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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了解的某些事实就是这样。在锡曼卡斯的某一捆档案材料中肯定会有关于这次谈判的全部卷宗。根据法国的通讯，问题在于西班牙是真正希望和平或者仅仅是试图施展策略来挫败威尼斯（正当它慷慨大度地提出，如果土耳其进攻，就援助威尼斯的时刻）。这些目的没有一个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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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交易在继续进行。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不仅如此，交易还是由同样那些人进行。这些人由于没有得到确切的指示，由于以1574年9月土耳其人再度占领突尼斯为终结的事件的发展，在行动方面稍有拘束。这个月的18日，达克斯致函卡特琳·德·梅迪奇说，“已经在这里停留了15个月的西班牙人和佛罗伦萨人”即将出发。他们的护照完全合手续。但是，他们总是在最后的时刻既被当作人质也被当作大使扣留下来。马尔利亚尼后来写道：“（在这里）谈判总是危险的。”特别是这些谈判极端复杂。1574年，正当谈判在君士坦丁堡进行时，西班牙驻威尼斯大使馆的一份报告指出，在威尼斯，在一个土耳其人的秘书和一个名叫利维奥·切利诺的人之间举行了关于西班牙和土耳其之间的和平的会谈。不幸的是，我们无法判定这次会谈的日期。毫无疑问，这个日期是在威尼斯和约签订之后，否则威尼斯就可能不会让谈判在它的领土上举行了。25 1575年2月，26 格朗弗勒还就阿穆拉特三世登基一事与土耳其人商谈和平。但是，后来塞里姆之死并没有使事态发生什么巨大变化，因为在新素丹的统治下，穆罕默德·索科里的统治仍然继续，直到他于1579年被一个狂热分子暗杀才告结束。不错，阿穆拉特三世这个讲究排场、喜爱阔绰、生活奢侈、幼稚无知的君主比他的前辈更让他的国家对外开放。特别是和人相比，时代的变化更大，最终把新的生活条件强加给了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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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奇怪的胜利者：马丁·德·阿库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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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3年，西班牙的外交部门在君士坦丁堡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后，谈判有过暂时停顿吗？可能有过。无论如何，有过半停顿。这种半停顿状态一直持续到新任大使马丁·德·阿库尼亚到达土耳其首都就任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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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我没有找到能够使人准确地让他的奇怪形象再现的文献资料。但是，仍然有些文献资料对这方面的情况比夏里埃尔和他的跟随者（津克森或者约尔加）的报道谈得多得多。夏里埃尔等人就只提到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的名字和别人认为他有的“库尼亚勒塔”这个绰号。1577年，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历史舞台上首次出现。根据威尼斯的一份公文急报27 ，他从那不勒斯出发，3月6日到达君士坦丁堡。他出发时，那不勒斯总督向他提供了3000杜卡托。他在君士坦丁堡的逗留异常短暂，因为4月23日他就回到威尼斯。古斯曼·德·西尔瓦在一封信中解释说，东·“加西亚”·德·阿库尼亚离开时，带着一张为在君士坦丁堡赎回俘虏而开具的安全通行证。但是，“他去那里仅仅是为了商谈同土耳其人停战的问题。他的确也争取缔结了一项为期5年的停战协定”。在锡曼卡斯的确发现一份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成功地同土耳其大臣制定的一项协定的草案。这个草案载有3月18日这个日期。