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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不安与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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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把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当作一个统一的西班牙来谈论。对于统一的西班牙这个名词，我们必须统一认识并加以限定。在这个长期的专制统治时期，中央集权制的实施当然加深了，民众个人享有的特权和自由将近1559年时继续遭到蚕食。法律没有改变。对过去的叛乱人们记忆犹新。王室的权威并非毫无限制，并非毫无与之对抗的力量。它必须同司法部门，同教士的神话般的财富，同富有的贵族的闹独立，同摩里斯科人有时公开的违反法纪，同政府官员的抗命不从等进行斗争。在1556年和1559年之间这段时期，甚至出现了国家威信严重下降和违抗命令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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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在于公开的叛乱，而在于不满的情绪和不忠的思想形成的那股浪潮。这股浪潮在历史学家略伦特278 所收集的并且只在并排列出时才具有意义的那类详情细节中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当查理五世“年迈力衰、誉满名高、病弱体残”，于1556年在拉雷多登岸时，他发现只有几个贵族在那里迎候。这时这位年迈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为此感到痛苦和惊讶。279 不久以后，查理五世的姊妹、法国王后伊丽莎白和匈牙利王后玛丽来半岛旅行。在从哈伦迪利亚前往巴达霍斯途中要召几个领主来陪同她们，但是，这些奉召的领主却抗命不从，并且认为因为这件事为自己辩解是多此一举。280 不久以前，希望在瓜达拉哈拉定居的这两位王后曾经要求因凡塔多公爵把他的房屋让给她们。这些房屋是以后庆祝菲利普二世的第三次婚礼的地方。281 公爵拒绝了这两位王后的要求，这激起这两个妇女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极大愤慨。但是，这位皇帝却不管别人怎样议论，不愿强迫公爵。因为公爵是过去曾经为他效命的重要人物。1558年1月，普拉森西亚的市长决定在位于于斯特附近的库阿科斯村执行某些命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这个村子的代表是个警官。市长和警官之间发生了争执。市长下令逮捕警官并且把他关押起来，从而结束了这场争执。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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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试图利用政府的缺陷、法官和大臣的无能来获得某些额外的特权。1559年10月，283 菲利普二世对财政赤字感到十分忧虑，于是下定决心，设法革除弊端，厉行节约。一位年老的顾问、巴利亚多利德的司法部门的治安法官帕洛马雷斯学士就大领主在司法事务方面的过分要求写了一封奇怪的信给国王。这位年老的顾问提醒国王，国王在1548年和1550年之间这段时期在德意志旅行时，七八个西班牙最高贵族曾经在巴利亚多利德的圣帕布洛修道院开会，为全体有爵位的骑士要求以后享有只受君主审判的特权。他们也曾经要求在领主的土地里发生的刑事案件当由王家法庭审理时，判决应付的罚款应归领主所有。他们引用一项所谓瓜达拉哈拉的法律来支持他们提出的上述要求。这项法律开始制订于胡安一世在位时期。根据帕洛马雷斯的说法，这项法律不足凭信或者含糊不清。1556年（日期是有意义的，因为国王1554年前往英格兰，再次不在国内），在圣帕布洛修道院召开了一个同样的会议，会上提出了同样的遭到胡安娜公主拒绝的要求。领主们于是想出一个迂回的办法：在出售领地的契约中，特别在1559年订立的契约中，契约的订立者据说根据瓜达拉哈达法律采用了对国家的法律来说具有危险性的条款。是王室官员胡安·德·瓦尔加斯学士第一个把这些令人生畏的语句塞进有利于他自己的关于出售事宜的文契中，其目的在于为自己保留下来在他购置的土地上进行刑事审判会带来的收益。他的例子自然群起效尤。帕洛马雷斯补充说：“陛下的某些仆从和国务顾问已经签订这样的出售。陛下应该密切注意这件事。”甚至连最高的公职人员也受到引诱，这一点已经被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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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主的所作所为和封臣土地的购买者的所作所为表明国家无能、贫困和懦弱。这些情况怂恿人们侵越国家的权力。那时王权经常遇到的障碍日益巨大，这是容易理解的。城市在受到失去司法裁判权的威胁时，顽强自卫，向国王派遣代表并且往往得手。同样，往往是管理贸易的官吏自己帮助塞维利亚的商人逃脱政府的措施。1557年春季，政府没收了西印度船队带给个人的白银。