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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军队的这位新任统帅在冬季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进一步平定了克里米亚。晴好的季节一旦来临，他就率领一支有意缩编了的军队离开埃尔祖鲁姆。夏季末（1585年9月），他突然挥师转向大不列士并一举攻下这个城市。大不列士是个商业和手工业城市，位于盛产谷物和水果的平原的中心，对饥饿疲惫的土耳其军队来说，这不啻是个意外收获。但是，这个城市在遭到可怕的洗劫后，必须设防筑垒，加强防务，因为包围要塞的波斯人仍在继续战斗。奥斯曼帕夏取得这次辉煌胜利之后，在一次夜间遭遇战中阵亡（1585年10月29日）。哲加拉把这支军队带回过冬营地。但是，波斯人仍然没有停止战斗。1585年和1586年之间的冬天，从第比利斯到大不列士，沿土耳其长城的要塞全都处于索非的臣民和他们在当地的同谋者的包围之中。土耳其的长城再次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大不列士被第二次前来担任亚洲地区指挥职务的土耳其军队总司令费尔哈德帕夏及时解围。土耳其人缓慢地但有效地夺回了优势。在以后的两年，战争的确改变了性质，因为波斯人突然不得不对付新的敌手——霍拉桑的乌兹别克人。他们遭到来自背后的进攻，同时他们征募骑兵的工作也困难起来。土耳其人于是超越大不列士向南挺进。一场以埃尔祖鲁姆为中心的战争很快就转变为一场以巴格达为中心的战争。在这个城市附近，费尔哈德帕夏的那支因补充了匆忙征募的库尔德士兵而壮大起来的军队1587年在格鲁斯平原打垮了波斯人。第二年土耳其人再次挥师北进，把兵力投向卡拉巴格地区的大不列士的周围。他们占领了那里的根德杰，并在这个城市尽力筑堡设防，为即将到来的战斗进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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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个期间，年轻的阿巴斯在他的父王还在世时（1587年1月），不管父王是否愿意，就参与治理国政。他明智审慎，知道面对困逼他的王国的两种危险——一方面是乌兹别克人；另一方面是奥斯曼帝国——宁愿在西方作出让步。于是，一个显赫庞大的波斯使团由哈伊德·米尔扎亲王率领再次到达君士坦丁堡。在新素丹穆拉德已经在那里开创了一个光辉伟大的时代的土耳其首都，波斯使团受到十分盛大的接待。谈判旷日持久，但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和约于1590年3月21日签订，从而结束了一场历时达12年之久的战争。土耳其在谈判中顽强坚持，寸步不让，并在缔结的条约中得到报偿。它征服的全部土地，即：格鲁吉亚、奇尔万、劳里斯坦、斯舍尔佐尔、大不列士和附属它的“阿塞拜疆部分”都留在素丹手中135 。总而言之，整个外高加索、整个高加索的可以居住人的部分连同向里海敞开的窗户都留在素丹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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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一次微不足道的胜利。相反，这是奥斯曼帝国的生命力的奇特的标志，但绝不是它唯一的奇特标志。然而，对研究地中海历史的历史学家来说，重要的是土耳其的力量的目标朝着远离内海的里海的方向固定下来了。这一股离心的推动力说明了为什么土耳其至少到1590年为止离开了地中海这个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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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在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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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不但在波斯作战，而且还深深卷入为控制印度洋而进行的战争中。这个海洋的情况我们也了解得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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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至少它的西部，在若干世纪内曾经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湖。葡萄牙人未能成功地把伊斯兰教徒从那里赶走。至少自1538年起，葡萄牙人遭到伊斯兰国家多次进攻。土耳其人在这些进攻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归根结底，或许是因为奥斯曼帝国没有在这个向南倾斜的斜坡取得成功，所以它无法同欧洲抗衡。它差一支精良的舰队。不错，土耳其拥有一支舰队，而且是一支令人胆寒的舰队。