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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领主是摩里斯科人农民的保护人。他们长期被承认有权在自己的领地上庇护逃自邻近领地的犯人。后来，国家想要恢复格拉纳达的秩序，废除了这项特权，并把在教堂内的避难权限制为几天。格拉纳达法院的文士企图削减大贵族及其首领——王国的大统领——的权利，换句话说，门多萨大家族的权利。这个举动从1540年起特别明显，但在这以前就已经开始了。于是，逐渐建立了一个依靠基督教城市和在格拉纳达的移民来对抗门多萨大家族的军事的和领主的政府的平民政府。这次政治和社会危机虽然本身并没有单独拉开战争的悲剧的序幕，但是，它加深了紧张和混乱的局势。在同一个时期，菲利普二世的政府寻求财政来源，至少从1559年起就开始对财产证书的有效性表示异议。最后，格拉纳达的情况同巴伦西亚一样，人口剧增，在经济困难的助长下，出现了盗匪劫掠。强盗——古时安达卢西亚的摩尔人拦路抢劫强盗——无法再在领主家中或教堂中避难，于是逃往高山野林，与他们在城市里的同伙，摩尔人士兵、流氓、歹徒，或者与柏柏尔海上行劫者，或者与土耳其海上行劫者内外勾结，150 突然下山袭击，打家劫舍。1569年，在叛乱开始几个月后，当蒙德哈尔侯爵刚刚开始对阿尔普哈拉进行征讨惩罚时，一切尚能再次通过贵族居中斡旋获得解决。胡利奥·卡罗·巴罗哈在他的关于摩里斯科人的优秀著作中特别谈到这一点，并且谈得十分中肯。151 但是，问题是否因此得到了解决？是否带来了真正的和平？各种文明比各种社会更加苛严。它们发起怒来，残酷无情，而且久不平息。我们必须尽力设法看到的，是仇恨、残酷、互不理解等可怕的面目，而不要过久地停留在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谈到的战争的问题上。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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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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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殖民”战争都意味着两种文明的冲突和激烈的、阴险的、盲目的狂热激情的侵入。由于西班牙的政策自1502年以来在格拉纳达，自1526年以来在巴伦西亚，并且一直在阿拉贡，都在有利的情况下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一切合理的借口和算计都消失了。这项政策毫不费力就分化了敌人，阻止了叛乱从一个地区蔓延到另外一个地区。它在一个时期只需要对付一个摩里斯科人问题：在1499—1502年对付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问题；在1525—1526年对付巴伦西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以后在1563年153 的一段很短的时间再对付巴伦西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575年154 对付阿拉贡的摩里斯科人问题（但是情况并不十分令人惊恐）；1580年155 对付卡斯蒂利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584年156 对付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609年157 再次对付巴伦西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610年再次对付卡斯蒂利亚的摩里斯科人问题；1614年再次对付阿拉贡的摩里斯科人问题。西班牙政府也密切监视外部边境，试图在比利牛斯山和地中海方面对逃跑的摩里斯科人关闭边境。这种警惕性虽然不能阻止他们逃跑，但至少使他们更加难于逃跑。例如1550年158 以后巴伦西亚海岸的情况就是这样……根据西班牙的观点，这些是经验丰富的、政治上明智的、讲求实效的行政当局的明智之举。在军事会议和国务会议中听取摩里斯科人农民的领主的呼声和意见，在政治上也同样是明智之举。军事会议乐意接待这些领主。159 西班牙在摩里斯科人的地区和在别处一样，被迫让高等贵族充当中间调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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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治国理政的良好法则，却在紧急危险的时刻被人违反。有关当局先于1568年，后来又于1569年，不遵从蒙德哈尔侯爵的忠告，而是听信了红衣主教埃斯皮诺萨和格拉纳达法院狂热的院长东·佩德罗·德·德萨的偏见。这两个人都是文士的代表，是那些人们如果听任他们为所欲为他们就会逐步把他们的法律强加给西班牙人并对西班牙人进行统治的不受教会约束的教士的代表。一个编年史学家160 说，固执的红衣主教在并不是他干的那一行上很坚决。这一行当然就是用兵打仗。实际上，引发爆炸，首先在马德里引发爆炸，难道不是已经万事俱备了吗？但是，这一点却没有被人预先料到。自从1526年巴伦西亚地区兄弟会叛乱发生以来，摩里斯科人已经温和平静了40多年。