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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小岛互相接触，整个局势就会完全改观。例如在中古世纪的西班牙，直到14、15世纪发生的残酷迫害以前，犹太社会倾向于构成一块几乎连接不断的、像一块布料那样的整体，一个教派的、一种信仰的国家，241 一种土耳其人所说的“米勒特”，一种北非语言称为“梅拉赫”的东西。葡萄牙的独特之处是：1492年它的犹太居民因逃自西班牙的难民大量涌入而人数激增。黎凡特的独特之处具有同样的性质，而且出于同样的理由。在现代初期疆域突然扩大的波兰的情况也是这样。从15世纪起，由于犹太人在波兰数量增加，于是产生了犹太人的影响，并且几乎出现了一个民族中的民族，一个国家中的国家。这个国中之国后来被经济困难和17世纪的无情镇压，即1648年那几年的“大洪水”消灭。242 在新生的、地广人稀的巴西，情况也是这样。直到16世纪，犹太人在那里比在别处较少受到威胁。243 犹太居民的相对密度每次都起了作用，是个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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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当人的数量不利于或者不能加强犹太人的存在时，这些基本单位，这些小型社会，这些初级细胞，也被教育、信仰、商人的不间断的定期旅行、犹太教教士和乞丐等（他们数量巨大）连接在一起，也被不间断的商业的、友好的或者家庭的书信来往连接在一起，最后还被书籍连接在一起244 。印刷术助长了犹太人内部的争吵，但更促进了犹太人的团结。这些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的书籍，很容易就成倍增加起来。谁又能够烧毁或者没收这些书籍呢？某些流浪汉的具有典范性的生活故事，表明这些具有团结统一作用的联系活动的生命力。雅可布·萨斯波尔塔斯将近17世纪初生于西班牙占有的奥兰。他先在特莱姆森，然后在马拉喀什和非斯当犹太教教士。他被投入牢狱后越狱并逃往阿姆斯特丹，在该地的平托学院任教。后来他回到非洲，于1655年陪同梅纳斯·本·伊斯拉埃尔出使伦敦，其后重新担任犹太教传教士，特别自1666年到1673年在汉堡担任这个职务。之后，他返回阿姆斯特丹，被召往里窝那，接着又回到阿姆斯特丹，并死于该地245 ……这些繁复的联系说明并且加强了犹太人命运的高度一致性。约翰·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在他的《论人类历史哲学思想》（1785—1792年）一书中写道：“犹太人在欧洲仍然是亚洲民族。对世界的我们的这一部分说来，这个民族是外来的。这个民族无法摆脱在某个遥远的人世间加在它身上的古老的规律的束缚。”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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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犹太人并不是一个种族，247 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作了相反的证明。从生物学观点看，他们的群体依存于它们与之共同生活了几个世纪的国家和民族。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德意志犹太人（或者阿斯克赫纳泽人），西班牙犹太人（或者塞法尔迪特人），是半德意志人、半西班牙人，因为血统混合的现象屡见不鲜。犹太区往往产生于某个地方的就地改宗犹太教这一改宗行动。犹太人从来不让自己与周围的世界隔绝，从来不闭门不出。相反，他们经常向周围的世界把门大大敞开。再者，如果有时积累起来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竟然还没有导致不同居民的这种混合的话，这无论如何也是令人感到惊讶的。1492年离开西西里，从此一去不复返的犹太人毕竟曾经在这里生活过1500多年。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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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犹太人并不总是单独另外居住一处，穿特别服装或者带有例如黄色贝雷帽或者轮形帽之类的特别标记。1496年一篇威尼斯的文章说：“他们不在胸部正中佩戴用黄布制作的标记。”249 他们并不总是居住在一个特别区域——“格托”（ghetto,这是在威尼斯指定给他们居住的地区的名称。有人猜测这个名称源出于这个地区过去是铸造工厂。在这个工厂里铁被“扔掷〔jeter,ghetta〕”入铸模内浇铸成大炮）。250 1540年8月，那不勒斯的被人刻骨仇恨的犹太人仍然抗议下达的迫使他们“居住在一起并佩戴特殊标志”的命令。这项命令是违反他们的特权的。251 一年以后，这种刻骨仇恨得逞。其次，哪里还实施隔离法规，这项法规就会在哪里经常遭到违反破坏。