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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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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摩里斯科人问题只不过是一场范围更广的冲突的插曲而已。在地中海，规模巨大的争斗在东西方之间进行，在永远存在的“东方问题”上进行。从根本上讲，这个问题是一场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按照拥有优势的一方的意愿停后复起。这场赌赛使冲突双方交替地拥有优势。好牌从一方手里传到另一方手里 。主要的文化潮流根据一方或者另外一方占上风的情况确定下来，从比较富的文明导向比较穷的文明，从西向东或者从东向西。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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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统治下的西方打赢了第一个回合：古希腊文化代表中东和埃及的第一次“欧洲化”。这次“欧洲化”后来一直延续到拜占庭时代。206 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和第五世纪的大规模的入侵，西方和它古老的遗产崩溃了。现在是拜占庭和伊斯兰教的东方保存或者收集财富并且在几个世纪内把这些财富投掷、传送到野蛮的西方。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和在十字军东东征之后，我们的整个中世纪都被东方的光辉穿透、照亮。“东西方两种文明通过它们的军队混合起来。大量叙述这些遥远的世界的历史和故事广泛流传。《圣徒传》充满这些故事。圣厄斯塔什传、圣克里斯托夫传、塔伊斯传、埃费斯的七个睡眠者传、巴尔拉姆传、约萨法特传都是东方的寓言。圣格拉尔传插进阿里马蒂的约瑟夫的回忆中。波尔多的于翁的传奇故事闪耀着仙境之王的魔力的幻景。仙境之王是晨曦和震旦的精灵。圣布朗丹的历险记只不过是水手森巴德207 的险遇的爱尔兰版而已。”这些借用只代表内容丰富的文化交流的总内容的一部分。勒南208 写道：“这样的在摩洛哥或者在开罗创作的作品，在比今天一本重要的德国书渡过莱茵河所需还少的时间内，就在巴黎或者科隆为读者所知了。只有作了关于13、14世纪的学者所熟读的阿拉伯著作的统计以后编写出来的中世纪的历史，才会是一部完整的历史。”神的喜剧在穆斯林文学中的根源被人发现。阿拉伯人在但丁看来是应该模仿的伟大楷模。209 圣让·德·拉·克罗瓦有一些奇特的穆斯林先驱。这些先驱之一龙达的诗人伊本·阿巴德早在他之前很久就发展了“黑暗之夜”210 的主题。对以上种种人们会感到惊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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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字军东征的时代起，一个反方向的运动正在完成。基督教徒占领了海洋。对道路和贸易的控制带来的优势和财富，从此属于基督教徒。这些交替现象阿尔弗雷德·赫特纳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他断言16、17、18世纪211 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接触减少了，这显然是错误的。相反，“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关于欧洲人的旅行的叙述,在欧洲的各种语言中成倍增加”。这是因为东方“向常驻大使、领事、商人侨民、经济调查使团、科学使团、天主教使团……向为土耳其人效劳的冒险者敞开了旅居的大门”。212 于是发生了西方对东方的入侵。这是一种包含着统治概念和因素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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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让我们回到16世纪的西方来吧！在这个时期，西方远远胜过东方，把东方抛在后面。尽管费尔南·格雷纳尔提出了他自己的论据，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确认这一点，绝不是对两种相互对峙的文明作这种或者那种价值评断，而是确认：在16世纪，交替运动进行得对西方有利;西方的文明更加强劲有力，使伊斯兰文明从属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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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人的迁居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人们从基督教世界蜂拥前往伊斯兰世界。后者以它提供的奇遇和巨利的远景吸引这些人。它使他们得到好处。