查理五世气愤地说284 ：“鉴于在过去运到的七八百万杜卡托中我们曾经要来了500万，于是这次商人是如此狡猾，办法想得如此巧妙，结果只剩下50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发雷霆，亲自干预才使得司法机器运转起来对付罪犯。同年秋季，285 派遣阿尔瓦罗·德·巴桑率领的小舰队去迎战西印度舰队的这一行动，被人认为更加审慎。这支小舰队9月7日抵达圣卢加尔，没收了硬币并把这些硬币运往桑坦德，然后再从该地运往荷兰。国王的权力机构沦落到采用权宜之计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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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权力机构有时还丝毫不敢进行干预。例如，阿拉贡总督弗朗卡维拉公爵侵越司法部门的裁判权，下令绞死一个“示威者”，他的行动引发一场暴乱。国会未经国王召集就自行开会。这位总督被迫逃往阿尔哈费里亚。巴利亚多利德政府获悉此事后，否认授权给他，拒绝承担责任。286 这个政府负担不起疏离阿拉贡这件事产生的后果，特别在对法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同样，在巴伦西亚对“塔加林斯人”，即对当地的摩里斯科人进行预审（这是他们的生计）的宗教裁判所法官收到谨慎行事的训令。一封1557年6月4日致宗教裁判所委员会的信287 写道：“去年9月4日……你们写信给我们说……由于局势如此危险，目前我们应当停止继续审理塔加林斯人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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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象，公职人员受到这些劝告后，真是畏首畏尾，犹豫不决，即使在奉命行事时也是如此。1559年2月28日，288 宗教裁判所法官阿尔特亚加致函最高宗教裁判所，叙述巴塞罗那教廷圣职部的警官来要求他在巴伦西亚执行这个法庭作出的判决。“我之所以没有叫人逮捕检察官的公诉状中列出的人，是为了避免在当前的形势下，在被控告的人物大部分是这个城市杰出的官员……的情况下，可能在这个城市中由此产生的巨大公愤和动乱。”鉴于目前的形势……目前这个时期当然是严重的，并且在考验王朝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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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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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被捆住了手脚，无法自由行事。迫使他返回西班牙的各种忧虑中的最大的忧虑——关于钱的忧虑——支配他的全部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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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继承下来的帝国财政的赤字是如此巨大，以致他一支付由于战争重起而不得不支付的款项时，他的信誉就垮了。1557年1月国家正式宣布破产。289 但是，这难道是真正的破产吗？菲利普二世的第一道著名法令只不过是流动债务的整理而已。王家国库依靠借贷和预支度日。这些借贷和预支是商人以高利率和其他苛刻要求为条件同意提供的。这些商人（鉴于西班牙帝国的分散性质和君主在荷兰）自己单独就能代表王家国库动用远处的和很久以后的收入。王家国库付给他们高额利息并且在定期的集市日期偿还欠债。国家的债务就这样由大量彼此极不相同的证券表示出来。法令并没有废除债务，而是规定用“胡罗”（juros）偿付。这是一种永久性的或者终身性的年金，其利率原则上为5%。1557年1月1日被确定为清理债务的开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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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们先是抗议，然后屈服。富格家族在进行了比其他家族更加激烈的抵抗之后也屈服就范。法令显然对商人造成严重损失：他们拥有的债券的利率降低；他们的资本冻结；他们还能够做的只不过是出售终身年金而已。他们之中好些人的确这样做了。但是，他们的行动引起市价猛跌，使出售者蒙受损失。因此，在富格家族投降时，290 “胡罗”下降到它票面价值的40%到50%。短期高利（12%和13%）债券和利率为5%的永久性年金之间的强迫性交换，不管为债权人造成多大的损失，并不是完全的破产或者严格根据法律意义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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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措施使国家好好歹歹维持到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缔结，但是，这种措施并没有消除全部困难。