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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格利亚尼的使命：1578—15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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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指出在从1558年到1559年这段时期尼科洛·塞科和弗朗基斯与维也纳和与热那亚协同配合实现和平的企图。我们也已经指出1564年和1567年的和平尝试。这两次尝试都由维也纳指挥。但是，在叙述事件时，我们没有认为应该提到在从1569年到1570年这段时期交给一个名叫胡安·巴雷利的马耳他骑士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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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菲利普二世最初的几次实现和平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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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9年12月，一个名叫胡安·巴雷利或者季奥瓦尼·巴雷利的人携带菲利普二世10月27日的指示到达卡塔尼亚。他在为骑士团团长效劳的过程中曾经参与罗得岛的希腊东正教神父胡安·阿基达（我按照西班牙文件的拼写）策划的一起错综复杂的阴谋事件。这个神父和一个卡尔诺塔贝伊有联系，住在摩里亚。他保证能够煽起这个地区反对土耳其。他也承允纵火焚烧君士坦丁堡的海军造船厂。如果考虑到信息传递方面的耽搁延误，这些日期（威尼斯的海军造船厂1569年9月13日爆炸）彼此相隔太近，因此不能认为这个想法是威尼斯造船厂爆炸事件诱发引起的。此外，经常有人就阿尔及尔问题和君士坦丁堡问题向西班牙的“第二局”提出这类建议。西西里总督佩斯卡尔侯爵负责审查胡安·巴雷利提出的建议，查清这个骑士得到已故骑士团团长的信任并知道摩里亚事件，但不详细了解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不了解为焚毁土耳其舰队而想出的办法。这个骑士呈交国王的只不过是间接得来的情报，别无其他。他要求自己尽量谨言慎行。毫无疑问，他非常信赖预期的同希腊东正教神父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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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斯卡尔自己同罗得岛的这个希腊东正教神父接头联系，并且把他派往黎凡特。神父在那里就只等把他的一个教友派去以便根据他们商定的计划行事。但是，这个教友——一个威尼斯国民——必须来寻找载有焚烧土耳其舰队所必需的爆炸物的大帆船“库尼亚多”号。他犹豫不决，不大愿意作这次旅行，不大愿意和神父会合。他过去曾经和威尼斯当局有过纠纷。这次他想得到一张安全通行证。向在这些事情上疑虑重重的威尼斯市政议会要求这样的证件，真是连想都不应该想的根本办不到的事。因此，最后让胡安·巴雷利化装成一个老老实实、循规蹈矩的商人，把“库尼亚多”号交给他，还让他带上给那个希腊神父和那个在这件事中又出现的约瑟夫·米卡斯的指示……西西里总督慎之又慎，格外警惕，叫人用他自己的名字为这艘船登记注册，以便使这艘船好像是去装运赎回的俘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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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这艘船装载炸药和价值5000埃居的货物驶离墨西拿。但是，一切都在黎凡特归于失败。事情全部完结后，东正教神父指责骑士把什么都搞糟了。焚毁海军造船厂的企图的确已经失败。在摩里亚，人们信赖的卡尔诺塔贝伊已经死去。应该派人去赞特取送给他的礼物的神父什么也没有干。不管怎样，佩斯卡尔侯爵在他1570年6月呈交的一份语焉不详的报告中拒绝就谁是这一“严重”事件的负责者这个问题表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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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会说，所有这些记述都没有提到任何一次同伊斯兰国家的友好会谈。情况正好相反。根据另一份文献资料，巴雷利似乎负有谈判休战的使命。九年以后，在君士坦丁堡，年迈的穆罕默德·索科里被西班牙外交的狡诈和诡计激怒，或者是装作被这些行为激怒。他接见西班牙的代理人季奥瓦尼·马格利亚尼（关于这个西班牙代理人的情况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谈到）。“帕夏对我说：给我解释一下（西班牙人）把……洛萨塔4 派到这里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他们派了马耳他骑士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我已经了解到这个人过去是巴雷利骑士。后来，他们把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派来这里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想法。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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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巴雷利肯定曾经有过完成某项停战谈判的使命。肯定不是在1570年6月吗？我们应该这样设想：巴雷利在第一次来企图爆炸海军造船厂和煽动摩里亚叛乱之后，第二次来时手里却拿着橄榄枝，或者他同时圆满完成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圆满完成）这两项任务。