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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时间的车轮已经转动。1599年5艘悬挂红十字旗的帆桨战船攻下希俄斯岛要塞并在短时期内据有这个要塞。196 圣艾蒂安骑士团的舰队更进一步于1618年在罗得岛附近掳获了全部运载前往麦加的香客的土耳其船只。197 君士坦丁堡方面进行的报复是半心半意、并不认真的。1609年,土耳其帝国政府内部有人提出要禁止去耶路撒冷朝圣进香,希望借此激起基督教世界对托斯卡纳的海上抢劫行为的愤慨。198 当然,今非昔比,时代已经变了。托斯卡纳的圣艾蒂安骑士团和马耳他的圣约翰骑士团等被一份1591年的文献资料称为希腊群岛的入侵者的人,199 并不是唯一明白这一点的人。另外一些海上行劫者强行闯入黎凡特。他们是西西里的、那不勒斯的甚至柏柏尔的海上行劫者。200 至于那些黎凡特的人自己组成的可怕的零散小团伙,这里就不必提了。这些团伙同卫戍部队的人员勾结串通、沆瀣一气,搜刮还可能在可怜的希腊群岛上搜刮到的一点东西……如果来自威尼斯的情报正确无误的话,那不勒斯海上行劫者(在1575年和1578年之间这个短暂的间歇期内发生的穿插性事件除外)在这个世纪末之前没有大批出现。201 仅仅在那个时期,总督才准许船只武装起来或者为公或者为私进行海上行劫。在海上行劫者中能够找到阿隆索·德·孔特雷拉斯和两个普罗旺斯船长,对这样的事人们会感到惊奇吗?孔特雷拉斯对劫掠海岛的描述特别冷酷无情、令人难受。至于两位船长则在巴黎被认为居心叵测。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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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从1574年以前起,就有一大股海上行劫者开始从西西里扑向黎凡特。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大名鼎鼎:菲利波·科罗纳、季奥瓦尼·迪·奥尔塔、雅科布·卡尔沃、朱利奥·巴蒂斯塔·科尔瓦塔和彼得罗·科尔瓦塔。他们同其他一些海上行劫者,特别同侦察黎凡特的专家、超群出众的人物切萨雷·里佐,经常出现于勒班陀。切萨雷·里佐驾乘他那艘轻便的、张挂着过多风帆的三桅战船参加过一次大规模的战斗。他从这场战斗中带回一只土耳其人在上一年的战斗中从塞浦路斯抢走的钟203 ,并把这只钟作为战利品带到墨西拿的圣尼科罗·卡尔萨教区的美惠圣玛丽小教堂。还有其他一些著名人物,例如佩德罗·兰扎。他是科孚的希腊人,是三桅战船、荷兰圆头帆船、威尼斯船和威尼斯的臣民的猎捕者。巴里和奥特朗托的总督里贝拉曾经从1576年到1577年雇佣他。204 还有著名海上行劫者菲利普·卡尼亚达斯。1588年,他登上佩德罗·德·莱瓦的进行海上行劫的荷兰圆头帆船。佩德罗·德·莱瓦是西西里帆桨战船的将领,205 同时也是威尼斯船只的抢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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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16世纪末整个海上行劫者的世界亟欲向圣马克共和国大兴问罪之师,找它算账,不断抢劫威尼斯人运输的货物,威尼斯共和国的帆桨战船提高警惕,加强巡逻,但徒劳无功。有很多办法可以使威尼斯市政议会松手罢休,例如可以对威尼斯在塔朗托的商人征税等。它在佛罗伦萨或者在马德里提出的外交抗议都不大被人理睬。它争取菲利普二世禁止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进行海上行劫,获得成功。那不勒斯人或多或少服从这项禁令。206 西西里的百姓和总督本人却都继续从事他们有利可图的买卖。此外,菲利普二世的禁令从1578年起更主要着眼于他正在与之进行谈判的土耳其人,而不是着眼于威尼斯人。威尼斯人一再白费口舌争辩说,劫夺他们的大帆船运载的犹太人和土耳其人的货品、财物,就是破坏他们的贸易,而且影响所及,最终间接地破坏他们与之有贸易往来的西班牙的贸易。他们还说,海盗采取这些行动骚扰“没有国家的”、被从西班牙赶出后仍然自认为是西班牙国王的子民的可怜的犹太人以及谦虚的、热爱和平的土耳其商人207 ……马德里幸灾乐祸,看见威尼斯市政议会遇到困难,感到十分高兴。马德里知道这个威尼斯市政议会对西班牙居心叵测,并且认为这个机构通过它精心维护的和平或者任何其他手段大发不义之财。在黎凡特,甚至土耳其人自己也抢劫威尼斯的船只,以致海上行劫这种活动的全面高涨应该同威尼斯和同拉古萨联系起来加以仔细考虑。(拉古萨的大帆船也无法逃避对商船的检查。)有必要考虑一下,西方进行的海上行劫的成功难道不是拉古萨和威尼斯撤退到亚得里亚海的比较安全可靠的航路上的部分原因吗?这些航路远离骄横的“基督教船只”“骚扰的”和“使之挨饿”的海域和岛屿。