素丹需要手工业者、织布工、造船专家、经验丰富的水手、大炮铸造工匠、构成作为一个国家的主要力量的“五金制品工匠”（指各种金属）。蒙特克雷斯蒂安写道213 ：“这一点土耳其人和其他民族知道得很清楚。他们能够抓住这些人的时候，就把这些人留下来。”一个君士坦丁堡的犹太商人和的黎波里的莫拉特·阿加之间的一次奇怪的通信表明：这个犹太商人寻找能够织造丝绒和花缎的基督教徒奴隶，214 俘虏在提供劳动力这个方面也扮演着他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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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基督教世界人口太多，还没有充分进行大西洋彼岸的殖民化活动，因此不减少向东方的移民吗？基督教徒在与伊斯兰国家接触时，往往受到转变为伊斯兰教徒的强烈欲望的支配。在非洲海岸驻防地，西班牙卫戍部队中的开小差之风这种瘟疫，使这些部队大量减员。1560年，在杰尔巴岛，在堡垒投降土耳其人之前，很多西班牙人“扔掉他们的信念和同伴”215 加入敌军。不久以后，在拉古莱特，一个准备把要塞交给非基督教徒的阴谋被人发现。216 一些船只经常从西西里岛出发运走大批准备参加背教者的行列的人。217 在果阿，在葡萄牙人中存在着同样的现象。218 召唤是如此强有力，以致它连教士也不放过。那个陪同法国国王的大使返回法国，西班牙当局被劝说在他经过时加以逮捕的“土耳其人”，是个过去的匈牙利神父。219 这种情况不会罕见 。1630年，人们要求约瑟夫神甫召回散居黎凡特的嘉布遣会修士，“担心他们变成土耳其人”。220 一些背教者从科西嘉、撒丁岛、西西里、卡拉布里亚、热那亚、威尼斯、西班牙，从地中海世界各地奔向伊斯兰世界。没有任何类似的反方向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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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可能不自觉地打开了大门，而基督教徒却不自觉地把门关上。基督教的不宽容是它的信徒的巨大数量产生的后果。它不欢迎异乡生客;它拒人千里之外。所有被它从它的地区驱赶出来的人——1492年是犹太人，16世纪和1609—1614年是摩里斯科人——加入了志愿离乡背井者的队伍。他们全都前往伊斯兰世界。那里可以找到工作和金钱。这件事最好的标记，是犹太人的移民潮流。特别在16世纪下半叶，从意大利或者荷兰到黎凡特，存在这股潮流。这是一股强大迅猛得没有逃过在威尼斯的西班牙代理人的眼睛，使他们警觉起来的潮流。因为这些奇怪的移民活动，是通过这座小城市进行的。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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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土耳其通过所有这些人完成了自己受的西方教育。菲利普·德·卡纳伊1573年写道：“土耳其人通过这些背教者获得了基督教的所有优势。”222 “所有”一词是夸大之词，因为土耳其刚刚获得这些优势中的一个，又发现了另外一个。这另外一个它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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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使用各式各样的、或大或小的、或者高尚的、或者卑下的手段进行的奇异的竞赛或者奇异的战争。某天，敌人需要一个医生;另一次需要西方高水平的炮兵学校培养出来的一名炮手;再一次需要一个地图绘制员或者画家。223 敌人可能寻求贵重的货品：火药、制作弓弩的柴杉木。不错，这种树生长在黑海沿岸（既然威尼斯人在那里找到了一些转卖给英格兰224 ），但不够16世纪土耳其军队的消耗。于是它从德意志南部进口这种木材。225 1570年，拉古萨被威尼斯指控——真是天大的讽刺——把火药、船桨，特别是把一个犹太外科医生226 交给土耳其人，而拉古萨自己也往往找意大利医生。227 这个世纪末，欧洲在东方最重要的贸易之一是铅、锡和铜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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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伦堡铸造的大炮可能运交土耳其人。不论武器、人员，或者像瓦拉几亚的一个王侯给喀琅施塔得的人的信所指出的那样，医生、药品等，君士坦丁堡也通过拉古萨或者特兰西瓦尼亚的萨克逊城市，从它的边境地区得到供应。228 柏柏尔国家尽管贫穷，的确“野蛮”，也同样对首都效劳。这些国家奇怪地（很明显，它们是在穆斯林世界里）最接近西方的技术的最新发展。因为通过它们的志愿的或者非志愿的移民，通过它们在地中海西半部的位置，还通过不久以后它们同荷兰人的联系，它们最先得到关于技术方面的新事物的信息。这些国家有自己的工人。这些工人是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者每年夏天捕获的大批俘虏和安达卢西亚人。安达卢西亚人是能工巧匠。他们之中有的能制造喇叭口火枪，全部都会使用这种武器。