如果说，这并不意味着西班牙为了它在东方进行的外交活动使用它的间谍和它雇佣的打手、流氓之类的话（这两种人都与背教者有接触联系），那又意味着什么呢？在这一点上，巴雷利事件（它为某些更加具有探测性的工作提供了机会）可能是一起有意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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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索科里的名单上的下一个使者东·马丁·德·阿库尼亚1576年在君士坦丁堡。我们对这个人的情况了解得比较清楚。这是一个出身微贱、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他与这个城市的背教者融洽相处、情同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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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1576年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谈的倡导者回到意大利时，难道不以曾经纵火焚毁土耳其的舰队为荣吗？穆罕默德·索科里很快被告知这位大使的特别要求。他对这位大使的奇谈怪论抱怨连天，十分不满。西班牙的外交部门对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的情况了如指掌，承认他的确可能焚烧过一艘大帆船。这些历史事件与巴雷利在1569年和1570年之间的这段时期的使命的某个细节奇怪地酷似。这起事件使人有理由认为，在十次这种性质的使命之中，我们只不过了解一次而已。希望重新获得恩典的背教者、以黎凡特问题专家自居的过去的战俘、必须经常监视的希腊人（正如一份西班牙的报告所说的6 ）、马耳他骑士、阿尔巴尼亚人、神圣罗马帝国的使者、他们的对话者、犹太人、像萨洛蒙博士那样的德意志人、像霍朗贝那样的译员等，组成一大群可疑的人。在两种文明之间的无人地带，正是这群并非一贯被他们的使用者正式承认的人在处理外交方面的事务。后来在17世纪，轮到耶稣会教士来充当中间调停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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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3年以后，这些人一如既往，忙忙碌碌。西班牙的需求使投机冒险的和情报的市场的价格上涨。对任何能提供有用的情报和在东方为西班牙效劳的人都经常悬以重赏。难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1576年，法国冒险家克洛德·迪·布尔提出要为审慎国王效劳，表示愿意处理西班牙国王在君士坦丁堡的全部事务吗？在君士坦丁堡，人人都知道1569年他干得多么出色。他只索要10万杜卡托，而这个数目的确大大多于需用来向土耳其首相行贿的钱的数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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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胡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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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年，奥地利的唐·胡安自己同土耳其人通信联系。16世纪的战争要求他这样做。塞里姆写给他一封信并附有礼品。这可能是勒班陀战役之后的事。9 唐·胡安复信说，信和礼品他已经通过太监阿科马托·德·纳托利全部收到；还说，他向他遣回一个希腊间谍，“这个间谍奉你的命令来这里刺探基督教的组织机构、物资储存和武器装备情况。这个人没有杀死多少人。我虽然可以处决他，但我不仅饶了他的命，而且还让他随意了解我的全部措施计划。这些措施计划就是对你长期作战。”对这些来源不明确的文献资料的日期和严格的真实性我们都无法肯定。但是，上述那次通讯得到当时的人的证实，确有其事。这些文献资料就是证据。一方面是礼仪；另一方面是富于浪漫色彩的挑战。1571年的接触不能称为谈判。但是，两年之后肯定进行了真正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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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3年6月30日，格朗弗勒的代理人胡安·库伦齐从君士坦丁堡归来。他肯定是个情报员。但他也是谈判者吗？不一定。10 然而，6月、7月，一些西班牙代理人也在前往土耳其途中。如果他们是首批作这种旅行的人，我们可以认为派遣他们的决定是在紧接着威尼斯退出联盟之后作出的。1573年4月23日，菲利普二世获悉威尼斯签订和约的消息。唐·胡安也于4月7日得知这一消息。实际上，这些人的这次出使毫无疑问只是这类旅行中的一次，但它却异常奇怪。因为，西班牙在这个7月只准备步威尼斯的后尘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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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达克斯主教已经被他在拉古萨的代理人告知这些人的旅行。11 10天以后12 ，他确切而详尽地了解到这是怎么回事。唐·胡安已经俘虏了阿里帕夏的儿子、塞里姆素丹自己的外孙，并且以最高的礼遇待他。唐·胡安拒绝收下素丹的女儿送给他的礼品，并且亲自叫人回赠素丹的女儿贵重豪华的礼物。素丹的女儿把送来的这些礼物交给塞里姆。这是法国驻威尼斯大使迪·费里埃提供的情况13 。正式隆重的礼节和彬彬有礼的言辞，掩盖着现实的谈判。的确，当阿里帕夏的儿子不交赎金就被释放并于7月18日抵达君士坦丁堡时，有4个西班牙人陪同，其中有唐·胡安的秘书安东尼奥·德·维劳（维格利亚诺）和塞萨公爵的亲信、一个名叫维尔季利奥·普利多里的佛罗伦萨人。穆罕默德·索科里在回答打听消息的主教时指出，这些是他的敌人，特别是约瑟夫·米卡斯的阴谋诡计。他又说，但是，如果西班牙国王希望和平，就必须纳贡，并且交出西西里的几个“堡垒”。主教对西班牙国王没有预先得到承诺和保证就进行这项活动感到惊讶。