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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时为止,已经进行了些什么活动呢?除了怀着希望,特别是希望饥饿能够单独降服叛乱分子之外219 ,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别的活动。格拉纳达得以保存下来,因为奥地利的唐·胡安特别下令年终以前不得撤离该地220 。这件事被某些人看成是菲利普二世对唐·胡安的“刁难”。这样看问题,是把一项根据很多理由制订的、超越人际关系考虑的范围的政策加以“个人化”。这样看问题,也是缩减弗朗塞斯·德·阿拉瓦的下面这句惊叹所概括的当局的恐惧的程度:“上帝希望在这只狗(指已经被人获悉正在进行海战准备的素丹)能够进行武装之前,阿尔普哈拉的叛乱者会受到惩罚。”221 人们也担心叛乱会蔓延到王国以外,担心阿拉贡的摩里斯科人“像他们在格拉纳达干过的那样发起疯来”222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要对付的就不再是3万人(8月初测算的叛乱分子数字)而至少是10万人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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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问题丝毫不在于“刁难”唐·胡安,而在于了解怎样做适宜。菲利普二世花了时间,而且是花了很多时间,才觉察到信使所报道的224 似乎是决定性的胜利,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摩里斯科人能够从西班牙人的短枪面前“像鹿那样”逃跑225 并且丝毫不会受伤。菲利普二世也花了很多时间才看出应该认真对待叛乱,才看出局势正如它在秋季所显现出来的那样,即:低地和城市属于基督教徒,山区属于叛乱分子226 。鉴于土耳其人明显地在君士坦丁堡进行大规模备战,这种局势有长期持续下去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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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上述种种情况的了解为时已晚。菲利普二世自身的恐惧再次使他变得软弱无力。来自土耳其舰队的威胁显然要求他当机立断,迅速解决格拉纳达问题。但是,这种威胁使意大利和西班牙同样处于可能遇到危险的境地。10月份,胡安·德·苏尼加请求国王加强驻意大利的西班牙军队227 。由于佛兰德的局势,已经从这个意大利抽调走军队。重要的是,还将因格拉纳达的缘故这样做(这将在12月份进行)。也需要钱款,需要更多钱款。佛兰德的巨额开支已经耗尽大量钱财……当一方面外国干涉的危险显得更加清楚,另一方面战争真正恶化时,菲利普二世才甘于采取必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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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教皇大使被正式告知,如果战争在冬季继续进行,如果它席卷其他摩里斯科人的地区,最后,如果土耳其人进行干预,西班牙就有再度落入穆斯林手中的危险。教皇大使认为,西班牙方面承认这一点,其目的乃在于从教皇那里获得让步,特别是关于圣战税的让步,但毫无疑问,这与真实的惶恐不安情绪是符合一致的228 。在马德里,人们对摩里斯科人和穆斯林世界的联系了若指掌。秋天,人们接连得知,摩里斯科人的使节在从君士坦丁堡返回途中曾经在阿尔及尔受到接待,阿尔及尔有人答应供给他们几千支短枪229 。之后,人们又得知,3个犹太人(这是3个由于他们在约瑟夫·米卡斯的债权方面的利益问题来到法国宫廷的富商)讲述舰队将于1570年开到,给格拉纳达的摩尔人以鼓励和援助。摩里斯科人的使节已经代表摩洛哥的国王、非斯的国王和“柏柏尔的其他三四个国王……”向土耳其人提出军事援助的要求230 。这与几乎同时传到马德里的关于谢里夫正在准备对摩洛哥的驻防地进行军事讨伐的情报是吻合的。这些情报令人担心穆斯林会协调一致入侵西班牙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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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教皇大使232 、托斯卡纳代理人诺比利233 和菲利普二世本人在他们每个人和唐·胡安的通讯中234 都承认格拉纳达的事态发展得非常之糟,何况迹象是明显的。12月份,摩里斯科人全部被驱赶出格拉纳达城。这是一项过火的、绝望的措施235 。它使人认为这一年最后几天在荷兰收集到的下述情报是正确的:有时用短枪武装起来的摩尔人多次侵入王国,以致在格拉纳达或者在塞维利亚人们不敢再把“鼻子放在门外面。”236 是行动的时候了。