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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行更细致深入的观察，便会发现这一点：根据摩里斯科人数的多少、受包围程度的大小、同征服者的文明接触的时间的长短，清晰地显现出另外一些区别和地区来。摩里斯科人在比斯开、纳瓦拉、阿斯图里亚等地并非不为人所知。他们是手工业者或者行商，甚至是火枪火药的转卖商。127 他们为数当然不多，虽然埃布罗的纳瓦拉山谷因有摩罗人的后裔而属于例外。在卡斯蒂利亚，他们的人数较多，似乎越往南越多。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摩里斯科人。128 15世纪末，一个旅行者——希埃罗尼穆斯·穆恩策尔博士——注意到在马德里这个“并不比比贝拉赫大的城市”有两个摩雷里亚，即两个穆斯林的集中居住区。129 在托莱多和托莱多以南的安达卢西亚，摩里斯科人的比例更大。他们在安达卢西亚触目皆是。他们是农民或者为城市服务的劳动者。在狭义的阿拉贡，摩里斯科人作为手工业者，住在城市居民点（在萨拉戈萨他们加工皮革、制造武器和火药130 ）。在埃布罗和比利牛斯山之间的高地，131 他们为数更多，组成一些活跃的农业和畜牧社团132 。几个大领主在他们的摩里斯科人地区拥有从事耕作劳动的人的大部分。例如埃克斯卡的弗恩特斯伯爵（埃克斯卡是摩里斯科人的阿拉贡最大的骚动地区之一）、阿尔莫内泽尔的阿兰达伯爵或者托尔拉斯的阿兰德公爵，133 都是这类大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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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在加泰罗尼亚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摩里斯科人，甚至没有任何西班牙伊斯兰文化的痕迹。古老的加泰罗尼亚过去生活在伊斯兰世界的边缘。伊斯兰教只对它南面的位于塔拉戈纳和埃布罗附近的地区有所触动和影响。1516年，古老的加泰罗尼亚驱赶了居住在托尔托萨的摩里斯科人。134 对巴塞罗那的宗教裁判所来说，被指定审讯一个摩里斯科人倒是一件罕有的令人惊奇的事。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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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南，巴伦西亚的农村是典型的移殖民地区。这个地区13世纪被阿拉贡的领主和加泰罗尼亚的商人接管。从那个时期起，它又受到千百次社会变化和连续不断的移民的影响。亨利·拉佩尔136 把巴伦西亚的局势看成类似1962年3月以前阿尔及利亚的局势。摩里斯科人和基督教徒的比例在巴伦西亚和阿尔及利亚并不相同，但是，正如图里奥·哈尔帕林·东季137 的权威性的地图所示明的那样，这两种居民交错杂居。地理分配的总的特点大致说来是相当清楚的：城市基本上属于基督教徒；少数摩里斯科人据有郊区。除哈蒂瓦和甘迪亚附近的地区外，灌溉区域也主要属于基督教徒。相反，除了某些高原以外，旱田和沙洲区属于摩里斯科人。这是高原的贫瘠不毛之地。“因此，无怪乎两次主要的叛乱都发生在山地：一次1526年发生于戴斯巴丹山；另一次1609年发生于位于胡卡尔河的右岸以及冈迪亚南部的拉古亚尔山谷的穆克拉·德·科尔特斯……”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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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9年，摩里斯科人差不多占巴伦西亚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即摩里斯科人为31715户，“老”基督教徒为65016户。139 但是，后者居于统治地位，完全控制、占有巴伦西亚及其肥沃的大菜田、大果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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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显然都是前几个世纪的长期发展演变结出的果实。被征服的社会阶层虽然仍旧存在，但沦落到其劳动所得只能勉强糊口的地步，恰如一块用破了的、往往撕裂的布。事实上，并没有什么高居于被征服了的无产阶级群众之上的贵族和穆斯林的精英。因此，遇到挑衅、进攻时，没有进行过很有组织的抵抗。摩里斯科人在城市，在农村，到处都受到胜利者的社会压迫。农民的保护者就是他们的领主本身。140 这些领主保护摩里斯科人正如后来美国南部的种植园主保护他们的奴隶一样。但是，在他们旁边，一个老基督教徒无产阶级成长起来。这是基督教好几个世纪胜利的统治的产物。这个无产阶级狂热、残酷，既是农村的，也是城市的。