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520068 尤其当格拉纳达战争为实施征服整个北非半岛的计划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为什么要为别人效命卖力呢？这项计划对阿尔及尔的每个统治者来说都是珍贵的。这是巴巴罗萨1534年进行的袭击和1554年萨拉赫海伊斯从另外一个方向对非斯进行的征伐的重演。能够证明西班牙情报部门的效能以及它同阿尔及尔的联系的，是下述事实：马德里了解厄尔杰·阿里的全部计划、摩里斯科人的使节从君士坦丁堡的返回241 、“国王”和比斯克拉的统治者德利·哈桑之间的龃龌242 以及对突尼斯的攻占。的确，10月8日，在阿尔及尔的一个西班牙俘虏、耶罗尼莫·德·门多萨船长说，他从十分可靠的来源获悉厄尔杰·阿里正为进攻穆莱·哈米达所作的准备。10月29日，一封新到的信证实了上述耶罗尼莫·德·门多萨的第一封信的内容。菲利普二世下令立即通知拉古莱特的总督阿隆索·皮门特尔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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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070 在此期间，厄尔杰10月份就已带领土耳其近卫军士兵4000到5000名，没有让任何一支舰队伴随，就离开阿尔及尔（海路已经不能通行）244 。这些近卫军士兵走陆路，经过君士坦丁和波内245 。厄尔杰·阿里穿过大卡比利亚和小卡比利亚等地。所经之处大批志愿者加入他的军队，其中特别有几千名骑兵。他率领这些骑兵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从突尼斯到达巴杰平原。穆莱·哈米达的军队未经战斗就自行溃散。战败的国王逃到城里，接着他因为感到在城内也并不安全，就带领几个忠实的亲随和他的那些他在逃跑途中还没有被人抢走的金银财宝逃到拉古莱特的西班牙堡垒。哈埃多说，12月末（但一份来自阿尔及尔的公文急报说是在1月19日。这一说法似乎更加确切246 ），厄尔杰·阿里兵不血刃就进入突尼斯。这个卡拉布里亚人受到突尼斯人很好的接待247 。他占领了王宫，建立了他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统治，他发号施令，大肆恐吓，进行惩罚。3月份248 ，他上路返回阿尔及尔，在突尼斯留下一支很大的卫戍部队。这支部队由他下属的一个副长官、一个名叫卡伊托·拉马丹249 的撒丁岛的叛徒统率，由突尼斯提供经费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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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072 但是，如果格拉纳达不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如果有一支基督教舰队集中在墨西拿，采取这次军事行动本来是非常冒险的行为。何况西班牙会接受这种新局面吗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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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074 格拉纳达和塞浦路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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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076 1570年1月攻占突尼斯，是格拉纳达之战造成的不平衡状态产生的后果。这种不平衡状态，也是塞浦路斯战争这一1570年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和罗马—威尼斯—西班牙联盟缔结的因素之一。这个联盟的缔结是土耳其的进攻产生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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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078 摩里斯科战争的确在1570年这一年里整整持续了一年之久，至少延续到11月30日。这一天唐·胡安如果不是完全平定了，至少也是基本上平定了格拉纳达。这场战争历时很久，一直十分艰苦并且耗资巨大。然而，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它的面貌改观。毫无疑问，十分年轻的奥地利的唐·胡安（23岁）由于他的干劲和勇敢，已经是个真正的领袖。国王让他支配使用大量资财。