只有热那亚银行家还愿意贷款给西班牙国王。他们提出的贷款条件比过去更加苛刻。我现在举出1558年在巴利亚多利德缔结的两项“合同”为证。通过第一项合同，热那亚银行家尼古洛·格里马尔迪291 借给国王100万金币。“这个尼古洛·格里马尔迪保证负责在佛兰德以每埃居值72格罗的比价付给80万埃居，并以如下的方式付给：西班牙船只第一次自秘鲁到达时付30万；11月底付25万；1558年12月底付余下的25万。另外20万埃居他保证在这一年的11月、12月以每埃居值11里亚尔的比价在米兰支付，每月支付一半。”国王也作出一些保证作为回报：“陛下在西班牙以每埃居值400马拉维迪的比价并用下列方式偿还上述100万金币：30万立即用目前储存在拉雷多的钱款偿还；30万用将由首批来自秘鲁的船只运来的金、银偿还（如果这一年10月不偿还，上述格里马尔迪将无在11月底和12月底在佛兰德或者米兰付款的义务）；30万埃居用1559年卡斯蒂利亚的税收偿付，无息期票将交付格里马尔迪。400万马拉维迪中余下的166666埃居可以利率为10%的年金支付。将以下述方式偿还旧债54万埃居：11万用年金支付，利率为10%；13.5万用年金支付，利率为12%；17万用年金支付，利率为14%；2.5万用矿业股份支付注46 。这笔钱款的利息到1556年底按14%计算；1557年按8%计算。此外还准许格里马尔迪从西班牙输出100万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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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表明贷款条件异常苛刻。一篇法国的未署名的就此事进行的评论指出：“正如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热那亚商人实际上并没有出借他自己的一分一厘钱。然而，由于他使菲利普国王在安特卫普和在米兰的金融市场以与国王在这里被付给钱款的条件相同的条件得到钱款从而帮助了国王，因此，他就为每埃居赚得50马拉维迪，因为当1埃居只值350马拉维迪时，却以1埃居值400马拉维迪的比价偿还他。这是15%的差价。实际上，他在佛兰德也赚得同样多，因为当1埃居值78格罗时，他却以1埃居值72格罗的比价借钱给王室。”这个评论员对西班牙国王签订这样一项协定感到大惑不解。如果这位国王在拉雷多有钱，就让人把这些钱直接送来，事情不是更简单吗？这个评论员只看到这样做有两个好处：避免了海上运输的危险和旧债利率下降。高筑的债台对菲利普二世采取的对向他贷款者的政策有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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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热那亚商人的康斯坦丁诺·真蒂来292 在同一个1558年同意借出的一笔60万埃居贷款的条件也同样苛刻。这笔贷款的偿还方式如下：12.5万埃居立即在塞维利亚偿还；一笔数额相同的钱款1558年7月在塞维利亚偿还。35万埃居分配给卡斯蒂利亚的税收负担。对此还要加上通过兑换得来的过高的利润和140万埃居旧债的清偿。同样一个匿名评论员很容易就让人看到谁从这项交易活动中得利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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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引用的两个例子中，整个负担都落在卡斯蒂利亚身上（这正如1557年1月1日和富格签订的奇怪的合同一样。这项合同有一份现存于那不勒斯的法尔内兹家族的档案中293 ）。这一点不应该令人感到惊奇。在这些艰难的年月中，商谈签订的贷款合同总是这个情况。这些贷款都用卡斯蒂利亚的普通税和特别税以及用来自西印度的船队带来的贵金属作为抵押发放。归根结底，菲利普二世的信用依靠西班牙的信用，而这种信用已经受到很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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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确受到肆无忌惮的剥削，在对保罗四世作战期间，政府的确不得不从高级教长那里勒索钱财。这些高级教长只是因为懒得对抗才拿出钱来。然后，由于需要面前无法律可言，政府就尽可能没收船队从西印度带回的钱财。这些钱应该是指预先决定给塞维利亚商人的钱或者从西印度归来的旅客身上找到的钱。这些没收行动1556年、1557年和1558年一再发生，给人留下很坏的回忆。1559年菲利普二世才决定归还过去没收的资本，但是其中的三分之二用胡罗支付。随后，在商界出现的喜悦情绪充分说明，这一措施虽然本身并不公平合理，但在大多数人眼里，却是始料未及的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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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康布雷锡和约签订后不久，菲利普二世似乎感到某种程度的内疚。他说：“……既不从（在西印度的船队上的）过路商人那里，也不从任何个人那里拿取任何东西。