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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起多么不祥的偶然事件啊！对法国来说这是一次多么大的打击啊！如果我们愿意对1559年缔结的条约产生的结果进行研究和总结，那么，我们就应该把将英国争取过来这个希望包括进这个总结中，以补偿历史学家经常详细举出的损失。这些损失是：丧失了意大利和科西嘉。将英国争取过来这个希望，已经接近实现，但是，未来却使之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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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返回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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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从来没有喜爱过北欧国家。早在1555年，他就曾经打算让他的兄弟留住佛兰德，自己返回西班牙。247 匈牙利的玛丽248 为此暴跳如雷。难道北欧的“雾”适合老年，南欧的太阳适合青年吗？1558年，菲利普二世没有改变主意，想要他那个曾经在1556年秋季陪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去西班牙的婶婶在荷兰代替自己。但是，匈牙利的玛丽在终于接受之后249 于1558年死去。直到1559年，即卡托—康布雷锡条约签订后4个月，他的岳父亨利二世死后1个月，菲利普二世才得以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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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作者和历史学家谈到这件事时语焉不详。250 马里亚纳史的第二部分的作者251 甚至对这件事只字不提。这个作者的文章不作任何解释就一下子从荷兰的场景跳到西班牙的场景。由于这次旅行，菲利普二世个人的帝国，这个多年来稳定不变的单位，终于脱离了查理五世的继承系统。与此同时，欧洲的新秩序正在建立。1558年这位新君主未经战争就失去两个主要的战略要地：玛丽·都铎去世和他的父亲弃让神圣罗马帝国王位这两件事使菲利普二世丢失了英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在这些事件中，有一件属于历史的必然，易于为大家理解：菲利普二世不可能在对新教德意志、费迪南和马克西米利安的联合敌对行动进行的斗争中获胜。而几乎正当对菲利普二世来说德意志正在最终地形成一个关闭的、外国的、反对他的世界的时刻，一起非常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件——玛丽·都铎11月份出乎预料的死——打破了英国和西班牙的联盟，并且终止了建立一个以北海为中心的英国—佛兰德国家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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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估量这些事件的深远影响，只要想想菲利普二世本来可能是个什么人物——德意志世界和英国的主人——就足够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个称号，即使被剥夺了它的全部实质性的内容，本来也会使令人不快的关于在先权的争吵得以避免，本来也会增加西班牙对意大利的权威，并且会使对土耳其的战争能够有一个单一的指挥权威，不管这场战争是在匈牙利平原或者是在地中海进行。另一方面，有了英国的支持或者中立，荷兰战争就会进行得迥然不同。将成为下半个世纪的主要事件的、为了统治大西洋而进行的搏斗，将不会在灾难中结束。但是，谁会看不到菲利普二世的帝国的重心由于实际情况和环境的力量从北欧转移到南欧呢？卡托—康布雷锡和约加强了西班牙对意大利的控制，靠更加紧急、更富成果的任务，促使欧洲南部成为西班牙国王外交政策的重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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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1559年8月至9月的返回西班牙之行，结束了这一事态的发展。从此以后，菲利普二世就像西班牙的俘虏一样，在这个半岛上留住下来。毫无疑问，同把他描述成被囚禁在埃斯科利亚尔的轶事所说的相反，他以后还经常周游各地，252 但始终都在这个半岛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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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农·卢邦253 在一部他很久以前写成但至今仍然有用的著作中责备菲利普二世没有在征服葡萄牙后把他的首都从马德里迁往里斯本，没有认识到大西洋的重要性。乍一看，他1559年春季离弃布鲁塞尔，也是同一性质的错误。菲利普二世在他整个统治期间谨慎小心地故意置身于欧洲的中心之外。他在制订政策时，不得不考虑一项在距离方面对他不利的计算。不难用统计数字来表明，消息无论从米兰、那不勒斯或者威尼斯，更不用说从德意志、英国或者法国，传到布鲁塞尔比传到马德里快得多。西班牙，而且只有西班牙，变成了菲利普二世下属的各个国家的心脏。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强有力的心脏，从这个心脏传出他的政策的强劲有力的推动。