“这个行动使我认为，西班牙国王除了强烈希望并且极其需要在这条战线上得到安宁以便结束佛兰德的事务之外，他还预见到另外一个比这更加困难的紧急情况或者一个比所有这一切更大、正在开始执行的阴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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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人获悉土耳其人提出的条件后，似乎并不拒绝纳贡这个想法：帝国大使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大使将同时缴纳贡品。西班牙人等待皮亚利帕夏和厄尔杰·阿里，并且依恃他们强大的势力来取得成功。首席穆罕默德帕夏厌恶谈判。至少他曾经这样说过。但是，什么事情都不能说得太绝。众所周知，素丹为人极其吝啬。他急欲结束耗资巨大的海战。自从勒班陀战役以来，每当他想到这场海战的后果，总是不寒而栗，因此他更有这个愿望。当时，他正在等待东方的老索非死去。西班牙的计谋因而并没有事先注定失败。法国大使过去在查理五世在位期间和菲利普二世在位期间曾经阻止过几个这类计谋成功。但是，这次西班牙人提出一个庞大的贸易方案，特别提出把地中海东岸地区的商业领域向整个意大利开放，开放时把威尼斯人和法国人排斥在外。由此带来的贸易增加额难道就会使土耳其皇帝征收的税款增加吗？但这至少是人们用来引诱他的诱饵。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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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我们再次发现有约瑟夫·米卡斯参与的图谋中，还有托斯卡纳人（关于他们的卷入我们拥有充分的证据）和都灵的犹太人卷入。这些犹太人怂恿萨瓦大公。这位大公希望在犹太人的帮助下在尼斯做科西默·德·梅迪奇过去已经在里窝那做过16 的和卢卡家族以后也将在那里做的事。这种普遍的进行贸易的愿望，是时代的标志吗？把威尼斯排斥在外的这个前景（它会遗留下来一个多么好的有待占领的市场啊！）刺激引发起大量贪欲。在从1570年到1573年这段威尼斯被排除在贸易竞争之外的时期内，这些贪欲变得具体明确起来，甚至开始付诸实现。所有这些进行贸易的欲望，伴随并加强西班牙的政策。大批大使、代理人、礼品和许诺络绎不绝于途，纷纷涌向君士坦丁堡。主教后来指出，这次密集的大规模的进攻最终有利于“引入西班牙人”。17 当某人是法国的代表但只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代表时，他只会感到意懒心灰。“帕夏嘲笑我们想把他的手捆绑起来而又不想在他手里放一点什么东西。”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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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看清这个图谋，必须注意到一直在举行谈判的1573年和1574年这两年之间的区别。还在1573年9月，达克斯主教19 仍然相信西班牙会取得成功。西班牙的力量是巨大的。土耳其在也门遇到困难。这些困难的细节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无法猜出的谜一样。同年，锡南帕夏解决了这些困难。20 但是，唐·胡安在天气晴好的季节之末攻占突尼斯这件事，似乎已经危及达克斯主教不安地密切注视着其进展情况的会谈。这次会谈和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进行的类似会谈一样，如果成功，将使威尼斯人在批准自己的和约之前大吃一惊。威尼斯人的这项和约虽然原定1573年3月7日签署，但只是当土耳其人终于放弃要求更多的让步，特别是放弃得到科托尔和扎拉两地时，21 才于1574年2月签署。凡此种种都向我们说明威尼斯为什么感到焦虑不安并且谨慎小心地进行战备，为什么它在外交方面紧紧跟随达克斯主教，小心翼翼与他保持步调一致。它自己所玩的和它的邻国乐于置于险境的是它的生命。干地亚是一个会被首先选中的猎捕对象，它设防不足。“这里的没有得到满足的居民长期以来就寻求摆脱他们所受的奴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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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同土耳其的条约的签订，对法国来说是一次罕有的打击。因此，主教对1574年2月设法避免了一次威尼斯和土耳其人在扎拉边界线和塞贝尼科要塞的问题上的破裂感到极为满意。在此关头，法国第二次拯救了众矢之的威尼斯。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中，西班牙人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是最后的失败者。法国大使写道，自从威尼斯和约缔结以来，“我开始不再十分惧怕西班牙人了。”23 他很清楚，拯救威尼斯的是突尼斯的被占领。西班牙人通过占领突尼斯，阻止了土耳其人进入他们在柏柏尔的属地。1574年2月，他写道：“如果事物停留在目前的状态中，这些属地就不会确保属于他们所有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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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了解的某些事实就是这样。在锡曼卡斯的某一捆档案材料中肯定会有关于这次谈判的全部卷宗。根据法国的通讯，问题在于西班牙是真正希望和平或者仅仅是试图施展策略来挫败威尼斯（正当它慷慨大度地提出，如果土耳其进攻，就援助威尼斯的时刻）。这些目的没有一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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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交易在继续进行。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不仅如此，交易还是由同样那些人进行。这些人由于没有得到确切的指示，由于以1574年9月土耳其人再度占领突尼斯为终结的事件的发展，在行动方面稍有拘束。