弃、重新拾起。多瑙河流域各地的第一批用于翻印东正教的虔诚的教理的书籍的印刷机是门的内哥罗的商贩16世纪初从威尼斯或者从威尼斯属地21 带到那些地区去的。1492年被驱赶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在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创办并经营全部该地恰好短缺的货品的商业。他们开办五金铺，22 安装首批使用拉丁字母、希腊字母或者希伯来字母的印刷机（要等到19世纪23 才出现首批使用阿拉伯字的印刷机）。他们建立了毛纺厂24 和锦缎织造厂，并且据说还制造了首批活动炮架。25 这种炮架使苏里曼大帝的军队能够用野战炮装备起来。这是这支军队能够克敌制胜的原因之一。查理八世在意大利1494年作战时使用的炮架可能是这些炮架的样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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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部分文化财产的转移是在不知道谁是转运者的情况下完成的。这些转移的数量是如此之大，其中一些的速度是如此之快，而另一些的速度又是如此之慢，它们的方向路线是如此曲折多变，以致在这个什么也不会留在原处、永远乱七八糟的巨大货站上，人们无法辨明方向。如果能够在这些行李中辨认出一件，就会有一千件无法辨认。在这些无法辨认的行李中，有的地址、标签短缺；有的有包装物而无包装的内容；有的却又只有包装内容而无包装物。当问题在于艺术品时，在于贝叶教堂27 的墙角饰时，在于一幅在西奈28 重新发现的加泰罗尼亚的画时，在于在埃及验明的巴塞罗那的铁饰或者在于一些16世纪在阿索斯山的修道院，在意大利或者德意志的影响下完成的奇怪的图画时，人们想对一切重新加以整理，这还行得通。当问题在于实质性的货品，例如日常用词或者地理用词时，这也还行得通，因为对这些进行检验，虽然是不可靠的，但至少是可能的。但是，当问题在于思想、感情、技术时，什么样的错误都可能产生。我们难道会认为16世纪的西班牙的神秘主义能够通过像雷蒙·吕尔的折衷主义的思想那样的假设的中介29 追溯到伊斯兰教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吗？我们难道会认为西方的韵脚来自西班牙的信奉伊斯兰教的诗人吗？30 我们难道会认为武功歌的内容（这是可能的）借自伊斯兰教吗？让我们既要提防那些把行李辨认得过分清楚的人（例如认为我们的行吟诗人使用的词来自阿拉伯的人），31 也要提防那些出于对抗，当人、思想、生活的艺术、信仰、爱的方式等等正在地中海进行交换的时候，把一种文化和另外一种文化之间的互相仿效、借取的事物统统都加以否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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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西安·费弗尔32 在一篇消遣自娱、引人入胜的文章里，想象了希罗多德如果今天旧地重游，对在我们看来构成地中海国家特征的植物群会感到多么惊讶。这种植物群中有：阿拉伯人从远东输入的橘树、柠檬树、橘子树，来自美洲的仙人掌，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这种树征服了葡萄牙和叙利亚之间的整个地域。现在，飞行员说，能够根据桉树树林辨认出克里特岛），来自波斯的柏树，可能从秘鲁移植来的西红柿，来自圭亚那的辣椒，来自墨西哥的玉米，“阿拉伯人带来的恩惠”——大米，来自伊朗的原来是“中国山区居民后来变成伊朗山区居民”的桃树、菜豆和马铃薯，柏柏尔的无花果树、烟草……这张表既不完全，也没有完结。关于原系埃及土产，33 后来又离开埃及漂洋过海的棉花的迁移情况，可以辟出整整一章来加以叙述。一项示明玉米这种原产于美洲的作物怎样于16世纪来到地中海的研究，也会受到人们欢迎。18世纪伊尼亚奇奥·德·阿索错误地假设玉米是有两个来源的植物。他认为，这种植物毫无疑问来自新世界，但在12世纪也经过阿拉伯人之手来自东印度群岛。34 咖啡树1550年就已经存在于埃及。至于咖啡，它在将近15世纪中叶到达东方。非洲某些部落的人吃烤咖啡种子。咖啡作为饮料从这个时期起在埃及和叙利亚为人所知。1556年在阿拉伯的麦加禁止饮用这种伊斯兰教苦行僧的饮料。将近1550年，咖啡传到君士坦丁堡。1580年，威尼斯人把它输入意大利。在1640年和1660年之间，它传入英国。在法国，它1646年首先在马赛出现。以后，将近1670年，它在宫廷出现。35 至于烟草，它从圣多明各传到西班牙。1559年，甚至可能早在1556年，这种“美味的烟草”随同特韦特经过葡萄牙到达法国。36 1561年，尼科从里斯本把烟草粉寄送给卡特琳·德·梅迪奇治疗偏头痛。37 这种宝贵的植物很快就越过地中海的空间。将近1605年，它抵达印度。38 在穆斯林国家它经常遭到禁止。