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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尔及尔的第二次繁荣颇不乏解释：它首先源出于地中海的总的繁荣。我们必须重复一下这个观点：没有商船就没有海上行劫者。以下是哥德弗雷·菲希尔的著作经常表达的观点之一：地中海的繁荣和经济生活的活力，不管客观环境如何，至少一直维持到1648年以后。249 由此得出这个结论：既然尽管敌对行动增长，繁荣局面仍然保持，因此海上行劫并没有大量报道或者大量言过其实的诉苦所断言的或者使人联想到的那种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海上行劫和经济活动是互相联系的，后者活跃上升，前者就受益迅速发展……简而言之，海上行劫是整个地中海空间的强迫交换的一种形式。另外一种解释是250 ：海上行劫是大国明显的，日益加深的衰竭无力的表现。土耳其人像西班牙人松开手放掉地中海西部的海洋一样，也松开手放掉地中海东部的海洋。让·安德烈·多里亚1601年对阿尔及尔的远征251 ，只不过是一个姿态而已。最后，特别要指出这一点：阿尔及尔的活力被证明是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城市的活力。阿尔及尔和里窝那、士麦拿和马赛等城市都是地中海的青春力量。当然，那里的一切都取决于海上行劫的规模和成功。甚至城市里最穷的赶驴人的口粮252 或者由一支奴隶大军担负的街道清扫工作，尤其是建筑工地、耗资巨大的清真寺、富人的别墅以及似乎由安达卢西亚的难民的劳动完成的引水工程等，都取决于这种活动。然而，那里总的生活水平仍然低下。土耳其近卫军士兵虽然经常参加经营商业，但并非全都能发财致富。海上行劫这种主要产业是城市的内聚力。它在港口防御方面，以及在海洋、内地和大批奴隶等的开发利用等方面都使整个城市协同一致起来。在阿尔及尔城内秩序井然。这种秩序是严格的司法秩序，并且俨然是一支驻扎在城市军营中的军队建立和保证的秩序。我想象到哈埃多在他整个一生中耳朵里都响着土耳其近卫军士兵在阿尔及尔街上行走时他们穿的钉了钉子的鞋子的声音……毫无疑问，海上行劫刺激、带动并安排其他部门，使粮食和其他商品汇集于阿尔及尔。远离这座白色的城市，一直到城市周围的群山和遥远的高原，都是一片宁静。对城市来说，随后就有了迅速的、异乎寻常的发展时期以及它的外表的和社会实际情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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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516年到1538年，阿尔及尔是柏柏尔人和安达卢西亚人的城市，是背教的希腊人的城市，是土耳其人的城市。一切事物好好歹歹、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这是巴巴罗萨兴起创业时期的阿尔及尔。从1560年到1587年，厄尔杰·阿里统治下的阿尔及尔日益意大利化。在从1580年到1587年这段时期以后，接着又在将近1600年时，北欧人——英国人和荷兰人——来到这里。他们当中有个名叫西蒙·丹塞尔（Danser）253 的人（意大利和法国文献资料中的Dansa），即有个Tantzer（跳舞者）。此人真正的名字是西蒙·西蒙森。他是多德雷赫特人。英国驻阿尔及尔领事看见他1609年乘一艘大吨位船到来。这艘船造于吕贝克，配备有由土耳其人、英国人和荷兰人混合组成的船组。船上还有该船这一年已经拥有的30来个俘虏。254 关于丹塞尔这个人的曲折多变的一生：他如何返回基督教世界、如何返回马赛（他在该地有妻室儿女）、如何进入这个商业城市的行政部门、如何被俘、如何在被俘后几年、很可能于1616年根据台伊的命令被处决等我们对之毫无把握的详情细节，255 都需要解释说明、讨论、研究。这是必要的吗？碧眼金发的入侵者并非空手而来。他们带来成船成船的风帆、厚木板、树脂、沥青、火药以及火炮等货物。他们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帆船，即那些在大西洋上航行并且长期以来比伊比利亚的巨大笨拙、难于驾驶的大吨位帆船和运载金银的大帆船速度快得多的帆船。里窝那也欢迎新到者。而阿尔及尔却懂得更好地使用他们。帆船在那里取代了细长的帆桨战船和传统的荷兰圆头帆船。荷兰圆头帆船船体轻而纤细，不是因大炮、行李和自重而超载，而是因被罚划船的奴隶而超载。这些被罚划船的奴隶在必要时要忍受极大的痛苦，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划桨以保持对基督教徒的重型帆桨战船的速度优势。无从比较的被罚划船的犯人，曾经是阿尔及尔国王的主要力量。但是，现在阿尔及尔人却采用轻帆船。这种船能高速行驶和进行突然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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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0年，阿尔及尔舰队可能共有帆桨战船35艘、三桅战船25艘，此外还加上双桅横帆船和小船若干艘。将近1618年，阿尔及尔舰队可能共有帆船100来艘，其中最小的可能装备火炮18门到20门。1623年英国驻金角湾的商务代表托马斯·罗爵士提供的比较可靠的数字表明，这支舰队包括帆船75艘和其他快船数百艘。从那时起，柏柏尔的海上行劫者几乎全部集中在阿尔及尔。