如果进行对比，它恰好令人想起美国南方的白人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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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格拉纳达可以使人想起13世纪的巴伦西亚应该是什么状况。基督教徒在格拉纳达取得胜利是最近的事。这个胜利是在使一个富国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个富国更主要是由于缺乏大炮，而不是由于它内部显然弱小而遭到失败。141 穆斯林社会并非完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远不是征服没有带来任何直接的破坏和灾害）。但是，在这块被人占领、制服、一直耕种到最高的山地、有大量肥沃得惊人的低洼地（已经具有半非洲性质的土地中间的热带绿洲）的土地上，穆斯林社会仍然可以辨认出来。一些基督教徒领主在这块肥沃富饶的土地上定居。1568年曾经保护过摩里斯科人的胡安·恩里克斯142 就在格拉纳达的平原上拥有田产。到处都有公职人员和教士迁入定居。他们当中有的比较老实，有的则奸诈狡猾。他们往往玩忽职守、厚颜无耻，利用优越地位和特权谋取私利。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所能谈到的关于“殖民主义”的事物，在格拉纳达这个被再度占领的王国里都真实得令人惊讶。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官方的文件也说得明明白白。例如乌尔塔多学士143 1561年春在阿尔普哈拉进行调查，发现摩里斯科人具有某些优点。这位调查者说，虽然20年来，这个省份没有任何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公平、正义，只有损害他们利益的贪赃枉法、作奸犯科和层出不穷的盗窃等胡作非为，他们却始终没有诉苦、抗议。调查者继续说，真正的、必须受到法律严厉制裁的罪犯之所以竞相喋喋不休，说什么摩里斯科人是危险的，说什么他们积存粮食、面粉、小麦、武器，企图有朝一日起来叛乱，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他们自己不可饶恕的行为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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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尔塔多会受人欺骗吗？1568年圣诞节格拉纳达发生叛乱时，菲利普二世派驻法国的大使弗朗塞斯·德·阿拉瓦感到有必要进行类似的揭发来卸下自己良心上的负担。1569年10月，他写了一封长信给秘书萨亚斯。144 从这封信的头几行起，他就向这个秘书明确指出，他最近20年曾经去过格拉纳达七八次，认识该地军、政和宗教等方面的负责人士。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呢？他又有什么理由赶紧去援助当时同他遥隔千里的穷鬼呢？除了要使人了解事实真相之外，他究竟还有什么其他理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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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摩里斯科人的确在叛乱，但是，这是老基督徒们对他们凶狠骄横，偷窃、抢劫他们的财物，霸占他们的妻女，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所致。神父的所作所为与此毫无二致。以下是一桩千真万确的轶事：整整一个居住摩里斯科人的村子的全部居民联名向总主教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反对该村神父。对村民控告这个神父的动机进行了调查。村民们喊道：“把他从我们这里调走吧！不然就让他讨老婆吧！因为我们全部孩子生下来眼睛都同他的眼睛一样蓝。”这位大使并不满足于只叙述这个被他当作千真万确、十分严肃的事来向上级报告，他怒气冲天，内心非常痛苦，于是亲自去调查。他看到一些小公职人员，甚至原来也是摩里斯科人的公职人员，也贪赃枉法，对他们管理的平民百姓的剥削也不亚于其他人。他节日走进教堂，亲眼看到人们多么不尊重祭礼的庄严，又多么不使祭礼的庄严受人尊重。举行祝圣仪式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神父在授圣体饼和授圣餐杯之间的片刻，转过身来窥视当地的全体教徒——男人和女人——是否按照规定跪下并且大声把教徒们骂了一顿。东·弗朗塞斯说，这是与祭拜上帝的宗教仪式背道而驰的事，以致“我浑身战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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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偷窃、不公正、凶杀、到处私设公堂等情事层出不穷。可以毫不困难地把对基督教的西班牙的种种指控列成一张表。