但是，1664年，塔韦尼埃看见索非自己也在抽烟斗。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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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小趣事表还可以延长。小亚细亚的悬铃木16世纪在意大利出现。40 稻米的种植16世纪也引进尼斯地区和普罗旺斯沿海地区。41 在我国叫作“罗马莴苣”的莴苣，是由一个名叫拉伯雷的旅客带到法国的。我们经常引用他的书信的那个布斯拜克从安德里诺普尔带回第一批丁香。这些丁香在维也纳借风力之助长遍该地的整个田野。进一步的验证并不会对已经清楚明白的事物增添什么东西。这一已经清楚明白的事物就是地中海各种文明的混合搅拌的巨大程度和广阔范围，这种混合搅拌现象因这个混合地区的文明的组群从一开始起就种类繁多而产生更多的重大后果。在一个地区，这些文明的组群由于以或长或短的时间间隔互相交换和互相借用，往往清楚明显。而在另一个地区，它们混在一起，特别嘈杂拥挤。这些嘈杂拥挤的景象，令人想起那些东方的港口。正如我们的浪漫主义作家向我们描绘的那样，这是一个各种民族、各种宗教、各种类型的人以及地中海世界所能包含的头饰、时装、烹饪、风俗等方面的各种事物的聚集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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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奥菲尔·戈蒂埃在其所著《君士坦丁堡旅行记》一书中细致地描绘了每个中途停靠港的这种大规模的假面舞会的景象。最初读者还分享他的这种消遣自娱之乐。之后，读者无意之中突然发现自己阅读这本书时会跳过书中必然会有的描写，因为这种描写总是千篇一律、陈腔滥调。到处是同样的希腊人、同样的亚美尼亚人、同样的黎凡特人、同样的犹太人、同样的土耳其人、同样的意大利人……当人们仔细观看热那亚、阿尔及尔、巴塞罗那和亚历山大等的港口区的虽然不那么生动但仍然活生生的景象时，便会有个文明显然不巩固的印象。但是，历史学家如果想弄清楚这个错综复杂的现象，就最容易弄错事实，产生迷误。历史学家认为萨拉班舞是古老传统的西班牙舞蹈。他们接着又发现这种舞蹈在塞万提斯42 时代才刚刚出现。他们把捕金枪鱼想象为热那亚水手、那不勒斯人、马赛人或者科西嘉海角的渔民特有的劳作活动。事实上，阿拉伯人也捕这种鱼，并在将近10世纪时把这种劳作活动传给别的民族。43 总之，历史学家几乎准备遵循加布里埃尔·奥迪西奥的观点，44 认为真正的地中海种族是居住在混杂的、有世界性的港口内的种族（现在只举出其中的大港：威尼斯、阿尔及尔、里窝那、马赛、萨洛尼卡、亚历山大、巴塞罗那、君士坦丁堡），是一个把所有的种族合并为单一种族的种族。但是，这难道不是一种荒诞不经之谈吗？混合本身就必须以成分的多样性为前提。混杂现象就证明并不是一切都融合在一个单一的群体中，就证明存在着各不相同的成分，就证明当人们远离这些各不相同的成分随意混杂交错在其中的庞大中心时，人们就重新发现这些成分是孤立的、可以辨认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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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和拒不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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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能够把自己的货品输出到远方、能够发扬光大的文明之外，不存在任何别的文明。一种不输出人、不输出思想或者生活方式的文明，是不可想象的。曾经有过一种阿拉伯文明，它的重要性和衰退已经为人所知。曾经有过一种希腊文明，它至少保住了自己的本体。16世纪存在过一种拉丁文明（我不再称之为基督教文明）。在与海进行斗争时，这种文明是所有文明中抵抗力最强的文明。它光芒四射，越过地中海的空间，向前移动，并且通过地中海向欧洲的深处，向大西洋和海外移动。这种历时达几个世纪之久的传播，也是造船能手意大利人即将传授给葡萄牙，并且一直传授给波罗的海地区的造船技艺的传播，也是意大利人最先获得然后示范传授的丝织技艺的传播，也是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佛罗伦萨人等经商年代久远的商人先于北欧人很久就创立出来的会计技术的传播。这种传播也是意大利和地中海的女儿——人们能够了解它在欧洲的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文艺复兴——的巨大反响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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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种文明来说，活着就是既能给予又能收受和借用。