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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战争的开始阶段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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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年和1570年之间的冬天土耳其的政策怎样制订和安排,我们看得相当清楚。如果说清楚的程度还不完全、彻底的话,至少也属罕见。因为从历史的观点看,16世纪的土耳其几乎是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我们这些西方的历史学家只能够从外部通过西方官方的代理人的报告去观察它。但是,在从1569年到1570年这段时期,土耳其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和威尼斯在东地中海殖民地的总督关系密切,他执行的政策并非他的政府的政策。这两条行动路线之间的区别使我们能够比平时更加深入土耳其帝国的内心世界。这是历史学家的说法。情况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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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新的土耳其皇帝塞里姆即位之初并不穷兵黩武。然而,传统的惯例和习尚却要求他以一次辉煌的胜利来作为他的统治开始的标志。这次胜利带来的好处会使他能够修建并装备新君主在传统上需要的清真寺。1567年、1568年和1569年的半休战状态我们已经看到,但是我们还没有最终有把握地加以解释。1569年,当格拉纳达叛乱爆发时,俄罗斯战争的需求和红海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使全部可能在西方进行的活动都陷于停顿。但是,既然在秋季摩里斯科人还没有放下武器,对他们的支援问题就尖锐地提了出来。土耳其人会使他们的舰队一直推进到西班牙海岸吗?在西班牙半岛上人们相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土耳其舰队必须在柏柏尔海岸或者法国海岸上拥有一个据点。于是把土伦港作为避难处的要求公开提了出来,公开程度之大使得人们寻思:土耳其此举是否更主要旨在使西班牙惶恐不安,而非取得港口?西班牙获悉土耳其的这项请求,预先作出了反应。土耳其人曾经认真考虑过援救摩里斯科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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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两地遥隔,显然帆桨战船冬季必须停航。在这种情况下,直接援助格拉纳达的叛乱分子在技术上可能吗?保罗·赫尔290 在他渊博的、内容丰富的关于塞浦路斯战争的著作中估计这是可能的,但也只有在这样的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这项政策的确是甘心情愿采取的,并且得到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的大力支持。这项政策是鹰派的政策,是在各个方面都无愧于苏里曼大帝的威势和声誉的政策,是成千上万份文献资料证实了的政策。但是,是什么样的文献资料呢?是威尼斯在东地中海殖民地的总督写的汇报他同奥斯曼帝国首相的会谈情况的信件。然而,不能排除这位首相可能欺骗愚弄他会谈的对方。他表面上对其会谈对方的信任、对他吐露的衷情、对他说的心里话、给予他的恩惠甚至同威尼斯的彻底断交也未能中断的会谈,所有这些难道不是很具有巴尔干的和东方的特色吗?特别是很符合素丹的总的政策的利益吗?分散威尼斯对正在形成的危险的注意力,然后同威尼斯保持友好关系(因为外交绝不是无用的),这并不一定就是这种虚情假意的目的,如果的确有什么虚情假意的话。但是,我当然不会相信索科里的所言所行像保罗·赫尔描述的那样真诚。保罗·赫尔像其他很多历史学家一样,他关切的是论证说明土耳其的衰落,是通过量度索科里的“老鹰政策”和塞里姆的平庸的、目光短浅的政策之间的差距来说明这一点。索科里的政策是:不触碰威尼斯,但要援助摩里斯科人。塞里姆的政策是:打击威尼斯帝国的外部边缘塞浦路斯。众所周知,塞浦路斯是这个帝国设防很差、易受攻击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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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对土耳其政策的过分简单、缺乏证据的解释。