即将点燃火药的国事诏书制订于1566年11月17日，公布于1567年1月。对这道诏书讨论了两年多，它给摩里斯科人和他们的保护人这样一个印象：妥协仍然可能，必要时可以支付一笔巨款来换取诏书的缓期执行。然而，菲利普二世的顾问们在这份文件上决定的，完完全全是对整整一种文明，对整整一种生活艺术的不容上诉的判决：摩里斯科男人和女人的服装遭到禁止（女人在街上不得戴面纱）；举行秘密的伊斯兰教宗教仪式的房屋遭到封闭；摩里斯科人的公共澡堂也被封闭；最后，阿拉伯语也被禁止使用。说得更确切些，他们的意图是清除一切被怀疑仍然存在于格拉纳达的伊斯兰教的痕迹。由于在谈判中讨价还价，拖延不决，激烈分子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在济贫院的秘密会议和募捐活动中以及在摩里斯科人在格拉纳达维持的复活节慈善会的秘密会议中和募捐活动中策划阴谋，准备行动1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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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1568年圣诞节之夜，摩尔人拦路抢劫强盗渗入阿尔贝森，试图煽起暴乱。阿尔汉布拉正好面对阿尔贝森，它的保卫者不到50人。然而，这个地方并没有受到袭击。这个土著城市没有叛乱……在民众的狂热激情和暴行掺混进来后，在发生了基督徒和他们在阿尔普哈拉的神父遭到杀害，平原遭到袭击以及双方又追捕对方的人员等事件后，战争才爆发了。这是一场不分青红皂白的、无组织的、蔓延到广大荒野和穷乡僻壤的屠杀。当国王最后准许老基督教徒有权任意抢劫，特许他们自由行动，为所欲为时，162 就火上加油，给了这场战争新的动力，并把它推向极端。抢劫畜群、丝绸包、隐藏的财宝、珠宝，捕抢奴隶，这就是战争每天的真实情况。至于士兵和军需官偷窃农作物等事就更不必说了。在阿尔梅里亚附近的萨尔达斯，摩里斯科人把他们的基督教徒俘虏卖给柏柏尔人“一个人换一支喇叭口火枪”。163 在格拉纳达，人们不知道怎样处理拍卖的奴隶。基督教徒居民梦想一下子扑向摩里斯科人的城市，进行一次一劳永逸的抢劫164 ……激情、狂热、恐惧、混乱、怀疑等掺混一起。获得胜利但并不安宁的基督教的西班牙，生活在对土耳其的干涉所怀有的恐惧中，这次干涉的计划在伊斯坦布尔进行讨论。165 早在1568年以前或者晚些时候，西班牙总是低估伊斯兰世界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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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乱分子在试图重建格拉纳达王国的行动中，只使得一个幽灵得以复活。然而，他们的这种努力、叛乱分子的第一个国王的加冕典礼、阿尔普哈拉的一座清真寺的重建、对基督教教堂的亵渎等，从本章的观点看来，都是重要的……这的确是一种试图复活然后又再度跌倒在地上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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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奥地利的唐·胡安（1569年4月13日接替蒙德哈尔侯爵统率部队166 ），为取得胜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此极端的措施占了上风，盛行一时。1570年4月，叛乱分子开始成批投降……战争实际上已告结束，叛乱已从内部瓦解。甚至上一年，即1569年6月，驱逐行动已经开始。格拉纳达的3500个摩里斯科人（从10岁到60岁）已从首都运送到附近芒什省的首府。1570年10月28日发布了驱逐全部摩里斯科人的命令。11月1日，这些不幸的人遭到围捕，被捕后排成长队，带上苦役犯的镣铐，167 流放到卡斯蒂利亚。这样一来，叛乱还剩下的活动由于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援助而彻底失败。这些居民过去表面上和平，实际上却同叛乱士兵串通一气，并保证这些士兵的给养。168 高地的叛乱后来只有几百个拦路抢劫者参加。一则热那亚的通讯说他们像强盗那样进行一次小规模的战争。169 一切似乎都已完结，并且永远完结。大批移民——加利西亚的、阿斯图里亚斯的或者卡斯蒂利亚的——约12000个农户，成群结队来到格拉纳达的已经走得空无一人的村子。与此同时，从被征服者那里掳获来的战利品出售给领主、寺院和教会。据说国王从中获得巨额钱款。然而，事实上什么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农民殖民化很快就以失败告终。170 并非所有的摩里斯科人都离开了不幸的王国。某些人去而复返。1584年，171 又得重新驱逐他们。1610年驱逐再次开始。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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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事件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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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使格拉纳达摆脱了摩里斯科人问题，却使卡斯蒂利亚，特别是新卡斯蒂利亚，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合上了一个案卷，其结果是打开了另外一个案卷。