在威尼斯,1556年3月元老院的一项决议宣称，路过的犹太人和其他犹太人“最近不断散布到城内各处，在基督教徒家中住定下来，白天、晚上去他们愿去的地方。最根本的是让这种丑事不再发生，迫使犹太人住在格托里”。252 “他们不得在除这里之外的任何地方开店。”将近同一个时期，来自土耳其的犹太人戴着白色头巾到达意大利。戴白色头巾是土耳其人享有的特权。当时犹太人的头巾应该是黄色的。勒芒斯的伯龙断言这是犹太人的欺诈行为。253 他们盗用土耳其人的信义。在西方，土耳其人的信义比犹太人的信义确立得更好。1566年，米兰的犹太人被迫戴黄色帽子，但这还并不是一声警报。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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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往往推迟贯彻执行，并且即使执行，执行情况也很差。在维罗纳，1599年（虽然人们至迟从1593年起就已经谈到这一点），那些“分散在各处生活”的犹太人必须把居住地点固定在“城市的大广场附近”。255 犹太人在那里“沿着一直通往圣萨巴斯蒂诺教堂的大街出售葡萄酒”，这条街因而被通俗地称为“希伯来人街”。256 仅仅在1602年，在帕多瓦制定了一项类似的措施。直到那时为止。“大部分以色列人在这个城市四处散居。”257 1602年8月，曼图亚发生了几起事件，因为犹太人像别的任何人一样，戴着黑色贝雷帽在那里散步。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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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共处成了几个世纪的规律。在葡萄牙，民众最经常提出的要求之一与教皇对犹太人规定的义务有关。这项义务规定犹太人必须在他们的衣服上佩戴特殊标记，（1481年的国会甚至说）以防止犹太人所习惯的对基督教徒妇女进行引诱的企图。犹太人并不遵从这项义务。犹太人裁缝和鞋匠在他们前去干活的农夫家里常常勾引农夫的妻女259 ……其实，犹太人在葡萄牙更主要是同贵族，而不是同平民百姓通婚。在土耳其，犹太人有男的和女的基督教徒奴隶，并且“在同女基督教徒奴隶性交时并不比同犹太女人性交时更感到疑惧不安”。260 不管颁布什么样的禁令，并不是种族血统这种空谬乌有的力量，而是别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和犹太人对别人的憎厌维护着犹太社会。 这一切都是宗教问题，是遗传的习俗、信仰甚至烹饪方式等组成的合成物产生的后果。西班牙国王的史官贝纳尔德斯261 在谈到改变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时解释说：“他们永远不会丢掉犹太人的吃饭方式。他们用葱、蒜做荤菜，把肉放在油里煎，用油代替猪膘。”对现代读者来说，这就是对西班牙今天的烹饪的描述。但是，用猪膘烹饪，过去却是老基督教徒的习惯，而且正如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所说，油对猪膘获得的胜利，是犹太人的一项遗产，一种文化的转移262 ……当西班牙的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星期六故意忘记在家里生火时，同样露出破绽来。某天，一个宗教法庭法官对塞维利亚的省长说：“大人，你如果要了解改变宗教信仰者怎样庆祝安息日，就同我一起到塔上去吧！”当他们到了塔上时，这个法官又对省长说：“抬起眼睛，瞧瞧这些改变宗教信仰者住的房屋吧！不管天气多冷，星期六这天你永远看不见烟从他们的房子的烟筒冒出来。”263 伊本·韦尔加（大约在1500年）讲述的这个故事有一种真实的味道。塞维利亚冬天的寒潮真是名副其实的寒潮……还有其他一些细小的、能显示某人是犹太人的标记：在黎凡特，犹太人“绝不吃土耳其人、希腊人或者西欧人烧的肉，也不愿意吃基督教徒或者土耳其人烧的肥肉，也不喝土耳其人或者基督教徒卖的酒”。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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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的犹太社会当然都不得不同别的社会进行接触交流。有时这种接触交流是在当它们周围的占主导地位的文明的整个性质发生变化的时候，在引人注目的环境下进行的。在西班牙，穆斯林取代了基督教徒，然后，后者在复地运动中取得为时已晚的胜利，返回西班牙。过去讲阿拉伯语的犹太人开始讲西班牙语。他们在匈牙利的境遇同样不幸。在那里，由于神圣罗马帝国在从1593年到1606年这个时期内的推进，布德的犹太人有两种恐惧：对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恐惧和对土耳其人的恐惧265 ……所有这些环境使他们成了周围文明的无意的继承人。接着，他们朝着这个方向或者那个方向传播这些文明的货物。他们作为哲学家、数学家、医生、宇宙志专家，直到13世纪，并且在这个世纪以后，都是阿拉伯思想和科学传入西方的中间人。15世纪，他们很快就对印刷术发生了兴趣。在葡萄牙，印刷的第一本书是《摩西五书》（《圣经》的头五卷）。这本书1487年由萨米埃尔·加孔在法罗印刷。