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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每个资本主义都意味着一张网,一系列信任、一系列在世界棋盘上的合作。单单南特敕令的撤销本身,并没有自动导致新教徒经营的、始于16世纪的银行业的成功。但是,此举却为这个行业开辟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新教徒在法国、日内瓦、荷兰和英格兰之间,布设了一张情报和合作网。在若干世纪之内,对犹太商人来说,情况都是这样。他们建立了世界的最主要的商业网,因为他们遍布全球,在落后地区或者不发达地区充当手工业者、店主或者当铺老板。在主要城市里,他们参与促进这些城市的经济的勃兴和商业的繁荣。他们有时人数很少。1586年,他们在威尼斯只有1424人。329 17世纪初,他们在汉堡330 勉勉强强有100来人;1570年,在阿姆斯特丹,他们最多有2000人。在安特卫普他们一共400人331 。16世纪末,乔瓦尼·博特罗332 提到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有16万犹太人。333 萨洛尼卡这个城市是流放者的主要避难所。但是,根据乔瓦尼·博特罗的统计,在发罗拉,犹太家庭只不过160个。圣莫罗的犹太家庭数目与萨洛尼卡犹太家庭数目相同。罗得岛有500个犹太家庭。开罗、亚历山大、叙利亚的的黎波里、阿勒颇和安哥拉等地共有犹太家族2500个。这些细节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靠的。可以肯定:哪里人口稠密,哪里的生活就十分困难,哪里的流放者就必须从事任何行业,即使是收入微薄的行业。他们在萨洛尼卡、伊斯坦布尔和其他一些地方当织工、染匠。他们是在当地农民的集市贸易上购买羊皮、皮革的行商负贩……另一方面,与此相反,比较小的犹太人移民地往往是犹太人中的富商巨贾的居住地。这些商人受好些利市百倍的生意买卖的定位集中之惠,被这些买卖吸引,因而是新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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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3世纪,香巴尼的定期集市是西方商业经济的中心。所有商品都在这里集散。犹太人也聚焦在香巴尼的城市和农村。334 他们之中有的人在该地的农村从事耕作;其他人则是手工业者。他们拥有田地、草场、葡萄园、庄园和房屋等。他们购进或者出售这些产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已经是并且首先是商人或高利贷者。在他们从事的行业中,“放债似乎大大压倒商业”。他们贷款给领主,特别是贷款给香巴尼的各个伯爵和寺院。犹太人虽然受到香巴尼的定期集市和这些集市带来的繁荣景象的吸引,但他们(少数的例外证实了这条规律)并不直接参与这些集市,特别是不去操纵这些集市。尽管如此,他们却掌握、控制着某些通向这些集市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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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6世纪的经济衰退,西方在经济方面唯一的安全地区是意大利。犹太商人在那里到处人数倍增。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335 他们占领了高利贷的低层次,把他们的竞争者从这个商业生活中的基层排挤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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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世纪,地中海的主要商业贸易潮流导向北非和黎凡特。1509年,当西班牙的干涉在特莱姆森激起群众屠杀基督教徒商人的时候,犹太人与基督教商人共命运。336 在西班牙人于1510年337 接管并定居的布日伊和的黎波里,也有犹太人。1541年,在同一个特莱姆森城,当西班牙军队进入时,“在这个城市,很多犹太人被俘并被征服者当作奴隶出卖……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在奥兰和非斯被赎回,另一些人被当作俘虏带回西班牙。他们在西班牙被迫发誓弃绝神——以色列的上帝”。338 几年以前,即1535年,当查理五世攻占突尼斯时,也出现过同样的景象。约瑟夫·哈·科恩医生叙述说339 :“犹太人男男女女在各个不同的地区被人出售,但那不勒斯和热那亚的意大利团体把他们大批赎回。但愿上帝为此记住这些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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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非洲人莱昂的说法,犹太人社会在北非是兴旺发达的;16世纪开始时犹太人社会还十分好战并能进行抵抗。