相反，让他们自由地收到寄送给他们的钱物，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合乎理智的。”295 这是来得已晚的明智！10年以后，当传闻政府要恢复它早先的办法时，很多人却宁愿留在美洲而不愿冒他们的钱财被没收之险回到西班牙。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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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正常的收入，除了卡斯蒂利亚的税收外，似乎都已经预支了。必须寻找其他税源。因此就产生了五花八门的财政应急办法。胡安娜公主1557年7月26日致国王的一封信297 制订了一个表：西班牙出售末等贵族称号、承认教士的子女为婚生子女、设立市政官职，出售公有土地和司法裁判权……等。这种种出售比其他事物更使西班牙的各个王国陷于动乱之中。显然，这些出售有利于大领主，但是，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知道很少。这些出售同1570年以后教会土地的出售一样，值得仔细研究。城市是第一批牺牲者，因为公有土地实际上往往是市镇的土地。这些土地就这样从城市落入贵族手中。但是，很多乡村却趁此机会赎买了它们自己，从而摆脱了城市的司法裁判权。锡曼卡斯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从巴利亚多利德的控制下解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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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新官职的设置，是强使城市缴纳捐税的另外一种方式，因为国家收取官职出售费，随后则由城市支付薪金。298 城市的抱怨不满是可以理解的。299 城市保护它们自己的收入，毫不迟疑地把它们的代表一直派往佛兰德那样边远的地区。菲利普二世对城市的要求不能充耳不闻。他进行干预，取消了几笔几乎签订了的出售官职交易，最后还禁止出售某些低级官职。但是，这些明智的措施制订已晚。正如帕洛马雷斯学士和某些人的那封已经被人引用的信所说的那样，侵犯权利的事已经发生多起。关于这些侵犯权利事件中的某一些，例如发生在格拉纳达的对公有土地的侵占，已经没有或者很少有纪录留下。300 1559年国库陷于极大的困境之中，菲利普二世和法国缔结了和平条约，但是，直到该约缔结为止，还必须维持一支步兵。然后让这支军队复员。要做成这件事必须支付这支军队薪饷的欠款。由于缺钱付不起这些欠款，无法让这支军队复员，于是薪饷欠款的数额不断增加，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菲利普二世3月份向西班牙索要17万埃居。301 但女摄政只筹集成功两笔借款：一笔80万，另一笔30万。她作的后一次努力，使负责西班牙国库支付的代理人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尔·坎波的信用濒于破产。为了保全他的信用，已经把巴利亚多利德集市的闭市时间推迟到6月份。1559年7月13日，302 胡安娜公主致函她的兄弟说：“代理人准备去那里并且尽量履行关于支付马拉维迪的义务。其总额陛下将在呈交给陛下的备忘录中见到。他在这方面依靠的主要基础是期待中的由舰队从西印度运来的白银。这支船队刚刚到达。今天，我们刚刚获悉这支船队既没有为陛下也没有为其他任何人带来任何东西。”据塞维利亚的市政官员说，303 是新西班牙的总督决定不让船队装上任何锭性金属，原因是怕遭到海上行劫者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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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环境下，不可能对付6月份这个最后期限。公主继续写道：“维利亚隆的集市贸易后来一直延长到圣詹姆斯节，304 以便在这个期间找到一种可能的补救办法，因为财政委员会已经决定一定要偿付集市的定期票据，即使不得不以（卡斯蒂利亚的）1561年的税收或者其他项目作为抵押进行借贷也要这样做，虽然这些税款尚未获准征收。宁可承受任何高利贷款或者其他不利，而不愿让代理人的信用破产。多亏这个代理人才会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为陛下效劳，有人向陛下提供钱款，才会在今后我们能偿付集市的到期票据的情况下继续有人为陛下效劳，有人向陛下提供钱款。人们能够依靠的财源是几次出售船只所得。但是，陛下约束、限制这些出售，特别在塞维利亚进行的那次出售。当时正在为阿尔卡拉公爵洽谈一项价值15万杜卡托的出售事宜。这位公爵想得到1500名封臣……”与此同时，女摄政派遣贝拉斯科博士等专家前往菲利普处，准确地把真实情况告诉他。305 她生怕她兄弟还抱有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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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在荷兰没有找到任何补救办法。他在6月24日写道306 ：“我留在这里除了自己一筹莫展，遭到失败，丢掉这些国家（荷兰）之外，毫无所获。……最好是我们大家都来寻找补救办法……如果办法不在这里，我就去西班牙寻找。”他的目的是表达得清清楚楚了。