土耳其必须通过狭窄的红海和印度洋接触，而且它掌握的航海技术是用于地中海的那种航海技术。土耳其是用它使用于地中海的舰船，即在拆卸后用驮队一直运到苏伊士，然后再在那里安装、下水的帆桨战船，来同它在印度洋的竞争对手交锋。埃及总督老苏里曼帕夏1538年攻占亚丁并于同年一直推进到第乌，但他始终未能攻克该地。1554年皮利海伊斯136 也率领帆桨战船去碰碰运气，同葡萄牙的帆船作战。这些帆船是远航大洋的船只，制服了土耳其的划桨船。由海军将领、诗人阿里指挥的、以位于另一个狭窄的海——波斯湾——的入口处的巴士拉为基地的帆桨战船舰队，1556年被驱赶到古德热拉特半岛。这支舰队的首领和水手在该地弃船登陆。印度洋上就这样发生了一场帆桨战船和帆船之间的奇怪的争斗。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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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朝着这个方向的推进，一般说来是和土耳其—波斯战争相联系的。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推进总是继这类战争之后发生。1533年到1536年，进行了对波斯的战争。然后是苏里曼帕夏的远征。攻占亚丁和对第乌的首次包围的时间是1538年。从1548年到1552年，进行了第二次对波斯的战争（但这场战争只在第一年具有重要性）。1549年对第乌进行第二次包围。1554年，皮利海伊斯远征。1556年，阿里远征。同样，将近1585年，波斯战争进展速度放慢，争夺海洋的战争沿非洲东部海岸这个被葡萄牙人称为康特拉科斯塔的海岸再起。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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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土耳其和西班牙之间的停战仅仅实施于地中海。菲利普二世力劝葡萄牙官员宽容、忍耐，以避免心怀不满的当地土著王公向土耳其人求援139 ，但这徒劳无益并且是为时已晚之举。土耳其人甚至不待别人向他们呼吁。1580年以后，他们继续对葡萄牙商人进行掳获甚丰的海盗式的劫掠，一支舰队由米拉利贝伊率领140 甚至驶到盛产黄金的非洲海岸。它轻而易举就攻占了摩加迪沙、巴拉瓦、德任博和安帕扎。蒙巴萨王公宣布自己是土耳其宫廷的封臣。次年，米拉利贝伊攻下除仍然忠于葡萄牙的梅林德、帕塔和克利夫之外的海岸上的全部据点。这难道正像菲利普二世所想的那样是葡萄牙人强加给土著人的恶劣的待遇产生的结果吗？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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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反击迟缓。1588年，一支舰队在南阿拉伯海岸边失事遇难142 。在西班牙，在无敌舰队进行活动的这一年里，伊比利亚的战争机器有不同于这些远方的斗争的其他需要关切处理的事。赌注是巨大的。在土耳其企图设防的蒙巴萨的后面，有苏法拉的金矿。更重要的是有到达波斯和印度的通路。1588年，葡萄牙舰队曾经试图在曼德海峡保卫这条通路，未获成功。对葡萄牙人来说，幸运的是，土耳其人竭尽全力活动，结果也被长途跋涉弄得精疲力竭。1589年，米拉利贝伊只有5艘船可以用于进攻。托梅·德·苏扎率领的葡萄牙舰队成功地在蒙巴萨河包围了米拉利贝伊。在这期间，沿海爆发了一场疯狂的黑人叛乱。这场叛乱最后把一切扫光荡尽，其中包括土著统治者和土耳其入侵者。只有在葡萄牙船上避难的人，其中包括米拉利贝伊本人，逃脱了这场屠杀。奥斯曼的最奇特的、最不为人所知的企图，就这样于1589年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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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战争：世纪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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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什莱认为圣巴托罗缪惨案发生的那一年是这个世纪的转折点。如果的确曾经有过什么转折点的话，这个转折点倒更与在发生葡萄牙战争的同时还进行了大规模的争夺大西洋和世界统治地位的斗争的1578年和1583年之间的这段时期吻合。西班牙的思想和谋略转而针对大西洋和西欧。当菲利普二世的统治的第一阶段紧接1575年的破产宣告结束时，贵金属的大量流入使西班牙储备战费的金库突然膨胀起来。于是，在这些“关键年”之后，开始了被一个历史学家称为1579年和1592年之间的这段时期的“王家白银循环”。143 荷兰和别处的情况都是这样。菲利普二世的政策由于他的财源膨胀扩大而变得大胆起来，日益具有侵略性，并且更加鲁莽冒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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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惹人瞩目的变化没有逃脱历史学家的注意，特别没有逃脱比别人更了解这个变化但把这个变化看得过小的葡萄牙人的注意。