但是，基督教的西班牙对那些往往暗中以它的名义，或者据推测以它的名义在富庶的南方干下的种种勾当难道了解吗？这一点是可疑的。人人都来这个地区寻找利益、好处、土地、职业。正如1572年145 格拉纳达的宗教裁判所的一份文件指出的那样，佛兰德人和法国人在这个地区愿意作为小手工业者安家落户。有一种历史的物理学、一种无情的强权法则在起作用。一座位于穆斯林土著城市旁边，146 从1498年起147 就同这座穆斯林土著城市分开的官方的和基督教的城市发展起来。这座城市位于阿尔汉布拉附近。西班牙大统领就定驻阿尔汉布拉。在这座新建的西班牙城市的建筑物中，有创建于1537年的大学和创设于1505年并已于1540年权力十分强大、喜欢寻衅的掌玺大臣公署148 ……我们要了解——我不使用判断一词——情况，就不要忘记西班牙人发现他们自己正像昨天法国人在阿尔及尔，荷兰人在巴达维亚或者英国在加尔各答一样，深深陷入一种殖民主义事业中，陷入两种互相竞争的文明形成的大旋涡中。这两种文明波涛汹涌的水流拒绝混合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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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个并非总是灵巧敏捷的西班牙殖民主义，一个结构更加紧密的土著社会在那里矗立起来。这个社会有自己的领导阶级（巴伦西亚没有，或者不再有这个领导阶级）。这个阶级是阿尔贝森的富人，是一群身穿绫罗绸缎、谨慎小心、秘密行事、统治着一群从事园艺耕作者的贵人。这群从事园艺耕作的人，是养蚕人，是长于挖掘肥水灌溉沟渠或者维修保养台坡作物的矮墙的农民。这个阶级也统治着一群赶骡子的人、小商人、转卖商和手工业者——织布工、染工、鞋匠、石匠、白铁匠。这些手工业者常常同来自北方的手工业者竞争，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办法和原则。所有这些穷人、所有这些卑贱者，都身穿棉衣。阿尔贝森的贵族没有经受一切考验的 勇气，未来将非常清楚地证实这一点。他们担心自己的声誉受到损害，担心失去他们的“卡尔门内”，即他们的乡间别墅。此外，一部分格拉纳达的贵族或者至少他们最杰出的代表，在格拉纳达陷落之后不久，就离开了西班牙。但是，这个领导阶级保存了它的某些成员、它的传统和它对门第、血统，对大王朝的盲目的、狂热的崇拜。在1568年的叛乱中产生了与加速格拉纳达的陷落的纠纷相类似的氏族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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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残存的贵族看见自己旁边和上面一个新近迁入的基督教贵族成长起来，资财甚丰，深得宠信（虽然受宠程度不如在巴伦西亚），厚颜无耻，以榨取它的摩里斯科人农民的血汗为生。这些农民因为朴实而更容易受人剥削。据估计，一个摩里斯科人的消费比一个基督徒少一半。这句谚语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谁抓到摩尔人，谁就抓到黄金；抓到摩尔人越多，财富就越多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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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领主是摩里斯科人农民的保护人。他们长期被承认有权在自己的领地上庇护逃自邻近领地的犯人。后来，国家想要恢复格拉纳达的秩序，废除了这项特权，并把在教堂内的避难权限制为几天。格拉纳达法院的文士企图削减大贵族及其首领——王国的大统领——的权利，换句话说，门多萨大家族的权利。这个举动从1540年起特别明显，但在这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于是，逐渐建立了一个依靠基督教城市和在格拉纳达的移民来对抗门多萨大家族的军事的和领主的政府的平民政府。这次政治和社会危机虽然本身并没有单独拉开战争的悲剧的序幕，但是，它加深了紧张和混乱的局势。在同一个时期，菲利普二世的政府寻求财政来源，至少从1559年起就开始对财产证书的有效性表示异议。最后，格拉纳达的情况同巴伦西亚一样，人口剧增，在经济困难的助长下，出现了盗匪劫掠。强盗——古时安达卢西亚的摩尔人拦路抢劫强盗——无法再在领主家中或教堂中避难，于是逃往高山野林，与他们在城市里的同伙，摩尔人士兵、流氓、歹徒，或者与柏柏尔海上行劫者，或者与土耳其海上行劫者内外勾结，150 突然下山袭击，打家劫舍。1569年，在叛乱开始几个月后，当蒙德哈尔侯爵刚刚开始对阿尔普哈拉进行征讨惩罚时，一切尚能再次通过贵族居中斡旋获得解决。胡利奥·卡罗·巴罗哈在他的关于摩里斯科人的优秀著作中特别谈到这一点，并且谈得十分中肯。151 但是，问题是否因此得到了解决？是否带来了真正的和平？各种文明比各种社会更加苛严。它们发起怒来，残酷无情，而且久不平息。我们必须尽力设法看到的，是仇恨、残酷、互不理解等可怕的面目，而不要过久地停留在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谈到的战争的问题上。