借用是一项艰难的任务，想借用的人不能都像师傅那样得心应手地使用采用的工具。地中海文明的重大借用之一，毫无疑问是由德意志师傅传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直到果阿的印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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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明有时拒绝借用。它反对某些联合。它在交换者向它提供的交换物中进行选择（如果没有警惕，或者更简单地说，如果没有脾性和倾向的不相容性以及口味爱好的不相容性，交换者往往会把这些交换物全部强加给它）。从这些现象中也可辨认出这是一种伟大的文明来。只有乌托邦主义者（16世纪有一些例如纪尧姆·波斯特尔这样的可敬的乌托邦主义者）才会梦想把各种宗教合为一体。在构成每种文明——这是财富、力量和制度的合成物——中，宗教正好是最属于个人的和最具有抵抗性的东西。把各种宗教部分地混合在一起，把某种思想从一种宗教移植到另外一种宗教里，甚至在必要时把一种宗教的某一教义或者仪式移植到另外一种宗教里，这是可能的。但这同把它们混合为一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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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借用吗？16世纪提供了这方面最光辉的范例之一。百年战争甫告结束，天主教就经受了宗教狂热的浪潮的冲击。在这些狂涛巨浪的猛烈冲击下，它像一株树皮爆裂的树那样折断碎裂了。在北欧，宗教改革运动席卷德意志、波兰、匈牙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英格兰和苏格兰。在南欧，在传统上被称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的这场运动和很多人称之为巴罗克文明的文明发展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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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始终存在着一个北欧地区和一个地中海地区。这是两个用绳索捆绑在一起，但因各自有自己的天空、自己的中心，以及从宗教上讲，各自有自己的灵魂，因而判然有别的世界。这是因为在地中海地区人们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宗教感情：这种方式正如它过去曾经使蒙田在意大利45 或者圣古阿尔大使在西班牙46 感到震惊不快一样，正如它过去被耶稣会会士或者穷人的耶稣会会士亦即嘉布遣会修士，把它传入西欧时曾经使整个西欧感到震惊不快一样，今天仍然使北欧人震惊不快。甚至在像弗朗什—孔泰这样的深皈天主教的地区，苦修修士的仪式行列、新的弥撒和祈祷活动、南欧的虔敬行为中的色情的、富于戏剧色彩的以及对法国人的口味来说超过限度的事物，都使很多冷静审慎、明哲理智的人大为愤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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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新教仍然把几个锐利的尖头推入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地区，48 推入中央高原，推入法国的阿尔卑斯山地区，推入贝亚恩的比利牛斯山地区。然而，它最后却在地中海地区的边境处处遭到失败。拉丁文明在经过犹豫不决和使它的拒绝变为更加具有特征的猛进之后，对“山的彼侧”的宗教改革回答了一个“不”字。如果说路德教派的某些思想观点或者后来的加尔文教派的某些思想观点能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争取到一些信徒的话，这些思想观点也只不过能使个别人或者个别狭小的团体感到兴趣而已。这些人几乎总是已经长期生活在国外的人：教士、大学生、书商、小手工业者以及把禁书藏在货物包里带回国内的商人，或者是（马塞尔·巴塔荣在他的《伊拉斯谟与西班牙》一书中提到）把自己的信仰的根深深扎进自己的那块土地里的人。这块土地他们不借自任何人。