就这样,这些社会在奥兰的西班牙驻防地的对外客冷漠仇视的中心地区一直存留到1668年340 ,并且参与一切活动。一项1626年341 在奥兰的西班牙驻防地进行的调查提到来自撒哈拉的商队的到来。这些商队中的一支来自塔菲拉勒和菲吉格,由“好战的”犹太人伴随。这些犹太人其实是普通商人,因为在西班牙和在伊斯兰国家一样,生活在堡垒附近的臣民——和平的摩尔人——和不顺从者——好战的摩尔人——被区别开来。同样也有和平的犹太人和好战的犹太人。但是,犹太商人在这个古老的贸易轴心的出现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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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黎凡特,当时的报道都着重记述了犹太商人大规模地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他们作为放债人控制着阿勒颇(特别是葡萄牙犹太人)和开罗的市场。基督教徒经常向他们借贷。整个商队贸易显然都集中在他们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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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什么别的需要说呢?在威尼斯尽管局势紧张并发生争执(继争执之后而来的是协议和和解),犹太人仍然留在那里。毫无疑问,发生了驱逐事件。这是一起1497年驱逐被迫改信天主教的有钱犹太人的事件342 。这起事件发生在这些犹太人在供给威尼斯人食用的西西里小麦的买卖上进行投机倒把之后。投机倒把的人只是一小部分,是新近来的到威尼斯的犹太人。(既然1550年再次谈到要驱逐这些人343 ,既然我们发现一直到中世纪末,甚至在本世纪后,他们的名字都在威尼斯被人提及,这一切都使人认为他们已经返回威尼斯。)我也指出过,一直到1597年犹太人还在米兰和米兰内出现。在罗马,他们继续过着圈子相当狭窄的生活。在安科纳的繁荣兴盛时期,即一直到17世纪的最初几年,他们的社会是兴旺发达的。在里窝那 ,他们从梅迪奇家族复兴的真正开始时期起,即从1593年起344 ,就是这个复兴的缔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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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最想了解的,是犹太人在世界金融首都热那亚的情况如何。可是在这方面我们正好缺乏翔实可靠的材料。我们只对下面这件事是有把握的:当地人对他们怀着敌意。在热那亚,小手工业者和医生对他们的犹太人竞争者的妒恨导致1550年4月2日驱逐犹太人团体。一个目击者说,这项驱逐犹太人的法令“在喇叭声中宣布,情况就像我的父亲拉比·耶荷舒亚·哈—科恩那个时代”的1516年一样。这同一个目击者——约瑟夫·哈·科恩医生——去不远的地方定居,仍然住在热那亚的领土内的沃尔塔季奥。他在那里继续干他那个行当。345 1559年,再次爆发了来自热那亚方面的或者至少来自一个热那亚的重要人物——“这个像刺进犹太人的肋部的刺棒的坏人”346 内格龙·德·内格里——方面的敌意。他后来企图把犹太人驱逐出皮埃蒙特,但枉费心机。1567年6月,热那亚人把犹太人驱逐出他们的领土和属地。在那次把犹太人从热那亚城清除出去的驱逐行动之后,热那亚人曾经容忍犹太人在领土和属地居住。约瑟夫·哈·科恩医生于是离开沃尔塔季奥并前往“蒙费拉特辖区内的卡斯泰勒托定居,那里人人都高高兴兴欢迎我”。347 如果有更加确切的文献资料,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进行得顺利些。犹太大商人是否像我所想的那样进入了皮亚琴察的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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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要牢记在心的特征是: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遍布地中海的各个地区,这就为荷兰人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并且标志着世界史上的阿姆斯特丹时代的开始。1627年,奥利瓦雷斯公爵把葡萄牙的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犹太人推上粮布供应合同的决定性的舞台。于是出现了另外一个财政金融时代。其实,这个时代早在这个时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348 这个时代可以从很多迹象辨认出来。早在1605年,就已经谈到发给1万个犹太人在西班牙安家落户的许可证,以帮助把西班牙国王的财政整顿、管理得比在基督教徒棉布供应承包商的统治下更好。349 加长这份抄录单,并且指出17世纪犹太人在马赛、里窝那和士麦拿这三个繁荣昌盛的地中海城市的存在,在塞维利亚、马德里、里斯本等更重要的地方的存在,最后在阿姆斯特丹的存在以及早已在伦敦的存在,是十分容易的。