他们的民族的命运当然在大洋的历史上占着中心地位，但并不构成大洋的整个历史。在大西洋战争进行期间发生的多起事件叠加在一起，就立刻显示出了进行的斗争的规模。我们不能跟在另外几个人后面亦步亦趋，说什么这些斗争为“现代”打开了大门。这样的断言是不成熟的。 这些斗争在相当长的岁月中阻碍了大西洋的飞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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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班牙，方向的变化是明显的。1579年，格朗弗勒红衣主教到达马德里。他在该地一直待到去世（1586年），长达7年之久。在这7年中，他首先非正式地，然后正式地担任首相职务。很多历史学家（甚至马丁·菲利普松）都非常倾向于认为，在这些政府的变化和从菲利普二世的统治的防御性的、审慎的阶段到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阶段的过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直到1580年为止，西班牙执行的政策更主要是“主和派”，即鲁伊·戈梅兹和他的朋友那一派所主张的政策，而不是阿尔贝公爵和他那一派，即“主战派”所主张的政策。当然也并非毫无例外。例如1567年阿尔贝公爵进行的远征和勒班陀战役便是例外。这两派都没有在任何现代的意义上组织起来，因此把它们称为两个小集团更加恰当。国王在使用它们的同时，始终超然于它们之上，并且对他的臣属之间的争执不和感到满意，因为这些争执不和保证他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情报，能够更容易进行监督，最后还更能够拥有完整的权威。菲利普二世让它们互相对立、争斗，互相怀疑、猜忌，从而使很多人因为他效劳而心力交瘁。他的统治时期的各项艰巨任务也助了他一臂之力。1579年，除了他的统治的第一阶段的那些党派的幸存者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人了。1573年，鲁伊·戈梅兹去世。他的那个在他死后聚集在安东尼奥·佩雷斯周围的小集团，不再像过去那样团结一致。1573年12月离开荷兰的阿尔贝公爵不再有昔日的显赫地位。1575年，他突然失宠，从此受到排挤，被弃置于政治生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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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9年，菲利普二世召回格朗弗勒。他写信给他说：“我在处理政府工作和为政务操心时，特别需要你这个人，需要你的帮助。你来这里愈早，我愈高兴。”144 这位红衣主教当时住在罗马。尽管他这时年事已高——62岁——他还是接受去冒险。但是，他在几经耽搁延迟之后才启程上路。他必须先在罗马，然后在热那亚等候。7月2日，他才和陪同他的唐·胡安·德·伊迪亚克斯望见西班牙的海岸。8日，他们在巴塞罗那上岸。上岸后，红衣主教立刻套马驾车上路，作夜间旅行，以避开骄阳酷暑。他奉当时已在埃斯科利亚尔的国王的特别命令，没有前往马德里，而是于8月初到达圣洛伦索，被国王当成救星迎接。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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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星这个词用在这里是恰当的。菲利普二世等到红衣主教已经在前来埃斯科利亚尔途中时，才扔去面具，露出真相，突然狠狠打击安东尼奥·佩雷斯和他的主要共谋者埃波丽公主。7月28日和29日之间的夜晚，这两个人都被逮捕。这些日期很重要，值得注意。因为，长期以来，安东尼奥·佩雷斯对他的主人来说，就是一个可疑人物。但是，只在新的政府领导班子差不多就任时，国王才下定决心对付这个在宫廷中仍然势力强大的小集团。随着格朗弗勒的上台，主和派灭亡了。这固然是由于多种多样的、耸人听闻的、错综复杂的、对我们来说极端晦涩难懂的个人动机方面的原因，146 但也是由于形势的推动。雷克森斯在荷兰所进行的调解尝试以失败告终。这个失败比阿尔贝公爵的失败更引起轰动。对最初于1578年夏天着手进行处理的葡萄牙王位继承事件来说，和平的方式丝毫不能奏效。有人坚持认为，安东尼奥·佩雷斯在这起事件中背叛了他的主人。这种看法会引起多种解释，产生混乱，援引的证据不能令人信服。剩下的是这样一种假设：君主认为采取的政策令人不安，因而对之感到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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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是一个巨大变化。随着格朗弗勒红衣主教的上台，在菲利普二世的帝国的心脏里，安置下一个坚强刚毅、精力充沛、机智灵巧、高瞻远瞩和视野开阔的人物，安置下一个坚决、诚实、正直、忠于国王和西班牙的威势的人物。