格拉纳达的难民到处安插下去，像树木接枝一样，很快就蔓延扩散173 、发财致富，又变得令人惊恐不安起来。他们难道不正是由于勤劳因而在一个被贵金属淹没并且居住着大批劳动对之说来就是降低身份的西班牙末等贵族的地方注定要发财致富吗？大约在1580年—1590年，即不到20年后，格拉纳达的问题奇怪地变成了卡斯蒂利亚和安达卢西亚的问题，危险不断接近西班牙的心脏地区。那里又是草木皆兵、一片惊恐。再次有人寻求采取激烈的解决办法。现在，格拉纳达（当然该地区还留下一些摩里斯科人）的情况倒不如塞维利亚、托莱多或者阿维拉等地的情况那样严重。1580年夏天，在塞维利亚揭露出一个与摩洛哥有关的大阴谋。当时急欲依靠西班牙的谢里夫的大使对这个阴谋进行了彻底的揭露。174 1588年春天，一些动乱开始露头。这次动乱发生于阿拉贡。175 这些动乱使得有关当局7月份开会讨论。176 会上提出了这个人数不断增加的内部敌人的存在对西班牙构成的危险。会议希望国王陛下不要重犯1568年在格拉纳达所犯的错误，还希望国王陛下立即发动进攻。这种惊恐不安的情绪最初是一次发生在几百个摩里斯科人和老基督教徒互相打骂之后的暴动引起的。177 它很快就平息下来。那不勒斯总督对这次暴动很不相信，以致他5月份毫不犹豫地宣称这是英格兰进行宣传时散布的谎言。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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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这些惊恐的情绪，除了是某些神经质的表现以外，也许还是个借口。因为，从同年11月起，西班牙教会再次进行干预。它的代言人托莱多红衣主教参加了国务会议，并把宗教裁判所派驻托莱多的委员胡安·德·卡里略的报告作为他的依据。179 他的证词说，在这座那里的莫德哈尔摩里斯科人的老居留地已于1570年因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大批涌入而得到加强的城市里，格拉纳达的摩里斯科人，即流放者，在他们自己之间讲阿拉伯语；而与此同时，往往是文书信件代书人和精通西班牙文的莫德哈尔摩里斯科人则企图钻进要职高位中。在这两类人中，经营商业、发财致富者为数颇多。所有像魔鬼一样的异教徒从来不做弥撒，从来不在大街上伴送圣体。他们只是因为怕遭到制裁和惩罚才忏悔。他们在自己内部结亲，把小孩隐藏起来，以避免小孩受洗。要让小孩受洗时，他们就在教堂的台阶上随便找一个遇到的人当孩子的教父。除了为无法接受临终涂油礼的垂死的人要求举行这种宗教仪式外，他们从来不提出这种要求。由于负责监督和教育这些异教徒的人很少，这些异教徒就随意到处流浪。尽快研究讨论这件事成了国务会议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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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年11月29日，星期三，根据红衣主教的提议，国务会议研究讨论了这件事。这位主教陈述了自己的情况和理由。180 当老基督教徒被征召入伍，加入“民兵”，数量日减并且装备很差，冒着有朝一日会遭受突然袭击之险的时候，对摩里斯科人的人数在卡斯蒂利亚，特别在他们的“城堡和要塞的”托莱多，令人不安地成倍增加这件事，人们难道会漠然置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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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国务会议一致认为，至少必须命令宗教裁判所的法官在他们的管辖区内进行调查，并且进行一次对摩里斯科人的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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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出坏主意，怂恿人为非作歹的恐惧情绪，就这样进入西班牙的心脏。第二年，即1589年，英格兰入侵，人们担心在塞维利亚为数甚多的摩里斯科人会援助入侵者。181 1596年，在巴伦西亚，同样的接触联系使人感到不安。182 敌人在房屋内部的存在成了西班牙的政策最关注、忧虑的事，并因此以后使西班牙的政策改变了方向。用法文说就是：摩里斯科人插进了西班牙的心脏；用西班牙文说就是：插进了西班牙的“肾脏里”。183 1589年国务会议还是只限于讨论人口普查问题。但是，事态的发展急转直下。第二年向国王提出几项狂热的建议：迫使摩里斯科人为了领取薪饷必须在帆桨战船上服役一段时期，这至少能防止他们人数增加；把摩里斯科人的小孩同他们的家庭分开，以便把这些孩子交给领主、神父或者负责教育孩子的手工业者；处决最危险的分子，把在卡斯蒂利亚安家落户的格拉纳达人驱赶回他们早先居住的地区，借此把他们从有名的国家的中心赶走，184 把他们从城市赶到农村。自从5月5日后，人们谈到干脆驱逐他们。西班牙国王从前对犹太人这样做过，并因而获得神圣的名声。