以后国王将从西班牙观察和评断各种事件；国王将在西班牙的道德氛围中制订他的政策；他的左右亲信以后一直扩大的，是西班牙的利益；以后聚焦在他的周围的将是西班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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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归来对他的左右亲信的组成产生了影响。早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巡游出行，尽管为时短暂，仍然使他的这个或者那个大臣所受的恩宠和所居的地位发生变化。1546年，威尼斯大使贝尔纳多·纳瓦杰罗谈到佩雷诺特时，附带指出254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离开西班牙居留德意志或者佛兰德期间，他的威望大大提高了。”菲利普二世离开荷兰时同他的佛兰德顾问和弗朗什—孔泰顾问离别。正如佩雷诺特的儿子格朗弗勒的例子显示出的那样，这次离别产生了某种后果。流浪生活曾经使这位阿拉斯主教走遍查理五世的整个帝国。他后来在荷兰居留，地位令人羡慕。他是菲利普二世派驻帕尔马的玛格丽特处的代表。但是，他的地位不能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统治时期他在参议会中的地位相比，也不能和1559年菲利普二世离开之前他在菲利普二世的参议会中的地位相比。20年间，他就这样远离君主。这两个人最后一次会见的重要性大家都很了解。格朗弗勒1579年到达马德里。之后，帝国主义的扩张时期紧接着就开始了。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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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返回西班牙后曾经长年累月完全信赖他的西班牙籍顾问。他在西班牙受到这个半岛上的各个王国的无限爱戴。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没完没了地巡游旅行之后，菲利普二世长期持续在西班牙出现，这被西班牙当成一种恩典，真是感动了“西班牙人的肺腑”。256 费理亚公爵1595年写道：“国王下属的邦国如此之多，如此之广，以致我怀疑他能否在别处像在西班牙的人心中那样全面地、完整地进行统治。”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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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这次不断计划、不断延期的旅行丝毫不像一出临时编成的戏。人们认为，菲利普二世的爱好在构成他的旅行的原因方面所起的作用被夸大了。他不喜爱荷兰正如荷兰不大喜爱他一样。他“对这个居留地感到厌腻”，因此，据说他匆匆离开荷兰并且一去不复返。258 以上说法是一种大胆的设想。只有他匆忙离去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法国大使塞巴斯蒂安·德·奥贝斯皮内7月27日从根特城写信给他的主子说259 ：“这位君主如何匆忙出行，如何催办所有的事以便不出差错，不发生延迟或者阻碍他的出行等，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伊丽莎白的大使报告流传于西班牙各界的关于国王将永远不会返回荷兰和帕尔马的玛格丽特谈到“陛下到达西班牙的愿望”等两则传闻。但是，这个愿望是以严肃的动机为依据的。菲利普二世在布鲁塞尔的西班牙籍顾问从1555年起就支持这个愿望，反对“勃艮第派”、格朗弗勒派、库尔特维尔派、埃格蒙特派和奥朗日亲王派。毫无疑问，这些顾问有他们个人的原因：重返家园、恢复习俗、重得利益等。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可能利用在他们家乡进行的公有财产的大规模出售。但是，他们也想到西班牙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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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长期离位使政府机构逐渐变得松懈怠惰起来。西班牙的各个邦国有三个首都和三个政府：布鲁塞尔、于斯特修道院和巴利亚多利德。国王从布鲁塞尔指挥战争并操纵外交的主线。查理五世在于斯特修道院很快就不顾他原来的决定，再度掌握统治的权柄。胡安娜在巴利亚多利德听取参议会的意见，并且肩负起行政管理的主要职责。三个首都之间的权力划分并不相等。尽管有大批信使穿梭往来，这三个首都之间的联系仍然不完全。官方的来往信件经常抱怨这一点，而且这个协同配合方面的缺点很快就产生了后果。一件事在巴利亚多利德商妥之后，必须呈交君主审查批准。这种难以置信的迂回所引起的耽搁延迟是可以想象的。西班牙几乎不再有人治理国政。1558年9月，查理五世在于斯特去世，更使困难加深。胡安娜公主显然不能胜任控制局势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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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在胜利的欢乐的气氛中离开布鲁塞尔。来自意大利各地的代表聚集在菲利普二世的周围，向他献出钱财，提出请求。科西梅·德·梅迪奇这样做，是为了得到锡耶纳；马耳他骑士团团长这样做，是为了得到远征的黎波里所必需的命令；热那亚共和国这样做，是为了处理关于科西嘉的收复的细节；法尔内斯家族这样做，是为了驱逐洛林公爵夫人，把荷兰的统治管理留给帕尔马的玛格丽特。菲利普二世在一次又一次接见中，一阵又一阵的感恩赞美声中，把他最大的恩宠赐给佛兰德的领主们，划定了新总督的权限。8月11日，他在弗莱辛格。为了等待顺风来临，他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星期。等待期间，他逐一参观游览了各个岛屿和城堡，借以消磨时间。