这也是一个属于另一辈的、习惯于缅怀查理五世的伟大时代、习惯于在这个时代寻找范例和比较、倾向于对自己所生活的悲惨时代进行批评的老人。这是一个能决断、有头脑、善思考的人。开始时他的影响很大。他是1580年胜利的缔造者。但是，这些胜利取得后，一俟菲利普二世从里斯本回国，他的影响就主要存在于表面而不存在于实际了。他也为国王效劳过度而心力交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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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些重大事件的形成产生，即在把西班牙的力量从地中海带向大西洋的钟摆运动和格朗弗勒红衣主教的上台执政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协调一致的关联。写传记的方法很可能使我们迷失方向，正如它曾经使像马丁·菲利普松那样治学严谨的研究人员迷失方向一样。这个学者丝毫没有看到这股力量的转移。读红衣主教反对土耳其—西班牙停战协定的声明，就足以使这个学者对西班牙离弃地中海战争一事不予注意。但是，没有任何事物向我们保证红衣主教这时是口心一致、坦诚直率的。147 在很多年内，就在格朗弗勒的“内阁”掌权时期，有过停战和继续停战的事，这是事实。地中海既不是因为红衣主教的缘故，也不是在不顾他的意志的情况下放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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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卡扎尔·克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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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海的基督教世界进行的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并不是勒班陀战役，而是在这次战役之后7年进行的以阿尔卡扎尔·克比尔的灾难（1578年8月4日）告终的葡萄牙的远征。阿尔卡扎尔离丹吉尔不远，位于在拉腊歇入海的卢科河的岸边。148 葡萄牙国王塞巴斯蒂安虽然已经25岁，但还是一个头脑发热、耽于幻想、不能完全承担责任的孩子，十字军东征这个强烈的念头仍然时刻萦回脑际。在进行非洲征战以前，他就已经会见过菲利普二世。菲利普二世劝过他不要把战争引到摩洛哥，但白费气力。这种远征准备得慢慢吞吞，发动以后所得到的好处甚至连进行突然袭击带来的好处也不如。阿布德·埃尔·马莱克谢里夫了解到葡萄牙的备战情况和葡萄牙舰队的出航情况，然后又了解到这支舰队在加的斯的停留情况，还来得及采取对策和宣布一场圣战。数量很小的葡萄牙军队在丹吉尔登陆，接着被运往阿尔齐拉（7月12日）去侵犯一个决心自卫并拥有一支精良的骑兵、大炮和火枪兵（这些士兵往往是安达卢西亚人）的国家。葡萄牙战车的长列纵队深入内陆。交战双方于1578年8月4日在阿尔卡扎尔·克比尔进行遭遇战。国王指挥无方使伙食很差、营养不良又被长途行军和烈日酷暑弄得精疲力竭的基督教军队更加脆弱，不堪一击。面对这支侵略军，摩洛哥进行“集体征召”，149 基督教军队寡不敌众，一败涂地。附近地区的山民把基督教军队的辎重给养抢劫一空。国王也在被杀之列。曾经随同基督教军队作战的那个已被废黜的谢里夫溺毙。与此同时，在位的谢里夫在这次有时被称为“三国王之战”的夜晚病故。一两万葡萄牙人落入非基督教徒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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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说这是葡萄牙历史上最大的灾难，但也不能低估这个孕育着重大后果的阿尔卡扎尔·克比尔战役的重要性。这个战役显示了摩洛哥的力量。用于赎回被俘基督教徒的赎金，使摩洛哥顿时变得十分富有，以致阿布德·埃尔·马莱克的兄弟、摩洛哥的新君主阿赫梅德既被人称为“胜利者”，也被人称为“镀金的人”。此外，进行阿尔卡扎尔·克比尔战役这一天，开始出现葡萄牙的王位继承问题。塞巴斯蒂安身后没有直接继位人，由他的叔父亨利红衣主教继承他的王位，但是，这个身体虚弱又患肺痨的老人的统治，只能是而且事实上也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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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远远经不起这样严酷的考验。它的帝国以居中交换、转运货物和以用船装运金、银等两项活动为主要的立国之本。这些金、银横越大西洋，用来换取香料和胡椒。但是，非洲的贸易在这当中发挥作用。由于阿尔卡扎尔·克比尔战役，这部机器变了形，改了样。此外，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贵族仍然在非基督教徒手中。为了支付数额大得无法以现金支付的赎金，这个国家后来花光了铸币，并把首饰、宝石全都运往摩洛哥和阿尔及尔两地。更糟的是，大批人被俘使这个地域狭窄的王国失去了行政干部和军事干部。