曾经一度令人胆寒的的黎波里（将近1580年时，在意大利对出海的人的临别赠言是：“愿上帝保佑你不受的黎波里的帆桨战船伤害！”）1612年只有帆船两艘；突尼斯1625年只有帆船7艘。256 西方的情况难道是同样的吗？在西方，西班牙人先于1610年，后又于1614年，兵不血刃，占领了拉腊歇和马摩拉。257 总之，阿尔及尔因为财富装得太满而爆裂了。一个葡萄牙俘虏258 告诉我们，在1621年和1627年之间，阿尔及尔差不多有两万俘虏，其中一半属于“纯基督教徒世系”：葡萄牙人、佛兰德人、苏格兰人、英国人、丹麦人、爱尔兰人、匈牙利人、斯拉夫人、西班牙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另一半是异教徒或者偶像崇拜者：叙利亚人、埃及人甚至日本人、中国人、新西班牙的居民、埃塞俄比亚人。每个民族当然都为这批人提供了自己的那一部分背教者……我们应该考虑到证据有欠准确之处，但不能因此而否认阿尔及尔的百衲衣使它的颜色倍增。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者遍布海上。他们的城市从此以后就具有支配整个地中海的能力了。1624年，阿尔及尔人抢劫亚历山大勒达，在该地掳获船两艘，其中一艘是法国船，另一艘是荷兰船。259 此外，更有意义的是，他们驾船驶出直布罗陀海峡，1617年抢劫了马德拉，1627年抢劫了冰岛，1631年到达英国（这一点我们已经谈过）。260 从那时起，他们就在大西洋上（特别从1630年到1640年）进行劫掠。261 穆斯林的海上行劫活动和在大西洋上的海上行劫活动结合起来……据说是别号西蒙·海伊斯的西蒙·丹塞尔本人可能从1601年起教会阿尔及尔人怎样迅速通过难于通行的直布罗陀海峡。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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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作出结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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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关于阿尔及尔的海上行劫活动的材料概括得不好，不能使人作出任何不容置辩的结论。在我这方面，我倾向于把阿尔及尔的这种活动同仍然远非健康的地中海的总的经济形势联系起来。哥德弗雷·菲希尔富有创新精神的著作并不反对这一点，而是正好相反。但是，他不无理由地使问题复杂化了。在他看来，总的说来，穆斯林的海上行劫，特别是柏柏尔人的海上行劫，所起的破坏性的、在西方人心目中是邪恶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基督教世界的反对者同这个世界的保卫者和仆从一样，都常常心怀好意、行动真诚。在这一点上，没有一个公正的“裁判”会评定基督教世界的反对者不对。但是，历史却习惯于拒绝公正的裁判。指出以下这一点是必要的：我和我的英国同行一致认为：地中海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个海域里进行的海上行劫活动被过分高估了。我们过分注意倾听基督教世界海岸居民的抱怨、诉苦和论点。历史学家作结论有时过分仓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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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行劫并不是上帝给予大海的繁荣的天罚。G.菲希尔为了更好地证实他的结论，想修改我们的数字。对他来说，100艘阿尔及尔帆船似乎太多。事实上，我们也并不知道准确的数字，尤其不知道这个数字随着岁月的推移发生的变化。但是，这些帆船吨位很小，并且为了速度而牺牲了火力，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263 这些帆船的所作所为往往只不过是攫取食品，从别的船上抢劫一两桶纽芬兰或者别处的鱼而已。1613年它们在英吉利海峡出现时，是它们的新奇性能，而不是它们的实际危险对人产生了强烈的印象。264 它们在那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对人造成的创伤只不过一些针刺的小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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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让自己被这种解释说服吗？也能够也不能够。能够，因为我们已经太快地而且片面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能够，因为阿尔及尔的情况不仅仅是伊斯兰世界或者北非的奇异现象，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和国际性的奇异现象。不能够，因为在G.菲希尔使用的证据之外的一些别的证据让人听到另外一种说法。一些像阿尔贝托·泰嫩蒂所作的研究那样的深入细致的研究，265 为我们及时修复了一幅进行残暴劫掠的海上行劫者麇集的海洋的图画。他对在1592年和1609年之间这段时期离开或者进入威尼斯的船只所作的调查，显然并不能用之整个地中海而皆准。