28 它开头的几行字是“至高无上的和高深莫测的上帝照亮了、启发了两位皇帝的心……”这些话显然会令人想到土耳其文的原本。东·马丁·德·阿库尼亚还带回帕夏给菲利普二世的一封信，帕夏在信里答应土耳其舰队1577年不出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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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做得快，但是做得好吗？西班牙人并不全都这样认为。当4月份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前往西班牙途中路过那不勒斯停留时，蒙德哈尔侯爵以担任总督的格朗弗勒的继承人的身份接待了他。侯爵非常不乐意接待他，以致在关于这次会见的报告中为自己辩解。侯爵解释说：“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是到过意大利的声名狼藉的西班牙人之一。”29 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极其轻率冒失。他在让蒙德哈尔发誓不泄露任何他对他密谈的关于他的使命的话之后，第二天就在那不勒斯把一切都公之于众了。蒙德哈尔又说，这是他的言行失检过错或者是他的同伴的这种过错。蒙德哈尔当时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看来，很明显，既不应该指责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的同伴，也不应该指责总督的偏心，既然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君士坦丁堡也玩弄过完全同样的花招。神圣罗马帝国大使惊奇地写道，东·马丁·德·阿库尼亚避免同体面的人物在一起，竭力与这个城市最声名狼藉的背教者为伍。“街上的顽童都认识他，了解他的秘密。”30 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大肆挥霍的家伙，是个赌棍、酒鬼。他把他出发前往君士坦丁堡时蒙德哈尔交给他的3000埃居的一半换取丝绸、银器送回西班牙，剩下的则在莱切赌得精光。然后，他在回国途中到达那不勒斯时，蒙德哈尔不得不又预支给他一笔钱，使他能够继续前往西班牙。但是，蒙德哈尔坚持要他交来过去的和以后的账目。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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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西班牙向安东尼奥·佩雷斯口头汇报他在君士坦丁堡圆满完成的一切，32 因为他似乎在谈判中干得很好。也许他到得及时？不管怎样，尽管厄尔杰·阿里坚决反对，33 他仍然从帕夏那里争取到土耳其舰队不出航。特别是他成功地推动了休战谈判。总之，可能正是他的轻率冒失本身，他的乌七八糟的社会交往和他的肆无忌惮帮了他大忙。他肯定不是“干外交这一行的”。他不太关心注意爱惜、保护西班牙的敏感性。马德里的官僚们觉得这太难于忍受吗？不管怎样，官方的文件说，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由于健康原因没有回到东方。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在1578年写给国王的信表明，他怨恨国王……他身体很好。34 在这封信里，他一方面解释说，他的继任者无法使帕夏回想起自己作出的承诺；另一方面，这位继承者会毫不犹豫地把他立下的功劳归于自己。可能他夸张了他的效劳的价值，因为，8月份另外一个使者从君士坦丁堡抵达奥特朗托，然后又到了那不勒斯。这个名叫奥雷略·德·圣克鲁斯的人也携带了土耳其皇帝的随和的建议。他解释说，土耳其皇帝“很愿意停战，因为他是个热爱和平的人，是和平的朋友，投身文学，是战争和一切可能扰乱安宁的事物的敌人”。至于穆罕默德帕夏，他是素丹之下的最大权威，已经年过六旬，憎恨战争。在所有其他大臣中，只有锡南帕夏表现得好战，但他是影响最小的人物之一。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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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丁·德·阿库尼亚的情况，最后谈一句相当令人悲伤的话。根据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文献资料，他奉国王之命于1586年11月6日，因而是在我们已经叙述的细节发生很久之后，在马德里附近的平托城堡中的一个大厅里被处决。