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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吉斯家族和不妥协的天主教党衰落后，法国的内战停止了一段时期。7月14日的停战协定签订后紧接着公布了8月8日的圣日耳曼抚慰赦令299 。卡特琳那时转向新教徒。她转变的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致人们开始议论所谓“恶魔似的婚姻”（“恶魔似的”这个形容词是弗朗塞斯·德·阿拉瓦使用的）300 ，即安茹公爵和伊丽莎白的婚姻以及纳瓦尔的亨利和瓦卢瓦的玛格丽特的婚姻。在外交方面，法国当时正着手推行一项大规模的反对西班牙的政策。这个意大利女人不但不再满足于在法国的两党之间迂回曲折地前进，而且也不满足于在这两党紧紧依靠的强国之间迂回曲折地前进。法国的局势突然明朗起来。这个现象似乎总是被人不正确地只用个人之间因琐事而进行的争吵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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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当时在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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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海上从来没有过比1569年和1570年之间的那个冬天更加严酷、风暴更大、更不利于消息传播的冬天了301 。这种恶劣的天气，使不同地区之间的距离比平时更大，使掩蔽土耳其的行动的那道无声的障碍更加强固。然而，人们知道，而且在几个月以前就已经知道，土耳其人狂热地进行武装302 ，而且这显然是为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袭击。袭击马耳他？袭击拉古莱特还是袭击塞浦路斯？当还在进行推测的时候，土耳其袭击了威尼斯，袭击了他们在这个国家能够打击到的任何地方。由于时值严冬，威尼斯城本身的人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才得知这件事，虽然这个城市的人始终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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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还不顾明显的事实，一直不相信灾难降临。这的确是一场灾难，因为这个由于谨小慎微而经常被人嘲笑、这个充当妓女同土耳其人睡觉的威尼斯，除了谨小慎微、审慎行事之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它是自己的个性和政策的牺牲品，但更主要的是它自己的躯体、它自己的疆土分散、四处延伸的帝国的牺牲品，是它自己的经济的牺牲品。它的帝国的疆土仅仅是一串海上的据点。它的经济迫使它像19世纪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那样依靠外部世界生存，以它的进出口贸易为生。它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庞大的西班牙帝国或者是土耳其帝国（从某种观点看它是土耳其帝国的边境）奉行的那种政策，不会是这些人力资源丰富、土地辽阔的帝国奉行的那种政策。因此，威尼斯的政策时时刻刻都在研讨、谋划之中。这只能用国是的理由来加以阐明。然而，在16世纪的下半个世纪，这种明智的审慎态度却变得毫无用处可言，因为处于发展演变中的世界是同威尼斯，同它的政治模式，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也可以）同它的生活方式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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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年，威尼斯刚刚度过持续了30年的和平。这是富有成果的和平。然而，这个和平对威尼斯的政治结构影响的程度和对它的防务削弱的程度，都超过了人们和威尼斯自己的想象。特别是它那过去令人生畏现在则已陈旧过时的防御体系和它的军事机构的解体（它的军队的领导人，特别是它的舰队的领导人，每天都失望地指出这一点），使它的战备处于大大低于几十年前的水平303 。它习惯于这种几年来一直受到威胁但又总是出乎意料地得到拯救它的和平。它习惯于巴尔干世界成千上万的阴谋诡计，因此也习惯于相信细小的权宜措施的有效性。它已经不再把土耳其的政策或者土耳其的虚张声势的姿态看得过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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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最初试图恐吓它。土耳其抱着这样的希望：威尼斯将不战而降，只需进行袭击然后立即谈判就足够了。因此，在土耳其的威尼斯商人1月份遭到逮捕。他们的货品财物交给第三者保管304 。2月中旬，似乎已经在摩里亚采用了同样的措施。船只遇到同样的命运。两艘停泊在君士坦丁堡的已经装载完毕的威尼斯大帆船的货物被搬空，船被征用来为舰队服务。