国王自1月份起就亲临科尔多瓦，这样就缩短了命令和报告的往返时间，迫使执行者更加积极工作，因而带来好处。这些好处或许朝臣和外交代表都不赞赏。外交代表被迫在军队的后方生活，每天都要设法解决他们食宿方面的细小困难2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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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080 局势未能一下就彻底改观。第一次重大的战斗未获成功。这次战斗是包围加勒拉这座摩里斯科人的小城。该城高居山顶，很难逼近，炮火不易“毁坏”252 。城市守备部队以超人的毅力进行战斗。攻城部队自身经过一场可怕的屠杀之后不得不以罕见的勇敢来攻占要塞。这座城市的陷落打开了一条通往山里的道路。胜利之师在这条路上行进。但是，摩里斯科人从塞龙山的山头上向这些部队猛扑下来。一场难以抑制的混乱使刚刚获得胜利的一方向后退却253 。就是在这次几乎是灾难的退却中，唐·胡安的导师路易斯·基赫达丧了命2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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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082 这场以游击方式进行的伏击战必然会瓦解正规军士兵的斗志，并随着新近发生的事件使这些士兵变得凶残、懦弱或者绝望。3月份，唐·胡安自己谈到他的部队士气瓦解255 ，军纪废弛256 。部队刚刚集合起来就四外逃散……抢劫的诱惑掀起一场个人进行的和自发进行的战争。这种战争像麻风病一样蔓延，甚至殃及和平地区。在西班牙各个城市，待出售的奴隶在大街小巷满坑满谷。其中一部分被用船运往意大利。然而，叛乱分子在山里仍然有将近2.5万人，其中有土耳其人或柏柏尔人4000人。他们还剩下充足的粮食（一个情报员说，在叛乱分子那里，麦子每斯塔拉只值10里亚尔，其他谷物每斯塔拉只值4里亚尔257 ）。他们有无花果和葡萄干并且能够指望得到阿尔及尔的双桅横帆船和低舷长形船供应258 。他们特别受到土耳其将进行干预的这种希望的支持259 。毫无疑问，唯一使他们免遭敌方优势兵力消灭的是崇山峻岭。制服这些高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西班牙军队分成的两路纵队——一支由唐·胡安本人率领；另一支由塞萨公爵率领——进军非常缓慢。3月21日，绍利叙述了最近的推进情况的若干细节，用这些话来结束一封充满“佳音”的信：“摩尔人全部被驱赶出平原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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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084 像马德里的外交通讯员那样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的详情细节，是一项令人感到恼火的任务，因为好消息和坏消息相继出现，显然互不衔接。这种明显的不衔接的现象，终于使最卓越的观察家感到困惑，并且使诺比利写道（以下粗略地译为现代文字）：“对摩尔人进行的战争，好像一种冷水和热水相间的淋浴。”261 例如1570年5月在离塞维利亚很近的地方，1万来名摩里斯科人叛乱。这些叛乱分子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和阿尔科斯公爵的封臣。这是个坏消息。但是，人们很快就又惊又喜地获悉，叛乱分子没有参加山里的暴动，因为国王有了一个很好的主意：把他们的领主派到他们那里。这些领主平息了他们的怒气并且把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带回家。他们仅仅因为西班牙人利用战场就在附近这个方便绑架他们，把他们当作俘虏出卖，抢劫他们的财产、妻子，才起来造反262 。3月份，在一个巴伦西亚的村子发生了类似事件。叛乱之火已经点燃，但又很快熄灭。正如这两个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战争远远没有被限制在一定地区的范围内。但是，对西班牙政府来说，巨大的危险仍然存在于阿尔普哈拉山。这是一个野蛮的、几乎无法征服的世界。异端分子在这里避居。甚至在20世纪，山地战也从来不是容易打的。富克沃写道，1570年的战争“用微火耗损了并且最终烧毁了西班牙。”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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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086 武器不能完成的事，外交终于完成了。叛乱分子的第一个首领已经被人暗杀。第二个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叛乱分子的大统领阿尔巴基5月2日来到唐·胡安的营帐，亲吻这位亲王的手，归顺投降。