安东尼奥·费尔南德斯·卡尔巴哈尔这个富商,这个“伟大的犹太人”在1630年和1635年之间这段时期在伦敦定居。350 但是,我们的论证本身已经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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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和总的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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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构成犹太人历史的殉教者列传中的迫害、屠杀、驱逐、强迫改皈宗教等事件用年表的形式进行排列,经济形势的发展演变和上述种种残暴措施之间的一种关联就标示出来了。后者总是依存于经济生活的恶劣气候,并且伴随这种气候。使英格兰(1290年)、德意志(1348—1375年)、西班牙(塞维利亚的排犹运动和1391年的强迫改皈宗教)和法国(1394年把犹太人全部驱逐出巴黎)的犹太人的幸福与繁荣兴旺消失的,并不只是君王或者“坏人”的敌意。主要的罪行是西方世界的总衰退犯下的。在我看来,这一点没有争论的余地。同样,仅以犹太人被从西班牙驱逐为例(1492年),根据韦纳尔·松巴尔特的说法,351 这个世界性事件迟迟发生于一个漫长的衰退时期内。它随着西班牙国王的统治开始,至少一直延续到1509年,还可能延续到15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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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1350—1450年的百年衰退把犹太商人抛向意大利和意大利的受到保护的经济一样,352 1600—1650年的危机使他们置身于北海地区的也受到保护的经济领域中。于是信奉新教的世界拯救了他们,给了他们优惠。反过来,他们也拯救了信奉新教的世界,给了这个世界优惠。总之,正如韦纳尔·松巴尔特所指出的,就通向美洲、印度和中国的海路而言,热那亚的地理位置和汉堡或者阿姆斯特丹同样优越。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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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和犹太民族的盛衰起落之间的对应配合,不仅在重大的事件上和在长时期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几乎逐年逐月逐日发生的小的危机中也是明显的。以以下这个细小的例子为例:由于拉古萨这个共和国当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它1545年考虑把犹太人驱逐出这个城市,就是十分顺理成章的事了。在1559—1575年的长期衰退中,在威尼斯,很自然地在城内和在大陆上立即采取的反犹措施的背后,也有类似的动机。在1570—1573年对土战争的年代里,354 一切都迅速发展,急转直下。黎凡特的犹太人被捕。犹太人的货品交给第三者保管。对犹太人留住威尼斯强加了苛严的条件(1571年12月18日),制订了驱赶犹太人出布雷西亚,甚至出威尼斯的计划。年轻的犹太人在亚得里亚海被捕,并被处以在帆桨战船上划桨的刑罚,“直到战争终结”……这对“雅可布”注43355 来说,真是一个痛苦的时代。所有这一切毫无疑问都取决于经济形势。1581年对弗拉拉的犹太人的残酷迫害情况与上述的相同。这次迫害是另外一起要补入已经明显的1580—1584年的周期性危机的内容丰富的档案材料中的事件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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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趋势在1575年和1595年之间再度出现,天气晴朗起来,这有利于地中海的整个经济生活,特别有利于犹太人居留地的经济生活,不管这些居留地在哪里。(在罗马,这些地区受到西克斯·坎特〔1855—1590年〕的保护。)357 如果我们没有看错的话,犹太资本主义在海上贸易中所起的作用从此与日俱增。犹太资本主义不但在安科纳,358 而且在弗拉拉359 (威尼斯除外)也是主导力量。所有这些“葡萄牙的”或者“黎凡特”的成功、同摩洛哥苏斯省以及同这个省的糖厂的贸易联系360 、斯普利特港的修建361 、拥有权势的人物达尼埃尔·罗德里加1587年3月提出的在伊斯坦布尔设立一笔数额为两万杜卡托的保证金的建议362 (这笔保证金由贝勒支配管理用以换取威尼斯海关一笔同等数额的预付货款)以及将近1589年接纳弗拉拉的犹太人入城的建议等363 所体现出来的在计划和行动方面的自由,都表明气候发生了变化。1598年为地中海西岸地区的犹太人制定的制度,的确是一种真正宽容的制度。