12月26日,菲利普为了更靠近战场,决定在科尔多瓦召开卡斯蒂利亚的国会2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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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战役的后果:厄尔杰·阿里攻占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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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二世在格拉纳达受到的困扰,不久以后就使柏柏尔的“国王”之一丧失王位。在突尼斯,受到查理五世保护并于1535年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当作傀儡重新扶上王位以对抗土耳其人的穆莱·哈桑已经遭到他自己的儿子穆莱·哈米达的排挤。新王在西班牙人、土耳其人和他自己的臣民,即突尼斯人和在南部既游牧又定居的阿拉伯人的左右夹攻之下,尽其所能进行统治。这种统治进行得与其说好不如说糟。或许正如哈埃多所指出的那样238 ,他的统治方式是依靠平民百姓来对抗突尼斯的大领主。但是,不管怎样,他似乎辜负了民众,使民众不满。他行使职权20年后,在国内树敌颇多。他的政权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个突尼斯君主的政权都更加脆弱。捕捉猎物的时机已经到来。格拉纳达之战将使这个猎物落入阿尔及尔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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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尽管1569年阿尔及尔人援助摩里斯科人叛乱是出于自身利益,出于获利的欲望,同时也出于宗教狂热(在一座阿尔及尔的清真寺中收存着向叛乱分子提供的大批武器),但是,阿尔及尔国王厄尔杰·阿里自从1568年3月以来似乎并不愿意为摩里斯科人承担巨大的风险。正如哈埃多所指出的那样,他关心自己的城市的防务远远超过关心格拉纳达。这可能是奉君士坦丁堡的命令行事,但这似乎更可能是由于西班牙代理人的央求。我们至少了解下达给一个名叫J.B.贡古萨·德勒·卡斯特勒的人的指示。此人1569年被派往阿尔及尔239 。其次,大规模地援助摩里斯科人将意味着要强行突破西班牙设置的海上障碍。这是一个耗资巨大的行动。可能厄尔杰·阿里不愿意看见西班牙对他实行的经济封锁延续下去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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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当格拉纳达战争为实施征服整个北非半岛的计划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为什么要为别人效命卖力呢?这项计划对阿尔及尔的每个统治者来说都是珍贵的。这是巴巴罗萨1534年进行的袭击和1554年萨拉赫海伊斯从另外一个方向对非斯进行的征伐的重演。能够证明西班牙情报部门的效能以及它同阿尔及尔的联系的,是下述事实:马德里了解厄尔杰·阿里的全部计划、摩里斯科人的使节从君士坦丁堡的返回241 、“国王”和比斯克拉的统治者德利·哈桑之间的龃龌242 以及对突尼斯的攻占。的确,10月8日,在阿尔及尔的一个西班牙俘虏、耶罗尼莫·德·门多萨船长说,他从十分可靠的来源获悉厄尔杰·阿里正为进攻穆莱·哈米达所作的准备。10月29日,一封新到的信证实了上述耶罗尼莫·德·门多萨的第一封信的内容。菲利普二世下令立即通知拉古莱特的总督阿隆索·皮门特尔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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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厄尔杰10月份就已带领土耳其近卫军士兵4000到5000名,没有让任何一支舰队伴随,就离开阿尔及尔(海路已经不能通行)244 。这些近卫军士兵走陆路,经过君士坦丁和波内245 。厄尔杰·阿里穿过大卡比利亚和小卡比利亚等地。所经之处大批志愿者加入他的军队,其中特别有几千名骑兵。他率领这些骑兵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从突尼斯到达巴杰平原。穆莱·哈米达的军队未经战斗就自行溃散。战败的国王逃到城里,接着他因为感到在城内也并不安全,就带领几个忠实的亲随和他的那些他在逃跑途中还没有被人抢走的金银财宝逃到拉古莱特的西班牙堡垒。哈埃多说,12月末(但一份来自阿尔及尔的公文急报说是在1月19日。这一说法似乎更加确切246 ),厄尔杰·阿里兵不血刃就进入突尼斯。这个卡拉布里亚人受到突尼斯人很好的接待247 。他占领了王宫,建立了他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统治,他发号施令,大肆恐吓,进行惩罚。