但是，这远非被某些历史学家说成是大规模的一网打尽的行动的那种“对威尼斯船只的扣押”。冬天，在人们得知这项措施之前能够扣押、没收的船只不可能为数很多。其次，这项措施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不安之处。大帆船已经得到支付赔偿金的允诺。这些船只被扣押、没收，只不过是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而已。这种事在19世纪司空见惯、相当普遍。威尼斯之所以感到不安（它自然会感到不安并因而进行武装），是因为它得到土耳其素丹将率军穿越安纳托利亚和卡拉马尼并已在卡斯特尔努奥沃305 又部署了新土耳其近卫军士兵700名的消息。但这并不妨碍在科托尔的威尼斯的总督府以后赠送礼品给穆斯塔法帕夏的儿子。他当时正路过卡斯特尔努奥沃306 。土耳其人将凭借土耳其历史上的权利要求把塞浦路斯无条件地转让给他们，这一点可能从2月1日起在君士坦丁堡就已经众所周知了。但是，这个消息虽然已于2月9日在格朗香的通讯中提到307 ，却迟至3月份才传到威尼斯。这时战争已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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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无疑想用一种露骨的威胁来支持他们的外交行动。他们的确已经进攻过威尼斯的属地。2月27日，星期一这天，恶劣的天气把一个名叫博米诺·德·基奥季亚的人的威尼斯船抛到佩斯卡拉附近的亚得里亚海的海岸上。26日，星期日，这艘船离开扎拉后，一场可怕的风暴在安科纳山的南面，使它偏离了航向。这个在一些商人中名声很好的船主报告说，2.5万到3万个土耳其人已经突然扑向扎拉，仅仅由于偶然的原因，两艘帆桨战船才凭恃它们的大炮击退了来犯者并发出警报308 。上述数字无法查证。但是，根据1576年的一份报告，总共有6万人的达尔马提亚警备部队守卫的漫长而脆弱的防线已经遭到进攻，这一点却是严酷的事实。土耳其人猛攻这个地方并大肆破坏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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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土耳其提出要求的消息，正式传到威尼斯310 。2月1日，从君士坦丁堡紧急派出的传达奥巴特311 将近3月中312 经过拉古萨，并于3月27日这天获准拜会威尼斯的元老院。但是，他没有获准正式陈述他的使命，并且听到一些非常尖锐和难听的话。土耳其的要求遭到元老院的220票中的199票的拒绝313 。威尼斯确实决定进行斗争。3月中，它向菲利普二世派去一名特使314 。庇护五世由于威尼斯的告警已经向西班牙的君主派去路易斯·德·托雷斯。这位大使的使命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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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公开显示它作战的意志。它武装它的后备舰队，让这支舰队下水。它为它的帆桨大木船配备船员，用精良的大炮装备福斯托的大帆船，征募士兵，接受大陆城市提供的兵员，向塞浦路斯派去一支土耳其人无法拦截的军队，把几千人投向达尔马提亚，向扎拉派去一名工程师316 。这些战备武装工作在春季到来之前大事张扬地完成了，但不一定有坚决使用这些武器装备的意图。土耳其军队迟至7月份才首次在塞浦路斯岛的南端登陆。直到那时为止，威尼斯只满足于严格遵照成规惯例行事：首先是不要显出被吓倒的样子；其次是以威胁对付威吓，以暴力对付暴力。它一旦得到它的国民的财富和个人被扣押的报告后，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采取报复措施317 。但是，土耳其人一旦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它也仿效行事318 。不错，5月5日，被任命为威尼斯总督的皮埃尔·洛雷达诺代表主战派319 。但是，主和派远没有沦落到软弱无力、哑口无言的地步。3月27日这天显示出威尼斯举国上下同心协力。这个全国一致的行动，是关系到国家威望的大事。这在主和派看来，毫无疑问也是干得十分巧妙的。但是，在这种全国一致的表象的后面却是派系林立、四分五裂，政治上朝三暮四的情事屡见不鲜。如果土耳其人已经撤退，威尼斯本会马上忘掉它的战备武装，忘掉基督教世界的利益和它亲爱的姊妹西班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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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年初，西班牙忧心忡忡，深感不安，并且身处困境。使它感到不安的是土耳其人进行的大规模的战备武装；使它身处困境的是占用了它的大部分海、陆军的战争。北方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使它处于困境之中。它目睹这些事件发生，但因阿尔贝公爵拒绝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而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后者在某种意义上袖手旁观，保持中立。