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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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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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殖民”战争都意味着两种文明的冲突和激烈的、阴险的、盲目的狂热激情的侵入。由于西班牙的政策自1502年以来在格拉纳达，自1526年以来在巴伦西亚，并且一直在阿拉贡，都在有利的情况下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一切合理的借口和算计都消失了。这项政策毫不费力就分化了敌人，阻止了叛乱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外一个地区。它在一个时期只需要对付一个摩里斯科人问题：在1499—1502年对付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问题；在1525—1526年对付巴伦西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以后在1563年153 的一段很短的时间再对付巴伦西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575年154 对付阿拉贡的摩里斯科人问题（但是情况并不十分令人惊恐）；1580年155 对付卡斯蒂利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584年156 对付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609年157 再次对付巴伦西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610年再次对付卡斯蒂利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614年再次对付阿拉贡的摩里斯科人问题。西班牙政府也密切监视外部边境，试图在比利牛斯山和地中海方面对逃跑的摩里斯科人关闭边境。这种警惕性虽然不能阻止他们逃跑，但至少使他们更加难于逃跑。例如1550年158 以后巴伦西亚海岸的情况就是这样……根据西班牙的观点，这些是经验丰富的、政治上明智的、讲求实效的行政当局的明智之举。在军事会议和国务会议中听取摩里斯科人农民的领主的呼声和意见，在政治上也同样是明智之举。军事会议乐意接待这些领主。159 西班牙在摩里斯科人的地区和在别处一样，被迫让高等贵族充当中间调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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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治国理政的良好法则，却在紧急危险的时刻被人违反。有关当局先于1568年，后来又于1569年，不遵从蒙德哈尔侯爵的忠告，而是听信了红衣主教埃斯皮诺萨和格拉纳达法院狂热的院长东·佩德罗·德·德萨的偏见。这两个人都是文士的代表，是那些人们如果听任他们为所欲为他们就会逐步把他们的法律强加给西班牙人并对西班牙人进行统治的不受教会约束的教士的代表。一个编年史学家160 说，固执的红衣主教在并不是他干的那一行上很坚决。这一行当然就是用兵打仗。实际上，引发爆炸，首先在马德里引发爆炸，难道不是已经万事俱备了吗？但是，这一点却没有被人预先料到。自从1526年巴伦西亚地区兄弟会叛乱发生以来，摩里斯科人已经温和平静了40多年。即将点燃火药的国事诏书制订于1566年11月17日，公布于1567年1月。对这道诏书讨论了两年多，它给摩里斯科人和他们的保护人这样一个印象：妥协仍然可能，必要时可以支付一笔巨款来换取诏书的缓期执行。然而，菲利普二世的顾问们在这份文件上决定的，完完全全是对整整一种文明，对整整一种生活艺术的不容上诉的判决：摩里斯科男人和女人的服装遭到禁止（女人在街上不得戴面纱）；举行秘密的伊斯兰教宗教仪式的房屋遭到封闭；摩里斯科人的公共澡堂也被封闭；最后，阿拉伯语也被禁止使用。说得更确切些，他们的意图是清除一切被怀疑仍然存在于格拉纳达的伊斯兰教的痕迹。由于在谈判中讨价还价，拖延不决，激烈分子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在济贫院的秘密会议和募捐活动中以及在摩里斯科人在格拉纳达维持的复活节慈善会的秘密会议中和募捐活动中策划阴谋，准备行动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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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1568年圣诞节之夜，摩尔人拦路抢劫强盗渗入阿尔贝森，试图煽起暴乱。阿尔汉布拉正好面对阿尔贝森，它的保卫者不到50人。然而，这个地方并没有受到袭击。这个土著城市没有叛乱……在民众的狂热激情和暴行掺混进来后，在发生了基督徒和他们在阿尔普哈拉的神父遭到杀害，平原遭到袭击以及双方又追捕对方的人员等事件后，战争才爆发了。