一项和约签订了。根据这项和约，摩里斯科人受到宽恕，并获准穿他们的民族服装，但他们须于10天之内投降并交出武器，放在预先指定的地点。柏柏尔人可以前往非洲而不受任何阻拦和惊扰264 。可以看出和约的这些条款相当宽大温和。这些条款使人谈起“陛下的天生的宽大来”265 。但是，它们主要说明国王有不惜任何代价摆脱某种危险的境遇的愿望。这难道是真正的和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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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088 5月15日，已经有3万个摩尔人放下武器。圆船和划桨船都供土耳其人返回非洲之用266 。投降的最后期限定在圣约翰日（6月24日）267 。然而从6月17日起，宗教裁判所法官开始抱怨不满起来。原因是自称已经忏悔了的摩里斯科人散步时随身携带武器，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中肆无忌惮地讲述他们的事迹，夸耀自己杀死了多少基督教徒，夸耀自己为了“违反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268 干了些什么事。另外一封信说，他们当中很多人投降了，但在这些人当中还没有人去教廷圣职部忏悔自己过去的罪孽269 。投降难道仅仅是个计谋吗？一些来自拉腊歇的小低舷长形船继续运来军火。这些低舷长形船相当多，以致桑乔·德·莱瓦的帆桨战船抓获了五六艘这种小船270 。然而，正当上述的非洲人迟迟不登上船时271 ，基督教士兵却因为没有领到军饷而解散，并且产生了通常会有的后果272 。凡此种种都丝毫不能促使叛乱分子对西班牙军队敬畏或理所当然地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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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090 事实上，零零星星的战斗仍然在山里进行。叛乱分子对孤单的基督教徒进行危险的袭击273 。绍利写道：274 “格拉纳达的摩尔人正逐渐被征服，虽然他们当中不乏坚持叛乱者。400个土耳其人已经前去柏柏尔，但是柏柏尔的摩尔人却留了下来。”两三千个摩里斯科人同他们的“国王”仍然留在山中，并且宣称他们只愿在获准留住阿尔普哈拉山的条件下投降，而这正是王家政府不愿作出的让步。绍利解释说：“我敢说要消灭他们至少要打一年仗，因为这些摩尔人收获了大量粮食，种植了小米和其他谷物。我们的军队无法阻止他们收割，因为没有足够的兵员担任这种警戒。”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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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092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王国的“绥靖”会抱什么幻想呢？唐·胡安在他8月14日的信中再次谈到下面这一点：只有驱逐摩里斯科人才会得到和平276 。情况的确是这样。但是，正如人们上一年在格拉纳达进行的那样，撤离一座城市是一回事，撤离一个王国是另外一回事，两者迥然不同。因此，在马德里，官方的说法是：战争已经结束。驻马德里的每个大使都决定向他的君主这样书面汇报277 。仍然在战场上的奥地利的唐·胡安就在这个时刻大谈特谈降服龙达的摩里斯科人以及进入阿尔普哈拉山的一种方式或多种方式278 。对唐·胡安来说，9月份主要的还是破坏叛乱分子的葡萄园或者菜园279 、追捕逃兵（这是另外一类令人讨厌的家伙），同时还有征募新兵等问题，因为战争还像一股没有熄灭的火焰那样在继续燃烧280 。叛乱分子的头领不再与军队直接交锋，而是从这座小山溜到那座小山。所有在山上修筑的堡垒，所有被派遣驻守在这些堡垒里的卫戍部队，都无法阻止叛乱分子躲过监视网蓄意对基督教徒进行突然袭击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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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094 就在这时，西班牙政府决定进行大规模的放逐。毫无疑问，这项措施并不起决定性作用。10月13日，萨亚斯写信给弗朗塞斯·德·阿拉瓦说：“格拉纳达事件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人人可以把它看成已经结束。这样做对报效陛下和维护陛下的声誉都是适当的。”282 这次这倒是真的。11月初，唐·胡安宣布马拉加、本托米斯山和龙达等地区已经平定2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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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096 在这个期间，放逐已经完成。