但这是一种代价异常昂贵的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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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的大部分帆桨战船当时正忙于沿着格拉纳达的海岸警戒、巡逻，因此，他们无法随意使用这些舰船。他们还危险地使意大利陷于军队撤光、无人保卫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西班牙对来自黎凡特的消息所作出的反应，首先就是效法在进行马耳他战役之前所组织的警戒待命行动，使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北非的要塞、堡垒处于戒备状态。这种种戒备措施也耗资巨大，但无法避开，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证明土耳其人会宽容西班牙的属地，不加侵犯。公文急报一再坚称土耳其不会发起进攻，但是，难道可以始终对这些公文急报深信不疑吗？而且，发出公文急报的人也说法各异。可以把大量混浊不清的水随意引入传播消息的河渠中。人们声称，威尼斯常常像使用武器那样使用它的出色的情报机构。这个武器会使基督教世界惶惶不可终日，并在这个世界维持一种土耳其的危险所引起的精神变态。当然，不管怎样，在16世纪，人们对威尼斯散布的消息并非深信不疑，而是半信半疑。然而，对威尼斯人来说，在消息的出发点君士坦丁堡和在威尼斯，施展骗术、玩弄花招、必要时还唆使人撰写供西班牙国王陛下阅读的公文急报，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不管怎样，3月12日，那不勒斯总督还写道：“我收到我最相信的代理人之一1月22日自君士坦丁堡的来信。这封信证实了我的看法，即不管人们关于达尔马提亚的战争开始的情况刚刚了解到些什么，目前正在准备作战的这支大型舰队并不仅仅是用来进攻威尼斯的。”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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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班牙人在意大利南部集中了他们所能集中的帆桨战船。由于西班牙缺乏常备部队，他们还为米兰和那不勒斯征募了德意志士兵；为西西里的帆桨战船征募了意大利士兵。他们供给拉古莱特兵员、粮食和军火。3月31日，菲利普二世致函昌托奈说321 ：“我决定征募两团德意志士兵，其中一团为米兰征募，另外一团为那不勒斯征募”，因为“我在意大利的各个国家目前兵员奇缺”，以致前往进攻这些国家的土耳其人会对这些国家造成严重损失。预定开往那不勒斯的团队由胡安·安德烈·多里亚的帆桨战船在热那亚装上船后，于5月3日到达目的地322 ，并且立即派往各个海岸。但是，6月底，当土耳其的危险在具体的地区已经成为明显的事实时，这个团队在威尼斯拒绝发给它薪饷之后323 解散了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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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帆桨战船，让·安德烈·多里亚于4月份到达那不勒斯之后，在意大利南部拥有60来艘。这个数字是热那亚、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舰队的舰船的总和。那不勒斯的舰队由圣克鲁斯侯爵率领。首领们抱怨说，这些帆桨战船武器装备窳劣，船上划桨苦役犯数量不足325 ，很少士兵或者根本没有士兵。7月份，胡安·安德烈·多里亚获准征募意大利士兵2000来名以便为他的舰船配备兵员。在此期间，舰队不得不两次驶往拉古莱特3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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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航行的矛头是指向厄尔杰·阿里的。人们获悉，他已经率领24艘或者25艘帆桨战船在比塞大停泊。让·安德烈·多里亚打算派遣他的31艘加强了的帆桨战船前去掳获这24艘帆桨战船。但是，在这个期间，卡拉布里亚人已经在比塞大的河岸设防。猎获物受到严密保护。基督教徒的帆桨战船掉过头来航行，先开到拉古莱特，然后抵达撒丁岛。这些舰船开到那不勒斯之前要在撒丁岛换载一些部队327 。不久以后，它们接到前往西西里然后向东方驶行的命令。菲利普二世不顾渴望进攻突尼斯的西西里的新任总督佩斯卡尔的一再请求328 ，答应了教皇和威尼斯的请求。人们试图拯救塞浦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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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救塞浦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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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7月份在塞浦路斯岛登陆。9月9日，这个岛屿的首府尼科西亚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只有法马古斯塔因为设防较好仍然在威尼斯人的控制之下，而且拥有能进行长期抵抗的大量兵力。由于消息传递延迟，已经到了相当晚的时候，直到仲夏，塞浦路斯问题才明明白白提了出来。