土耳其制定政策的中心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倾向,难以理解(例如早在1563年拉古萨的情报人员就报告了苏里曼大帝攻占塞浦路斯的计划)。索科里出生时是波斯尼亚人。他还很年幼时就被人从他信奉基督教的父母那里抢走。他一步一步攀登奥斯曼行政等级的阶梯,1555年任土耳其帝国大臣,十年后成为首相和塞里姆的女婿。他在难以于其中幸存的宫廷里,在一个冷酷无情、令人畏惧的主人的左右成长起来。他修身养性,苦其心志,达到自我控制、不露声色、韬光养晦的境地。他被说成是威尼斯的朋友。他为威尼斯效劳,换取回相当大的报偿。这种行动从来没有让土耳其皇帝的宫廷的任何一个大臣承担什么义务。据称,他热爱和平,是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这种说法夸大其词,因为他要的是土耳其式的和平。这种和平对弱者来说是难于负担的;对土耳其素丹的政府来说则是光荣体面的。此外,如果穆罕默德·索科里的政策的确是人们认为他所要采取的政策的话,那么当航船向另外一个方面行驶时,他仍然能够控制事态的发展,继续掌舵吗?据说他的政策很有分寸,只暗示出来,必要时变得温和,在适当时机又抛在一边。但是,这种灵活性的证明又在哪里呢?即使这种证明存在,当我们了解到素丹宫廷内部的激烈争吵和冲突的时候,就很难相信这种灵活性、这种两面派手法,即背叛或者至少破坏他的君主的图谋的行径,使他能够对抗他所有的敌人,对抗素丹过去的导师拉拉·穆斯塔法大臣,对抗海上将军皮亚利帕夏这个阴谋家和对抗有权有势的犹太人米卡斯。附带说一句,人们会寻思,对他的这些敌手中的最后一个,对这个十分可疑的人物,对这个欺诈行骗的债主(他向法国索还借款时至少是这样),对这个根据我们今天的看法即使不是戏剧里的阴险狡诈之徒至少也会被称为天生的间谍的完整典型的人物,应该有什么看法呢?关于米卡斯的情况,也是西方,唉,也只有西方,提供了一些函件和资料。米卡斯同托斯卡纳大公、热那亚以及西班牙,可能还同葡萄牙有联系……他是叛徒吗?或者准许我们来假设推想一下,他是奉命行事吗?他在一项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协调一致的政策中扮演一个特意筹划的角色时并没有忘记从中谋取私利。根据保罗·赫尔的看法,他只不过是个“极不干净”291 的人而已,是个根据个人的恩怨和利害得失行事者而已。他出于个人的恩怨反对威尼斯,因为后者夺走他的妻子的一部分财富;他出于个人的利害得失反对威尼斯,因为据说从1569年起292 ,他渴望成为塞浦路斯的国王,渴望在这个岛上设置一块和他属于同一教派者的殖民地。他可能有上述种种动机,这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当然不会像这个令人不安的人物293 的传记的作者和忠实的崇拜者那样把他描绘得像雪那样白璧无瑕。我们必须承认,由于缺乏证据,我们没有掌握充分的材料来对他进行评述。我们还必须承认,沿着由传记和野史轶事铺砌成的这条十分可疑的道路去探讨土耳其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篇章,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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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想不惜任何代价提出某些假设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否认存在着一项坚定不移地、过早地固定在一个目标——塞浦路斯——上的土耳其政策。这项政策发挥作用,支配某些行动,让每个人都扮演自己的角色。它让这个人对威尼斯亲切殷勤,让另外一个人处理同西班牙或者同法国的交易买卖。土耳其的政策是到处施放烟幕。它不让摩里斯科人灰心丧气,但又不促使柏柏尔人摆脱受他们半支持的状况。它在需要时指责柏柏尔人在突尼斯冒险294 ,但又为了自己本身的利益实行一项十分类似的政策,因为土耳其人虽然并不关心直接或者通过攻击西班牙的舰队来间接帮助在等待中的摩里斯科人,但寻求从摩里斯科人不自觉地给予他们的帮助中得到好处,以便不冒风险地处理他们自己的事务,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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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下定决心不放过任何机会,这一年也寻求恢复由于从1567年到1568年这段时期法国和西班牙的接近而已经变得相当冷淡的法土联盟。这就使1569年土耳其人提出的关于土伦的要求具有它的意义(这是一个摸底试探的时机),这还使同样怪诞的克洛德·迪·布尔所作的怪诞的君士坦丁堡之行具有它的意义。克洛德·迪·布尔在法国的东方政策处于复杂微妙和不正常的时刻到达,并且以他“疯狂的想象”295 使一切都变得复杂起来。他很快同正式派驻的大使发生争吵,企图搞垮银行家米卡斯和得到首相穆罕默德·索科里的好感。在此期间,他为热那亚人效劳,代表他们进行谈判。