当局发给犹太人有效期为10年的安全通行证。此证到期如不废除将自动继续有效。这和10年以前,即1589年同意的条件相同。还同意了一项附加的小优惠:“他们可以在旅行中戴黑色贝雷帽及携带常用武器,但在威尼斯不能。”364 事实上,威尼斯当时已经变成在意大利的因受迫害而改皈天主教的犹太人的集合中心,变成他们同来自德意志的和来自黎凡特的犹太人接触联系的地方。这不利于弗拉拉。这是一个清清楚楚的迹象:威尼斯扮演着知识文化首都的角色。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因受迫害而改皈天主教的犹太人的文学作品,一直由威尼斯的印刷所出版。在这些印刷所被阿姆斯特丹和汉堡的印刷厂厂主的工厂接替之前,情况都是这样。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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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从阿姆斯特丹到里斯本、威尼斯和伊斯坦布尔这个地区,犹太移民就进入一个胜利的时期或者至少是环境更加舒适的时期,惯常的对地中海船只装载的犹太货物的追猎,并不是一种徒劳无益的活动,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征象。相反,这是一种大批形形色色的敌人竭力反对的繁荣兴旺的标志。再者,这种追猎很早就已经开始。早在1552年,366 后来又在1565年,367 犹太人就提出抗议,指控马耳他的“非常凶恶的僧侣”的船只、这种用来掠夺犹太人的财富的陷阱和网。368 这个世纪末,托斯卡纳人、西西里人、那不勒斯人和岛上的希腊人沆瀣一气,勾结串通,驾驶海上行劫者的帆桨战船进行抢劫,369 这或许是因为掠夺来的财物已经增加了。犹太人经营的商业的振兴还有其他一些迹象,例如有利于他们同那不勒斯的重新通商等。1541年他们被驱赶后,似乎只准许他们参加兰恰诺和卢切拉的集市贸易活动。但是,从1590年起,举行了关于恢复贸易关系的谈判。370 1613年9月贸易关系恢复3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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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已经提出过富格家族“时代”和热那亚人“时代”。正如这种提法是常有的一样,在我们的研究工作目前所处的阶段中,提出伟大的犹太商人的“时代”,并非完全不合时宜。这个“时代”始于1590—1600年,延续到1621年,甚至延续到1650年。这个时代具有鲜明的智力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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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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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犹太人的命运不能在世界历史范围之外,特别不能在资本主义历史之外进行考察研究。(认为犹太人不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者,这样做过于急躁,虽然这可能是千真万确的。试问:又有哪一个单个的团体能够自称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者呢?犹太人用整个身心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始建。)如果我们最后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缩减为仅仅对西班牙的引人注目的情况的讨论,那么这场讨论就会更加清楚明白。犹太人的命运的图像映照在西班牙的历史的多面镜里,而西班牙的历史也映照在面对着它的犹太人的命运这面镜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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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困难在于防止把今天的敏感性、词汇和争论塞进这场争论中。不要相信道德家们的简单化的语言。这些人把他们的严格的分界线划在好与坏之间,划在善与恶之间。我不认为西班牙有谋杀以色列的罪过。难道过去什么时候有过一种为了另外一种文明的存在而牺牲自己的存在的文明吗?以色列也好,伊斯兰国家也好,在这一点上肯定都不比别的国家或地区更是这样。我这样说并没有什么激情偏见,因为我是我这个时代的人,而且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同情那些在自由、肉体、财富和信念等方面的受害者。因此,这里在西班牙的范围内,我同情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的人、新教徒、光明派教徒、摩里斯科人……但是,这些我无法摆脱的感情与真正的问题毫无关联之处。