这是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无组织的、蔓延到广大荒野和穷乡僻壤的屠杀。当国王最后准许老基督教徒有权任意抢劫，特许他们自由行动，为所欲为时，162 就火上加油，给了这场战争新的动力，并把它推向极端。抢劫畜群、丝绸包、隐藏的财宝、珠宝，捕抢奴隶，这就是战争每天的真实情况。至于士兵和军需官偷窃农作物等事就更不必说了。在阿尔梅里亚附近的萨尔达斯，摩里斯科人把他们的基督教徒俘虏卖给柏柏尔人“一个人换一支喇叭口火枪”。163 在格拉纳达，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拍卖的奴隶。基督教徒居民梦想一下子扑向摩里斯科人的城市，进行一次一劳永逸的抢劫164 ……激情、狂热、恐惧、混乱、怀疑等掺混一起。获得胜利但并不安宁的基督教的西班牙，生活在对土耳其的干涉所怀有的恐惧中，这次干涉的计划在伊斯坦布尔进行讨论。165 早在1568年以前或者晚些时候，西班牙总是低估伊斯兰世界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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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分子在试图重建格拉纳达王国的行动中，只使得一个幽灵得以复活。然而，他们的这种努力、叛乱分子的第一个国王的加冕典礼、阿尔普哈拉的一座清真寺的重建、对基督教教堂的亵渎等，从本章的观点看来，都是重要的……这的确是一种试图复活然后又再度跌倒在地上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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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奥地利的唐·胡安（1569年4月13日接替蒙德哈尔侯爵统率部队166 ），为取得胜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此极端的措施占了上风，盛行一时。1570年4月，叛乱分子开始成批投降……战争实际上已告结束，叛乱已从内部瓦解。甚至上一年，即1569年6月，驱逐行动已经开始。格拉纳达的3500个摩里斯科人（从10岁到60岁）已从首都运送到附近芒什省的首府。1570年10月28日发布了驱逐全部摩里斯科人的命令。11月1日，这些不幸的人遭到围捕，被捕后排成长队，带上苦役犯的镣铐，167 流放到卡斯蒂利亚。这样一来，叛乱还剩下的活动由于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援助而彻底失败。这些居民过去表面上和平，实际上却同叛乱士兵串通一气，并保证这些士兵的给养。168 高地的叛乱后来只有几百个拦路抢劫者参加。一则热那亚的通讯说他们像强盗那样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战争。169 一切似乎都已完结，并且永远完结。大批移民——加利西亚的、阿斯图里亚斯的或者卡斯蒂利亚的——约12000个农户，成群结队来到格拉纳达的已经走得空无一人的村子。与此同时，从被征服者那里掳获来的战利品出售给领主、寺院和教会。据说国王从中获得巨额钱款。然而，事实上什么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农民殖民化很快就以失败告终。170 并非所有的摩里斯科人都离开了不幸的王国。某些人去而复返。1584年，171 又得重新驱逐他们。1610年驱逐再次开始。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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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事件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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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使格拉纳达摆脱了摩里斯科人问题，却使卡斯蒂利亚，特别是新卡斯蒂利亚，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合上了一个案卷，其结果是打开了另外一个案卷。格拉纳达的难民到处安插下去，像树木接枝一样，很快就蔓延扩散173 、发财致富，又变得令人惊恐不安起来。他们难道不正是由于勤劳因而在一个被贵金属淹没并且居住着大批劳动对之说来就是降低身份的西班牙末等贵族的地方注定要发财致富吗？大约在1580年—1590年，即不到20年后，格拉纳达的问题奇怪地变成了卡斯蒂利亚和安达卢西亚的问题，危险不断接近西班牙的心脏地区。那里又是草木皆兵、一片惊恐。再次有人寻求采取激烈的解决办法。现在，格拉纳达（当然该地区还留下一些摩里斯科人）的情况倒不如塞维利亚、托莱多或者阿维拉等地的情况那样严重。1580年夏天，在塞维利亚揭露出一个与摩洛哥有关的大阴谋。