但是，既然威尼斯在海上行劫这种活动中拥有成为众矢之的的特权，这项调查也就不仅仅具有严格的地方意义了。在这个短短的时期之内遭到抢劫而且我们也可以在地图上确定其被劫地点的250艘到300艘船的被劫案件中，我们确知90起的罪犯。穆斯林海上行劫者抢走船只44艘；北欧海上行劫者（英国的和荷兰的）抢走24艘；西班牙海上行劫者抢走22艘，基督教徒进行的海上行劫的次数和穆斯林进行的海上行劫的次数大体平衡。除了250到300艘船被掳获外，还有沉船事件360起。因此，人的为害程度和海上风暴的为害程度几乎相等。266 ……如果不过分相信但又承认威尼斯的贸易约为地中海海上贸易的十分之一的话，那么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在从1592年到1609年的18年内，就有2500艘到3000艘船被海上行劫者掳获，即平均每年有138艘到166艘船被海上行劫者掳获（在海岸上被抢劫的人、商品和其他财富不计算在内）。这倒也并不是个什么惊人的数字。但是，我们既不要过分相信这些没有把握的数字之小，也不要过分相信海上行劫者的舰队的装备之差。267 海上行劫者的舰队的装备足以战胜在小船过多但治安很差的海上所作的任何抵抗。此外，海上行劫就是强行登船，就是白刃格斗，使用刀、剑、火枪多于使用大炮。如果纯粹用船的吨位大小和武器装备作为标准对乌斯科克人的小船进行评价和鉴定，那么就会永远也想象不到这些小船曾经对任何人都是一种危险和威胁，而它们也的的确确是一种危险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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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最主要之点仍然是海上行劫和地中海的经济生活之间的积极的相互关系。我们要强调指出：这种相互关系是积极的。它们同时兴起上升，同时衰落下降。有时海上行劫之所以很少冲击和平的贸易，这可能是因为供抢劫的物品很少。这个现象可能与贸易的总的衰退相吻合。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具有数字，而我们正好还缺乏数字。对进行海上行劫的船只的总数、被抢劫的货物的数量、俘虏的总数，我们都缺乏确切的概念。这些数字似乎在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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赎回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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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教世界里到处都在创设赎回俘虏的机构。众所周知，富人安排他们自己的赎救事宜。1581年，罗马教廷作出了榜样。格里哥利十三世创设了赎救奴隶圣慈善会，并使之附属于古老的、积极活动的罗马的大旗手协会。有关赎救第一批俘虏的事宜的谈判于1583年举行。第一个使团1585年2月到达阿尔及尔。268 1596年在西西里建立了赎救俘虏协会。这个机构的总部设在巴勒莫的新圣玛丽亚教堂。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旧有的、曾经在15世纪起过作用的机构的恢复而已。269 1597年10月29日，270 在热那亚建立了积极进行活动的赎救奴隶行政管理处。这个机构也是一个可以追溯到1403年的机构——慈善事业管理处——的后续。还必须为这些暂时没有公民权的俘虏设置行政管理机构和法庭。这些俘虏在某种程度上暂时被褫夺了公权。当他们返回家园时就遇到一些棘手得难以置信的需要解决的处境问题。他们失踪时间太长，并且放弃了原有的宗教信仰，因此，悬而未决的事留下得太多，以致他们的家庭不得不进行活动，让有关方面为他们的失踪立下正式文书。与此同时，“俘虏部”在它那方面，也插手干预，以保护失踪者的权益和财富。对那些想使有关这些关押监禁的史实清楚明白起来，而不是对生动的叙述感兴趣的人来说，保存在热那亚的长长的一系列文件是个多么丰富的文献资料的来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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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俘虏是件好事。但是，首要的是必须拯救他们的灵魂。每个修会都积极热情地从事这项重大的工作。还必须在赎回俘虏这个合情合理的借口下进入柏柏尔，必须和慈善组织进行合作，达成协议，取得通行权，从罗马、西班牙、热那亚或者从其他一些地方取得适当的、相应的施舍、钱款。阅读嘉布遣会修士弗拉·安布罗西奥·达·松西诺1600年12月7日从马赛致在热那亚的赎救行政管理处的一封信，会对这些困难的谈判有个大概的了解……嘉布遣会修士和加尔默罗会修士分担精神方面的工作。前者在阿尔及尔进行；后者在得土安进行。但是，为取得通行权的谈判是没完没了的，“对拯救灵魂来说，时间是需要的，因为人们追求的只是这个，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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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这些赎救活动以及这些人同商品的交换，一门新的市场和贸易地理学出现了。