这方面，我们对他在土耳其的胡作非为之事了解得若明若暗（一个西班牙代理人的揭发），但对他以基督教徒的方式死去时的动人心弦的场面却知道得很详尽。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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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奥瓦尼·马格利亚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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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7年末，国王根据阿尔贝公爵的推荐，派遣加布里埃尔·塞尔布洛内的亲戚、米兰骑士季奥瓦尼·马格利亚尼去君士坦丁堡。这个骑士1574年曾经在突尼斯作战。他在战斗中受伤，一只眼睛失明，被敌俘虏，后于1576年通过一个名叫尼科洛·普罗达内利的拉古萨商人的调停，从土耳其人手中赎回。37 国王给他的指示于1577年发出。这些指示的片段我们已经找到，但没有找到发出这些指示的确切日期。这些指示用很普通的言辞拟就。他应该取道那不勒斯前往目的地，在那不勒斯时不得向蒙德哈尔透露他此行的使命。他将由一个名叫布鲁蒂的人陪同。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这个人或者是阿尔巴尼亚人，或者是西班牙帝国宫廷的“达官贵人”，甚至或者是威尼斯的市政议会的年金领取者，38 也可能上述种种身份他兼而有之。马格利亚尼被告知他将接替因健康原因羁身的马丁·德·阿库尼亚并进行停战谈判。他将注意把马耳他和意大利的各个王侯都包括在和约之内……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关于这次谈判的全部情况。对澄清这次重要谈判的根源来说，这当然嫌语焉不详、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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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利亚尼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他具有真正的才能（这个人能干、诚实、灵活、顽强，是个不知疲倦、勤于撰写的人），还因为西班牙政府仅仅希望把谈判工作从东·马丁·德·阿库尼亚之流的人的手中接管过来，把谈判提高到严肃认真、庄重的水平？没有读到西班牙派驻君士坦丁堡的新使节携带的正式的官方指示或者秘密指示（马格利亚尼在他的信中谈到这项秘密指示），这一点很难判断。马格利亚尼和他的同伴离开那不勒斯海岸，11月8日到达发罗拉。39 他们13日离开发罗拉，25日到达摩纳斯提尔，12月12日到达罗多奇奥。马格利亚尼从该地通知他的译员霍朗贝他已经来到。这个译员在东·马丁·德·阿库尼亚负责谈判时期就已经参与谈判工作。14日，译员的复信由一个特别信使送交给他。他当时在皮科洛港离君士坦丁堡不远。收到这封信的当天晚上，马格利亚尼一行进入君士坦丁堡。这个谈判使团的团长住在带领他入城的传达员的家里。他在这里立即同霍朗贝见了面。但是，这次会见时，大家只是互相寒暄了一番。正事推迟到第二天再谈。然而，从第二天起，情况全都恶化起来。马格利亚尼开始遇到麻烦。他刚刚阐述完他此行的使命，霍朗贝就用以下的话打断他：“如果我是基督教徒，我会在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编造的谎言面前画十字。帕夏期待派来一位大使。这一点是在写给陛下的信中所谈的。这一点是东·马丁·德·阿库尼亚就在这里答应的。这一点是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最后吩咐一个径直来这里的人捎来的话。帕夏听说看法有了改变，非常气愤。但愿上帝让你的人不会受到由此而产生的无法补救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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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夏、译员和一个名叫萨洛蒙·阿斯卡纳西的博士强烈地重复了这个指责。据说，这位博士是德意志犹太人。但是，不管怎样，他在政府内是个有权有势的人物，在这个时机必须付以重金的人物（这并不意味在这个词的通俗意义上他被收买）。