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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打着改革和道义的旗号，公开没收了英国大小修道院的财产，因此而臭名昭著。但是，在16世纪，除了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外，政府没收教会财产的事件屡见不鲜。在转手的过程中，随着形势的变化，每过几年都要签订新的条约，有的是确认没收的行为，有的是推翻先前的决定。在旁观者看来，事态的发展如奔腾的洪水，而对局内人来说，它却是个周而复始的大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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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给人带来的大致就是这种“感觉”。每次革命的成果和流血的程度不同，但它们的动机基本上由同样的因素组成：希望、野心、贪婪、恐惧、欲望、嫉妒、对秩序和艺术的仇恨、狂热、英勇的献身精神以及对破坏的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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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使一个君主领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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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林的双眼放出福音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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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林即安妮·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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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之乐》，摘自格雷的《墓园挽歌》，讲亨利八世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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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的作用也不可低估。路德的思想广为传播的时候，正值亨利八世请求教皇宣告他的婚姻无效之际，因为他真心认为，他得不到男性后嗣是因为他和凯瑟琳王后的婚姻是乱伦。这位国王曾经撰文攻击路德，为此，教皇封他为“基督教的捍卫者”。但现在捍卫者不得不与教皇决裂，因为，凯瑟琳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的姑妈，查理五世根本不会允许离婚，所以，教皇也不敢准许离婚。在这场闹剧中，一个新的英国国教诞生了，它的最高领导不是僧侣，而是国王，并从此永远独立于罗马教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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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王的行动是为了保护他本人和王室的权力。尽管他没有改变神学教义，但他对教会土地的没收等于是朝着下一场革命默默地迈出了一步（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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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也许会想，为什么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没有听从教皇的要求去惩罚路德和他那些追随者呢？为了诱使腓特烈服从这个要求，教皇还奉送了“金玫瑰”这个崇高的荣誉。腓特烈创建了维登堡大学，并安排了学校的人员编制，因此，他既是路德的君主，又是路德的雇主。他本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热衷于收藏圣人遗物。据说他共收藏了8000多件圣物，包括耶稣摇篮里的干草。但是，他终其一生一直在保护这位焚烧教皇敕书的僧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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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诸如此类抵触教皇的迹象中，可以察觉到世俗统治者对宗教统治者的反感，地方当局对中央当局的敌对，以及德意志人民族感的加强，这造成了对“外来”要求的不耐烦。在与教皇和罗马教廷的冲突中，一些人自然而然会感到“那些意大利人”在干预“我们的事务”。其他人可以从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所著《日耳曼尼亚志》一书中找到民族自豪感——尽管当时日耳曼民族并不存在。在塔西佗笔下，罗马既腐朽又卑贱，而各个日耳曼部落则具有高尚的道德和自由。萨克森的腓特烈不一定会同意这种站不住脚的对比，但是个人的情感驱使他去保护路德：梵蒂冈的官员要对他心爱的大学里的教员兴师问罪，这是对他的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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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宗教分裂还不成气候，教皇的要务仍然是打击异端。他争取到了刚刚当上罗马帝国皇帝，年少气盛的查理五世的支持。查理五世同意等帝国议会，即著名的沃尔姆斯议会，下一次开会时审判维登堡那个捣乱分子。审判者软硬兼施，第一天，被告曾现出刹那的软弱，但第二天即表现得英勇不屈——简直像悲剧情节的转折。腓特烈担心路德有性命之虞，于是派人把他劫走，藏在一座城堡里，这座城堡就是现在成了旅游胜地的瓦特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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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逃过一劫以及他的理论得到传播全靠世俗力量在多地同时给予的支持。