最后，25日这天，王家舰队启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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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德·旺德内斯的《日记》中有一篇很全面的关于这次返回之行的叙述。260 这个日记又由年轻的亚历山大·法尔内兹的家庭教师阿尔丹盖利261 写给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几封信加以补充。亚历山大·法尔内兹是西班牙的政策的人质。他的母亲曾经同意让人在西班牙把他抚养大。他陪同国王做这次旅行。让我们顺便指出，传统的关于这次旅行的叙述（可以在沃森、普雷斯科特或布拉特利等人的著作中读到）和关于菲利普二世在拉雷多的富于浪漫色彩的登陆的叙述，通篇都是虚构。当这位君主的整个船队满载他的金银财宝、上千名跟随他的封建领主和他们的金银细软在他的后面沉下海底时，他并没有冒生命危险驾一叶扁舟单独一人到达。一场猛烈的风暴的确把跟随的船队中的沉重的荷兰双桅帆船刮得颠簸不止。但是，菲利普二世在一封他自己于1559年9月26日写的信中说，只有一艘船集合清点时未到。262 至于国王，他已经上岸，并且毫无疑问已经在岸上一天。上述他的整个船队沉下海底，他单独一人到达等，都纯属虚构，可能出自格雷哥里奥·莱蒂的想象。此人详尽地叙述了这次所谓的灾难。这个灾难是“所有以后降临到国王头上的耻辱和不幸的真正的预兆。”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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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纪中叶的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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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是在怎样一个西班牙登陆呢？当然是一个急切盼望再见到他的西班牙。多年以来，那里人人都要求他归来。摄政女王和参议会从1555年起264 就提出这一要求；卡斯蒂利亚的国会，1558年开会265 提出这项要求；查理五世和西班牙半岛的全体公职人员也提出同样要求。查理五世认为菲利普二世的归来是必要的。在弗朗西斯科·奥索里奥的通讯中266 ，几乎每一页都影射国王的归来。他说，当消息不好时，这次归来会雪中送炭，解决所有的问题；当消息好时，这次归来可以使情况变得好上加好。1559年5月17日，他写道：“和平的来临和陛下的到来，在这些王国所引起的喜悦和满意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致我无法用笔墨来形容。”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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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局势是严重的。西班牙虽然逃脱了战争的直接打击，但是，它不断提供兵员、船只，金钱，而且是大量金钱。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意义上，它已经被推翻了，陷入极度混乱和不安之中。一场 看来非常令人忧虑不安的宗教危机加深了这种混乱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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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引起的惊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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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8年268 ，在塞维利亚、巴利亚多利德和好些小中心都发现“新教社会”。这种叫法虽然并不确切，我们也应该使用。总而言之，它们被认为是“新教社会”。这个消息使查理五世和他的儿子惊恐不安起来，以致有时有人提出国王1559年的旅行和新教的爆炸有关。巴利亚多利德的中心广场上的第二次火刑的确是继国王在拉雷多登岸之后执行的。269 这两起事件相隔一个月。丹麦历史学家布拉特利写道，菲利普二世收到来自塞维利亚和巴利亚多利德的坏消息后，“只渴望有一个他能返回西班牙的时刻。”270 他这样写只不过是遵循某种传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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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裁判所组织的引人瞩目的镇压，难道真正意味着一场规模巨大的新教运动正在西班牙蔓延并且威胁着这个国家吗？人们细读马塞尔·巴塔荣的文章并没有得到这个印象。《伊拉斯谟和西班牙》271 一书的这位作者指出，所谓的1558年的“新教徒”基本上是其根源在西班牙已经古老并且与路德教义并无任何联系的精神运动的继承者。巴利亚多利德的精神火焰从近处看，正像各种不同的金属粉末同时燃烧时发出的那些五彩缤纷的火焰一样。这些金属中的某些十分贵重、稀有。谁能够精确地称出譬如奥古斯丁·卡扎拉或者康斯坦丁诺这样的改宗者通过他们神秘的犹太传统能够为这个宗教裁判所的火堆带来的东西的重量呢？谁能够秤出在这堆火里燃烧的属于光明派的教义的东西的分量呢？这种教义是一种奇怪的金属，是纯西班牙产品。它炼净后是西班牙的主要的神秘主义的材料。谁能说出这种合金中有多少是用一种精神上的宗教（这种宗教朝向内心生活）的伊拉斯谟思想制成的？在从1520年到1530年的这些年月，首先把伊拉斯谟教派的思想，然后把瓦尔德西教派的思想传到那时仍然向外部世界的精神货品敞开大门的意大利半岛……20年后，这些思想仍然存在，它们的位置虽然已经被调换，但仍然可以辨认出来。如果说在这些思想里搀和着路德教派的某些思想的话，这一点却是肯定无疑的：在西班牙没有有组织的新教的礼拜仪式，没有像法国的胡格诺教派那样的具有异端思想的教派。