威尼斯会派兵前往援救这个岛屿吗？它能够单独对付土耳其人，拯救这个盛产糖、盐和棉花的宝岛吗？不管怎样，它的利益在于挑动西方反对土耳其人，使这场局部战争从属于一场总的大战。这场总的战争的威胁可能使它的敌手胆寒却步，迫使它的敌手把手松开接受妥协。它也希望不把自己和地中海的另外一个巨人结合在一起，避免缔结一个与1538年的联盟类似的联盟329 。这个1538年的联盟对它来说记忆犹新、十分恶劣。威尼斯感到多里亚和巴巴罗萨当时勾结串通沆瀣一气。1590年，帕鲁塔坚称发生了背叛情事。既然它当时遭到进攻，它怎能在两派之间不偏不倚、不依附任何一派，不受约束自行其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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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西班牙卷入这场赌博中，并非轻而易举的小事。格朗弗勒得到最先传来的消息后，就宣布反对对威尼斯进行任何援救。谈判通过罗马当局进行，最初是三方商谈。但是，庇护五世这个令人惊奇、不可思议的人物很快就操纵了谈判。他不久就单独一人行事。由于他的天主教政策过去始终是一种战斗性的政策，因此，他行动起来，手段更加激烈、粗暴。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那样，教皇的那股热劲1566年曾经受挫落空，但在地中海后来发生的事件中却得到报偿。他干劲十足，全力以赴解决问题。他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干脆利落地解决困难。他迫使谈判双方作出决定。原则上，他自己只不过是双方的调解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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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料到，这个教皇很少关心威尼斯把它自身束缚在其中的那些卑微狭隘的谋划和算计。威尼斯唯一关切的是拯救自己的种植园和盐田。1570年3月，威尼斯的元老院开会时，教皇已经通过他的使节向威尼斯施加压力，并且马上准许威尼斯对该国教士征收所得税，以便帮助这个共和国进行战备武装。他很快同意建立一支教皇的舰队。1571年，托斯卡纳的帆桨战船是这支舰队的主体部分。他很快准许把木材运往安科纳制造帆桨战船330 。他很快向菲利普二世派去他的心腹、亲信、教皇左右的热诚积极的教士之一的路易斯·德·托雷斯331 。这个人由于是西班牙人并在菲利普二世的国务会议里有亲朋好友，因此被特地挑选出来担任这项任务并被尽快派往西班牙。对他的指示3月15日发出。4月份，他在科尔多瓦受到菲利普二世接见332 。这个月格拉纳达鏖战正急，达到高潮，而科尔多瓦离战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因此，他在一种宗教狂热的气氛中，当基督教世界的命运正处于激奋的状态的时刻到达333 。这个世界的北部边缘（被宗教改革）和南海海岸同时遭到进攻。南海海岸在两场战争之间处境悲惨困难。大西洋上的大规模的敌对行动，很快就使这两场战争合二为一。当时这种激奋情绪不但在庇护五世的信中迸发出来（如果情况相反倒会令人惊讶），而且也在他的特使的信中跃然纸上。只要浏览一下这些信件就可以发现构成格拉纳达之战背景的那种充满激情偏见的活生生的现实事物和十字军东征精神的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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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谈判进展缓慢。庇护五世要求的是一个正式结成的联盟，而不是一种过渡性的、临时凑成的联合。托雷斯收到的指示用他奉命向国王重申的话语说得明明白白：“很清楚，促成土耳其人同威尼斯人争吵、决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土耳其人相信会看到威尼斯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没有希望和陛下联合，陛下正忙于同格拉纳达的摩尔人打交道。”但是，最巧妙的算计有时会是最错误的算计。菲利普二世之所以终于接受了反对伊斯兰教联盟，可能正是因为1570年，即进行格拉纳达战役这一年，把西班牙带回它往昔的激情狂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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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政治利益和财政利益都没有被人置诸脑后。威尼斯就是基督教世界的边境。这个世界会在威尼斯陷落之后或者在威尼斯同土耳其人缔结了法国政府毛遂自荐为它谈判的和约之后变得强大一些吗？教皇没有忽略这些论据中的任何一个。他写信给西班牙国王说：“威尼斯的堡垒是西班牙国王的要塞的天然防御工事。”缔结这个联盟对菲利普二世来说等于“拥有威尼斯各邦、它们的人力、武器和舰队为他服务”。至于财政利益，这是清清楚楚的。自从1566年以来，西班牙国王就拥有大量特别税收入（即西班牙教士每年缴付的50万杜卡托）。但是，准许征收圣战税的教皇喻旨没有重新颁布，这意味着每年损失40万杜卡托334 。1567年准许征收的什一税没有征收，因为担心遭到过分强烈的反对。路易斯·德·托雷斯以教皇的名义带来对征收圣战税的特许。但是，这项特许由于良心上的顾虑，到那时为止一直被扣住。