这种激烈情绪是由衷的吗？东·马丁·德·阿库尼亚撒了谎吗？马格利亚尼的话和我们所了解的关于这个人的情况会使人认为是的，他撒过谎。但是，在君士坦丁堡这个世界，由于那里进行极其复杂的谈判，它现在对粗心大意的历史学家正如它过去对西方的大使或者等级低的外交代表一样，同样遍布陷阱。这出戏是怎样上演的至今还不为人所知。但是，很明显，西班牙人再次想要这种交易偷偷进行。如果东·马丁·德·阿库尼亚1557年的确曾经过分投身于这项活动，这一点就解释清楚了他为什么看见这项使命转交给另外一个人时那样焦虑不安。与西班牙人相反，土耳其人希望派来一个高级别的显赫庞大、引人瞩目的西班牙使团。而现在却向他们派去一个无名小卒、最近当过俘虏的瘸子。这件事很容易授厄尔杰·阿里（他反对停战）和法国人以笑柄。这个新派来的人物的伴随者都是些小民百姓：一个是身份未定的奥雷略·布鲁蒂；另一个是以普通商人、采购专家、西班牙的情报员、半间谍等身份为人所知的奥雷略·德·圣克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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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个小型的使团还尽量不事张扬。一则法国通讯说：“他们不抛头露面，既不愿意别人看见他们，也不愿意别人知道他们。”40 利尔的修道院院长1月22日指出：“……这个名叫马里安的人代替那些人们期待会衣冠楚楚、携带重礼的大使，几乎秘密地出现了。他拥有处理停战事宜的权利。”41 马格利亚尼在整整一年内，甚至还要他的随从人员穿奴隶的衣服。他经常化装，把脸遮住。一天，当他正在等待帕夏时，忽然看见威尼斯人的总督。他马上避离，走进在这之前帕夏一直接见他的那个房间。这件事使在那里的土耳其人十分恼怒。这是他自己叙述的。他之所以以此自豪夸耀，不是因为他个人对搞阴谋活动有什么癖好，而是因为他奉主人之命尽量谨慎小心、保守机密。格尔拉赫的工作日记是一个很好的关于马格利亚尼进行的谈判的整个情况的材料的来源。他在这本书的开头指出，西班牙人当然渴望得到和平，但是，他们同时也想“让事物保持秘密，并且想使自己不在土耳其人面前奴颜婢膝、卑躬屈节”。42 帕夏的激怒不难理解。这种激怒被他夸下的海口，被他针对教皇开的玩笑，被他对关于佛兰德发生的困难的影射，被他关于割让奥兰的要求表露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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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土耳其方面和西班牙方面同样迫切需要和平。由于对方没有派来大使，土耳其人就同马格利亚尼谈判。又由于必须在春季到来之前达成协议，因此马格利亚尼接二连三受到接见。2月1日以后，马格利亚尼报告局势有了明显缓和。7日，签订了一项为期一年的停战协定。43 这是一次停战、一项君子协定。协定文本载有译员霍朗贝和萨洛蒙·阿斯卡纳西博士正式出具的关于译文与原文相符无误的证明。这两个人在这些谈判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帕夏答应1578年在土西双方互相同等对待的条件下土耳其大舰队将不出航。停战范围扩大到整整一系列国家和君主。这些国家和君主中，一些由西班牙国王提名，其余的则由土耳其皇帝提名。土耳其方面提出的是法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威尼斯和波兰国王，再加上非斯的“君主”。关于这一点停战协定的条款说（这样就顺便添加进了土耳其的过奢的要求）：“虽然由于非斯君主挂着尊贵的土耳其皇帝的旗帜并且对他归顺服从、称臣纳贡，这并非必要。”在菲利普二世方面，提出了教皇、“马耳他岛和这个岛上的圣约翰骑士团”、热那亚共和国、卢卡共和国、萨瓦公爵、佛罗伦萨公爵、曼图亚公爵、帕尔马公爵、乌尔比诺公爵，最后还有皮昂比诺的领主。关于葡萄牙国王，双方商定，土耳其舰队将不经由“白海”，即爱琴海，前往进攻他的位于直布罗陀以外的各个邦国。至于红海和印度洋，作出的承诺则不同样明确清楚。只有上帝才知道以后这方面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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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正如西班牙的外交部门所希望的那样，这个成功从谈判一开始就分文不花地而且不声不响地取得。谈判进展迅速，从1月12日进行到2月7日，并且像马丁·德·阿库尼亚所进行的谈判那样，迅速完成。