菲利普二世不大相信胡安娜公主办事的能力。公主忙于慷慨布施、祈祷，念念不忘野心勃勃的梦想。他的兄弟克扣这些布施。她的梦想集中在她想与之结婚的东·卡洛斯王子身上，以便使自己继续位居首列。或许国王还记得鲁伊·戈梅兹1557年的半岛之行？307 在他的亲信获得成功的西班牙半岛这个地方君主难道不能去碰碰运气吗？拯救之路应该在西班牙寻找，而且由君主自己去寻找。当逆风迫使国王在泽兰群岛作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次长达两周的停留时，他感到痛苦难受。这当然不是由于他个人舒适的起居生活设备方面的原因。正如他8月24日写给阿拉斯主教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我到西班牙来，延迟了我能够为这个地区和那个地区找到必需的补救办法的时刻。”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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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确切的说明，有助于了解菲利普二世1559年12月27日309 在西班牙的真实形势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的时刻写给格朗弗勒的那封引人瞩目的信。这位君主写道：“你要相信，我很想用所有我所知道的对荷兰必不可少的东西来供应这个地区。但是，我对你发誓，我发现这里的局势比那里更糟。我们无法援助你，甚至无法在这里满足那些如此微小，你看了会感到惊讶的需要。我向你承认，当我在佛兰德时，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里的情况会是如此之糟。正如你将从我写给我的姊妹（帕尔马的玛格丽特）的信中看到的那样，我除了嫁妆的钱以外，310 实在找不出别的什么灵丹妙药来补救。”这封信显示出的醒悟清清楚楚、真诚坦率、不会被人误解。在西班牙再没有剩下什么了，因为人们从那里拿取的东西过多，也许人们愚蠢地在一个时期内已经把神圣罗马帝国财富的源泉汲尽了。因此，菲利普二世很晚才恢复我们前面谈到过的稳重。他决定在自己剩下的有生之年留在西班牙，是因为他承认有必要把这些源泉维持在一个正常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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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年卡斯蒂利亚国会在科尔多瓦召开，第二年在马德里结束。埃拉索在首次会议上代表国王发言，并且简短地叙述了1566年上届会议召开以后的几年的情况。他说：“正如你们所知道的，这些年来，国王在西班牙居留。正如在上次国会开会时已经对议员团说明过的那样，他虽然有紧急的和严重的理由离开西班牙亲自前往他的其他一些邦国，但是陛下明白，他在这里的这些王国暂时停留是多么必要……这不仅仅是为了这些王国自身的好处和特殊利益，而且也是为了供应……上述其他邦国的需求，因为这里的这些王国在所有疆土中是中心、头和主要部分。在上述情况下陛下也考虑到对你们的厚爱，于是颁布命令，使得在充分寻求补救紧迫的危难和匮乏的同时又能避免离开西班牙。”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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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体会出的这篇官方演说的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是：除非发生特别的危险，菲利普二世不能远离他的各个邦国的心脏和珍宝——西班牙。大家同意布鲁塞尔是个很好的政治首都。但是，政治并不是最重要的。巴利亚多利德是西班牙帝国的金融首都。契约、合同等在那里签订。在它的门口，卡斯蒂利亚的集市贸易的节奏决定集市的闭市日期。情况必然是这样：神圣罗马帝国的主人把国家开支的主要负担集中在自己身上，就必须住在这个美洲白银到达的地方。然而，这一切国王只在他返回西班牙后才认识到。在这之前他从远方向西班牙的执政者下达的命令，毫无疑问表明他对情况很不了解，以致和他通信的人不止一次发现这些命令可笑之至。这种对事态的茫然无知，菲利普二世自己在他给格朗弗勒的信中也承认。这一点他自己提供了证据：他在批注一封胡安娜公主的来信312 时在信旁写道（毫无疑问，某个恶语伤人者向他作了汇报）：“他们无情地嘲笑我。”公主的这封信说，在巴利亚多利德的顾问会议召开后，她应该告诉他，大家的意见都与他的意见截然相反；她还认为给他送来钱款是不可能的，他必须来。他们是谁？顾问和公主都了解半岛的实际情况并且都拥护他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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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菲利普二世返回西班牙后，得知那里的局势比他原来想象的更糟。剩下的就是要了解由于什么差错这个精疲力竭的国家狂热地坚持不结束地中海战争，坚持让一场本可扑灭但相反日益激烈的斗争继续发展下去。但是，谨慎的国王真正对此负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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