3月份248 ,他上路返回阿尔及尔,在突尼斯留下一支很大的卫戍部队。这支部队由他下属的一个副长官、一个名叫卡伊托·拉马丹249 的撒丁岛的叛徒统率,由突尼斯提供经费供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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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格拉纳达不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如果有一支基督教舰队集中在墨西拿,采取这次军事行动本来是非常冒险的行为。何况西班牙会接受这种新局面吗2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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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和塞浦路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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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0年1月攻占突尼斯,是格拉纳达之战造成的不平衡状态产生的后果。这种不平衡状态,也是塞浦路斯战争这一1570年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和罗马—威尼斯—西班牙联盟缔结的因素之一。这个联盟的缔结是土耳其的进攻产生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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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里斯科战争的确在1570年这一年里整整持续了一年之久,至少延续到11月30日。这一天唐·胡安如果不是完全平定了,至少也是基本上平定了格拉纳达。这场战争历时很久,一直十分艰苦并且耗资巨大。然而,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它的面貌改观。毫无疑问,十分年轻的奥地利的唐·胡安(23岁)由于他的干劲和勇敢,已经是个真正的领袖。国王让他支配使用大量资财。国王自1月份起就亲临科尔多瓦,这样就缩短了命令和报告的往返时间,迫使执行者更加积极工作,因而带来好处。这些好处或许朝臣和外交代表都不赞赏。外交代表被迫在军队的后方生活,每天都要设法解决他们食宿方面的细小困难2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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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未能一下就彻底改观。第一次重大的战斗未获成功。这次战斗是包围加勒拉这座摩里斯科人的小城。该城高居山顶,很难逼近,炮火不易“毁坏”252 。城市守备部队以超人的毅力进行战斗。攻城部队自身经过一场可怕的屠杀之后不得不以罕见的勇敢来攻占要塞。这座城市的陷落打开了一条通往山里的道路。胜利之师在这条路上行进。但是,摩里斯科人从塞龙山的山头上向这些部队猛扑下来。一场难以抑制的混乱使刚刚获得胜利的一方向后退却253 。就是在这次几乎是灾难的退却中,唐·胡安的导师路易斯·基赫达丧了命2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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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以游击方式进行的伏击战必然会瓦解正规军士兵的斗志,并随着新近发生的事件使这些士兵变得凶残、懦弱或者绝望。3月份,唐·胡安自己谈到他的部队士气瓦解255 ,军纪废弛256 。部队刚刚集合起来就四外逃散……抢劫的诱惑掀起一场个人进行的和自发进行的战争。这种战争像麻风病一样蔓延,甚至殃及和平地区。在西班牙各个城市,待出售的奴隶在大街小巷满坑满谷。其中一部分被用船运往意大利。然而,叛乱分子在山里仍然有将近2.5万人,其中有土耳其人或柏柏尔人4000人。他们还剩下充足的粮食(一个情报员说,在叛乱分子那里,麦子每斯塔拉只值10里亚尔,其他谷物每斯塔拉只值4里亚尔257 )。他们有无花果和葡萄干并且能够指望得到阿尔及尔的双桅横帆船和低舷长形船供应258 。他们特别受到土耳其将进行干预的这种希望的支持259 。毫无疑问,唯一使他们免遭敌方优势兵力消灭的是崇山峻岭。制服这些高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西班牙军队分成的两路纵队——一支由唐·胡安本人率领;另一支由塞萨公爵率领——进军非常缓慢。