这块土地就是伊拉斯谟信徒在西班牙、瓦尔德信徒在意大利耕耘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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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在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失败，难道像人们经常所说的那样是政治问题，是统治问题，是精心组织策划的镇压产生的后果吗？谁也不会低估有计划的、长期的迫害的影响。因阿尔贝公爵和他的继承者使用冷酷无情的严厉手段而大部分再度天主教化的荷兰的例子，必要时将会使我们免犯这种低估的错误。但是，我们也不要高估西班牙的和意大利的“异端”的影响。实际上，我们不能把它们比作北欧的各次声势浩大的运动。这里只提出这样一个区别来：新教在地中海并没有深深触及民众。新教是精英人物发动和进行的一场运动，而且，在西班牙，这次宗教改革往往在教会内部进行。西班牙的伊拉斯谟信徒也好，那不勒斯的瓦尔德信徒小派别也好，都不比法国的纳瓦尔的玛格丽特的小派别更企图同天主教会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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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之所以像埃马纽埃尔·罗马卡纳基所说的那样，“不是一场真正的宗教叛乱”，它之所以仍然“谦恭、沉思、对教皇毫无侵犯性”，它之所以反对暴力，49 那是因为它大大超过一次“宗教改革”，是一次基督教的复兴。“改革”这个词是不适当的。危险或者勉勉强强称得上是危险的危险，只在皮埃蒙特由于沃多瓦派教徒50 的缘故发生过（但是皮埃蒙特是意大利吗？），只在弗拉拉的勒内·德·弗朗斯的宫廷中发生过，只在那里的最富有的丝绸制造商从1525年起51 就欢迎宗教改革的卢卡发生过；只在将近同一时期在那里召开过几次大会52 的克雷莫纳发生过，只在殷勤接待北欧人、将近1529年方济各会修士或者奥古斯丁教派僧侣在那里建立了包含相当多手工业者的小组的威尼斯发生过。53 在意大利的别的地方，宗教改革是个人的事。它的历史是一部收有“锡耶纳人”奥基诺的丑闻之类材料的历史。目睹这位先生1547年54 抵达英格兰的德·塞尔韦指出，这位昔日意大利的大名鼎鼎、口若悬河的天主教的讲道者，今天在英格兰已经改而信奉、依从“德意志人的新观点”了。其次，进行改革的往往是巡游牧师。55 这些人只不过路过某地，在途中撒播改革的种子而已。种子发芽后，庄稼长势很差。进行改革的还是一些离群索居的人、沉思冥想的人、命运颇不寻常的人。在从事改革的人中，有翁布里亚人巴尔托洛梅奥·巴尔托乔56 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这个人在日内瓦开店经商，在一次去热那亚旅行时被捕，后被解送罗马宗教法庭并于1569年被处以火刑。从事改革的还有像于1600年57 在坎波—德尔费奥里被处以火刑的季奥尔达诺·布鲁诺58 那样卓越的被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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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不要根据天主教的和教廷的焦急不安来判断新教在意大利形成的危险。这种焦急不安的情绪易于夸大这种危险。这种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致1568年夏天人们担心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会南下意大利。据说，这些胡格诺派教徒将会发现意大利半岛的内部已经被折磨得到了危险的程度。59 根据这种焦急不安的情绪来判断，就等于根据贡扎洛·德·伊列斯卡斯、帕拉莫、略伦特、卡斯特罗或者J.马克·克里等人60 的著作来判断新教在西班牙形成的危险以及宗教裁判所的功劳或者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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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宗教改革（如果确有宗教改革的话）局限于两个地点：塞维利亚和巴利亚多利德。1557—1558年镇压过后，宗教改革是一些孤立的个别事件。进行改革的往往是些普通疯子，例如埃尔南德斯·迪亚斯这样的人。摩勒纳山的牧人对他谈过塞维利亚的新教徒。他记住了这些牧人对他谈的那些足以使托莱多的宗教裁判所于1563年逮捕他的内容。61 再者，他是个感到满足的疯子。他很高兴在狱中吃肉比在家里吃得还多。几个真正的西班牙新教徒走遍全欧，不断迁徙，从一个避难处到另一个避难处。