10年后才在葡萄牙出现了德意志的印刷厂厂主。266 如果人们想到由德意志人传入西班牙的印刷术1475年以前还没有到达这个国家这个事实，就可以测知犹太人印刷这些宗教圣文是何等急速。1492年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把印刷术带到土耳其。将近1550年，他们“把各类书籍统统译成希伯来文”。267 建立一个印刷所是行善积德之举。例如纳克索斯公爵的遗孀让·米卡斯在伊斯坦布尔附近的科雷吉斯米的乡下就这样行善。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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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3年，威尼斯根据它1571年12月14日的决议269 ，准备驱逐该地的犹太人。但是，自从勒班陀战役以来，时过境迁。索朗佐这时从他在那里担任总督职务的君士坦丁堡到达。听听一个犹太编年史作者270 认为是他在十人参政会上的这番发言吧！“你们驱逐犹太人，这是个多么有害的行动啊！你们难道不知道这会使你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是谁使土耳其人变得这样强大？除了在已经被西班牙国王驱逐的犹太人中间，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找到这样的能工巧匠来制造使土耳其人能够和其他民族较量的大炮、弓箭、炮弹、刀剑、盾牌和小盾牌呢？”将近1550年，法国一则对君士坦丁堡的描写271 已经谈道：“那些人（西班牙的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是让土耳其人知道对那些我们机械呆板地使用的东西怎样进行交易和处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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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个优势：他们在东方是各种会谈的天生的翻译。没有他们，什么事都办不成，或者不容易办成。勒芒斯的伯龙272 解释说：“那些离开西班牙、德意志、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犹太人把（这些地区的）语言教给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学习了他们要去那里居住并且和人交谈的国家的语言。这些语言可能是：希腊文、斯拉夫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亚美尼亚文和意大利文。住在土耳其的犹太人一般会讲四五种语言。有好些会讲10种或者12种语言。”索朗佐在埃及的罗塞塔发表了类似的意见。在埃及，犹太人“在土耳其统治的各个地方人数激增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个村庄没有他们居住，而且人数有增无已。因此，他们能讲各种语言，不仅通过充当我们的翻译，而且还通过让我们了解这个国家的情况为我们效了大劳”。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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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言学方面，奇怪的是：在14、15甚至16世纪被从德意志驱赶出来的、后来使波兰的犹太人地区发迹富有的犹太人，传入了他们自己的语言——意第绪语。274 这是一种特殊的德语。西班牙的犹太人的情况也是这样。1492年西班牙犹太人在伊斯坦布尔，特别在萨洛尼卡，建立了大片移民地，把他们自己的语言列托—罗马语，即文艺复兴的西班牙语，带到这些移民地，并且对西班牙仍然怀着一种真正的感情。这种感情有很多表现275 （这证明一个人故乡的土地的泥土总是粘在他的鞋子上的，即他总是眷念故国本土）。在这些重大的现实事物之外还有一些奇怪的细节：一个研究西班牙问题的专家今天在摩洛哥的犹太人那里276 找到西班牙中世纪罗曼斯的曲调和歌词;一个历史学家也告诉我们，汉堡的塞法尔迪特人怎样缓慢地、违心地、笨拙地，而且很糟地使自己适应德语。277 他们对自己的本源的忠诚，也继续存在于萨洛尼卡的各个犹太社会的名称中。这些名称是：墨西拿（Messina）、西西里亚（Sicilia）、普里亚（Puglia）、卡拉布里亚（Calabria）2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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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种忠诚的表现和行为并非毫无弊端、缺陷。它们制造出等级和类别来。某些犹太民族显得有别于其他犹太民族。它们之间有时发生争吵。例如从1516年到1633年在威尼斯建立了三个彼此邻接的犹太人区：老区、新区和最新区。