这一行动涉及50万人，可能还更多，特别使低地变得荒无人烟。这一行动令人看了产生怜悯之心。唐·胡安的关于这起事件的证明经常被人引用，虽然他本人拥护放逐这项措施。11月5日，他致函鲁伊·戈梅兹说：“这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件，因为被放逐的人出发时，淫雨霏霏、风雪交加，以致这些可怜的人依偎在一起悲叹。不能否认，目睹一个王国的人被统统赶走，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令人觉得悲惨可怜的事。最后，这件事毕竟做了。”284 梅迪奇驻马德里的代理人诺比利骑士的通讯我们经常引用。他清楚地看到这项惨无人道但很有成效的措施的意义，写信给托斯卡纳大公说：“格拉纳达事件现在完结了。我用一句话来总结：被降服了的摩尔人和低地的摩尔人让战争继续打下去，因为他们秘密地供给叛乱分子粮食。”285 正是他们被驱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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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098 此后，在格拉纳达王国除了几千个像强盗那样生活286 并且像强盗那样结帮成伙进行活动的摩尔人外，再没有剩下别的不屈服的人了。但是，在加泰罗尼亚的比利牛斯山中，摩尔人岂不是同样多，若非更多的话？这并不是一种完美的和平，但是一种接近标准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还有日常的法律不能充分贯彻实施和治安情况不佳的边缘地区。摩里斯科人被再度安置在卡斯蒂利亚。与此同时，在被平定了的王国，老基督教徒前来开拓、垦殖，使格拉纳达的肥美的土地变为殖民地。基督教世界毕竟在这场耗资巨大的战争中毫无所失2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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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100 11月30日，唐·胡安离开格拉纳达这个他最初学习打仗的战场，并且从此一去不复返。12月13日，他到达马德里288 。另外一项任务正在那里等待他去完成。这项任务可能是刚刚熄灭的战争产生的后果。因为土耳其人之所以在这个时刻进攻塞浦路斯（这是土耳其人的参谋部门所珍视的早已制订好的老计划），理由之一难道不是在地中海的另外一端西班牙似乎受到内战的羁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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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102 塞浦路斯战争的开始阶段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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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104 1569年和1570年之间的冬天土耳其的政策怎样制订和安排，我们看得相当清楚。如果说清楚的程度还不完全、彻底的话，至少也属罕见。因为从历史的观点看，16世纪的土耳其几乎是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我们这些西方的历史学家只能够从外部通过西方官方的代理人的报告去观察它。但是，在从1569年到1570年这段时期，土耳其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和威尼斯在东地中海殖民地的总督关系密切，他执行的政策并非他的政府的政策。这两条行动路线之间的区别使我们能够比平时更加深入土耳其帝国的内心世界。这是历史学家的说法。情况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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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106 大家知道，新的土耳其皇帝塞里姆即位之初并不穷兵黩武。然而，传统的惯例和习尚却要求他以一次辉煌的胜利来作为他的统治开始的标志。这次胜利带来的好处会使他能够修建并装备新君主在传统上需要的清真寺。1567年、1568年和1569年的半休战状态我们已经看到，但是我们还没有最终有把握地加以解释。1569年，当格拉纳达叛乱爆发时，俄罗斯战争的需求和红海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使全部可能在西方进行的活动都陷于停顿。