当他在1568年和1569年之交的冬季由土耳其特别大使陪同取道威尼斯返回时,身上携有在穆斯林国家中规定基督徒或外侨权利的协定的“展期文件”。这是因为土耳其亟欲看见在西方再度出现一个遵循传统政策和支持土耳其利益的法国。人们(怀着不自觉的西方的骄傲)惯常看到法国把土耳其拉到自己一边并为了自身的目的利用土耳其。但是,土耳其也恳求法国并把法国拉到它那一边去。例如1569年和1570年就有过这种情况。在这两年内,安茹公爵和瓦卢瓦的玛格丽特的新婚丈夫、特兰西瓦尼亚亲王就波兰王位继承问题进行了会谈2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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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同这个被第三次内战弄得四分五裂的法国怎样恢复法土协定呢?法国国王被卷入天主教徒一边,走得太远,无法作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件事最好的证明是他同意在威尼斯逮捕迪·布尔和伴随他的土耳其人297 。迪·布尔接连写信,许下很多大愿。他有多少话要讲啊!最后,他获准离开威尼斯,但结果又在米兰多拉被捕……这丝毫不能阻止法国国王夸耀可怜的迪·布尔在威尼斯市政议会和土耳其人之间进行的斡旋2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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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吉斯家族和不妥协的天主教党衰落后,法国的内战停止了一段时期。7月14日的停战协定签订后紧接着公布了8月8日的圣日耳曼抚慰赦令299 。卡特琳那时转向新教徒。她转变的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致人们开始议论所谓“恶魔似的婚姻”(“恶魔似的”这个形容词是弗朗塞斯·德·阿拉瓦使用的)300 ,即安茹公爵和伊丽莎白的婚姻以及纳瓦尔的亨利和瓦卢瓦的玛格丽特的婚姻。在外交方面,法国当时正着手推行一项大规模的反对西班牙的政策。这个意大利女人不但不再满足于在法国的两党之间迂回曲折地前进,而且也不满足于在这两党紧紧依靠的强国之间迂回曲折地前进。法国的局势突然明朗起来。这个现象似乎总是被人不正确地只用个人之间因琐事而进行的争吵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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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当时在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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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海上从来没有过比1569年和1570年之间的那个冬天更加严酷、风暴更大、更不利于消息传播的冬天了301 。这种恶劣的天气,使不同地区之间的距离比平时更大,使掩蔽土耳其的行动的那道无声的障碍更加强固。然而,人们知道,而且在几个月以前就已经知道,土耳其人狂热地进行武装302 ,而且这显然是为了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袭击。袭击马耳他?袭击拉古莱特还是袭击塞浦路斯?当还在进行推测的时候,土耳其袭击了威尼斯,袭击了他们在这个国家能够打击到的任何地方。由于时值严冬,威尼斯城本身的人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才得知这件事,虽然这个城市的人始终保持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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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还不顾明显的事实,一直不相信灾难降临。这的确是一场灾难,因为这个由于谨小慎微而经常被人嘲笑、这个充当妓女同土耳其人睡觉的威尼斯,除了谨小慎微、审慎行事之外,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它是自己的个性和政策的牺牲品,但更主要的是它自己的躯体、它自己的疆土分散、四处延伸的帝国的牺牲品,是它自己的经济的牺牲品。它的帝国的疆土仅仅是一串海上的据点。它的经济迫使它像19世纪实行自由贸易的英国那样依靠外部世界生存,以它的进出口贸易为生。它的政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是庞大的西班牙帝国或者是土耳其帝国(从某种观点看它是土耳其帝国的边境)奉行的那种政策,不会是这些人力资源丰富、土地辽阔的帝国奉行的那种政策。