这是三个像岛那样互相连接的、高层房屋鳞次栉比的住房群，因为那里缺乏空间，是全城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老区是来自黎凡特的犹太人居住的地区，1541年以来就在威尼斯的5名商务行政官员的管制之下;新区则在负责处理商事诉讼的法官的管制下，庇护着德意志犹太人（Todeschi）。这些犹太人因为不能全都住在那里，便部分迁往老犹太人居住区。他们在康布雷联盟时代已经获准住进该城。他们是贫穷的、从事旧衣服和旧家具买卖以及放抵押贷款的犹太人，后来在威尼斯开当铺——穷人的银行。在这个时期，专门经营大宗贸易的犹太人——葡萄牙犹太人或者黎凡特的犹太人——时而遭到威尼斯市政议会憎恨，时而又被这个机构恳求。毫无疑问，他们从1581年起就获得一种特殊地位。279 但是，1633年，所有的犹太人，其中包括地中海西岸地区的犹太人，被集中起来居住在同样的犹太人区里。因此，在这个人为的、近似集中营的小世界里，发生了社会纠纷和宗教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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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特点和差异并不妨碍一种犹太文明存在。这种文明生气勃勃，变化无穷。这种文明当然不是惰性的，或者像阿诺德·汤因比硬说的那样，是“僵化”的。280 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种犹太文明具有警惕性和侵略性。它有时为一些突然爆发出来的奇怪的救世主降临说所苦，特别是在现代的早期，情况更是如此。在这个时期，它分成两派：一派早在斯宾诺莎之前就把某些人引向怀疑主义和无神论的理性主义;另外一派赞成群众的非理性的迷信和狂热激奋的倾向。每次迫害都由于事物的反作用引发了宣传救世主降临说的运动。例如在查理五世时代，从1525年到1531年，所谓的救世主戴维· 鲁伯尼和迪戈·皮勒斯等人煽起葡萄牙犹太人叛乱。281 又例如，17世纪萨巴塔伊· 泽维的关于救世主降临说的宣传282 在东方，在波兰，甚至在更远的地方掀起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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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把这些尖锐的危机撇在一边姑不置论，假定犹太人的态度通常是爱好和平的或者容忍异说的，那就错了。他们的态度活跃积极、敏于劝人入教、敏于进行斗争。犹太人区不仅仅是囚禁犹太人的监狱的象征，而且还是犹太人自动退守其内以保卫他们的信仰和犹太教法典的继承性的堡垒的象征。一个和伟大的卢乔·德·阿泽夫多同样同情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坚称，刚刚进入16世纪时，犹太人不容异说的程度“超过基督教徒”。283 这种说法言过其实。但是，总的说来，犹太人不容异说这个事实是明显的。甚至还有这样的传闻：查理五世路过曼图亚时，犹太人曾经企图使他改信摩西教义。284 这个传闻本身就荒诞不经，却在将近1532年时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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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犹太人社会的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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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不管是否愿意，都被迫扮演文化交流的代理人的角色，几乎不可能有另外的情况。他们当时或者在这以前曾经遍布各地。他们虽然遭到驱逐，但并不一定离开禁止他们居留的地方。他们被驱赶后又返回原住地。从1290年到1655年，他们被正式禁止在英格兰居留。1655年是克伦威尔执政时期他们所谓被重新准许进入英国的时期。事实上，伦敦从17世纪开始时，甚至更早，就已经有犹太商人。1394年，法国也同样一劳永逸地驱逐了犹太人。但是，犹太人（不错，是西班牙的因受迫害而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是表面上的基督教徒）很快又在鲁昂、南特、波尔多、巴约讷等地出现。这些地方是葡萄牙的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在前往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的途中惯常停歇的驿站。亨利二世“这位法国国王准许曼图亚的犹太商人前往他的王国的城市，准许他们在这个国家经商。他还免除他们缴纳捐税。这一年，他们前去向他表示敬谢之意时，他对他们亲切而热情”。285 毫无疑问，这件事发生于1547年。更奇怪的是（如果说这不是更重要的话）,1597年春天在巴黎或者在南特，西班牙的情报部门搜集到这个传闻：法国国王考虑“让已被法国国王圣路易驱逐的犹太人返回”。286 4年以后，1601年，这个传闻再度流传。