著名的米歇尔·塞尔维和1578年在日内瓦“研究教派”并因可能准备来西班牙讲道传教或者可能准备向印度运送宣传书籍而被人向胡安·德·韦尔加斯·梅克西亚大使告发的大约12名流放者就是这样的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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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当局的确厌恶并且密谋打击这些步入歧途的孩子。宗教裁判所同他们进行斗争，颇得民心。它对米歇尔·塞尔维进行缺席审判之后，紧接着又予以热情关怀。这件事事关国家民族的荣誉。63 当1546年阿隆索·迪亚斯在多瑙河沿岸的诺伊堡命令他的一个仆役处决他自己的那个玷辱了他的家族和整个西班牙的兄弟胡安时，正是同样一种感情在驱使他。64 因此，怎样来谈西班牙的宗教改革呢?谈论这个问题,差不多就像人们就圣布莱士城的那个在1540年表示既不相信有地狱也不相信有天堂的异教徒弗朗西斯科·扎科的事,笼统地谈拉古萨的宗教一样,或者像谈根据拉古萨的历史学家拉齐的继承人的看法曾经在1570年出现过的“新教的倾向”一样。65 因此，这样谈是不现实的。这已经不再是普通疗法，而是顺势疗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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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德利奥·康蒂莫里66 的历史学家寻思：到目前为止，人们研究意大利宗教改革的历史都是通过研究人物传记的细节来进行的；这部历史当它根据法国和德国的模式被重新置于它萌芽的社会环境中时，是否会变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当然是这样。很久以前，爱德加·基内67 曾经作过与此相同的思考。不过，如果问题被作为一个文化问题提出来探讨论述，它就会更加清楚明白了。意大利拒绝接受宗教改革，这同西班牙拒绝接受宗教改革相类似。这种拒绝在人种志的意义上难道不就是拒绝借用吗（这种借用正是文明的主要特征）？其所以拒绝借用，并不是因为意大利像好多肤浅的观察家所发现的那样，是“不信教的”，而是因为在意大利和在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地区，在天主教的老树上上升的液汁结出的是意大利的花和果，而不是德意志的花和果。被人称为反宗教改革的（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认为的话），正是它的宗教改革。人们注意到南欧国家被阅读《旧约全书》这种活动吸引的程度低于北欧国家。68 南欧国家与北欧国家不同，没有被16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从德意志一直漫溢到阿尔卑斯山和西班牙北部的那股巫术的巨浪淹没。69 或许由于一种隐藏着的古老的多神教的缘故，地中海的基督教徒甚至在他们的迷信活动中也喜爱对圣徒的崇拜。当外界的攻击趋于激烈时，对圣徒和对圣母的虔信更热烈起来。这种现象难道是偶然的吗？把这件事看成罗马或耶稣会教士的花招阴谋，纯系虚妄不实之见。在西班牙是天主教加尔默罗会白衣修士传播对圣约瑟夫的崇拜。《玫瑰经》的民众团体到处支持、赞扬对圣母的热烈崇拜。季奥瓦尼·米克罗这个那不勒斯异端分子就是人证。1564年，他宣布抛弃对大量宗教事务，其中包括对圣徒和圣物的信仰，但继续信仰圣母。70 这件事甚至就发生在西班牙完成了为自己制造光辉的和好斗的圣徒：圣徒乔治、圣徒雅克71 的时刻。另外一些圣徒随之而来：圣徒埃米利安、圣徒塞巴斯蒂安和那个名声一直远扬到加泰罗尼亚的农民圣徒伊西德罗。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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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时的拒绝借用是蓄意的、断然的。关于宗教改革，有人说：“这次改革闯进了中世纪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神学领域，正如野蛮的日耳曼人闯进了希腊罗马的文化一样。”73 不管怎样，拉丁海海边的罗马帝国剩下的事物，在16世纪比在5世纪更有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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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明曾经残存下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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