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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一次强调这一点：形势在西班牙正如在土耳其和在正进入世界历史的新世界一样，都是一种盲目的力量。它应该受到它应该受到的那一份指责。在取得格拉纳达的胜利之后不久（胜利总是使人萌生坏主意），费迪南和伊莎贝尔并不是独自行事。他们的行动受到阴沉的经济气候和这些愈合得很差的创伤的推促和影响……最后，各种文明和经济一样，也有它们自己长期的历史。它们受到群众运动的折磨。它们仿佛被历史的重力不知不觉地推到隐蔽的山坡上。山坡的倾斜度正好足以使物体下滚，但任何人都不会察觉，也不会为此负责。自我“分割”372 、剪除自己过度增长的部分、在前进中抛弃自己的部分遗产和携带的东西，这就是文明的命运。每种文明都永不休止地继承自身，并且在父辈遗留给子孙的财富中进行选择。携带的某些东西被遗弃在路旁。没有一种文明像伊比利亚文明处于它最光荣的时代那样，即在从费迪南和伊莎贝尔在位时期到菲利普四世统治时期这段时期那样，被迫强加给自己如此之多的变化，被迫“分割”自己、撕裂自己。我特别谈到伊比利亚文明。这是因为它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特别品种，是西方文明的突出部分或者海角。这个海角以前几乎被外国的海洋覆盖淹没。在“漫长持久的”16世纪，西班牙半岛为了再度变成欧洲的一部分，使自己成了战斗的基督教国家。它用它两种加得多余的宗教——伊斯兰教和希伯来人的宗教——来分割自己。它拒绝按照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和现代的非殖民化的过程相像的过程变成非洲或者东方。可以为伊比利亚设想其他的命运，例如它本来可以根据它的地理位置和它在几个世纪中的历史使命继续成为欧非之间的桥梁。但是，桥梁意味着双向的交通。欧洲经由比利牛斯山、大西洋和地中海的航路到达西班牙半岛。由于复地运动的胜利，欧洲在这个边境地区压倒伊斯兰教。这个胜利也是欧洲自己的胜利。克劳迪奥·桑切斯·阿尔博诺斯和阿美利科·卡斯特罗等西班牙半岛的历史学家了解这一点：“山那一边的人”得胜。欧洲对西班牙的再征服，被加进严格意义上的西班牙对穆斯林的土地的再征服之中。地理大发现则在后来把剩下的工作完成了。这些发现把西班牙半岛置于现代世界的中心，亦即欧洲对世界的征服行动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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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西班牙本来不会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这是提出一种论点。这种论点曾经有人坚持。373 但是，难道西班牙不能变成欧洲的一部分吗？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考虑，而且还有民众的意愿和狂热，导致驱逐持异端的人，导致1478年设立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和导致1536年设立葡萄牙宗教裁判所。在我们的眼里，宗教裁判所令人憎恶，之所以令人憎恶，主要是由于它采取的手段，而不是由于它的受害者的相对地说来有限的人数。374 但是，难道宗教裁判所、西班牙国王、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各个统治者，是真正应该对民众的深切愿望推动的斗争负责的主要力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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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缔造的各种民族主义产生以前，各个民族只感到自己被结合在一种宗教归属产生的感情里，换句话说结合在一种文明归属产生的感情里。15世纪的西班牙的广泛的团结一致，是一个长期面对另外一种文明，处于劣势的、最弱小的、最不引人注目的、最不精明的、最不富有的和一下子就解放了的民族的团结一致。这个民族再度变得最强大后，还没有获得内心的自信或者最强大的民族的习惯行为方式。它继续战斗。可怕的宗教法庭迫害的人最后之所以寥寥无几，乃是因它进行的斗争多少有些无的放矢。西班牙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仍然过分胆怯，过分警惕，过分好战，以致异端无法轻易潜入这个国家。在西班牙既没有伊拉斯谟主义的地位，也没有内心可疑的改变宗教信仰者或者新教徒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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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这场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的论述方面，莱昂·波利亚科夫所作的激昂的和诱人的辩论并不能使我感到满意。他只看到悲剧的两面镜子中的一面，即以色列的诉苦抱怨，而没有看见不同时期西班牙的并非虚假的、并非骗人的或者并非疯狂的抱怨诉苦。一个基督教的西班牙正在为诞生而进行斗争。它的力量推动的冰川，把它在浮动中遇到的树木和房屋统统压得粉碎。让我们不要认为西班牙由于它的劣迹恶行，由于它在1492年进行的驱逐，由于它对大批改变宗教信仰者进行的迫害，由于它从1609年到1614年对摩里斯科人的泄怒而受到严惩，以免使讨论成为说教，步入歧途。西班牙的这些劣迹恶行、这些激情狂热，使它的威势付出了代价。这种威势正好产生于1492年并一直延续到罗克瓦战役（1643年）之前，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中叶以前。