谈到16世纪的西班牙时,把它称为“极权国家,”甚至称为“种族主义国家”是毫无道理的。当然,这些景象是悲惨的,但是,在同一个时期,法国、德意志、英国或者威尼斯的景象(通过阅读有关的司法档案)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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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一次强调这一点:形势在西班牙正如在土耳其和在正进入世界历史的新世界一样,都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它应该受到它应该受到的那一份指责。在取得格拉纳达的胜利之后不久(胜利总是使人萌生坏主意),费迪南和伊莎贝尔并不是独自行事。他们的行动受到阴沉的经济气候和这些愈合得很差的创伤的推促和影响……最后,各种文明和经济一样,也有它们自己长期的历史。它们受到群众运动的折磨。它们仿佛被历史的重力不知不觉地推到隐蔽的山坡上。山坡的倾斜度正好足以使物体下滚,但任何人都不会察觉,也不会为此负责。自我“分割”372 、剪除自己过度增长的部分、在前进中抛弃自己的部分遗产和携带的东西,这就是文明的命运。每种文明都永不休止地继承自身,并且在父辈遗留给子孙的财富中进行选择。携带的某些东西被遗弃在路旁。没有一种文明像伊比利亚文明处于它最光荣的时代那样,即在从费迪南和伊莎贝尔在位时期到菲利普四世统治时期这段时期那样,被迫强加给自己如此之多的变化,被迫“分割”自己、撕裂自己。我特别谈到伊比利亚文明。这是因为它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特别品种,是西方文明的突出部分或者海角。这个海角以前几乎被外国的海洋覆盖淹没。在“漫长持久的”16世纪,西班牙半岛为了再度变成欧洲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了战斗的基督教国家。它用它两种加得多余的宗教——伊斯兰教和希伯来人的宗教——来分割自己。它拒绝按照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和现代的非殖民化的过程相像的过程变成非洲或者东方。可以为伊比利亚设想其他的命运,例如它本来可以根据它的地理位置和它在几个世纪中的历史使命继续成为欧非之间的桥梁。但是,桥梁意味着双向的交通。欧洲经由比利牛斯山、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航路到达西班牙半岛。由于复地运动的胜利,欧洲在这个边境地区压倒伊斯兰教。这个胜利也是欧洲自己的胜利。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博诺斯和阿美利科·卡斯特罗等西班牙半岛的历史学家了解这一点:“山那一边的人”得胜。欧洲对西班牙的再征服,被加进严格意义上的西班牙对穆斯林的土地的再征服之中。地理大发现则在后来把剩下的工作完成了。这些发现把西班牙半岛置于现代世界的中心,亦即欧洲对世界的征服行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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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西班牙本来不会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这是提出一种论点。这种论点曾经有人坚持。373 但是,难道西班牙不能变成欧洲的一部分吗?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考虑,而且还有民众的意愿和狂热,导致驱逐持异端的人,导致1478年设立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导致1536年设立葡萄牙宗教裁判所。在我们的眼里,宗教裁判所令人憎恶,之所以令人憎恶,主要是由于它采取的手段,而不是由于它的受害者的相对地说来有限的人数。374 但是,难道宗教裁判所、西班牙国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各个统治者,是真正应该对民众的深切愿望推动的斗争负责的主要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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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缔造的各种民族主义产生以前,各个民族只感到自己被结合在一种宗教归属产生的感情里,换句话说结合在一种文明归属产生的感情里。15世纪的西班牙的广泛的团结一致,是一个长期面对另外一种文明,处于劣势的、最弱小的、最不引人注目的、最不精明的、最不富有的和一下子就解放了的民族的团结一致。这个民族再度变得最强大后,还没有获得内心的自信或者最强大的民族的习惯行为方式。它继续战斗。可怕的宗教法庭迫害的人最后之所以寥寥无几,乃是因它进行的斗争多少有些无的放矢。西班牙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仍然过分胆怯,过分警惕,过分好战,以致异端无法轻易潜入这个国家。