229 1571年后，土耳其大舰队的改造以及它按照西方的方式进行的装备（火枪取代了弓弩，大炮在帆桨战船上大大加强），是一个由阿尔及尔海上行劫者训练出来的背教者、一个名叫厄尔杰·阿里的那不勒斯人的功绩。这件事难道纯粹是巧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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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文化借用并不经常发生。1548年，土耳其人在他们对抗波斯的战役中，曾经试图改换土耳其骑兵的武器装备，并用手枪把他们装备起来。（布斯拜克明确指出，这是骑兵使用的最小的手枪。230 ）这个企图陷入一片嘲笑声中。土耳其骑兵在勒班陀战役和以后的战争中仍然用弓箭装备。231 这个普通的例子表明，对土耳其人来说，模仿敌人是何等困难。如果没有敌人内部的分裂、争端和背叛，土耳其人尽管纪律严明、狂热盲信、骑兵精锐、装备精良，也是无法抵抗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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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外界的赠与，232 都不足以使土耳其世界免遭灭顶之灾。这个世界从16世纪行将结束之时起，就有沉没的危险。到那时为止，战争已经大力帮助它取得必要的财富、人员、技术或者技术带来的成果，帮助它在陆上、海上或者沿着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一线的地区占有肥沃富饶的基督教世界的几块土地。加索特在君士坦丁堡的兵工厂里看见大炮堆积如山。这些大炮更主要是通过胜利的战争获得的，而不是使用巧妙的手段购买的或者就地制造的。233 战争是各种文明的平衡器。这是一篇要进行答辩的论文。上面谈到的战争从1574年起在地中海导致交战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并于1606年在匈牙利战场导致从那时起就不可能超越的对峙平衡状态。那时出现了一种以后变得更加清楚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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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基督教徒的确在关于奥斯曼在17世纪的最初的几年的前途这个问题上弄错了。在这些年月，十字军东征的计划再度大量出台。234 但是，难道不是欧洲的分裂和三十年战争的开始使人对奥斯曼的力量产生了假象并且拯救了它庞大的帝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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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种同所有其他文明对抗的文明：犹太人的命运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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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所谈到的每次冲突，都局限于两种文明之间的对话。但是，面向犹太人的时候，所有的文明都成了诉讼的一方,而且每次都处于占压倒优势的地位。这些文明是一股力量、一个群体。犹太人则始终是它们的极其势单力孤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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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对手却有奇怪的良好机会：当一个君主迫害他们时，另外一个君主却保护他们；当一种经济使他们倾家荡产时,另外一种经济使他们发财致富；当一种伟大的文明抛弃他们，另外一种伟大的文明却欢迎他们。1492年西班牙驱逐他们，土耳其却接纳他们，乐于利用他们来对抗希腊人……正如葡萄牙的犹太人的情况充分显示的那样，他们也可能施加压力，代位行使诉权。236 他们拥有钱财收买共谋。他们在罗马有一个通常忠于他们的事业的大使。因此，没有什么事比让里斯本政府采取的反对他们的措施束之高阁更加轻而易举了。正如1535年12月路易斯·萨尔米恩托237 向查理五世解释的那样，这些措施通常都被收回、撤销或者被弄得毫无效果可言。改宗的犹太人已经获得教皇宽恕他们过去的错误的谕旨。这将妨碍政府的行动，特别因为这些改宗者已经贷款给葡萄牙国王，情况就更是这样。这个国王债台高筑，负债达50万杜卡托之多，剩下的他在佛兰德“和在外汇交易方面欠下的债款”还不计算在内。这时民众不断抱怨这些干鱼商人——改宗的犹太商人。干鱼是穷人吃的一种臭鱼。1604年10月，即葡萄牙宗教裁判所于1536年建立之后半个世纪，一封迟到的威尼斯来信“凶狠”地说，民众对他们极为不满，抱怨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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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弱小的人也有武器：忍从、从犹太教法典学来的巧妙敏锐的特性、狡黠、顽强、勇敢，甚至英雄行为。