因此,威尼斯的政策时时刻刻都在研讨、谋划之中。这只能用国是的理由来加以阐明。然而,在16世纪的下半个世纪,这种明智的审慎态度却变得毫无用处可言,因为处于发展演变中的世界是同威尼斯,同它的政治模式,或者(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也可以)同它的生活方式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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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年,威尼斯刚刚度过持续了30年的和平。这是富有成果的和平。然而,这个和平对威尼斯的政治结构影响的程度和对它的防务削弱的程度,都超过了人们和威尼斯自己的想象。特别是它那过去令人生畏现在则已陈旧过时的防御体系和它的军事机构的解体(它的军队的领导人,特别是它的舰队的领导人,每天都失望地指出这一点),使它的战备处于大大低于几十年前的水平303 。它习惯于这种几年来一直受到威胁但又总是出乎意料地得到拯救它的和平。它习惯于巴尔干世界成千上万的阴谋诡计,因此也习惯于相信细小的权宜措施的有效性。它已经不再把土耳其的政策或者土耳其的虚张声势的姿态看得过分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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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最初试图恐吓它。土耳其抱着这样的希望:威尼斯将不战而降,只需进行袭击然后立即谈判就足够了。因此,在土耳其的威尼斯商人1月份遭到逮捕。他们的货品财物交给第三者保管304 。2月中旬,似乎已经在摩里亚采用了同样的措施。船只遇到同样的命运。两艘停泊在君士坦丁堡的已经装载完毕的威尼斯大帆船的货物被搬空,船被征用来为舰队服务。但是,这远非被某些历史学家说成是大规模的一网打尽的行动的那种“对威尼斯船只的扣押”。冬天,在人们得知这项措施之前能够扣押、没收的船只不可能为数很多。其次,这项措施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不安之处。大帆船已经得到支付赔偿金的允诺。这些船只被扣押、没收,只不过是一则普通的社会新闻而已。这种事在19世纪司空见惯、相当普遍。威尼斯之所以感到不安(它自然会感到不安并因而进行武装),是因为它得到土耳其素丹将率军穿越安纳托利亚和卡拉马尼并已在卡斯特尔努奥沃305 又部署了新土耳其近卫军士兵700名的消息。但这并不妨碍在科托尔的威尼斯的总督府以后赠送礼品给穆斯塔法帕夏的儿子。他当时正路过卡斯特尔努奥沃306 。土耳其人将凭借土耳其历史上的权利要求把塞浦路斯无条件地转让给他们,这一点可能从2月1日起在君士坦丁堡就已经众所周知了。但是,这个消息虽然已于2月9日在格朗香的通讯中提到307 ,却迟至3月份才传到威尼斯。这时战争已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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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无疑想用一种露骨的威胁来支持他们的外交行动。他们的确已经进攻过威尼斯的属地。2月27日,星期一这天,恶劣的天气把一个名叫博米诺·德·基奥季亚的人的威尼斯船抛到佩斯卡拉附近的亚得里亚海的海岸上。26日,星期日,这艘船离开扎拉后,一场可怕的风暴在安科纳山的南面,使它偏离了航向。这个在一些商人中名声很好的船主报告说,2.5万到3万个土耳其人已经突然扑向扎拉,仅仅由于偶然的原因,两艘帆桨战船才凭恃它们的大炮击退了来犯者并发出警报308 。上述数字无法查证。但是,根据1576年的一份报告,总共有6万人的达尔马提亚警备部队守卫的漫长而脆弱的防线已经遭到进攻,这一点却是严酷的事实。土耳其人猛攻这个地方并大肆破坏3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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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土耳其提出要求的消息,正式传到威尼斯310 。2月1日,从君士坦丁堡紧急派出的传达奥巴特311 将近3月中312 经过拉古萨,并于3月27日这天获准拜会威尼斯的元老院。但是,他没有获准正式陈述他的使命,并且听到一些非常尖锐和难听的话。土耳其的要求遭到元老院的220票中的199票的拒绝313 。威尼斯确实决定进行斗争。3月中,它向菲利普二世派去一名特使314 。庇护五世由于威尼斯的告警已经向西班牙的君主派去路易斯·德·托雷斯。