也许这是因为对土耳其人来说，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及时地避免动员舰队和这种动员所引起的巨额开支。只有在春季以前事事安排停当，采取行动才是值得的。因此，两次停战的日期是1577年3月18日和1578年2月7日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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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土耳其人继续要求西班牙方面派出一个合乎正式规定的使团，因为他们想取得一个辉煌的、将在全欧洲引起反响的外交胜利。他们坚持这项要求。2月7日协定的结尾载明了双方交换大使的正式承诺。这个条款在其他的环境和条件的推促下，使马格利亚尼在维涅·德·佩拉的逗留以后又延长了三年，并且以后还成了他的不幸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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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完成了使命后难道不应该在1578年春季就返回欧洲吗？或许他对这一点想得并不太多，正如他4月30日写给安东尼奥·佩雷斯的快信所表明的那样，45 他希望自己单枪匹马获得预期的结果，即取得一次为期两年或者三年的停战。他在一次这样容易进行的谈判所产生的狂热和幻想中可能怀着希望。他通过他的拉古萨朋友普罗达内利获悉唐·胡安在格姆布鲁克斯取得了通过其他途径证实了的胜利后，马上试图在4月底对这一胜利加以利用并再次使用“博士”（指萨洛蒙·阿斯克纳西）。他对这位博士说：“我一直对霍朗贝和您说，我不倾向于认为我的主人国王陛下赞成派遣一名大使来。在这个问题上，霍朗贝乐于宁愿相信我的同事奥雷略（·德·圣克鲁斯）而不相信我。上帝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至于我，我仍然持同样的意见，特别因为唐·胡安大人在西方取得胜利，因为土耳其皇帝卷入一场对波斯的战争中，我更是如此。这场战争以险象丛生、困难重重而为人所知。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同佛兰德战争的重要性和影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请向穆罕默德帕夏指出这一点：在两年或者三年中查实我的主人、西班牙国王的力量并赞成通过我的斡旋缔结的停战，这对他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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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积极主动的举动大胆但不成熟。穆罕默德帕夏的答复很快来到，措辞亲切友好，至少在博士用以传达这个答复的形式之下是亲切友好的。帕夏说，他对使者向他提出的理由没有异议。但是，土耳其皇帝年事尚轻，渴求军事方面的荣誉。2月份，马格利亚尼曾经把这位皇帝描绘成易于接受建议，比塞里姆更加殷勤好客，坚信自己得到的第一个印象。穆罕默德帕夏说，但是，正是因为这样，君主对厄尔杰·阿里每天的敦促规劝并非充耳不闻，毫不接受。这位“海上统帅”夸口说，他即便使用一支不精锐的舰队，也能够战胜当时处境困难的西班牙。帕夏推心置腹地对博士说：“我公开说了东·马丁·德·阿库尼亚的好话，而这个人又欺骗了我们，以致我自己的处境十分困难，不能再干下去了。”他说到这里，长叹一声，悲叹道：“这个帝国现在不再是有头有脚了。”博士及时地向马格利亚尼报告了这些漂亮动听的话，而且也没有忘记告诉他穆罕默德帕夏在听陈述西班牙的建议的时候所说的“博士，你很正确”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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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后这位帕夏又回到派遣大使这个问题上。如果菲利普二世派遣一个大使，他就准备使他的要求能够被人接受。穆罕默德帕夏又说，但是，假如不派遣大使，“我也将听从海上统帅的意见”。然后，他非常庄严地肯定说，他为使条约的全部条款得到遵守，阻止大舰船离港出航，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帕夏的嘴里，优雅动听的恭维和露骨的恐吓就这样掺混在一起。基督教徒和土耳其人勾心斗角，比诈斗智。马格利亚尼的大量信件如实地汇报了他们的谈判情况。这些谈判给人以某种苦恼不安的印象。