238 犹太人不论在哪里总是显得很能适应周围的环境。这就使他们的情况对历史学家来说似乎变得更加复杂。他们证明自己对接触到的文明,不管是持久的或者是短暂的,都能很快适应。犹太艺术家和作家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难道不是真正的卡斯蒂利亚的、阿拉贡的或者其他地方的艺术家和作家吗？他们对强加给他们或者向他们提供的最卑下和最显赫的社会地位也适应得同样快。他们好像危险地濒临文化的毁灭和本体的弃失。关于后者我们知道不少事例。但是，他们通常成功地保护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称为他们的“基础人格”的东西。他们把自己严密地锁闭在自己的信仰里，锁闭在一个任何事物都无法把他们从那里赶出来的世界的中心。这种顽固性，这些对外来事物的拼死抗拒行动，正是他们的命运的特点。基督教徒抱怨有钱的马拉内（这是对中世纪在西班牙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的贬称）239 暗中坚持信仰犹太教，是有道理的。的确存在着一种犹太文明。这种文明是如此独特，以致它并不总是被人承认具有真正的文明的性质。然而，这种文明在发光，在传播，在抵抗，在接纳，在拒绝。它具有我们指出的文明的所有特征。不错，它没有扎根，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它的根扎得不深。它拒绝服从任何稳定的、永久不变的地理的迫切需要。这是它最突出的特征，但不是唯一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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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确实存在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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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文明的躯体是分散的。它像很多细小的油滴洒落、散布在其他文明的深水的水面上，永远不同这些水真正混合，但又始终依附它们，以致它的运动也是别的文明的运动，因此是一种异常敏感的“显示器”。埃米尔—费利克斯·戈蒂埃试图找到一种与犹太人聚居区等同的物体。他举出一个本身十分微不足道的北非的莫桑比克人的例子。莫桑比克人散居在本身也很小的殖民地里。240 人们可能由此也想到亚美尼亚人。他们是山地农民，在文艺复兴时期变成从菲律宾到阿姆斯特丹这一线的国际商人。人们甚至还会由此想到印度的祆教徒或者亚洲的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最根本的是，要承认存在着犹太人聚居区型的各种文明。这些文明把它们无数的岛屿散布在外国的水域里。这些文明比人们乍看之下所想象的数量多得多。例如从8世纪穆斯林征服北非起到13世纪迫害阿尔摩哈德家族止的这段时期的北非的各个基督教社会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次迫害几乎使这些社会灭亡。在某种意义上，欧洲在第三世界各国的殖民地在这些国家获得解放以前和以后的情况也是这样。甚至穆斯林文明的继承者，被西班牙用冷酷无情的仇恨行动粗暴地赶走的（正如我们已经阐述过的那样）摩里斯科人的情况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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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小岛互相接触，整个局势就会完全改观。例如在中古世纪的西班牙，直到14、15世纪发生的残酷迫害以前，犹太社会倾向于构成一块几乎连接不断的、像一块布料那样的整体，一个教派的、一种信仰的国家，241 一种土耳其人所说的“米勒特”，一种北非语言称为“梅拉赫”的东西。葡萄牙的独特之处是：1492年它的犹太居民因逃自西班牙的难民大量涌入而人数激增。黎凡特的独特之处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且出于同样的理由。在现代初期疆域突然扩大的波兰的情况也是这样。从15世纪起，由于犹太人在波兰数量增加，于是产生了犹太人的影响，并且几乎出现了一个民族中的民族，一个国家中的国家。这个国中之国后来被经济困难和17世纪的无情镇压，即1648年那几年的“大洪水”消灭。242 在新生的、地广人稀的巴西，情况也是这样。直到16世纪，犹太人在那里比在别处较少受到威胁。243 犹太居民的相对密度每次都起了作用，是个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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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当人的数量不利于或者不能加强犹太人的存在时，这些基本单位，这些小型社会，这些初级细胞，也被教育、信仰、商人的不间断的定期旅行、犹太教教士和乞丐等（他们数量巨大）连接在一起，也被不间断的商业的、友好的或者家庭的书信来往连接在一起，最后还被书籍连接在一起244 。