菲利普·卡纳伊大使对亨利四世解释说：“一个（葡萄牙的）犹太人中的首要人物对我说，如果陛下愿意准许他那个民族在法国定居，陛下将从得到好处，并有5万多个聪明勤劳的家庭住在陛下的王国里。”287 将近1610年，在进入法国的摩里斯科人中（他们通常只在法国过境），一些犹太人，特别是一些葡萄牙的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与流放者混杂一起，并且“可能在基督教徒的伪装下在法国，特别在奥费涅，安家落户”。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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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过去在法国南方人数不多。将近1568—1570年这个时期，他们被赶出普罗旺斯各个城市，逃往萨瓦避难，在那里受到友好接待。289 17世纪初，他们在城市政策多变的马赛寥寥无几。290 1492年，一些被驱赶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在朗格多克落户定居，并且“使（法国人）习惯于在柏柏尔进行不正当的交易”。291 在新基督教徒的伪装下，他们在蒙彼利埃从事药剂师和医生的职业。费利克斯·普拉泰住在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的家里。这个世纪末，他们在阿维尼翁受到教皇庇护，人数为500,但没有在城内、城外购买房屋、花园、田地和草地的权利，被迫从事买卖旧货和裁缝……等职业。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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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情况过于多种多样，因此他们不可能同时被人从各个地方赶走。然而，上帝知道，他们也经常被人撵来撵去。一个城市向他们关上大门;另外一个城市则向他们把门打开。当米兰于1597年经过多次犹豫驱逐了它的为数不多的“希伯来人”之后，就我们所知，这些“希伯来人”到达韦塞伊、曼图亚、摩德纳、维罗纳、帕多瓦以及“附近村镇”。293 他们挨城逐市的集体迁徙，即使在并不顺利的时候，也往往有滑稽可笑的味道。例如热那亚的情况就是这样：1516年犹太人被正式赶出该城，1517年返回。294 威尼斯和拉古萨等地也发生同类事件，因为他们总是最终获准返回。1515年5月拉古萨这个小城的居民在一个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的煽动下，赶走该地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立即在阿普利亚和摩里亚两地对圣布莱士共和国实行谷物封锁（这证明他们控制着谷物的供应）。该城不得不重新接纳他们。1545年，拉古萨有人刚打算驱逐他们，素丹就提醒拉古萨人注意社会秩序295 ……1550年威尼斯企图驱逐犹太人，却发现他们控制着它的商业：呢绒、丝绸、糖、香料等，还发现威尼斯人自己往往只限于转卖犹太人的商品，只从中获取惯常的佣金。296 事实上，由于犹太人被连续不断地从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驱赶出境，因此，犹太人充斥意大利境内，特别在罗马教廷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犹太人更喜欢去那里避难。在安科纳开始出现一种对犹太人来说令人惊奇的运道：在保罗四世于1555年和1556年开始对犹太人进行残酷凶狠的迫害之前，有犹太户主1,770个。他们任意购置不动产、房屋、葡萄园等。“这些东西不带有任何能使他们区别于基督教徒的标志。”297 1492年，犹太人被从西西里赶走。据说被驱逐的人达4万之多298 ，其中大多数是手工业者。他们的离开所产生的后果，非这个岛屿所能承受。在10年之后才沦于西班牙国王的控制之下的那不勒斯的情况，正好与此相反。犹太人获准留住该地。直到1541年他们的确为数不多，但是，他们之中有像阿布拉瓦内尔家族那样富有的、活跃的家族……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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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被驱赶的犹太人比作灵活机敏的歹徒、恶棍、帮伙，是不恰当的。但是，总而言之，希伯来人和不法之徒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利用复杂的政治地图所提供的方便。其次，在德意志有逃往附近的波兰避难的方便条件。必要时，逃亡者携带衣物，堆放在车上，驶往波兰。在意大利则有逃往海洋和黎凡特的方便条件。1571年，威尼斯人打算驱逐犹太人。当驱逐令收回时，一些犹太人已经登上即将起航的船只。300 这些取道海洋的逃离，当然并非毫无风险。对船主来说，夺走行李、卖掉乘客，乃是一种巨大的诱惑。1540年，一个拉古萨船主抢劫了乘他的船的旅客——这些旅客是逃离那不勒斯的犹太人——并且把他们弃留在马赛。