根据历史学家选定的日期，对犹太人的惩罚如果不是晚一个世纪到来，至少也是晚40年到来。我们不接受以下这种说法：驱逐犹太人使西班牙失掉一个生机勃勃的资产阶级。事实上，正如菲利普·鲁伊斯·马丁最近论证的那样，由于有害的国际资本主义，即热那亚银行家和他们的同类人的资本主义的植入，商业资产阶级并没有在西班牙形成。另外一种经常听说的论据是：血的纯净和清澈的悲剧是对西班牙的折磨和惩罚。谁也不会否认这种折磨，不会否认它的后果，不会否认它可怕的死灰复燃。然而，西方所有的社会都在17世纪设置障碍、闭关自守，使社会上的特权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但并不因此而有人们归咎于西班牙的那些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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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如让我们接受这种说法：各种文明不管是否愿意，都朝着自己的命运前进。如果我乘坐的停靠在车站上的火车开动了，与这列火车并排的火车上的乘客会有他们乘坐的那列火车向相反的方向开驶的感觉。各种文明的前途命运相互交叉。它们互相了解吗？这一点我不能肯定。西班牙正在政治统一的路途中。这种政治统一在16世纪只能理解为宗教统一。与此同时，以色列正在注意它的犹太人聚居区的前途命运。这种命运也是一种单一的命运。但是，它的活动空间是整个世界。它跨越海洋，跨越新生的民族和各种古老的文明。它否定、蔑视古老的文明。这是一种点火过分提前于它所处的时代的现代命运。即使一个像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那样头脑清晰的人，也把这种命运看成具有恶魔的特征。恶魔总不是自己，而是别的事物。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其他的文明。《莫诺潘斯特斯岛》（1639年）是一本矛头指向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和他左右的被迫改皈天主教的犹太人银行家的小册子。这本书可能不是出自克维多自己的笔下。莫诺潘斯特斯岛的犹太人说，“在鲁昂，我们是法国用来反对西班牙的钱袋，同时也是西班牙用来反对法国的钱袋。在西班牙，在遮掩我们的割礼的外衣之下，我们用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和在与君主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国家里……所拥有的财富来援救君主（指菲利普四世）。我们在德意志、意大利、君士坦丁堡也干得同样多。我们布设了整个这个不易识破的阴谋圈套，制造了这场战争的根源，办法是从每个人最大的敌人的口袋里掏出给予这个人的援助。我们像向赌输的人放高利贷以使他们输得更多的银行家那样帮助别人……”375 总之，这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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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乐于就各种文明说自己的真话。当邻居说这种真话时，这种真话听起来永远也不会顺耳。唯一肯定无疑的是：以色列的命运、它的力量、它的永恒存在、它的不幸等都来源于它永远是一个坚硬的、顽强地拒绝稀释冲淡的核，即一种忠于自身的文明。每种文明都既是人类的天堂，也是人类的地狱。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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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明的传播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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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传播、扩散、赠与，就是进行统治。赠与的理论，对个人和社会都有价值，对文明也有同样的价值。这种赠与最终可能引起贫困化。但是，在它持续的期间，它表示一种优越性。这种观察完成了本书第二部分的总的论断，即：在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之后，地中海在一个世纪之内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是一个光辉和强大的宇宙。何以见得？它教育其他地区并且把生活的艺术教给它们。我要强调指出这一点：是整个地中海世界，其中包括穆斯林地区和基督教地区，那时把它的光芒照射到比它的海岸更远的地方。甚至通常被人当作穷弟兄看待的北非的伊斯兰教，也向南方，向撒哈拉的边缘传播、扩散，越过整个沙漠直到苏丹的内地。至于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它照亮了整整一个其中一半属于它的文化区域。属于土耳其的这部分地区位于巴尔干半岛，延伸到阿拉伯非洲和阿拉伯亚洲，延伸到亚洲的腹地，直到印度洋。伊斯坦布尔的苏勒马尼耶清真寺是土耳其帝国的艺术的杰作。这种艺术光芒四射，显出它至高无上的、无可匹敌的力量。建筑术只不过是大规模的文化扩张的一个成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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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地中海文明的深刻影响在我们看来甚至更加与众不同，具有特色。