但是，既然在秋季摩里斯科人还没有放下武器，对他们的支援问题就尖锐地提了出来。土耳其人会使他们的舰队一直推进到西班牙海岸吗？在西班牙半岛上人们相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土耳其舰队必须在柏柏尔海岸或者法国海岸上拥有一个据点。于是把土伦港作为避难处的要求公开提了出来，公开程度之大使得人们寻思：土耳其此举是否更主要旨在使西班牙惶恐不安，而非取得港口？西班牙获悉土耳其的这项请求，预先作出了反应。土耳其人曾经认真考虑过援救摩里斯科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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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108 首先，两地遥隔，显然帆桨战船冬季必须停航。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援助格拉纳达的叛乱分子在技术上可能吗？保罗·赫尔290 在他渊博的、内容丰富的关于塞浦路斯战争的著作中估计这是可能的，但也只有在这样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这项政策的确是甘心情愿采取的，并且得到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的大力支持。这项政策是鹰派的政策，是在各个方面都无愧于苏里曼大帝的威势和声誉的政策，是成千上万份文献资料证实了的政策。但是，是什么样的文献资料呢？是威尼斯在东地中海殖民地的总督写的汇报他同奥斯曼帝国首相的会谈情况的信件。然而，不能排除这位首相可能欺骗愚弄他会谈的对方。他表面上对其会谈对方的信任、对他吐露的衷情、对他说的心里话、给予他的恩惠甚至同威尼斯的彻底断交也未能中断的会谈，所有这些难道不是很具有巴尔干的和东方的特色吗？特别是很符合素丹的总的政策的利益吗？分散威尼斯对正在形成的危险的注意力，然后同威尼斯保持友好关系（因为外交绝不是无用的），这并不一定就是这种虚情假意的目的，如果的确有什么虚情假意的话。但是，我当然不会相信索科里的所言所行像保罗·赫尔描述的那样真诚。保罗·赫尔像其他很多历史学家一样，他关切的是论证说明土耳其的衰落，是通过量度索科里的“老鹰政策”和塞里姆的平庸的、目光短浅的政策之间的差距来说明这一点。索科里的政策是：不触碰威尼斯，但要援助摩里斯科人。塞里姆的政策是：打击威尼斯帝国的外部边缘塞浦路斯。众所周知，塞浦路斯是这个帝国设防很差、易受攻击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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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110 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对土耳其政策的过分简单、缺乏证据的解释。土耳其制定政策的中心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倾向，难以理解（例如早在1563年拉古萨的情报人员就报告了苏里曼大帝攻占塞浦路斯的计划）。索科里出生时是波斯尼亚人。他还很年幼时就被人从他信奉基督教的父母那里抢走。他一步一步攀登奥斯曼行政等级的阶梯，1555年任土耳其帝国大臣，十年后成为首相和塞里姆的女婿。他在难以于其中幸存的宫廷里，在一个冷酷无情、令人畏惧的主人的左右成长起来。他修身养性，苦其心志，达到自我控制、不露声色、韬光养晦的境地。他被说成是威尼斯的朋友。他为威尼斯效劳，换取回相当大的报偿。这种行动从来没有让土耳其皇帝的宫廷的任何一个大臣承担什么义务。据称，他热爱和平，是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这种说法夸大其词，因为他要的是土耳其式的和平。这种和平对弱者来说是难于负担的；对土耳其素丹的政府来说则是光荣体面的。此外，如果穆罕默德·索科里的政策的确是人们认为他所要采取的政策的话，那么当航船向另外一个方面行驶时，他仍然能够控制事态的发展，继续掌舵吗？据说他的政策很有分寸，只暗示出来，必要时变得温和，在适当时机又抛在一边。但是，这种灵活性的证明又在哪里呢？即使这种证明存在，当我们了解到素丹宫廷内部的激烈争吵和冲突的时候，就很难相信这种灵活性、这种两面派手法，即背叛或者至少破坏他的君主的图谋的行径，使他能够对抗他所有的敌人，对抗素丹过去的导师拉拉·穆斯塔法大臣，对抗海上将军皮亚利帕夏这个阴谋家和对抗有权有势的犹太人米卡斯。附带说一句，人们会寻思，对他的这些敌手中的最后一个，对这个十分可疑的人物，对这个欺诈行骗的债主（他向法国索还借款时至少是这样），对这个根据我们今天的看法即使不是戏剧里的阴险狡诈之徒至少也会被称为天生的间谍的完整典型的人物，应该有什么看法呢？关于米卡斯的情况，也是西方，唉，也只有西方，提供了一些函件和资料。米卡斯同托斯卡纳大公、热那亚以及西班牙，可能还同葡萄牙有联系……他是叛徒吗？或者准许我们来假设推想一下，他是奉命行事吗？