这个月的18日，达克斯致函卡特琳·德·梅迪奇说，“已经在这里停留了15个月的西班牙人和佛罗伦萨人”即将出发。他们的护照完全合手续。但是，他们总是在最后的时刻既被当作人质也被当作大使扣留下来。马尔利亚尼后来写道：“（在这里）谈判总是危险的。”特别是这些谈判极端复杂。1574年，正当谈判在君士坦丁堡进行时，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馆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威尼斯，在一个土耳其人的秘书和一个名叫利维奥·切利诺的人之间举行了关于西班牙和土耳其之间的和平的会谈。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判定这次会谈的日期。毫无疑问，这个日期是在威尼斯和约签订之后，否则威尼斯就可能不会让谈判在它的领土上举行了。25 1575年2月，26 格朗弗勒还就阿穆拉特三世登基一事与土耳其人商谈和平。但是，后来塞里姆之死并没有使事态发生什么巨大变化，因为在新素丹的统治下，穆罕默德·索科里的统治仍然继续，直到他于1579年被一个狂热分子暗杀才告结束。不错，阿穆拉特三世这个讲究排场、喜爱阔绰、生活奢侈、幼稚无知的君主比他的前辈更让他的国家对外开放。特别是和人相比，时代的变化更大，最终把新的生活条件强加给了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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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怪的胜利者：马丁·德·阿库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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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3年，西班牙的外交部门在君士坦丁堡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后，谈判有过暂时停顿吗？可能有过。无论如何，有过半停顿。这种半停顿状态一直持续到新任大使马丁·德·阿库尼亚到达土耳其首都就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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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我没有找到能够使人准确地让他的奇怪形象再现的文献资料。但是，仍然有些文献资料对这方面的情况比夏里埃尔和他的跟随者（津克森或者约尔加）的报道谈得多得多。夏里埃尔等人就只提到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的名字和别人认为他有的“库尼亚勒塔”这个绰号。1577年，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历史舞台上首次出现。根据威尼斯的一份公文急报27 ，他从那不勒斯出发，3月6日到达君士坦丁堡。他出发时，那不勒斯总督向他提供了3000杜卡托。他在君士坦丁堡的逗留异常短暂，因为4月23日他就回到威尼斯。古斯曼·德·西尔瓦在一封信中解释说，东·“加西亚”·德·阿库尼亚离开时，带着一张为在君士坦丁堡赎回俘虏而开具的安全通行证。但是，“他去那里仅仅是为了商谈同土耳其人停战的问题。他的确也争取缔结了一项为期5年的停战协定”。在锡曼卡斯的确发现一份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成功地同土耳其大臣制定的一项协定的草案。这个草案载有3月18日这个日期。28 它开头的几行字是“至高无上的和高深莫测的上帝照亮了、启发了两位皇帝的心……”这些话显然会令人想到土耳其文的原本。东·马丁·德·阿库尼亚还带回帕夏给菲利普二世的一封信，帕夏在信里答应土耳其舰队1577年不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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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做得快，但是做得好吗？西班牙人并不全都这样认为。当4月份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前往西班牙途中路过那不勒斯停留时，蒙德哈尔侯爵以担任总督的格朗弗勒的继承人的身份接待了他。侯爵非常不乐意接待他，以致在关于这次会见的报告中为自己辩解。侯爵解释说：“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是到过意大利的声名狼藉的西班牙人之一。”29 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极其轻率冒失。他在让蒙德哈尔发誓不泄露任何他对他密谈的关于他的使命的话之后，第二天就在那不勒斯把一切都公之于众了。蒙德哈尔又说，这是他的言行失检过错或者是他的同伴的这种过错。蒙德哈尔当时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看来，很明显，既不应该指责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的同伴，也不应该指责总督的偏心，既然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君士坦丁堡也玩弄过完全同样的花招。神圣罗马帝国大使惊奇地写道，东·马丁·德·阿库尼亚避免同体面的人物在一起，竭力与这个城市最声名狼藉的背教者为伍。“街上的顽童都认识他，了解他的秘密。”30 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大肆挥霍的家伙，是个赌棍、酒鬼。他把他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时蒙德哈尔交给他的3000埃居的一半换取丝绸、银器送回西班牙，剩下的则在莱切赌得精光。然后，他在回国途中到达那不勒斯时，蒙德哈尔不得不又预支给他一笔钱，使他能够继续前往西班牙。但是，蒙德哈尔坚持要他交来过去的和以后的账目。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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