这种种原因加在一起，就使葡萄牙这时比在它的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无法克服它的衰弱状态。对历史学家来说，对大量就卢西塔尼亚的衰落这个题目进行论述发挥的著作进行筛选并且量度这个小王国的真正苦难，并非易事。但是，如果说这个王国过去已经受到一种衰退、一种慢性的潜在疾病的感染的话，那么它在这个1578年的夏季就受到一种突然发作的昏厥症的侵袭。环境和事件使它的病情大大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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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病人来说，落到一个庸医手里真是不幸到了极点。63岁的老红衣主教、幸运者埃马纽埃尔的儿子中的最后一个幸存者，患足痛风。肺痨使他身体衰弱不堪。他的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助长了葡萄牙王国的日益扩大的动乱。他多年的积怨也起了同样的作用，因为在东·塞巴斯蒂安的随性之所至、行事毫无定规、反复无常的政府的统治下，他不得不千百次忍气吞声。他登上王位后，对这些记忆犹新，并且进行报复。第一批受他害的人中的一个是拉法藏达的很有权势的秘书佩德罗·德·阿尔科卡巴。他解除了这个秘书的一切职务并加以流放，但是，他却无法把此人和他的大批拥护者排除在这场政治赌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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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笨拙的举动，为西班牙的阴谋扫清了道路。菲利普二世由于他母亲的婚姻，对葡萄牙王位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利。在他和他觊觎的王位之间横阻着布拉冈斯公爵夫人拥有的和他竞争这个葡萄牙王位的权利。公爵夫人的这种权利同样无可争议。但是，这个“封建”家族没有能力同西班牙国王斗争。在参加争夺王位的人中，还有东·路易的私生子——克拉托的修道院长。东·路易也是幸运者埃马纽埃尔的儿子。但是，克拉托的修道院长作为私生子，他的出生对他要求继承王位颇为不利。事实上，在菲利普二世和葡萄牙的王位之间，只阻隔着里斯本的老君主。这个老君主的高龄和他那朝不保夕的健康状况，自1578年秋季起就已提出他的王位的继承问题了。菲利普二世立即向葡萄牙派去一个机动灵活、能言善辩的外交官克里斯托瓦尔·德·穆拉。这个外交官来葡萄牙后大事馈赠金银，封官许愿。红衣主教国王自身的错误也以同样的程度使葡萄牙的亲西班牙党有了首批成员。克里斯托瓦尔·德·穆拉的确也和佩德罗·德·阿尔科卡巴挂上钩，有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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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红衣主教国王的虔诚的信仰使他把他自己和整个葡萄牙交托给耶稣会，受耶稣会的精神统治。耶稣会会士和西班牙这个强大的外国结盟的程度如何？在这个问题上，马丁·菲利普松发表的文献资料被人遗忘。耶稣会会士虽然到那时为止一直被菲利普二世排斥在一边，但同意和他在葡萄牙进行合作，这是事实。最初敌视他的西班牙侄儿，相反却宠爱他的侄女卡德琳·德·布拉冈斯的亨利红衣主教国王，后来竟情不自禁地发表了半官方的有利于菲利普二世的声明。对于这种思想转变有多种解释。但是，这些解释都不排除耶稣会会士可能采取了干预行动。这个修会的会长E.梅尔库里亚诺发出的接受菲利普二世的要求的信的时间是1579年1月150 。他手下的人（这些人起初更倾向于支持布拉冈斯夫人）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改变立场，转而为菲利普二世效劳。毫无疑问，他们希望从菲利普二世那里得到恩典，而在欧洲大陆内外，菲利普二世比任何人都更不吝惜施与这种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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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的民族独立就不大可能得到维护。要维护民族独立，这个国家必须武装起来，它的统治者必须下定决心采取在民族内部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处理王位继承问题引起的危机。总而言之，要承认布拉冈斯家族，或者说如果需要的话，要承认克拉托的修道院长。然而这位红衣主教国王却把国家的全部防务弃置一旁。这些防务意味着巨额费用。这位老国王同意支付的唯一费用是赎回仍然留在摩洛哥的俘虏所需的费用。他虽然对为赎回阿尔卡扎尔·克比尔战役的俘虏花费多少从不吝惜，但是对国家的防务却分文不花。如果国家在这样一条道路上行进的话，它的臣民，至少他们当中的富人，特别是商人，可能也不会下定决心作出必要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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