他在一项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协调一致的政策中扮演一个特意筹划的角色时并没有忘记从中谋取私利。根据保罗·赫尔的看法，他只不过是个“极不干净”291 的人而已，是个根据个人的恩怨和利害得失行事者而已。他出于个人的恩怨反对威尼斯，因为后者夺走他的妻子的一部分财富；他出于个人的利害得失反对威尼斯，因为据说从1569年起292 ，他渴望成为塞浦路斯的国王，渴望在这个岛上设置一块和他属于同一教派者的殖民地。他可能有上述种种动机，这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当然不会像这个令人不安的人物293 的传记的作者和忠实的崇拜者那样把他描绘得像雪那样白璧无瑕。我们必须承认，由于缺乏证据，我们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来对他进行评述。我们还必须承认，沿着由传记和野史轶事铺砌成的这条十分可疑的道路去探讨土耳其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篇章，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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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112 如果人们想不惜任何代价提出某些假设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否认存在着一项坚定不移地、过早地固定在一个目标——塞浦路斯——上的土耳其政策。这项政策发挥作用，支配某些行动，让每个人都扮演自己的角色。它让这个人对威尼斯亲切殷勤，让另外一个人处理同西班牙或者同法国的交易买卖。土耳其的政策是到处施放烟幕。它不让摩里斯科人灰心丧气，但又不促使柏柏尔人摆脱受他们半支持的状况。它在需要时指责柏柏尔人在突尼斯冒险294 ，但又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实行一项十分类似的政策，因为土耳其人虽然并不关心直接或者通过攻击西班牙的舰队来间接帮助在等待中的摩里斯科人，但寻求从摩里斯科人不自觉地给予他们的帮助中得到好处，以便不冒风险地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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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114 土耳其人下定决心不放过任何机会，这一年也寻求恢复由于从1567年到1568年这段时期法国和西班牙的接近而已经变得相当冷淡的法土联盟。这就使1569年土耳其人提出的关于土伦的要求具有它的意义（这是一个摸底试探的时机），这还使同样怪诞的克洛德·迪·布尔所作的怪诞的君士坦丁堡之行具有它的意义。克洛德·迪·布尔在法国的东方政策处于复杂微妙和不正常的时刻到达，并且以他“疯狂的想象”295 使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他很快同正式派驻的大使发生争吵，企图搞垮银行家米卡斯和得到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的好感。在此期间，他为热那亚人效劳，代表他们进行谈判。当他在1568年和1569年之交的冬季由土耳其特别大使陪同取道威尼斯返回时，身上携有在穆斯林国家中规定基督徒或外侨权利的协定的“展期文件”。这是因为土耳其亟欲看见在西方再度出现一个遵循传统政策和支持土耳其利益的法国。人们（怀着不自觉的西方的骄傲）惯常看到法国把土耳其拉到自己一边并为了自身的目的利用土耳其。但是，土耳其也恳求法国并把法国拉到它那一边去。例如1569年和1570年就有过这种情况。在这两年内，安茹公爵和瓦卢瓦的玛格丽特的新婚丈夫、特兰西瓦尼亚亲王就波兰王位继承问题进行了会谈2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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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520116 但是，同这个被第三次内战弄得四分五裂的法国怎样恢复法土协定呢？法国国王被卷入天主教徒一边，走得太远，无法作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件事最好的证明是他同意在威尼斯逮捕迪·布尔和伴随他的土耳其人297 。迪·布尔接连写信，许下很多大愿。他有多少话要讲啊！最后，他获准离开威尼斯，但结果又在米兰多拉被捕……这丝毫不能阻止法国国王夸耀可怜的迪·布尔在威尼斯市政议会和土耳其人之间进行的斡旋2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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