这位大使的使命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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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公开显示它作战的意志。它武装它的后备舰队,让这支舰队下水。它为它的帆桨大木船配备船员,用精良的大炮装备福斯托的大帆船,征募士兵,接受大陆城市提供的兵员,向塞浦路斯派去一支土耳其人无法拦截的军队,把几千人投向达尔马提亚,向扎拉派去一名工程师316 。这些战备武装工作在春季到来之前大事张扬地完成了,但不一定有坚决使用这些武器装备的意图。土耳其军队迟至7月份才首次在塞浦路斯岛的南端登陆。直到那时为止,威尼斯只满足于严格遵照成规惯例行事:首先是不要显出被吓倒的样子;其次是以威胁对付威吓,以暴力对付暴力。它一旦得到它的国民的财富和个人被扣押的报告后,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采取报复措施317 。但是,土耳其人一旦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它也仿效行事318 。不错,5月5日,被任命为威尼斯总督的皮埃尔·洛雷达诺代表主战派319 。但是,主和派远没有沦落到软弱无力、哑口无言的地步。3月27日这天显示出威尼斯举国上下同心协力。这个全国一致的行动,是关系到国家威望的大事。这在主和派看来,毫无疑问也是干得十分巧妙的。但是,在这种全国一致的表象的后面却是派系林立、四分五裂,政治上朝三暮四的情事屡见不鲜。如果土耳其人已经撤退,威尼斯本会马上忘掉它的战备武装,忘掉基督教世界的利益和它亲爱的姊妹西班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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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年初,西班牙忧心忡忡,深感不安,并且身处困境。使它感到不安的是土耳其人进行的大规模的战备武装;使它身处困境的是占用了它的大部分海、陆军的战争。北方发生的重大事件也使它处于困境之中。它目睹这些事件发生,但因阿尔贝公爵拒绝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而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后者在某种意义上袖手旁观,保持中立。但这是一种代价异常昂贵的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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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的大部分帆桨战船当时正忙于沿着格拉纳达的海岸警戒、巡逻,因此,他们无法随意使用这些舰船。他们还危险地使意大利陷于军队撤光、无人保卫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西班牙对来自黎凡特的消息所作出的反应,首先就是效法在进行马耳他战役之前所组织的警戒待命行动,使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北非的要塞、堡垒处于戒备状态。这种种戒备措施也耗资巨大,但无法避开,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证明土耳其人会宽容西班牙的属地,不加侵犯。公文急报一再坚称土耳其不会发起进攻,但是,难道可以始终对这些公文急报深信不疑吗?而且,发出公文急报的人也说法各异。可以把大量混浊不清的水随意引入传播消息的河渠中。人们声称,威尼斯常常像使用武器那样使用它的出色的情报机构。这个武器会使基督教世界惶惶不可终日,并在这个世界维持一种土耳其的危险所引起的精神变态。当然,不管怎样,在16世纪,人们对威尼斯散布的消息并非深信不疑,而是半信半疑。然而,对威尼斯人来说,在消息的出发点君士坦丁堡和在威尼斯,施展骗术、玩弄花招、必要时还唆使人撰写供西班牙国王陛下阅读的公文急报,也是轻而易举的事。不管怎样,3月12日,那不勒斯总督还写道:“我收到我最相信的代理人之一1月22日自君士坦丁堡的来信。这封信证实了我的看法,即不管人们关于达尔马提亚的战争开始的情况刚刚了解到些什么,目前正在准备作战的这支大型舰队并不仅仅是用来进攻威尼斯的。”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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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西班牙人在意大利南部集中了他们所能集中的帆桨战船。由于西班牙缺乏常备部队,他们还为米兰和那不勒斯征募了德意志士兵;为西西里的帆桨战船征募了意大利士兵。他们供给拉古莱特兵员、粮食和军火。3月31日,菲利普二世致函昌托奈说321 :“我决定征募两团德意志士兵,其中一团为米兰征募,另外一团为那不勒斯征募”,因为“我在意大利的各个国家目前兵员奇缺”,以致前往进攻这些国家的土耳其人会对这些国家造成严重损失。