赎救者的频繁来去旅行次数成倍增加。他们的船只装载硬币或者商品。一切都正式经过保险。272 在阿尔及尔，自1574年以来，一切都在法国领事馆进行登记。从1574年起，突尼斯的情况与此相同。将近1600年，泰拜尔盖岛273 是另一个对突尼斯和比塞大方面进行工作的赎救活动中心。被赎救的人返回时，人们举行盛大仪式并且有游行和赦免等活动。早在1559年274 ，一队获释的俘虏在里斯本城里散步，把黑面包系在他们的手杖的顶端，这是他们在苦役犯监狱中唯一的粮食……捕获俘虏、谈判释放俘虏事宜和释放俘虏等活动，不可避免地使一张联系网建立起来。海上行劫这种活动的相互性，最后产生一种极为错综复杂的局势。一份发自法国驻突尼斯领事馆的文件275 提到一个撒丁岛的教士。他是海伊斯马米·阿尔诺的妻子的奴隶，而马米·阿尔诺本身又是西班牙国王的奴隶。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交换即使不能迅速进行，至少可能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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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方面，由于苦役监狱人满为患，越狱事件增多。我们已经注意到菲利普·罗马诺的帆桨战船的事迹。菲利普·罗马诺是巴伦西亚人，他为阿尔及尔的苦役犯偷渡布设了一条几乎是官方的逃跑路线。苦役犯自己组织集体逃跑和越狱的事已经屡见不鲜。276 某次他们偷来一艘低舷长形船。另外一次，他们偷到一艘帆桨战船，驾船出海后就只好听天由命了。这是这些不幸生活中比较使人感到快慰的枝节之一。逃跑之所以容易，主要是由于进行走私活动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通婚生下的混血儿的人数增加。这种混血儿住在两个世界的交界处。这个交界地区处在友好的联合之中。如果国家没有在那里维持某种程度的礼仪的话，这种友好的联合还会更加明显。与敌对集团友好，可能是宗教信仰改变的结果，也可能（虽然这不是最高贵的事业，但却是最广泛的事业）是进行贸易交流的结果（不管在赎回方面或者商品方面）。在君士坦丁堡，赎救活动是意大利背教者的特别活动领域；在阿尔及尔，这是科西嘉角水手的特别的活动领域。这些水手对海伊斯和苦役犯监狱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十分熟悉。他们有时是珊瑚采集者，是蜡、羊毛和毛皮的运输者。在突尼斯赎救活动几乎是法国领事垄断的事业。法国领事受到指控要想让谁获释就能使谁获释，并且在受贿之后保证使某个俘虏不会获释，永不返回。277 在赎救活动中充当中间人的犹太人到处都可以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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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这些活动都有利可图。一个受审问的热那亚商人说，在阿尔及尔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可以稳获30%的利润。因此，在西班牙，不得不多次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把被取缔的商品带到阿尔及尔和购买盗窃来的商品278 或者海上行劫者出售的商品均在禁止之列。但是，这类商品很容易在意大利和里窝那找到买主。这些联系在17世纪仍然存在。有人叙述说，279 1621年，一艘葡萄牙人的大帆船被海盗掳获。这起劫船事件使一批可使“整个意大利发财致富”的钻石落入阿尔及尔海伊斯手中。土耳其人对珠宝很不内行，贱价出售了这批钻石……这里，我们只不过对这些每天进行的、不引人瞩目的交易稍有觉察而已。突尼斯和阿尔及尔一样，是走私交易的会合处。也许那里的走私交易还更加活跃。一个西西里的历史学家说，280 突尼斯是发展中的上海。他这样说肯定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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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战争驱赶，取代另一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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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人们说1574年战争在地中海终止这句话时，必须确切说明这指的是什么样的战争。大规模的、正规的、被大国用来进行扩张的、用巨额费用维持的战争，的确已经终止。但是，进行这种战争的有生力量，即已经变得不足的报偿和薪饷无法使之再依恋舰队生活的人（1558年，这个事实没有逃脱目光敏锐的威尼斯人、海湾的船长菲利波·帕斯加利戈的眼睛），却因为这种战争的消除而闯荡江湖，从事冒险活动。帆桨战船的水手、有时甚至本身逃离舰队的帆桨战船、士兵或者在正常情况下会当兵的人、野心或大或小的冒险家等，全都被再度卷入正在陆上或者海上进行的小规模的战争。一种战争驱赶另一种战争并取而代之。官方进行的大规模的、高级的、复杂的、现代的、耗资巨大的战争席卷欧洲和大西洋。因此，在地中海只进行次等的和小规模的战争。地中海的社会、经济和文明不得不尽量适应这些战争，即陆上的游击战和海上的劫掠战。