这些谈判还提示出了一种复杂的，即使不算谨慎小心至少也是十分机智灵活的外交策略。谈判双方在运用这种策略时连最狡诈的手段都丝毫不鄙弃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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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利亚尼的手下人”受托把临时停战协定的文本带往西班牙。他于1578年2月12日从君士坦丁堡出发。马德里的国务会议对他带来的信息讨论了多次46 ，“鉴于陛下事务的状况和财政状况，鉴于处理事务和致力于巩固加强各个王国的必要性……”在缔结和约的必要性的这个问题上，毫无困难地取得了一致意见。必须同土耳其人和睦相处，尽管没有人愿意寻根究底，深入讨论，但是，大家对上述这一点意见是一致的。相反，顾问们在“礼仪和威信的问题上”却犹豫不决，莫衷一是。是否派遣一名大使？如果这样做，是否满足于向马格利亚尼送去一份国书？讨论最后归结到了这一点上。9月份，在原则上决定了向君士坦丁堡派遣大使。一个名叫东·胡安·德·罗卡富尔47 的人接到为此目的发出的指示。这是一个极少抛头露面的人物。1579年的一封信提到过他曾经率领那不勒斯舰队的几艘舰船。48 他收到的正式指示没有载明确切日期。这份文件详述了先前的谈判情况，还附有1578年9月12日发出的“第二号指示”49 。这个指示规定了罗卡富尔在前往君士坦丁堡“受阻”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事。他于是派遣随同他的埃凯瓦里船长，责成他去要求通过马格利亚尼缔结停战协定。因此，向素丹派去大使的决定并不十分肯定、坚决，因为仍然有可能在最后时刻阻留他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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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花了3到4个月时间才使马格利亚尼在他远方的寓所里了解到情况。根据格尔拉赫的工作日记，马格利亚尼的“手下的人”1月13日才回到君士坦丁堡50 。旅行旷日持久可能是因为时值严冬，也可能由于西班牙的谋算。西班牙想在1579年再度运用曾经使它能够争取到土耳其舰队在前两年不出航作战的策略。法国人立刻作出这个结论。的确，这些好消息的传来和关于正派来大使的通知，都使马格利亚尼的任务易于完成。此外，由于土耳其人日益投入波斯方面的事务，因而逐渐变得更加随和。1579年1月16日，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秘书朱耶致函亨利三世说，土耳其人“由于波斯战争，和西班牙国王同样急需和平。他们将在波斯遇到的麻烦比他们愿意承认的多。”51 当时担任菲利普二世驻威尼斯的代表的胡安·德·伊迪亚克斯1579年2月5日从法国大使那里获悉：马格利亚尼在君士坦丁堡不再受到监禁；他和他的下属都身穿新衣，还打算在佩拉租一幢房屋。“此间人士据此得出结论：土耳其人正在等候的陛下派出的负责前来缔结停战协定的特使，已经离这里不远。”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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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东·胡安·德·罗卡富尔却并不急于前往赴任。1月9日，他仍然在那不勒斯。3月4日，威尼斯有人传说，他正临近君士坦丁堡。马格利亚尼已经从那里派出两个人前往迎接。53 但是，这个消息发得过早。罗卡富尔“病了”。我们如果了解他收到的第二项指示和西班牙所抱的保留态度的话，就会像土耳其人那样对这种病，甚至对拖垮这个可怜的人的旧病复发产生怀疑。马格利亚尼仍然在一项与前几年签订的停战协定类似的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吗？我读过的文献资料都没有提到这件事。一则法国的通讯让人猜想有过这件事，但语焉不详。54 总之，在4月份，土耳其舰队，或者至少是这支舰队的易于动员起来进行战斗的那部分舰船，在厄尔杰·阿里的率领下，向黑海进发。因此，在那不勒斯，人们很快就坚信土耳其舰队不会“出航”了。这个情况——简单的假设猜测——难道没有促使胡安·德·罗卡富尔中断他的旅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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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卡富尔不管是否生了病，都没有渡过亚得里亚海。