在西班牙既没有伊拉斯谟主义的地位,也没有内心可疑的改变宗教信仰者或者新教徒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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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这场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的论述方面,莱昂·波利亚科夫所作的激昂的和诱人的辩论并不能使我感到满意。他只看到悲剧的两面镜子中的一面,即以色列的诉苦抱怨,而没有看见不同时期西班牙的并非虚假的、并非骗人的或者并非疯狂的抱怨诉苦。一个基督教的西班牙正在为诞生而进行斗争。它的力量推动的冰川,把它在浮动中遇到的树木和房屋统统压得粉碎。让我们不要认为西班牙由于它的劣迹恶行,由于它在1492年进行的驱逐,由于它对大批改变宗教信仰者进行的迫害,由于它从1609年到1614年对摩里斯科人的泄怒而受到严惩,以免使讨论成为说教,步入歧途。西班牙的这些劣迹恶行、这些激情狂热,使它的威势付出了代价。这种威势正好产生于1492年并一直延续到罗克瓦战役(1643年)之前,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中叶以前。根据历史学家选定的日期,对犹太人的惩罚如果不是晚一个世纪到来,至少也是晚40年到来。我们不接受以下这种说法:驱逐犹太人使西班牙失掉一个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事实上,正如菲利普·鲁伊斯·马丁最近论证的那样,由于有害的国际资本主义,即热那亚银行家和他们的同类人的资本主义的植入,商业资产阶级并没有在西班牙形成。另外一种经常听说的论据是:血的纯净和清澈的悲剧是对西班牙的折磨和惩罚。谁也不会否认这种折磨,不会否认它的后果,不会否认它可怕的死灰复燃。然而,西方所有的社会都在17世纪设置障碍、闭关自守,使社会上的特权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但并不因此而有人们归咎于西班牙的那些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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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如让我们接受这种说法:各种文明不管是否愿意,都朝着自己的命运前进。如果我乘坐的停靠在车站上的火车开动了,与这列火车并排的火车上的乘客会有他们乘坐的那列火车向相反的方向开驶的感觉。各种文明的前途命运相互交叉。它们互相了解吗?这一点我不能肯定。西班牙正在政治统一的路途中。这种政治统一在16世纪只能理解为宗教统一。与此同时,以色列正在注意它的犹太人聚居区的前途命运。这种命运也是一种单一的命运。但是,它的活动空间是整个世界。它跨越海洋,跨越新生的民族和各种古老的文明。它否定、蔑视古老的文明。这是一种点火过分提前于它所处的时代的现代命运。即使一个像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那样头脑清晰的人,也把这种命运看成具有恶魔的特征。恶魔总不是自己,而是别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其他的文明。《莫诺潘斯特斯岛》(1639年)是一本矛头指向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和他左右的被迫改皈天主教的犹太人银行家的小册子。这本书可能不是出自克维多自己的笔下。莫诺潘斯特斯岛的犹太人说,“在鲁昂,我们是法国用来反对西班牙的钱袋,同时也是西班牙用来反对法国的钱袋。在西班牙,在遮掩我们的割礼的外衣之下,我们用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和在与君主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国家里……所拥有的财富来援救君主(指菲利普四世)。我们在德意志、意大利、君士坦丁堡也干得同样多。我们布设了整个这个不易识破的阴谋圈套,制造了这场战争的根源,办法是从每个人最大的敌人的口袋里掏出给予这个人的援助。我们像向赌输的人放高利贷以使他们输得更多的银行家那样帮助别人……”375 总之,这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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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乐于就各种文明说自己的真话。当邻居说这种真话时,这种真话听起来永远也不会顺耳。唯一肯定无疑的是:以色列的命运、它的力量、它的永恒存在、它的不幸等都来源于它永远是一个坚硬的、顽强地拒绝稀释冲淡的核,即一种忠于自身的文明。每种文明都既是人类的天堂,也是人类的地狱。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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