总之，它逆世界历史的潮流传播、扩散，它照亮了世界力量的中心即将在那里建立的北欧。作为地中海世界的事物，拉丁文化之于新教欧洲，正如希腊之于罗马。这种文化在16世纪和在17世纪一样，一下子就横越大西洋。而且由于这种横越大洋的地理扩展，地中海的势力范围最后变得完整了，它包括当时美洲最光辉灿烂的部分——西班牙所属的和葡萄牙所属的美洲。为了更加易于识别，雅各布·布克哈特抛出巴罗克风格这个词来。这个词指基督教地中海的文明，那里看得见巴罗克风格，内海就在那里拥有我们能够为它要求拥有的权利，我们就能在那里辨认出地中海文化的标记。把对价值的评价姑且撇在一边不谈就纯粹的重量和数量而论，文艺复兴不能和巴罗克风格的巨大爆炸相比。前者是意大利的城市的儿女;后者则既从神圣罗马帝国的巨大的精神力量中，也从西班牙帝国的世俗力量中汲取力量。显然，这是一道崭新的光线。从1527年和1530年起，从文艺复兴的繁荣兴旺的大城市如佛罗伦萨和罗马等的悲惨的末期起，这道光线就改变了色调，情况正如在照射灯的光线突然由白变绿，或者由红变蓝的舞台上一样。新的更加血红的色彩沐浴着西欧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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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谈完这一点，希望读者能够了解我的这番话。我在撰写一本关于地中海的书时，无法对有关地中海的巨大的形态变化的一切统统加以叙述。否则，我就得写一本关于整个世界的书。在我看来，一个单一的论证就既足以描述地中海的光荣，也能满足本书的平衡。我将遗憾地把伊斯兰教搁在一边，也遗憾地把西班牙—葡萄牙的美洲以及位于巴西的矿区中心的乌罗·普雷托的诞生得很晚的但十分罕有的光辉灿烂的事物搁在一边。蔓生怒长、充斥各地的巴罗克风格，仅仅在本身已经十分辽阔的西欧这个地区内，就已经足够使我们忙得不可开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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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罗克风格的各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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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雅各布·布克哈特之后，德国历史学家H.韦尔弗林、A.里格尔、A.-E.布林克曼和W.魏斯巴赫等人使巴罗克风格这个词377 得到人们的赞同和喜爱。他们让一艘有另外很多人搭乘旅行的船下了水。他们试图进行的，原则上是一种有用的、在可以和地层相比拟的艺术层的分类和辨认等方面所作的尝试。有人向我建议在罗曼风格、哥特风格和文艺复兴风格序列之后再加上第四个词，378 即巴罗克风格这个词。这个词正好放在受法国启发、影响的古典主义的复活的前面。既然巴罗克风格被描写成一种即使不是四层也是三层的重叠建筑，这个词就是个不适用于一个完全清晰的或者简单的概念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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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开朗琪罗于1497年和1499年之间为圣彼得教堂雕刻的《哀悼基督》中，在拉斐尔的《房间》中，在《波尔戈的火灾》和《被从神殿赶出的埃利奥多尔》的激烈的动势中，在博洛涅尼亚的《圣塞西尔》壁画中，都可以看出巴罗克风格的根源来。根据埃克尔·马尔的说法，这幅《圣塞西尔》壁画自身已经含有新时代的特征的某些东西，379 而且据说还含有“巴罗克风格的手势语言”380 的某些东西。在《安格希亚里战役》的大底画中或者在（这次是在意大利之外）丢勒的版画中也可以找到这些根源来……这一切实际上形成一种令人惊奇的混合物。人们明确指出：巴罗克风格的不可否认的创始人之一是收存于帕尔马381 的《圣母升天图》的作者柯雷乔。他只差对尘世的欢乐和对裸体的美表示出更多的鄙视厌弃和冷漠疏远就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完全被人接受的巴罗克风格艺术家。而米开朗琪罗在他那方面特别喜欢通过这种裸体美来表达他自己的思想感情。但是，另一方面，米开朗琪罗对伟大事物的爱好，他的怜悯、同情、悲怆，他的恐怖，同拉斐尔的优雅，同柯雷乔的画中的动势和光线的闪动，是乐善好施的仙女放在巴罗克风格这个婴儿的摇篮上的第一批礼物。婴儿得到这样的赠礼，于是很快长大。当柯雷乔1534年去世时，婴儿差不多已经成年。当米开朗琪罗1541年经过七年殚精竭虑的劳动，完成“中世纪的恐怖”382 在其中复活的《最后的审判》这幅画时，这个婴儿肯定已经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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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7年罗马惨遭洗劫和1530年佛罗伦萨被攻占后，文艺复兴的光辉灿烂的事物忽然宣告完结。“罗马的可怕的洗劫”383 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似乎是一次上帝的判决。它突然提醒城市要尽自己所担负的基督教的使命。当克莱门特七世在圣昂热古堡中进行抵抗时，罗马城遭到士兵和打家劫舍的农民蹂躏破坏达数月之久。什么也不能幸免于难。拉斐尔的门生弟子已经分散在远方各地：帕尼到了那不勒斯；皮耶里诺·德·瓦加到了热那亚;朱勒斯·罗曼到了曼图亚。