208 威尼斯的保险率在任何情况下都很能说明问题:对通往叙利亚的航路,1611年这个保险率上升到20%;1612年上升到2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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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尔的第一个兴隆昌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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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的另一边,穆斯林的海上行劫活动同样兴旺。它长期以来就是兴旺的。这种活动有好几个中心。但是,它的命运全部集中体现在阿尔及尔的神奇的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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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60年到1570年,大批柏柏尔海盗,特别是阿尔及尔海盗在西地中海猖獗为害。他们之中有些向亚得里亚海或者干地亚的海岸推进……这些年代的进攻方法的特征,可能是大股海盗定期袭击,甚至是真正的舰队定期袭击。1559年7月,14艘海上行劫船驶抵安达卢西亚的尼埃尔布拉附近。210 两年以后,它们还是14艘(帆桨战船和荷兰圆头船)在塞维利亚的外海,211 在桑提·皮埃特里附近活动。8月初,让·尼科报告说,葡萄牙的阿尔加维212 有“土耳其式的帆桨战船17艘”。同一时期,德拉库特率领舰船在那不勒斯的近海活动,并且在这个海域进行的一次袭击中一举掳获西西里帆桨战船8艘。213 盛夏时节,他以35艘帆船封锁那不勒斯。214 两年以后,即1563年9月(因此是在收割庄稼后),他率领舰船在西西里周围海域往返游弋,不怀好意,并且两次率领28艘船出现在墨西拿附近海上的圣让海沟。215 1563年5月,9艘阿尔及尔船,其中有帆桨战船4艘,在加埃塔附近被人发现。216 8月,9艘阿尔及尔船在热那亚和萨沃纳之间出现。217 9月,阿尔及尔舰船在科西嘉海岸附近海域出现。218 这次有13艘。9月初,有32艘船在卡拉布里亚的海岸附近的海域出现。219 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些据传大约为30艘、一个晚上到达那不勒斯附近并在蓬察岛附近避难的舰船。220 也是在9月份,有8艘船在普佐尔附近海域驶过,炮击加埃塔。221 与此同时,25艘帆船在伊斯基亚岛的圣天使城前面出现。222 1564年5月,一支由42艘帆船组成的舰队在厄尔巴岛附近海域出现。223 根据一封法国人的信的说法,这次甚至有45艘。224 1569年4月,富克沃报告说,又有40艘帆船沿朗格多克的海岸埋伏,窥伺意大利的帆桨战船。225 1个月以后,25艘海上行劫船在西西里海岸前的海域鱼贯航行。由于它们全力以赴,猛追小船或大船,因此没有怎么袭扰和损害这个海岸。2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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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的数字说明海上行劫者的袭击何等凶猛:某次海上行劫者一下子就劫夺了8艘帆桨战船;另外一次在马拉加附近海上劫夺了28艘比斯开船。227 (1566年6月)仅仅一个季度,他们就在直布罗陀海峡以及安达卢西亚和阿尔加维两地的海岸抢劫了50艘船。228 他们在一次对格拉纳达岛的内地的袭击中,抓获俘虏4000名229 ……在这些年代,基督教徒说,海上行劫者胆大包天,不知餍足。230 他们过去只在夜间活动,现在则明火执仗,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家劫舍。他们袭扰抢劫的范围远达马拉加的流氓歹徒聚集盘踞的地区。231 1560年卡斯蒂利亚的国会谈到这个半岛的海岸232 满目荒凉、人烟皆无的景象。1563年,当菲利普二世在巴伦西亚停留时,圣絮尔皮斯写道233 :“谈的只是马上比武、骑马长枪比武、舞会和上流社会的其他娱乐消遣;而这时摩尔人却分秒必争,不失时机,无所畏惧,一直挺进到只离这个城市10里的地方去抢夺船只,把能抢走的全都抢走。”巴伦西亚受到威胁,那不勒斯遭到封锁(1561年7月,500人因海上行劫者肆虐无法从那不勒斯前往萨莱诺234 ),西西里或巴利阿里群岛被包围。所有这一切都可用地理环境和位置来解释:这些欧洲南部地区都就在非洲门前,近在咫尺。但是,海上行劫者也抵达到那时为止比较安宁的朗格多克、普罗旺斯、利古里亚等地的海岸。1560年6月,在维尔弗朗什附近,235 萨瓦公爵本人险些没能从海上行劫者手中逃脱。在同一个1560年的6月,热那亚谷物、酒类短缺,物价腾飞,原因是:往常从普罗旺斯和科西嘉运回谷物、酒类的小船,不能冒险在海上航行,因为惧怕那23艘居心叵测、在海上逡巡、虎视眈眈、伺机抢劫的海上行劫船。236 这些都并非个别事件,因为每年夏天,热那亚的领土都遭到洗劫。1563年8月,轮到里维埃拉的策莱和阿尔比索拉遭殃。热那亚共和国当局致函它驻西班牙的大使绍利说:“这一切都缘于这些海上没有帆桨战船,没有一艘基督教徒的快艇在那里巡航。”237 其结果是:无人再敢航行。