185 不受欢迎的摩里斯科人在精神上遭到国务会议全体成员的判决，无一例外。但是，这些受到判决的人将得到一个相当长期的宽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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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是因为西班牙仍然卷入荷兰事务中，同法国斗争，同英格兰对抗，因此在清理这一笔内部的账之外还有其他任务。并不是西班牙的善良宽容，而是作为它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奇怪后果的软弱无力救了摩里斯科人，这正如绳索支承着吊着的人一样。在他们周围，愤怒和仇恨不断增长。一份1596年2月呈交国王的报告186 对政府的政策放任这些异教徒为所欲为表示反对，并且指出他们拥有大量财富，指出他们之中在安达卢西亚和托莱多王国拥有两万杜卡托以上的人为数超过两万。这难道可以容忍吗？这份报告揭发了一个在马德里定居的名叫弗朗西斯科·托莱达诺的托莱多的摩里斯科人。他是当地最富有的铁商。这个人由于从事批发交易而成为比斯开和维托利亚两个地方的掮客，并且利用经商之便做武器和短枪生意。国王陛下被恳请立即逮捕这个人并公布他的顾客和同谋者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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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9年，国务会议又进行了无休止的讨论。国王应该作出决定，应该立即作出决定，这就是所有建议的结论。在签名的人中再次出现托莱多的红衣主教，此外还有D.J.德·博尔哈、D.J.德·伊迪亚克斯、钦琼伯爵、佩德罗·德·格瓦拉等人187 。在保存在锡曼卡斯的关于这些讨论的大量文献资料中，为摩里斯科人辩护的一份也找不到。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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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结尾是1609—1614年进行的驱逐。各种形势和时机结合在一起，终于使这次驱逐行动成为可能。这些形势和时机是：和平的恢复（1598—1604年，1609年）以及暗中对整个西班牙舰队——大帆船和帆桨战船——进行的动员。189 这支舰队能够保证登陆和行动的安全。J.C.巴罗哈认为，马拉喀什的素丹1609年春季对非斯“国王”取得的胜利，可能促使西班牙作出这些根本性的决定。这可能是事实。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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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伊比利亚伊斯兰教徒的长期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这是一个当时被人清楚地感觉到的失败。非常坚决拥护这一驱赶行动的巴伦西亚大主教在进行驱赶的时刻却问道：“以后什么人为我们做鞋子呢？”摩里斯科地区的封建领主寻思，以后什么人种我们的地呢？人们事先就已经知道，驱赶这个行动会造成严重的创伤。此外，阿拉贡的王国代表反对这次驱赶。1613—1614年，胡安·波蒂斯塔·洛巴纳为了绘制地图走遍这个王国。他多次在笔记中记下荒无人烟的村庄的凄惨景象：在隆加尔斯，1,000个居民只剩下16人 ；在米埃达斯，700个居民只剩下80人；在阿尔法门，120个居民只剩下3人;在克兰达，300个居民只剩下100人191 ……一些历史学家曾经说过并且一再重复，所有这些创伤久而久之都会愈合。这是事实。192 亨利·拉佩尔最近指出，在可能为800万的总人口中，最多驱赶了30万人。193 虽然这大大低于过去夸大了的数字。但是，对当时的西班牙说来，这个数字仍然是巨大的。同时，亨利·拉佩尔194 认为，当时直接造成的创伤是严重的。17世纪出生率的下降推迟了创伤的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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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难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西班牙是否为这次驱赶以及为此而采取的暴力政策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或者它这样做是否有理。问题也不在于用我们今天的观点再来打这场官司。所有的历史学家当然都同情摩里斯科人……西班牙自己抛弃这个勤劳、繁衍迅速的摩里斯科民族是得策还是失策，这无关紧要。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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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因为摩里斯科人仍然无法同化，西班牙采取行动，不是出于种族仇恨（在这次斗争中似乎不存在这种仇恨），而是出于文明仇恨和宗教仇恨。