弗朗索瓦一世怜悯他们，用他自己的船把他们送往黎凡特301 。1558年，逃离佩扎罗的犹太人302 到达拉古萨，然后乘船前往黎凡特。可能是拉古萨的船员抢走了他们，并且在阿普利亚把他们当作奴隶卖掉。1583年，一些水手——这一次是希腊人——杀害了他们的53名犹太乘客中的52名。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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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始终在寻求“他们的脚可以歇息”的城市。304 但是，最后不可避免地星散各地。1514年，在塞浦路斯住着一些犹太人。该地教会的神长接到威尼斯市政议会发出的不准任何犹太人不戴黄色贝雷帽而戴黑色贝雷帽的命令。305 在伊斯坦布尔有12个处境很糟的干地亚的犹太人。我们由此还了解到岛上“有500多个犹太人”。306 1588年，在另一个威尼斯的岛——科孚岛——上，有400个犹太人，他们散居城内各处。他们的房屋和基督教徒的房屋混杂在一起。我们引用的文献资料说，为了满足双方的愿望，307 把他们分开乃是明智之举。事实上，科孚岛上的犹太人有和威尼斯当局打交道的明显好处。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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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果愿意在最大的地中海的和世界的范围内标示出犹太人的散布情况，就能够毫无困难地重新发现他们在果阿、亚丁、波斯，在“整个地中海东岸地区，在颓垣残壁之下过着悲惨生活”。但是，这是1660年的评注。309 时间的车轮已经转动，并且还将继续转动。1693年，一份法国的文献资料向我们描述“40年来”定居黎凡特并且还钻到法国在“士麦那”的领事保护之下的葡萄牙和意大利犹太人。在这之前他们也钻到马赛或者“令人难以察觉地拥有黎凡特的大部分商业。这就迫使已故的M.德·塞涅莱用国王的一道敕令，教人把他们赶出马赛”。310 但是，他们很快就在黎凡特掌握了商业贸易线的另一端。在马德拉有犹太人，而且在圣多美岛犹太人为数如此之多，以致（他们显然是新基督教徒）他们在这些地方“公开”信奉犹太教。311 他们是首批到达美洲的人，是首批（1515年在古巴）受到西班牙宗教法庭迫害的殉教者。312 这个法庭以后的所作所为还远不止于此。1543年，西班牙所属各个王国当时的摄政者菲利普，把他们从卡斯蒂利亚的印度注42 赶走——这纯粹是理论上的姿态313 ……从北非一直到撒哈拉，犹太人都为数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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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和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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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从前和亚美尼亚人一样是农民。若干世纪以前，他们脱离了土地劳动，转而成为各地的金融家、军火商、商人、高利贷者、当铺老板、医生、手工业者、裁缝、织工甚至铁匠……他们过去往往很穷，有时开个普普通通的当铺。犹太女人肯定很穷。她们卖化妆品，在土耳其市场上卖手帕、毛巾和华盖等。314 这些犹太人都翻山越岭。犹太教教士的裁定纪录，使我们了解到犹太人在巴尔干的争执和他们在那里从事的往往十分卑微低下的职业。315 在这些贫困、饥馑的移民社会里，当铺老板，即使他们当中最卑微的，也几乎是有产阶级。在意大利，这些小放债者为数颇多。他们的服务在推动促进这种服务的农村和小城市中是有效的。1573年9月，卡波迪斯特里亚的波德斯塔316 要求把一个犹太银行家召来城市，否则深受物价不断上涨之害的居民将不得不像他们曾经做过的那样前往那些以30%到40%利率贷款的的里雅斯特的高利贷者的家中借贷。这类事不会发生在一个当地的犹太小放债人身上。下一年，即1574年，卡斯特尔弗朗科的穷人团体要求威尼斯的市政议会特许放款人约瑟夫在小城市里开设一家银行，向人放款，但同时禁止他放款时收动产之外的其他抵押物。317 这个机构同意了这项要求。1575年发生了类似事件。波德诺内的穷人团体也为“众多穷人的利益”恳求准许一个放款人开设银行，向人放款。318 这些事例并不意味着以后在犹太放债人和基督教徒借债人之间一切都十分圆满。例如1573年，契维达尔·德尔·弗里乌尔的穷人团体319 要求“从不停地啃啮并且吸尽这个城市的脂膏的希伯来人的贪婪中解放出来”。1607年7月，一家希伯来人开的当铺在科内利亚诺遭到拦路抢劫强盗抢劫。市政议会的轻骑兵（我们以后称为宪兵）追捕这伙匪徒，夺回被抢走的物品（价值5000杜卡托的金银首饰和其他抵押品），杀死4名劫匪，并且割下他们的脑袋带到特雷维索，同时还把两名被活捉的匪徒也押解到那里。