次年一则菲利普二世自己批注的238 来自马赛的报告说,阿尔及尔船50艘、的黎波里船30艘、波内船16艘、贝莱斯船4艘出海行劫(关闭这个港口的佩农岛1564年9月才被西班牙人攻占)。如果这则情报真实可靠的话,那么当时就有100艘船在海上进行骚扰活动。这些船中有帆桨战船、荷兰圆头船或者低舷长形船。同样一些情报员添加说:“大批可怜的基督教徒纷纷来到这个阿尔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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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尔的第二个兴隆昌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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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80年到1620年这段时期,阿尔及尔的第二个兴隆昌盛时期来临。这个兴隆昌盛时期和第一个同样引人瞩目并且肯定影响范围更广。阿尔及尔这个海上行劫活动的首都兼受海上行劫活动的集中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技术革新之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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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行劫像它在将近本世纪中叶曾经取代过大型舰队战争一样,现在再次取代这种战争。南方岛屿被包围达数周甚至数月之久。西西里总督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1578年6月写道:“海上行劫者对这个岛屿的缺少瞭望塔的沿海地区造成重大损失。”239 1579年,在卡普里附近海域,几艘柏柏尔的低舷长形船劫走西西里舰队两艘帆桨战船。有关方面向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发出警报,但徒劳无功。这些那不勒斯的帆桨战船同平时一样停在港里,撤除了武器装备,没有士兵,船上的划桨罪犯正忙于从商船上卸货或者忙于从事另外一种同样和平的劳作。240 1582年,西西里总督极其悲观地写道:“海上海盗麇集”241 ,随着岁月推移,局势日益恶化。单是海上行劫活动在海的北岸附近的海域已经经久不息、司空见惯这个事实,就很能揭示出问题来。甚至遥远的加泰罗尼亚(这个地方的确特别受到骚扰)、普罗旺斯或者马赛也不能免遭劫掠。1584年2月11日马赛市政议会242 讨论赎回在阿尔及尔的马赛俘虏的问题。1585年3月12日马赛市政会议决定243 “考虑使用最迅速的办法来终止柏柏尔海上行劫者在普罗旺斯海岸进行的破坏活动”。一年过去之后,局势没有丝毫改观。1590年冬季,马赛当局决定派遣代表前往阿尔及尔国王处商谈赎回俘虏事宜。244 在因地理位置与非洲遥隔而在原则上本可安全无虞的威尼斯,负责外交事务的主要行政长官1588年6月3日选派一名驻阿尔及尔领事,其职务是专门照顾在被俘后沦为奴隶的威尼斯人。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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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恐怖的岁月里,海上行劫者比比皆是。必须在直布罗陀海峡同他们进行斗争。他们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加泰罗尼亚沿海246 和罗马的海岸上。他们同时抢劫安达卢西亚的和撒丁的捕金枪鱼的建网。247 早在1579年,哈埃多就惊奇地提到“62个教士俘虏被同时关押在阿尔及尔。这样的事过去在柏柏尔一向闻所未闻”。248 但后来却变得司空见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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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尔及尔的第二次繁荣颇不乏解释:它首先源出于地中海的总的繁荣。我们必须重复一下这个观点:没有商船就没有海上行劫者。以下是哥德弗雷·菲希尔的著作经常表达的观点之一:地中海的繁荣和经济生活的活力,不管客观环境如何,至少一直维持到1648年以后。249 由此得出这个结论:既然尽管敌对行动增长,繁荣局面仍然保持,因此海上行劫并没有大量报道或者大量言过其实的诉苦所断言的或者使人联想到的那种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海上行劫和经济活动是互相联系的,后者活跃上升,前者就受益迅速发展……简而言之,海上行劫是整个地中海空间的强迫交换的一种形式。另外一种解释是250 :海上行劫是大国明显的,日益加深的衰竭无力的表现。土耳其人像西班牙人松开手放掉地中海西部的海洋一样,也松开手放掉地中海东部的海洋。