后者再也不愿从那里归来了。司汤达尔仓促地作出结论说384 ：“因此，拉斐尔的门生不再有门生了。”艺术的整个生命的和才智的整个生命的脆弱性就这样显露出来。“上帝的第二次判决”——佛罗伦萨的包围和攻占——在1530年使1527年的灾难重演。G.帕伦蒂指出了这次包围和攻占对经济生活产生的深刻影响。由于这次灾难重演，“某些事物死亡了，而且死亡得很快”。385 新的一代正在登台，新的方式正在胜利。386 朱利安·德·梅迪奇预言这新的一代将主要是斯巴达式的，而不是雅典式的。死去的是文艺复兴，或许是意大利自己。胜利的是矫揉造作、模仿、夸张、浮夸。这些胜利的事物使仍在进行创作的拉斐尔的所有的门生的作品肿胀起来。它们的学院主义有自己的追随者，以后成了学派。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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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第一个标明这种风向的突变。风格主义开始了。1557年，卢多维科·多尔切在一次为矫揉造作所作的辩解中为风格主义下了一个定义，提出一个纲领。从1530—1540年388 这段时期起，除了威尼斯外，整个意大利都浸透这种风格主义。威尼斯有少数风格主义者。但是，在长时期内，那里也有无法降服的提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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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把这种风格主义的名称改为前巴罗克风格。这种风格持续的时期是一个漫长的、以丁托列托为典型并且和丁托列托同时于1590年终止389 的阶段。风格主义的最后的杰作是从1589年到1590年画于威尼斯的大市政会的会议厅的巨幅画卷《天堂》。在这之后，几乎立即开始了巴罗克风格的第一阶段。根据G.施尼雷尔的看法，这个阶段的巴罗克风格的引进人是乌尔比诺的费德里科·巴罗齐奥。他的著名的《人民的圣母》现存于乌菲齐博物馆。390 直到将近1630年，第一阶段的巴罗克风格都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是第一阶段巴罗克风格的终结吗？不是。因为从这个意大利的巴罗克风格立刻派生出一种生气勃勃的艺术。这种艺术在瑞士、上德意志、奥地利、波西米亚等地茁壮成长，欣欣向荣，直到18世纪和19世纪为止。它在这些地区得到一种丰沃的、人民大众的灵感和想象的滋养。这种灵感和想象给予它在其伟大的意大利时期从来没有过的活力。此外，的确就在这里，巴罗克风格这个词（不管它的根源如何）从18世纪开始运用于当时事实上已经衰落的艺术。德国学者宣称，由此得出这样一个公式：巴罗克风格＝德意志。如果考虑到巴罗克风格的根源，这是一个错误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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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进行讨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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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无休止地就这个按年月次序作出的排列和这个排列所显示出的意图进行争论。这个排列肯定会使巴罗克风格的意义更有价值、更加扩大。人们也可以无休止地争论巴罗克风格究竟是什么，不是什么。古斯塔夫·施尼雷尔甚至已经把这个巴罗克风格视为一种文明，一种存在于自身的文明。这是一种向欧洲推荐的并且强加于欧洲的最后的普世文明。这是最终的文明吗？人们还可以在这方面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在本书的第一版中，作者沉湎于这种无端指责的乐趣中。但是，这些问题判然有别于我们目前关注的问题，即：不管这些文明的确切的性质和特色是什么，它是从地中海辐射传播出来的。地中海是给予者、传送者，因而也是一股较大的、优越的力量。地中海的教训、生活方式和趣味爱好，成了远离它的海岸的地区遵行的准则。这种文明的活力的证据、它的根源和产生的原因是我们关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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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文明的巨大传播中心：罗马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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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是地中海文明的巨大传播中心之一。它不是这种文明的唯一的传播中心，但却是最重要的传播中心。16世纪开始时，它还是一个普通的贫穷城市。拉伯雷1532年第一次旅行时看到的罗马，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罗马。马尔里亚尼的《地志》和很多其他旅游指南描绘的罗马就是这样一个贫穷的罗马。这是一座狭小的城市，周围是乡村。古老的纪念性建筑物遍布城内和城的四周。这些建筑物往往半遭破坏，外形严重毁损，更往往连同底座都埋没在泥土和废墟瓦砾之下。