老实说，这些战争在此点燃了种种力量、悔恨、恶意、报复和复仇……土匪战争也似乎预先耗尽了一场未爆发的社会战争。海盗战争燃起了在别的时候会煽动人们进行一次十字军东征（或者一次圣战）的狂热激情：圣战也好，十字军东征也好，除了疯子和圣徒以外，无人对之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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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和平的普遍恢复（1598年、1604年、1609年），大规模的正规战争离开了北欧和大西洋，转而把它的威胁、图谋和梦想投向地中海……这种战争会再度爆发吗？不。奥苏纳公爵和西班牙发动的对威尼斯（1618—1619年）的那场流产的战争，提供了一次方便的验证。这场战争没有发展演变为广泛的冲突，这或许证明地中海不再能够支撑这个负担，即付不起这笔巨大的代价。但是，地中海并没有因此而从战争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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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进行到这个地步，我们的结论定会是悲观的。如果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人类侵略史既不是虚构的谎言也不是幻觉的话，那么，战争就通过它自身的变化、更替、伪装、复活和退化，再度肯定和表明它的永恒的性质。“战争是万事之父。”这句古老的格言16世纪的人很熟悉。战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子，是万源之河，无岸之海。战争是万物之父，但不是人们朝思暮想的、极少得到的和平之父。每个时代都产生它自己的战争，甚至它自己的各种类型的战争。对地中海来说，在勒班陀战役之后，官方进行的大规模的战争完结了。这种战争从此向北、向西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并且在即将到来的几个世纪内停留在这些地区。世界的心脏在这些地区跳动。这次转移本身比任何一篇长篇演说、一次长时间的辩论都更好地表明和强调了地中海已经退出舞台的中心。1618年，当三十年战争的战火最初点燃时，大规模的战争重新开始，但这已远离地中海了。内海不再是世界上风雷激荡、动乱不已的心脏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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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被俘基督徒被押解前往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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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639年S.施魏格的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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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 本部分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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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d.S.,Modène，Venezia 15，77.VI.104，J.Tebaldi au Duk，Venise，16 août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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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se ARANTEGUI Y SANZ，Apuntos histo，ricos sobre la artilleria española en los siglos XIV y XV，1887；Jorge VIGON，Historia de la artilleria española，tomeI，1947.Décadence des fonderies de Málaga?Cependant voir Simancas E° 499，Cobre entregado al mayordomo de la artilleria de Málaga，1541-1453.Sur Málaga et son arsenal vers le milieu du siècle，Pedro de MEDINA，op.cit.，p.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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