让·安德烈·多里亚1601年对阿尔及尔的远征251 ,只不过是一个姿态而已。最后,特别要指出这一点:阿尔及尔的活力被证明是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城市的活力。阿尔及尔和里窝那、士麦拿和马赛等城市都是地中海的青春力量。当然,那里的一切都取决于海上行劫的规模和成功。甚至城市里最穷的赶驴人的口粮252 或者由一支奴隶大军担负的街道清扫工作,尤其是建筑工地、耗资巨大的清真寺、富人的别墅以及似乎由安达卢西亚的难民的劳动完成的引水工程等,都取决于这种活动。然而,那里总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下。土耳其近卫军士兵虽然经常参加经营商业,但并非全都能发财致富。海上行劫这种主要产业是城市的内聚力。它在港口防御方面,以及在海洋、内地和大批奴隶等的开发利用等方面都使整个城市协同一致起来。在阿尔及尔城内秩序井然。这种秩序是严格的司法秩序,并且俨然是一支驻扎在城市军营中的军队建立和保证的秩序。我想象到哈埃多在他整个一生中耳朵里都响着土耳其近卫军士兵在阿尔及尔街上行走时他们穿的钉了钉子的鞋子的声音……毫无疑问,海上行劫刺激、带动并安排其他部门,使粮食和其他商品汇集于阿尔及尔。远离这座白色的城市,一直到城市周围的群山和遥远的高原,都是一片宁静。对城市来说,随后就有了迅速的、异乎寻常的发展时期以及它的外表的和社会实际情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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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16年到1538年,阿尔及尔是柏柏尔人和安达卢西亚人的城市,是背教的希腊人的城市,是土耳其人的城市。一切事物好好歹歹、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这是巴巴罗萨兴起创业时期的阿尔及尔。从1560年到1587年,厄尔杰·阿里统治下的阿尔及尔日益意大利化。在从1580年到1587年这段时期以后,接着又在将近1600年时,北欧人——英国人和荷兰人——来到这里。他们当中有个名叫西蒙·丹塞尔(Danser)253 的人(意大利和法国文献资料中的Dansa),即有个Tantzer(跳舞者)。此人真正的名字是西蒙·西蒙森。他是多德雷赫特人。英国驻阿尔及尔领事看见他1609年乘一艘大吨位船到来。这艘船造于吕贝克,配备有由土耳其人、英国人和荷兰人混合组成的船组。船上还有该船这一年已经拥有的30来个俘虏。254 关于丹塞尔这个人的曲折多变的一生:他如何返回基督教世界、如何返回马赛(他在该地有妻室儿女)、如何进入这个商业城市的行政部门、如何被俘、如何在被俘后几年、很可能于1616年根据台伊的命令被处决等我们对之毫无把握的详情细节,255 都需要解释说明、讨论、研究。这是必要的吗?碧眼金发的入侵者并非空手而来。他们带来成船成船的风帆、厚木板、树脂、沥青、火药以及火炮等货物。他们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帆船,即那些在大西洋上航行并且长期以来比伊比利亚的巨大笨拙、难于驾驶的大吨位帆船和运载金银的大帆船速度快得多的帆船。里窝那也欢迎新到者。而阿尔及尔却懂得更好地使用他们。帆船在那里取代了细长的帆桨战船和传统的荷兰圆头帆船。荷兰圆头帆船船体轻而纤细,不是因大炮、行李和自重而超载,而是因被罚划船的奴隶而超载。这些被罚划船的奴隶在必要时要忍受极大的痛苦,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划桨以保持对基督教徒的重型帆桨战船的速度优势。无从比较的被罚划船的犯人,曾经是阿尔及尔国王的主要力量。但是,现在阿尔及尔人却采用轻帆船。这种船能高速行驶和进行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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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年,阿尔及尔舰队可能共有帆桨战船35艘、三桅战船25艘,此外还加上双桅横帆船和小船若干艘。将近1618年,阿尔及尔舰队可能共有帆船100来艘,其中最小的可能装备火炮18门到20门。1623年英国驻金角湾的商务代表托马斯·罗爵士提供的比较可靠的数字表明,这支舰队包括帆船75艘和其他快船数百艘。从那时起,柏柏尔的海上行劫者几乎全部集中在阿尔及尔。曾经一度令人胆寒的的黎波里(将近1580年时,在意大利对出海的人的临别赠言是:“愿上帝保佑你不受的黎波里的帆桨战船伤害!”)1612年只有帆船两艘;突尼斯1625年只有帆船7艘。256 西方的情况难道是同样的吗?在西方,西班牙人先于1610年,后又于1614年,兵不血刃,占领了拉腊歇和马摩拉。257 总之,阿尔及尔因为财富装得太满而爆裂了。一个葡萄牙俘虏258 告诉我们,在1621年和1627年之间,阿尔及尔差不多有两万俘虏,其中一半属于“纯基督教徒世系”:葡萄牙人、佛兰德人、苏格兰人、英国人、丹麦人、爱尔兰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西班牙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另一半是异教徒或者偶像崇拜者:叙利亚人、埃及人甚至日本人、中国人、新西班牙的居民、埃塞俄比亚人。