3月21日,绍利叙述了最近的推进情况的若干细节,用这些话来结束一封充满“佳音”的信:“摩尔人全部被驱赶出平原2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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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马德里的外交通讯员那样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的详情细节,是一项令人感到恼火的任务,因为好消息和坏消息相继出现,显然互不衔接。这种明显的不衔接的现象,终于使最卓越的观察家感到困惑,并且使诺比利写道(以下粗略地译为现代文字):“对摩尔人进行的战争,好像一种冷水和热水相间的淋浴。”261 例如1570年5月在离塞维利亚很近的地方,1万来名摩里斯科人叛乱。这些叛乱分子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和阿尔科斯公爵的封臣。这是个坏消息。但是,人们很快就又惊又喜地获悉,叛乱分子没有参加山里的暴动,因为国王有了一个很好的主意:把他们的领主派到他们那里。这些领主平息了他们的怒气并且把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带回家。他们仅仅因为西班牙人利用战场就在附近这个方便绑架他们,把他们当作俘虏出卖,抢劫他们的财产、妻子,才起来造反262 。3月份,在一个巴伦西亚的村子发生了类似事件。叛乱之火已经点燃,但又很快熄灭。正如这两个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战争远远没有被限制在一定地区的范围内。但是,对西班牙政府来说,巨大的危险仍然存在于阿尔普哈拉山。这是一个野蛮的、几乎无法征服的世界。异端分子在这里避居。甚至在20世纪,山地战也从来不是容易打的。富克沃写道,1570年的战争“用微火耗损了并且最终烧毁了西班牙。”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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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不能完成的事,外交终于完成了。叛乱分子的第一个首领已经被人暗杀。第二个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叛乱分子的大统领阿尔巴基5月2日来到唐·胡安的营帐,亲吻这位亲王的手,归顺投降。一项和约签订了。根据这项和约,摩里斯科人受到宽恕,并获准穿他们的民族服装,但他们须于10天之内投降并交出武器,放在预先指定的地点。柏柏尔人可以前往非洲而不受任何阻拦和惊扰264 。可以看出和约的这些条款相当宽大温和。这些条款使人谈起“陛下的天生的宽大来”265 。但是,它们主要说明国王有不惜任何代价摆脱某种危险的境遇的愿望。这难道是真正的和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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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已经有3万个摩尔人放下武器。圆船和划桨船都供土耳其人返回非洲之用266 。投降的最后期限定在圣约翰日(6月24日)267 。然而从6月17日起,宗教裁判所法官开始抱怨不满起来。原因是自称已经忏悔了的摩里斯科人散步时随身携带武器,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中肆无忌惮地讲述他们的事迹,夸耀自己杀死了多少基督教徒,夸耀自己为了“违反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268 干了些什么事。另外一封信说,他们当中很多人投降了,但在这些人当中还没有人去教廷圣职部忏悔自己过去的罪孽269 。投降难道仅仅是个计谋吗?一些来自拉腊歇的小低舷长形船继续运来军火。这些低舷长形船相当多,以致桑乔·德·莱瓦的帆桨战船抓获了五六艘这种小船270 。然而,正当上述的非洲人迟迟不登上船时271 ,基督教士兵却因为没有领到军饷而解散,并且产生了通常会有的后果272 。凡此种种都丝毫不能促使叛乱分子对西班牙军队敬畏或理所当然地惧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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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零零星星的战斗仍然在山里进行。叛乱分子对孤单的基督教徒进行危险的袭击273 。绍利写道:274 “格拉纳达的摩尔人正逐渐被征服,虽然他们当中不乏坚持叛乱者。400个土耳其人已经前去柏柏尔,但是柏柏尔的摩尔人却留了下来。”两三千个摩里斯科人同他们的“国王”仍然留在山中,并且宣称他们只愿在获准留住阿尔普哈拉山的条件下投降,而这正是王家政府不愿作出的让步。绍利解释说:“我敢说要消灭他们至少要打一年仗,因为这些摩尔人收获了大量粮食,种植了小米和其他谷物。我们的军队无法阻止他们收割,因为没有足够的兵员担任这种警戒。”