印刷术助长了犹太人内部的争吵，但更促进了犹太人的团结。这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的书籍，很容易就成倍增加起来。谁又能够烧毁或者没收这些书籍呢？某些流浪汉的具有典范性的生活故事，表明这些具有团结统一作用的联系活动的生命力。雅可布·萨斯波尔塔斯将近17世纪初生于西班牙占有的奥兰。他先在特莱姆森，然后在马拉喀什和非斯当犹太教教士。他被投入牢狱后越狱并逃往阿姆斯特丹，在该地的平托学院任教。后来他回到非洲，于1655年陪同梅纳斯·本·伊斯拉埃尔出使伦敦，其后重新担任犹太教传教士，特别自1666年到1673年在汉堡担任这个职务。之后，他返回阿姆斯特丹，被召往里窝那，接着又回到阿姆斯特丹，并死于该地245 ……这些繁复的联系说明并且加强了犹太人命运的高度一致性。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在他的《论人类历史哲学思想》（1785—1792年）一书中写道：“犹太人在欧洲仍然是亚洲民族。对世界的我们的这一部分说来，这个民族是外来的。这个民族无法摆脱在某个遥远的人世间加在它身上的古老的规律的束缚。”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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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犹太人并不是一个种族，247 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作了相反的证明。从生物学观点看，他们的群体依存于它们与之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国家和民族。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德意志犹太人（或者阿斯克赫纳泽人），西班牙犹太人（或者塞法尔迪特人），是半德意志人、半西班牙人，因为血统混合的现象屡见不鲜。犹太区往往产生于某个地方的就地改宗犹太教这一改宗行动。犹太人从来不让自己与周围的世界隔绝，从来不闭门不出。相反，他们经常向周围的世界把门大大敞开。再者，如果有时积累起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竟然还没有导致不同居民的这种混合的话，这无论如何也是令人感到惊讶的。1492年离开西西里，从此一去不复返的犹太人毕竟曾经在这里生活过1500多年。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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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犹太人并不总是单独另外居住一处，穿特别服装或者带有例如黄色贝雷帽或者轮形帽之类的特别标记。1496年一篇威尼斯的文章说：“他们不在胸部正中佩戴用黄布制作的标记。”249 他们并不总是居住在一个特别区域——“格托”（ghetto,这是在威尼斯指定给他们居住的地区的名称。有人猜测这个名称源出于这个地区过去是铸造工厂。在这个工厂里铁被“扔掷〔jeter,ghetta〕”入铸模内浇铸成大炮）。250 1540年8月，那不勒斯的被人刻骨仇恨的犹太人仍然抗议下达的迫使他们“居住在一起并佩戴特殊标志”的命令。这项命令是违反他们的特权的。251 一年以后，这种刻骨仇恨得逞。其次，哪里还实施隔离法规，这项法规就会在哪里经常遭到违反破坏。在威尼斯,1556年3月元老院的一项决议宣称，路过的犹太人和其他犹太人“最近不断散布到城内各处，在基督教徒家中住定下来，白天、晚上去他们愿去的地方。最根本的是让这种丑事不再发生，迫使犹太人住在格托里”。252 “他们不得在除这里之外的任何地方开店。”将近同一个时期，来自土耳其的犹太人戴着白色头巾到达意大利。戴白色头巾是土耳其人享有的特权。当时犹太人的头巾应该是黄色的。勒芒斯的伯龙断言这是犹太人的欺诈行为。253 他们盗用土耳其人的信义。在西方，土耳其人的信义比犹太人的信义确立得更好。1566年，米兰的犹太人被迫戴黄色帽子，但这还并不是一声警报。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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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往往推迟贯彻执行，并且即使执行，执行情况也很差。在维罗纳，1599年（虽然人们至迟从1593年起就已经谈到这一点），那些“分散在各处生活”的犹太人必须把居住地点固定在“城市的大广场附近”。255 犹太人在那里“沿着一直通往圣萨巴斯蒂诺教堂的大街出售葡萄酒”，这条街因而被通俗地称为“希伯来人街”。256 仅仅在1602年，在帕多瓦制定了一项类似的措施。直到那时为止。“大部分以色列人在这个城市四处散居。”257 1602年8月，曼图亚发生了几起事件，因为犹太人像别的任何人一样，戴着黑色贝雷帽在那里散步。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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