每个民族当然都为这批人提供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背教者……我们应该考虑到证据有欠准确之处,但不能因此而否认阿尔及尔的百衲衣使它的颜色倍增。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者遍布海上。他们的城市从此以后就具有支配整个地中海的能力了。1624年,阿尔及尔人抢劫亚历山大勒达,在该地掳获船两艘,其中一艘是法国船,另一艘是荷兰船。259 此外,更有意义的是,他们驾船驶出直布罗陀海峡,1617年抢劫了马德拉,1627年抢劫了冰岛,1631年到达英国(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260 从那时起,他们就在大西洋上(特别从1630年到1640年)进行劫掠。261 穆斯林的海上行劫活动和在大西洋上的海上行劫活动结合起来……据说是别号西蒙·海伊斯的西蒙·丹塞尔本人可能从1601年起教会阿尔及尔人怎样迅速通过难于通行的直布罗陀海峡。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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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作出结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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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关于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活动的材料概括得不好,不能使人作出任何不容置辩的结论。在我这方面,我倾向于把阿尔及尔的这种活动同仍然远非健康的地中海的总的经济形势联系起来。哥德弗雷·菲希尔富有创新精神的著作并不反对这一点,而是正好相反。但是,他不无理由地使问题复杂化了。在他看来,总的说来,穆斯林的海上行劫,特别是柏柏尔人的海上行劫,所起的破坏性的、在西方人心目中是邪恶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基督教世界的反对者同这个世界的保卫者和仆从一样,都常常心怀好意、行动真诚。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公正的“裁判”会评定基督教世界的反对者不对。但是,历史却习惯于拒绝公正的裁判。指出以下这一点是必要的:我和我的英国同行一致认为: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海域里进行的海上行劫活动被过分高估了。我们过分注意倾听基督教世界海岸居民的抱怨、诉苦和论点。历史学家作结论有时过分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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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行劫并不是上帝给予大海的繁荣的天罚。G.菲希尔为了更好地证实他的结论,想修改我们的数字。对他来说,100艘阿尔及尔帆船似乎太多。事实上,我们也并不知道准确的数字,尤其不知道这个数字随着岁月的推移发生的变化。但是,这些帆船吨位很小,并且为了速度而牺牲了火力,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263 这些帆船的所作所为往往只不过是攫取食品,从别的船上抢劫一两桶纽芬兰或者别处的鱼而已。1613年它们在英吉利海峡出现时,是它们的新奇性能,而不是它们的实际危险对人产生了强烈的印象。264 它们在那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对人造成的创伤只不过一些针刺的小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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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让自己被这种解释说服吗?也能够也不能够。能够,因为我们已经太快地而且片面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能够,因为阿尔及尔的情况不仅仅是伊斯兰世界或者北非的奇异现象,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和国际性的奇异现象。不能够,因为在G.菲希尔使用的证据之外的一些别的证据让人听到另外一种说法。一些像阿尔贝托·泰嫩蒂所作的研究那样的深入细致的研究,265 为我们及时修复了一幅进行残暴劫掠的海上行劫者麇集的海洋的图画。