这项对西班牙的财政预算的重大支持，毫无疑问对西班牙国王所作的决定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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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通常被人认为行动迟缓、犹豫不决、优柔寡断，这次却在路易斯·德·托雷斯对他作了详尽的解释说明之后一个星期335 原则上同意了对西班牙、威尼斯、土耳其以及对整个地中海来说都肯定是长期以来采取的最大一次冒险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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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缔结联盟以前就已经试图援救塞浦路斯336 。援救工作在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因为一切都是临时匆匆安排的。尽管苏尼加在罗马多次进谏反对，教皇的舰队仍然临时仓促组成。教皇或许希望让他自己的舰队出现，以此来防止西班牙人在这次征伐中像在从1538年到1540年那段时期那样随心所欲地指挥一切。另外一项也是临时仓促作出而且更加严肃认真的决定：任命马尔坎托尼奥·科洛纳为联合舰队司令337 。他是罗马领主、那不勒斯的王军统领，因而也是菲利普二世的封臣338 。他一心一意想得到西班牙的恩宠（他已经两次试图去马德里旅行以便获得这种恩宠，但不很得手）。他是军人，不是水手。他年轻时只短期率领过他自己的帆桨战船。但是，庇护五世一旦选中了他，就坚持让他留在基督教舰队的领导岗位上。这一切都已经很严重了，因为作战时期，人不能临时充当舰队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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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应当临时仓促组建一支作战舰队。然而，这正是威尼斯不得不做的，舍此别无他途可循。它迅速调集了一支庞大的舰队。但是，这项工作做得很差，因为它的战争机器因在漫长的和平时期闲置不用而锈蚀损坏。此外，它的海军的兵力分散为一支支单独的舰队。后备舰队在海军造船厂的干船坞里尚待重新配备人员。如果说威尼斯是富有的，甚至在物资、器材、船舶、帆桨战船、威尼斯式帆桨大木船和大炮等方面过分富有的话，它在人力方面却极端贫穷，在粮食供应方面却非常匮乏。一支海军需要划桨手、船员、帆桨战船上的士兵、木桶、储粮箱等。这些全都短缺。威尼斯市政议会既不懂得迅速行动，也不懂得采用新的战术来弥补人力的不足。它只开始模模糊糊地、粗略地看到用大炮装备起来的圆船、大帆船或者超级帆桨战船会有什么前途。尽管2月份时值严冬，圆船紧急运往塞浦路斯的援军仍然到达。途中，大帆船的炮火摧毁了土耳其的帆桨战船339 。但是，教训并没有被人吸取。鉴于危险迫在眉睫，现在来摆脱几百年的传统，来抛弃战斗的人既是战斗的动力又是战斗的机器的这种概念都已为时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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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埃罗尼莫·扎内的统率下，3月13日从威尼斯出发的60艘帆桨战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于4月13日抵达扎拉340 。这些舰船在那里停留了两个月，直到6月13日为止。停留期间，如果不计算这些舰船为了对付乌斯科克人和为了对付海盗对拉古萨领土的袭扰而进行的几次巡逻341 ，几乎按兵不动，无所事事，白白消耗了粮食。在没有可以提供物资的内地的扎拉港，补充这些粮食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些舰船甚至未能阻止土耳其的帆桨战船抢劫阿尔巴尼亚的海岸。这种按兵不动、无所事事的行动，也可能有充足的理由：它们既有保卫威尼斯的意愿，也惧怕亚得里亚海冬季的天气；在这种天气条件下，可以快速袭击、迅速横渡，但大型舰队不能编队驶行。它们也担心同土耳其舰队遭遇。土耳其舰队以希腊为基地保护希腊和塞浦路斯之间的交通往来。至少这是一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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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到来，伊埃罗尼莫·扎内接到径直前往干地亚的命令，以便在该地调集全部威尼斯的帆桨战船。这些舰船也奉命在该岛集结。特别严令禁止这位海军司令在中途以任何事情为由停留。如果停留，将会使土耳其舰队打算开到并且来得及开到亚得里亚海。威尼斯舰队抵达科孚时，风闻教皇的舰队和西班牙舰队即将开到。它继续驶往干地亚。按照规定，它本来可以指望在该岛得到充足的兵员和粮食。但是，当它于8月份到达时，什么都没有准备就绪。这是由于粗心大意，缺乏远见？还是由于的确存在困难？一些威尼斯的报告对这些真正的困难作了解释。为威尼斯进行的从希腊群岛征募船员和收买被罚划船的奴隶的工作日趋困难。8月31日，西班牙的和教皇的舰队驶入苏扎港。教皇的舰船并不比威尼斯的舰船装备精良。西班牙的帆桨战船则集中于墨西拿，在那里补充了划桨手和士兵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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