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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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短期高利放债人和高利贷者之外，还有经常被驱逐，接着又被召回，始终被人恳求的犹太富商巨贾。他们被人发现在里斯本假装成新基督教徒,或者（如果他们富有的话）假装成完美无缺的基督教徒。例如希梅内斯家族、卡尔德拉家族、埃沃拉家族……就是这种人。他们也可能是革新者。例如米歇尔·罗德里格斯或者罗德里加就是这种人。后者是黎凡特的犹太人，是威尼斯的斯普利特中途停靠港的设计者。321 他们也会像萨米埃尔·阿布拉瓦内尔和他的家族那样强大。这个萨米埃尔·阿布拉瓦内尔和他富有的家族在好多年之内牢牢地把那不勒斯的犹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贷款给国王，在马德拉的糖的贸易中，在兰恰诺的集市贸易和粮食交易中占重要地位，很有影响。322 在葡萄牙的门德斯家族的独一无二的经历中，特别在这个家族的侄子胡安·明格斯（人称让·米格斯）的经历中，可以瞥见巨大的成功。他是来自黎凡特的西班牙的信传消息中提到的约瑟夫·米卡斯。323 他早先被迫皈依天主教，到伊斯坦布尔后重新皈依犹太教。他在该城变成了类似富格那样的人物，一直到死（1579年）都很有权势，并梦想有朝一日成为犹太人的国王，在圣地建立国家（他修复了太巴列的遗迹），梦想成为“塞浦路斯国王”。他最后不得已求其次，满足于被素丹册封为纳克索斯公爵。他以这个名字为那些通常乐于歌颂美化传记主人公并且关注他的历史学家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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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是这种辉煌的成就也取决于总的经济形势。以16世纪的土耳其为题进行著述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或许太迟）犹太商人当时在土耳其取得的成就。324 正是这些犹太商人不久以后就同希腊人一起承包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甚至富有的地主的收入。他们的商业网撒布、延伸到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将近1550年，勒芒斯的伯龙对这些犹太人进行了观察。他就他们的问题写道：“他们牢牢地掌握着土耳其的商品贸易，以致土耳其的财富和收入都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用高价收集来自各省的贡品，承包盐税、船运酒税和土耳其的其他税收。”他下结论说：“由于我多次不得不使用犹太人并与他们交往，我很容易了解到：这是一个最精明能干并且满肚子诡计的民族。”325 没有犹太人的这些集体命运和这些总的成就，像纳克索斯那样的生涯和经历是不可能有的。同样，我也认为，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如果没有奥格斯堡和约（1555年）缔结之后的和平安定年代和为德意志犹太人以后进行报复铺平道路的财富积累，德意志犹太金融家，亦即这些“宫廷犹太人”326 的财富是不可想象的。在同样的情况下，在16世纪末，控制着糖和香料贸易，拥有巨额资金的葡萄牙犹太人的网，促成了阿姆斯特丹的繁荣兴旺。也在类似的情况下，整个美洲都被纳入犹太人的贸易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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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犹太人全都富有或者无忧无虑。这也并不是说犹太教由于它的进行冒险投机的神召或者由于它的伦理原则应该对我们称为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称为16世纪的前资本主义的事物负责。这也并不是说，“以色列像太阳一样在欧洲上空转行；它在哪里发光，新的生活就在哪里萌生；而在被它抛弃的地方，所有已经开花的事物都凋谢枯萎。”327 更主要的是，犹太人懂得像适应商业世界中不断变化的局势那样适应地理形势。我们大家不必担心。如果他们是“太阳”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被人从地球进行遥控的太阳。犹太商人蜂拥前往蓬勃发展的地区。他们在多大的程度上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繁荣兴旺，就在多大的程度上从这些地区得到好处。提供服务是相互的，有来有往的。资本主义意味着千百种事物同时并存，也意味着一种计算制度、一种对技术的了解和应用，即对与金钱和信用有关的技术的了解和应用。在十字军于1099年攻克耶路撒冷之前，犹太人就已经熟悉当时广泛使用于穆斯林世界的汇票（suftaya）和支票（sakh）328 。尽管犹太社会被迫迁徙，这种经验仍然得以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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