他对在1592年和1609年之间这段时期离开或者进入威尼斯的船只所作的调查,显然并不能用之整个地中海而皆准。但是,既然威尼斯在海上行劫这种活动中拥有成为众矢之的的特权,这项调查也就不仅仅具有严格的地方意义了。在这个短短的时期之内遭到抢劫而且我们也可以在地图上确定其被劫地点的250艘到300艘船的被劫案件中,我们确知90起的罪犯。穆斯林海上行劫者抢走船只44艘;北欧海上行劫者(英国的和荷兰的)抢走24艘;西班牙海上行劫者抢走22艘,基督教徒进行的海上行劫的次数和穆斯林进行的海上行劫的次数大体平衡。除了250到300艘船被掳获外,还有沉船事件360起。因此,人的为害程度和海上风暴的为害程度几乎相等。266 ……如果不过分相信但又承认威尼斯的贸易约为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十分之一的话,那么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在从1592年到1609年的18年内,就有2500艘到3000艘船被海上行劫者掳获,即平均每年有138艘到166艘船被海上行劫者掳获(在海岸上被抢劫的人、商品和其他财富不计算在内)。这倒也并不是个什么惊人的数字。但是,我们既不要过分相信这些没有把握的数字之小,也不要过分相信海上行劫者的舰队的装备之差。267 海上行劫者的舰队的装备足以战胜在小船过多但治安很差的海上所作的任何抵抗。此外,海上行劫就是强行登船,就是白刃格斗,使用刀、剑、火枪多于使用大炮。如果纯粹用船的吨位大小和武器装备作为标准对乌斯科克人的小船进行评价和鉴定,那么就会永远也想象不到这些小船曾经对任何人都是一种危险和威胁,而它们也的的确确是一种危险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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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最主要之点仍然是海上行劫和地中海的经济生活之间的积极的相互关系。我们要强调指出:这种相互关系是积极的。它们同时兴起上升,同时衰落下降。有时海上行劫之所以很少冲击和平的贸易,这可能是因为供抢劫的物品很少。这个现象可能与贸易的总的衰退相吻合。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具有数字,而我们正好还缺乏数字。对进行海上行劫的船只的总数、被抢劫的货物的数量、俘虏的总数,我们都缺乏确切的概念。这些数字似乎在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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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回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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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世界里到处都在创设赎回俘虏的机构。众所周知,富人安排他们自己的赎救事宜。1581年,罗马教廷作出了榜样。格里哥利十三世创设了赎救奴隶圣慈善会,并使之附属于古老的、积极活动的罗马的大旗手协会。有关赎救第一批俘虏的事宜的谈判于1583年举行。第一个使团1585年2月到达阿尔及尔。268 1596年在西西里建立了赎救俘虏协会。这个机构的总部设在巴勒莫的新圣玛丽亚教堂。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旧有的、曾经在15世纪起过作用的机构的恢复而已。269 1597年10月29日,270 在热那亚建立了积极进行活动的赎救奴隶行政管理处。这个机构也是一个可以追溯到1403年的机构——慈善事业管理处——的后续。还必须为这些暂时没有公民权的俘虏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和法庭。这些俘虏在某种程度上暂时被褫夺了公权。当他们返回家园时就遇到一些棘手得难以置信的需要解决的处境问题。他们失踪时间太长,并且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因此,悬而未决的事留下得太多,以致他们的家庭不得不进行活动,让有关方面为他们的失踪立下正式文书。与此同时,“俘虏部”在它那方面,也插手干预,以保护失踪者的权益和财富。对那些想使有关这些关押监禁的史实清楚明白起来,而不是对生动的叙述感兴趣的人来说,保存在热那亚的长长的一系列文件是个多么丰富的文献资料的来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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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俘虏是件好事。但是,首要的是必须拯救他们的灵魂。每个修会都积极热情地从事这项重大的工作。