西班牙的异端如果说在某些方面反对天主教的传统的话，那就是它更加倾向于试图拯救，不仅拯救精神，而且也要拯救教会和它的组织，一句话，试图维护公认的教义。不管怎样，这就是它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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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什么或者几乎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添进了新的宗教精神的炉火中，那么为什么会发生1559年的镇压呢？根据马塞尔·巴塔荣的观点，272 这是一种新的镇压方法。天主教徒懂得，他们的宗教应该毫不妥协，毫不容忍。他们渴望进攻，以此来证明他们充满自信；他们亟欲使用恐怖手段来惩一儆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有利于和平的政策以及弄乱所有的分界线和混淆各种立场的那种紧张局面的变化无常性，全都完结了。新教的不妥协性使事物变得明朗起来。在1555年后，在新教徒在德意志取得成功和查理五世退位后，对立的双方采取了严厉的、旗帜鲜明的立场。一场无情的镇压先在意大利进行，然后另一场在西班牙进行。两者互不相干。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独立自主的。菲利普二世和保罗四世虽然被卷入同一个运动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友好。事态迅速发展。菲利普二世归返的西班牙已经转入反宗教改革运动，转入镇压。当然，这并不因此而是国王的所作所为产生的结果，这是他所处的时代产生的，结果这是整个基督教世界发生的事件产生的结果，这是日内瓦的兴起和罗马的反应产生的结果。这是一场卷带了菲利普二世的、菲利普二世自己并没有制造的巨大的精神冲突。然而，10月8日，国王出席在大广场上举行的火刑，通过他亲临刑场来突出对“路德派教徒”施加的惩一儆百的惩罚，此事并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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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菲利普二世的焦虑不安，我们不应该低估。他受到在德意志和在法国发生的事件的教育之后，1558年，忧心忡忡，疑惧重重。但是，正如1559年以后他和胡安娜公主的通信对宗教问题不关注，很少提及这一情况所显示的那样，他甚至在1559年返回以前，就已经了解到危险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大。6月26日，273 他告知他已经收到关于5月份的第一次火刑的长篇报告，他补充说，他很希望“已经播下的邪恶会得到医治”。他的口气是平和的。已经播下的邪恶很大，但是，庄稼来不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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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意味着西班牙的异端的末日已经来临。也许胜利之所以能够轻易取得是由于这个事实：伊斯拉谟教派或者新教是从外国移植到西班牙的已经“接上”、发芽、开花的嫁接植物，但是它们成活的时间又有多长呢？在人类的文明史上，50年是一段很短的时间。土壤不利于嫁接，树不适宜嫁接。最后，这种“新教”所剩下的一切，就是它那能够被吸收入西班牙的神秘主义传统的那一部分，它那能够朝着西班牙的神秘主义——个人祈祷的避难处——的方向，朝着圣泰雷兹和十字兄弟会的圣让的方向延伸发展的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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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这个运动从来就不得民心，而且，情况正好相反。托莱多的大主教1558年10月宣称，看来民众并没有受到污染274 。被拘捕者激起的公愤如此之大，以致不得不在夜间把他们转移到巴利亚多利德，275 因为担心民众和儿童追赶、袭击他们，向他们扔石头。受控告的只是一小部分人，他们是人道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中的精英，也是西班牙领主的社会精英，大宗教裁判所法官1558年没有像他的历届前任那样对这些人加以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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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这就是产生威尼斯散布的看来完全虚妄不实的传闻的原因。这个传闻说：“在宗教的外衣下与大领主勾结串通，合谋组织几次叛乱。”276 达克斯主教1559年3月277 从威尼斯写来的信说得更加清楚。这封信报告说，“几个月来在圣马克产生一个传闻。此后这个传闻得到证实。它的内容是：在西班牙，王国最大的王侯中有四个起来赞成路德异端。他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如此顽强……他们将用武力强迫他们所有的封臣拥护他们。如果菲利普不及早补救这个局面，他就将有成为最弱方的危险。”但是，威尼斯和罗马一样，都是谣言滋生的城市。有一天，朗布伊埃红衣主教致函查理五世说：“从这里（罗马）传到威尼斯的消息和从威尼斯传到这里的消息在意大利并不被人当真，就像王宫里的闲言碎语在法国并不被人当真一样。”西班牙的“新教”似乎没有什么政治影响。但是，混乱可能产生，因为在宗教叛乱之外，西班牙还有政治不安情绪。这种不安情绪也令人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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