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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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王国的“绥靖”会抱什么幻想呢?唐·胡安在他8月14日的信中再次谈到下面这一点:只有驱逐摩里斯科人才会得到和平276 。情况的确是这样。但是,正如人们上一年在格拉纳达进行的那样,撤离一座城市是一回事,撤离一个王国是另外一回事,两者迥然不同。因此,在马德里,官方的说法是:战争已经结束。驻马德里的每个大使都决定向他的君主这样书面汇报277 。仍然在战场上的奥地利的唐·胡安就在这个时刻大谈特谈降服龙达的摩里斯科人以及进入阿尔普哈拉山的一种方式或多种方式278 。对唐·胡安来说,9月份主要的还是破坏叛乱分子的葡萄园或者菜园279 、追捕逃兵(这是另外一类令人讨厌的家伙),同时还有征募新兵等问题,因为战争还像一股没有熄灭的火焰那样在继续燃烧280 。叛乱分子的头领不再与军队直接交锋,而是从这座小山溜到那座小山。所有在山上修筑的堡垒,所有被派遣驻守在这些堡垒里的卫戍部队,都无法阻止叛乱分子躲过监视网蓄意对基督教徒进行突然袭击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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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西班牙政府决定进行大规模的放逐。毫无疑问,这项措施并不起决定性作用。10月13日,萨亚斯写信给弗朗塞斯·德·阿拉瓦说:“格拉纳达事件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人人可以把它看成已经结束。这样做对报效陛下和维护陛下的声誉都是适当的。”282 这次这倒是真的。11月初,唐·胡安宣布马拉加、本托米斯山和龙达等地区已经平定2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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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期间,放逐已经完成。这一行动涉及50万人,可能还更多,特别使低地变得荒无人烟。这一行动令人看了产生怜悯之心。唐·胡安的关于这起事件的证明经常被人引用,虽然他本人拥护放逐这项措施。11月5日,他致函鲁伊·戈梅兹说:“这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事件,因为被放逐的人出发时,淫雨霏霏、风雪交加,以致这些可怜的人依偎在一起悲叹。不能否认,目睹一个王国的人被统统赶走,是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最令人觉得悲惨可怜的事。最后,这件事毕竟做了。”284 梅迪奇驻马德里的代理人诺比利骑士的通讯我们经常引用。他清楚地看到这项惨无人道但很有成效的措施的意义,写信给托斯卡纳大公说:“格拉纳达事件现在完结了。我用一句话来总结:被降服了的摩尔人和低地的摩尔人让战争继续打下去,因为他们秘密地供给叛乱分子粮食。”285 正是他们被驱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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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格拉纳达王国除了几千个像强盗那样生活286 并且像强盗那样结帮成伙进行活动的摩尔人外,再没有剩下别的不屈服的人了。但是,在加泰罗尼亚的比利牛斯山中,摩尔人岂不是同样多,若非更多的话?这并不是一种完美的和平,但是一种接近标准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还有日常的法律不能充分贯彻实施和治安情况不佳的边缘地区。摩里斯科人被再度安置在卡斯蒂利亚。与此同时,在被平定了的王国,老基督教徒前来开拓、垦殖,使格拉纳达的肥美的土地变为殖民地。基督教世界毕竟在这场耗资巨大的战争中毫无所失2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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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0日,唐·胡安离开格拉纳达这个他最初学习打仗的战场,并且从此一去不复返。12月13日,他到达马德里288 。另外一项任务正在那里等待他去完成。这项任务可能是刚刚熄灭的战争产生的后果。因为土耳其人之所以在这个时刻进攻塞浦路斯(这是土耳其人的参谋部门所珍视的早已制订好的老计划),理由之一难道不是在地中海的另外一端西班牙似乎受到内战的羁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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