还必须在赎回俘虏这个合情合理的借口下进入柏柏尔,必须和慈善组织进行合作,达成协议,取得通行权,从罗马、西班牙、热那亚或者从其他一些地方取得适当的、相应的施舍、钱款。阅读嘉布遣会修士弗拉·安布罗西奥·达·松西诺1600年12月7日从马赛致在热那亚的赎救行政管理处的一封信,会对这些困难的谈判有个大概的了解……嘉布遣会修士和加尔默罗会修士分担精神方面的工作。前者在阿尔及尔进行;后者在得土安进行。但是,为取得通行权的谈判是没完没了的,“对拯救灵魂来说,时间是需要的,因为人们追求的只是这个,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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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这些赎救活动以及这些人同商品的交换,一门新的市场和贸易地理学出现了。赎救者的频繁来去旅行次数成倍增加。他们的船只装载硬币或者商品。一切都正式经过保险。272 在阿尔及尔,自1574年以来,一切都在法国领事馆进行登记。从1574年起,突尼斯的情况与此相同。将近1600年,泰拜尔盖岛273 是另一个对突尼斯和比塞大方面进行工作的赎救活动中心。被赎救的人返回时,人们举行盛大仪式并且有游行和赦免等活动。早在1559年274 ,一队获释的俘虏在里斯本城里散步,把黑面包系在他们的手杖的顶端,这是他们在苦役犯监狱中唯一的粮食……捕获俘虏、谈判释放俘虏事宜和释放俘虏等活动,不可避免地使一张联系网建立起来。海上行劫这种活动的相互性,最后产生一种极为错综复杂的局势。一份发自法国驻突尼斯领事馆的文件275 提到一个撒丁岛的教士。他是海伊斯马米·阿尔诺的妻子的奴隶,而马米·阿尔诺本身又是西班牙国王的奴隶。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交换即使不能迅速进行,至少可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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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由于苦役监狱人满为患,越狱事件增多。我们已经注意到菲利普·罗马诺的帆桨战船的事迹。菲利普·罗马诺是巴伦西亚人,他为阿尔及尔的苦役犯偷渡布设了一条几乎是官方的逃跑路线。苦役犯自己组织集体逃跑和越狱的事已经屡见不鲜。276 某次他们偷来一艘低舷长形船。另外一次,他们偷到一艘帆桨战船,驾船出海后就只好听天由命了。这是这些不幸生活中比较使人感到快慰的枝节之一。逃跑之所以容易,主要是由于进行走私活动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通婚生下的混血儿的人数增加。这种混血儿住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这个交界地区处在友好的联合之中。如果国家没有在那里维持某种程度的礼仪的话,这种友好的联合还会更加明显。与敌对集团友好,可能是宗教信仰改变的结果,也可能(虽然这不是最高贵的事业,但却是最广泛的事业)是进行贸易交流的结果(不管在赎回方面或者商品方面)。在君士坦丁堡,赎救活动是意大利背教者的特别活动领域;在阿尔及尔,这是科西嘉角水手的特别的活动领域。这些水手对海伊斯和苦役犯监狱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十分熟悉。他们有时是珊瑚采集者,是蜡、羊毛和毛皮的运输者。在突尼斯赎救活动几乎是法国领事垄断的事业。法国领事受到指控要想让谁获释就能使谁获释,并且在受贿之后保证使某个俘虏不会获释,永不返回。277 在赎救活动中充当中间人的犹太人到处都可以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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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这些活动都有利可图。一个受审问的热那亚商人说,在阿尔及尔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可以稳获30%的利润。因此,在西班牙,不得不多次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把被取缔的商品带到阿尔及尔和购买盗窃来的商品278 或者海上行劫者出售的商品均在禁止之列。但是,这类商品很容易在意大利和里窝那找到买主。这些联系在17世纪仍然存在。有人叙述说,279 1621年,一艘葡萄牙人的大帆船被海盗掳获。这起劫船事件使一批可使“整个意大利发财致富”的钻石落入阿尔及尔海伊斯手中。土耳其人对珠宝很不内行,贱价出售了这批钻石……这里,我们只不过对这些每天进行的、不引人瞩目的交易稍有觉察而已。突尼斯和阿尔及尔一样,是走私交易的会合处。也许那里的走私交易还更加活跃。一个西西里的历史学家说,280 突尼斯是发展中的上海。他这样说肯定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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