当时急欲依靠西班牙的谢里夫的大使对这个阴谋进行了彻底的揭露。174 1588年春天，一些动乱开始露头。这次动乱发生于阿拉贡。175 这些动乱使得有关当局7月份开会讨论。176 会上提出了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内部敌人的存在对西班牙构成的危险。会议希望国王陛下不要重犯1568年在格拉纳达所犯的错误，还希望国王陛下立即发动进攻。这种惊恐不安的情绪最初是一次发生在几百个摩里斯科人和老基督教徒互相打骂之后的暴动引起的。177 它很快就平息下来。那不勒斯总督对这次暴动很不相信，以致他5月份毫不犹豫地宣称这是英格兰进行宣传时散布的谎言。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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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这些惊恐的情绪，除了是某些神经质的表现以外，也许还是个借口。因为，从同年11月起，西班牙教会再次进行干预。它的代言人托莱多红衣主教参加了国务会议，并把宗教裁判所派驻托莱多的委员胡安·德·卡里略的报告作为他的依据。179 他的证词说，在这座那里的莫德哈尔摩里斯科人的老居留地已于1570年因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大批涌入而得到加强的城市里，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即流放者，在他们自己之间讲阿拉伯语；而与此同时，往往是文书信件代书人和精通西班牙文的莫德哈尔摩里斯科人则企图钻进要职高位中。在这两类人中，经营商业、发财致富者为数颇多。所有像魔鬼一样的异教徒从来不做弥撒，从来不在大街上伴送圣体。他们只是因为怕遭到制裁和惩罚才忏悔。他们在自己内部结亲，把小孩隐藏起来，以避免小孩受洗。要让小孩受洗时，他们就在教堂的台阶上随便找一个遇到的人当孩子的教父。除了为无法接受临终涂油礼的垂死的人要求举行这种宗教仪式外，他们从来不提出这种要求。由于负责监督和教育这些异教徒的人很少，这些异教徒就随意到处流浪。尽快研究讨论这件事成了国务会议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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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年11月29日，星期三，根据红衣主教的提议，国务会议研究讨论了这件事。这位主教陈述了自己的情况和理由。180 当老基督教徒被征召入伍，加入“民兵”，数量日减并且装备很差，冒着有朝一日会遭受突然袭击之险的时候，对摩里斯科人的人数在卡斯蒂利亚，特别在他们的“城堡和要塞的”托莱多，令人不安地成倍增加这件事，人们难道会漠然置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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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国务会议一致认为，至少必须命令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在他们的管辖区内进行调查，并且进行一次对摩里斯科人的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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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出坏主意，怂恿人为非作歹的恐惧情绪，就这样进入西班牙的心脏。第二年，即1589年，英格兰入侵，人们担心在塞维利亚为数甚多的摩里斯科人会援助入侵者。181 1596年，在巴伦西亚，同样的接触联系使人感到不安。182 敌人在房屋内部的存在成了西班牙的政策最关注、忧虑的事，并因此以后使西班牙的政策改变了方向。用法文说就是：摩里斯科人插进了西班牙的心脏；用西班牙文说就是：插进了西班牙的“肾脏里”。183 1589年国务会议还是只限于讨论人口普查问题。但是，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第二年向国王提出几项狂热的建议：迫使摩里斯科人为了领取薪饷必须在帆桨战船上服役一段时期，这至少能防止他们人数增加；把摩里斯科人的小孩同他们的家庭分开，以便把这些孩子交给领主、神父或者负责教育孩子的手工业者；处决最危险的分子，把在卡斯蒂利亚安家落户的格拉纳达人驱赶回他们早先居住的地区，借此把他们从有名的国家的中心赶走，184 把他们从城市赶到农村。自从5月5日后，人们谈到干脆驱逐他们。西班牙国王从前对犹太人这样做过，并因而获得神圣的名声。185 不受欢迎的摩里斯科人在精神上遭到国务会议全体成员的判决，无一例外。但是，这些受到判决的人将得到一个相当长期的宽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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