预定开往那不勒斯的团队由胡安·安德烈·多里亚的帆桨战船在热那亚装上船后,于5月3日到达目的地322 ,并且立即派往各个海岸。但是,6月底,当土耳其的危险在具体的地区已经成为明显的事实时,这个团队在威尼斯拒绝发给它薪饷之后323 解散了3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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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帆桨战船,让·安德烈·多里亚于4月份到达那不勒斯之后,在意大利南部拥有60来艘。这个数字是热那亚、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舰队的舰船的总和。那不勒斯的舰队由圣克鲁斯侯爵率领。首领们抱怨说,这些帆桨战船武器装备窳劣,船上划桨苦役犯数量不足325 ,很少士兵或者根本没有士兵。7月份,胡安·安德烈·多里亚获准征募意大利士兵2000来名以便为他的舰船配备兵员。在此期间,舰队不得不两次驶往拉古莱特3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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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航行的矛头是指向厄尔杰·阿里的。人们获悉,他已经率领24艘或者25艘帆桨战船在比塞大停泊。让·安德烈·多里亚打算派遣他的31艘加强了的帆桨战船前去掳获这24艘帆桨战船。但是,在这个期间,卡拉布里亚人已经在比塞大的河岸设防。猎获物受到严密保护。基督教徒的帆桨战船掉过头来航行,先开到拉古莱特,然后抵达撒丁岛。这些舰船开到那不勒斯之前要在撒丁岛换载一些部队327 。不久以后,它们接到前往西西里然后向东方驶行的命令。菲利普二世不顾渴望进攻突尼斯的西西里的新任总督佩斯卡尔的一再请求328 ,答应了教皇和威尼斯的请求。人们试图拯救塞浦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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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救塞浦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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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7月份在塞浦路斯岛登陆。9月9日,这个岛屿的首府尼科西亚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只有法马古斯塔因为设防较好仍然在威尼斯人的控制之下,而且拥有能进行长期抵抗的大量兵力。由于消息传递延迟,已经到了相当晚的时候,直到仲夏,塞浦路斯问题才明明白白提了出来。威尼斯会派兵前往援救这个岛屿吗?它能够单独对付土耳其人,拯救这个盛产糖、盐和棉花的宝岛吗?不管怎样,它的利益在于挑动西方反对土耳其人,使这场局部战争从属于一场总的大战。这场总的战争的威胁可能使它的敌手胆寒却步,迫使它的敌手把手松开接受妥协。它也希望不把自己和地中海的另外一个巨人结合在一起,避免缔结一个与1538年的联盟类似的联盟329 。这个1538年的联盟对它来说记忆犹新、十分恶劣。威尼斯感到多里亚和巴巴罗萨当时勾结串通沆瀣一气。1590年,帕鲁塔坚称发生了背叛情事。既然它当时遭到进攻,它怎能在两派之间不偏不倚、不依附任何一派,不受约束自行其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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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西班牙卷入这场赌博中,并非轻而易举的小事。格朗弗勒得到最先传来的消息后,就宣布反对对威尼斯进行任何援救。谈判通过罗马当局进行,最初是三方商谈。但是,庇护五世这个令人惊奇、不可思议的人物很快就操纵了谈判。他不久就单独一人行事。由于他的天主教政策过去始终是一种战斗性的政策,因此,他行动起来,手段更加激烈、粗暴。正如我们已经谈过的那样,教皇的那股热劲1566年曾经受挫落空,但在地中海后来发生的事件中却得到报偿。他干劲十足,全力以赴解决问题。他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干脆利落地解决困难。他迫使谈判双方作出决定。原则上,他自己只不过是双方的调解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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