它的这种仇恨的爆炸——驱赶——是它对自己的软弱无力的供认，其证明就是摩里斯科人根据具体情况，在一两个世纪或者三个世纪以后依然故我。服装、宗教、语言、有回廊的房屋、摩尔人的浴室等，他们统统保存下来。他们拒绝西方文化，这是冲突的核心。在宗教领域里的几个引人注目的例外以及城市里的摩里斯科人愈来愈采用征服者的服装这个不可否认的事实，195 都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西班牙人很清楚，196 摩里斯科人同一幅员广大、一直延伸到遥远的波斯、有类似的房屋、习俗和相同的信仰的世界是心连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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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对摩里斯科人的一切抨击、谩骂都可以概括在托莱多红衣主教的声明里：“这是像阿尔及尔伊斯兰教徒一样的真正的伊斯兰教徒。”197 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指责红衣主教不容忍异教的态度，但不能指责他的话与事实不符。国务会议成员建议采取的解决办法证实了这一点。问题不在于消灭一个被人憎恨的种族。但是，在西班牙国内保持一个顽固不化的伊斯兰核心似乎是不可能的。那么该怎样办呢？或者通过消灭一切文明的支柱——人的材料——一下子把这个核心拔掉。这是最后采取的解决办法。或者不惜一切代价来实现强迫洗礼这个措施没有圆满地实现的同化。于是有人建议只保存具有可塑性的材料——孩子，并且赞助成人离开西班牙前往柏柏尔，条件是他们离开时谨慎行事，不事声张。另外又有人，例如德尼亚侯爵这样认为：必须采用基督教的方式来抚养教育孩子;从15岁到60岁的男人送去服终生划帆桨战船苦役;女人和老人送去柏柏尔。这个侯爵认为，只需按1户摩里斯科人对50户老基督教徒这个比例把摩里斯科人分配到各个村子就行了，同时还禁止他们迁居和从事农业以外的职业，例如工业、运输业及商业等，因为这些职业的缺点就在于利于迁移和与外界交往。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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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选择了所有办法中最彻底的办法：流放，把植物从地里连根彻底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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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是否所有的摩里斯科人都从西班牙的土地上消失了呢？当然不是这样。首先，在某些情况下，分清摩里斯科人和非摩里斯科人并非易事。混合婚姻数量之多使得驱逐敕令需要对这种情况加以考虑。199 其次，一些有关的当事人进行了干预。他们无疑解救了大批本来会遭受打击的摩里斯科人。城市里的摩里斯科人几乎全部被驱赶。住在王家领地上的摩里斯科人被驱赶的比例稍小。至于领主的土地上的摩里斯科人、山民、独居一地的农民……等的例外情况就更多了。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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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摩里斯科人就往往这样混杂、消失在群众中。但是，他们仍然留下自己不可磨灭的印记。201 西班牙的基督教居民，甚至他们的贵族，难道不是已经有了这种摩尔人的血统的印记吗？美洲的历史学家也通过多种方式肯定摩里斯科人参加了对美洲的殖民。202 有一件事是肯定无疑的，即：穆斯林文明受到摩里斯科人的残余和西班牙若干世纪以来从伊斯兰教吸收来的事物的支撑、维持，不断促进西班牙半岛的复合文明，甚至在1609—1614年驱赶摩里斯科人行动之后，情况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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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恨的巨浪不能卷走已经永远在伊比利亚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的一切事物。这些是：安达卢西亚人的黑眼睛、数以千计的阿拉伯文地名、几千个已经进入从前的被征服的种族的词汇中的词。这些从前被征服的种族今天已经成了西班牙的统治者。有人会说，这是死的遗产。烹调技术、203 某些行业、等级制度结构和领导管理的职能，仍然在西班牙或者它的邻国葡萄牙的日常生活中传播伊斯兰教的声音，这些都无关紧要。然而，当18世纪法国国势鼎盛并在欧洲具有优势的时期，在半岛上仍然保存着一种活的艺术，一种真正的莫德哈尔的艺术。这种艺术有它的灰墁、陶瓷制造术和它的蓝色彩釉瓷砖的柔美的色彩。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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