城里有人居住的部分，有砖砌的房屋、肮脏的小街和大片大片的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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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这座城市发生了变化，它生机勃勃，宫殿、教堂拔地而起。它的人口增加。即使在17世纪这个总的说来不利于地中海城市的发展的时代，它仍然保持在它原有的水平上。罗马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任何工艺匠师都能够在那里找到工作。首先是一支石匠—建筑师大军：锡耶纳的巴尔塔萨尔·佩鲁齐（死于1536年）、维罗纳的萨米凯利（死于1549年）、佛罗伦萨的桑索维诺（死于1570年）、意大利北部（几乎所有意大利的建筑师都是从那里来的）的维尼约莱（死于1573年）、那不勒斯的利戈里奥（死于1580年）、维琴察的安德烈·帕拉迪奥（死于1599年）、博洛尼亚的佩利格里尼（死于1592年）。奥利维里是个例外，他是罗马人（死于1599年）。紧跟这些手工业者、建筑师和石匠之后，匆匆赶来一支画家队伍。这支队伍对于装饰画达到顶峰的艺术时代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拱顶和天花板为画家提供了无限的空间。与此同时又把一些有时严格确定的题材强加给他们。“巴罗克风格”的圣画首先是这种风格的建筑极其自然地生下来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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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圣彼得教堂的修建工程正在完成。杰苏教堂在1568年和1575年之间这个时期正由季阿科莫·维尼奥拉修建。他1573年去世时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这件艺术品。第一个耶稣会教堂这时已经诞生。这个教堂后来虽然并非始终但也经常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充作楷模。每个修会现在都希望在罗马或者在罗马城外拥有自己的教堂，有自己的特别装饰物。这种装饰物是它们自己的特别礼拜仪式的形象。这样，就先在不朽之城，接着又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诞生了首批有大括号形装饰物和圆形屋顶并有朴素的几何图形的教堂。这些教堂中的恩典谷教堂在法国虽然迟建，但仍然是个优秀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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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这个奇迹般的发展需要巨额开支。司汤达尔在指出是那些不需要为它们自己的权威担忧的国家在让人制作现代绘画、雕刻和建筑工程的最伟大的杰作的时候，正确地找到了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392 这把我们带回教皇的财政史上。克勒门斯·鲍埃尔在一篇出色的文章里更新了这部历史的基础。393 的确，历届教皇从他们的国家抽取巨额收入。他们成功地求助于公共信贷。他们的宗教政策，或者简而言之，他们在基督教世界里的政策被人遵奉执行，执行时花费他们自己的费用少于花费各国国家教会的费用。法国教会和西班牙教会已经分别由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掌管支配，被用来满足他们的贪婪和财政需要。在令我们操心关注的50年内，教皇国家很少（只在1557年和神圣同盟存在的3年里）有过巨额战争支出。因此，罗马教廷能为美术事业的发展制定一项庞大的预算。美洲白银侵入地中海，使这些奢侈的、耗费巨大的政策易于推行。在1560—1570年这段时期以后，利奥十世和于勒二世梦想的事物全都实现。另一方面，因天主教的虔敬行为的浪潮而数量倍增的各种修会和教廷同心协力。罗马也是国中的这些小国的首都，是它们向人炫耀卖弄的首都和它们的橱窗。耶稣会、多明我会、加尔默罗会和方济各会等修会都尽了自己应尽的那份财政努力和在艺术竞争方面的努力，并且在罗马之外模仿、复制首都的成就。如果巴罗克风格在艺术和宗教方面有所发展的话，这就是由于这些修会，特别是由于圣伊尼亚斯这个修会发挥了作用。在我看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会的”这个形容词比“巴罗克风格的”这个形容词更适于标示这个发展，尽管有人在这个问题上保留他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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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对普遍的、声势浩大的、复杂的向寺院制度和修道院生活的推进进行研究。没有必要说明这种推进怎样在特兰托宗教会议获得成功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开始产生。特兰托宗教会议的成功是新的几代的第一次胜利。早在1517年，就在罗马引入了神爱奥拉托利会。这个修会是在上世纪由贝尔纳尔丹·德·费尔特尔在热那亚创建的。在同一个1517年，利奥十世同意把方济各会的严格遵守教规的修道士同这个修会的圣芳济会修士分开。1528年，从改革的方济各会修士的行列里分离出一些修士，其中有嘉布遣会修士。但是，只在将近1540年，即创立耶稣会的那一年，上述推进运动才声势浩大起来，才能够被看作是最终完全发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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