8月25日，埃凯瓦里船长在拉古萨登岸。他由一个名叫胡安·埃斯特万的人陪同，带着赠送给土耳其皇帝和他的大臣们的礼品，还为马格利亚尼带来缔结停战协定所必需的一切权力和保证。55 这就使马格利亚尼所扮演的简单代理人的角色转变为真正的大使的角色。与此同时，一个法国新任大使到达君士坦丁堡。56 9月16日，这位大使从年迈的穆罕默德那里获悉土耳其同西班牙的停战协定很可能即将签字57 ，于是他很自然地立刻从中作梗。首先是发动一场新闻战，用旁敲侧击、含沙射影的办法来进行破坏。马格利亚尼解释说，西班牙国王所采用的已在君士坦丁堡为人所知的战略措施，是针对葡萄牙的。（这个国家的王位继承问题所产生的危机甚至早在红衣主教国王58 死前就已经开始了。）正在这个时刻，这个法国人却利用流传于君士坦丁堡的传闻59 ，声称西班牙的这些战略措施是针对阿尔及尔的。他还谈到意大利的战争，并暗示由于萨吕塞侯爵领地事件，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他的这些行动都徒劳无功。后来，热尔米尼——这位法国大使被指责未能把西班牙的外交道路阻塞住。但是，他除了打这场小笔墨仗之外，无法进行其他战争。圣巴托罗缪惨案发生后的最初几年，法国的威信在黎凡特真是一落千丈。这个国家明显软弱无力，在西方受到严重损耗。这些都削弱了它在君士坦丁堡的力量。谈判者不能空着两手来谈判。法国的政策刚刚导致逮捕了一个可能是唯一的能够把土耳其引向西方的人——克洛德·迪·布尔。他是安茹公爵的代理人，1579年在威尼斯被捕，并被递解给米兰多拉。60 他的计划是劝使土耳其参与安茹公爵对荷兰的征服。安茹公爵和沉默的威廉、整个欧洲的新教徒以及英国人都有联系。正如马格利亚尼指出的那样，这些人在君士坦丁堡都有代理人。这里面有引诱土耳其人之处。但是，土耳其人已经深深卷入使人精疲力竭的对波斯的战争中，几乎无法同时转过身来朝向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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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1580年对马格利亚尼来说，是工作困难的一年，也是取得胜利的一年。马格利亚尼的使团现在正式附属那不勒斯，由东·胡安·德·苏尼加（此人在他的侄儿死后当上了卡斯蒂利亚的大封地骑士，在蒙德哈尔死后当上了那不勒斯的总督）领导。这个使团摆脱了与西班牙的迟缓的通信联系，现在办事比过去更有效能。大家知道，在蒙德哈尔时期，情况正相反，禁止马格利亚尼向那不勒斯通报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对马格利亚尼来说，任务显得容易。他渡过一些危急时刻，尽管剩下的时间是在闲扯、长聊和长聊之后同样长的情报汇报中，有时甚至是在因选择他们在佩拉的主要教堂61 里就座的椅子而在关于在先权的问题上与热尔米尼发生的争吵中渡过的。这些或者毫无意义可言，或者是想向土耳其人表示不可能在君士坦丁堡保持一个西班牙的常驻代表。而在君士坦丁堡保持西班牙的常驻代表这件事，正是菲利普二世不愿意作出的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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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马格利亚尼来说，另外一个困难在于：在土耳其的政治舞台上，重大的角色不断更换。1579年10月，穆罕默德帕夏遇刺身亡。接替他的阿吉赫梅特帕夏是个智力相当低下、碌碌无为的人。这可能对西班牙有利。62 但是，他也于1580年4月27日亡故，由穆斯塔法帕夏继承。和这些高层的变化相对应的是小人物这个层次里的层出不穷的变化。索洛蒙博士虽然还在位，但译员霍朗贝已经销声匿迹。相反，我们发现了布拉蒂这个如果说不是三料，至少也是双料的间谍。当这个人的瞎吹胡说和背叛投敌行径很可能除了败坏马格利亚尼的名声之外还可能危及一批为马格利亚尼效劳的人物如锡南、阿伊达尔、因格莱斯、胡安·德·布里奥内斯63 ……等的时候，马格利亚尼只能揭露他，谴责他，而不能撵走他。两个新来的人出现：贝纳维德斯和佩德罗·布雷亚。他们是土耳其掌玺大臣公署的职员。前者是犹太人（他的宗教信仰阻禁他礼拜六上船），他对他在该机关拟定的文件了若指掌；后者是什么人较难确定。但是，这两个人都肯定是双重代理人。我们附带看见威尼斯在地中海殖民地的总督、拉古萨的商人尼科洛·普罗达内利和他的兄弟马里诺。马里诺的船1580年10月在那不勒斯。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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