一个革命思想要取得成功，必须得到“不相关的利益”的强有力支持，而唯有军事力量能保证这一思想不被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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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瓦特堡，尽管魔鬼派出的群鸦乱噪，多方捣乱，路德还是把《新约》翻译成了德文，并且选择了绝大多数人都懂的一种方言。如果大家都能看懂福音的话，就会明白他的意见是正确的。福音派（Evangelical）的名称便由此而来。它比新教徒的名称老得多，也一直比新教徒一词更常用。新教徒（Protestant）的名称事出偶然，来源是一些代表抗议（protest）可能和天主教徒签署的一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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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虽然由于这意外的原因停止了传教，但他仍然不断地向德意志人论述有关宗教、道德、政治和社会的重要问题。他为朋友们撰写的小册子和书籍以及致友人的信函被朋友“转印”出来，他还洋洋洒洒地撰写了大量的《圣经》评注、训诫和颂词。教徒把他的拉丁文著作翻译成德文，德文著作翻译成拉丁文。为把一个问题推广到全国范围而发起如此紧锣密鼓的宣传，这是史无前例的。反对派也进行反攻，大学里出现了两派对峙，这些事件又被写成文章。向基督徒宣传什么是真正的信仰，什么是良好社会的文章铺天盖地。这种现象350年后才告一段落。直到1900年，宗教书籍的出版数量（起码在英国）才首次被其他书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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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在20世纪末又重新打响。宗教极端主义者是路德的唯《圣经》主义者在20世纪的翻版（＞44；261）。像450年前一样，西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派，仅在法国就有172个，其中大多数是基督教教派。这种寻找信仰的新浪潮所带来的结果与当初一样，不过今天的骚动不如16世纪时的宣传鼓动那么彻底。人们要求全面回归宗教早期的状态，高呼原始主义的主题——回归到根本！当人们认为繁复的累赘已经埋没了一个体制原来宗旨的时候，当所有要求改革的理论都陷于失败的时候，他们中间最有思想、最活跃的人便会希望从“文明中解脱出来”。毋庸赘言，路德提出的“基督徒自由”也为现代的解放这一突出的主题打响了第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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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到底要把教会中“自上而下各个阶层”里的哪些东西清除掉呢？首先是众所周知的“腐败现象”——富有的修道院里贪婪的僧侣、尸位素餐的主教、纳妾的传教士等等。道德沦丧的现象下面隐藏着更深刻的问题：各种神职人员的作用名存实亡。布道者不能给人以教诲，因为自己就愚昧不明；僧侣不是以自己的虔诚去拯救世界，而是成了游手好闲的牟利者；主教不关心教众的灵魂，而是热衷于搞政治、做生意。当然，他们中间也有少数虔诚的学者，他们的行为证明美德是有可能获得的。但是，一般来说，主教往往只是一个12岁的男孩，他有权有势的父母早早地为他的锦绣前程打定了基础。所以，整个体制已经烂透。尽管人们对此反复痛陈，但是，这个庞大的腐朽体制仍岿然不动。当人们把无益和荒谬的东西当作正常的东西来接受时，一个文化就衰落了。衰落一词并不是贬义词，它是一个技术性的形容词。在一个衰落了的文化中，最能发挥才能的主要是讽刺家。15世纪初这种人大有人在，其中一位伟大的讽刺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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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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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丢勒为他所绘的一幅著名肖像画中，他的眼睑谦逊地、若有所思地稍稍下垂，面部线条柔和，神色安详。后来的书中常常把他描写为一个谨慎、中庸、在斗争中妥协的学究。路德是个硬汉，而伊拉斯谟是个学究，所以反抗的成果归功于硬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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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论大错特错。实际上，伊拉斯谟是位果敢独立的斗士，和路德一样脾气火暴，假如火暴脾气能算是革命者的一种美德的话。早在路德的思想还没有形成之前，伊拉斯谟就已经在积极地推动他的事业了。伊拉斯谟比路德更有学问，更加机智风趣，有着另一种不同的文学才能。他从一开始就抨击僧侣，揭露圣人，并宣告：“几乎所有基督徒都因为盲从和愚昧而成为可悲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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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人由于监护人的意思而违心地穿上了僧袍。尽管他父亲没有抛弃他，但他是私生子，所以被修道誓约给束缚住了。他对于神职生涯不感兴趣，正如路德和加尔文，那两人开始时都是选择法律作为专业。他侥幸得到了一位友善的主教的特别照顾，被永久免除了在职坐班的责任——这是神职人员责任松懈的又一表现。这样，这位年轻僧侣才过上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生活（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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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精通希腊文，这在当时是鲜见的一大才能，因而受到好学的王公们的特别青睐。在时事的所有问题上，开明人士把他视为预言家。教皇向他请教，而且要封他为主教，还（两次）要把他封为红衣主教。大学聘他担任教职，亨利八世企图把他留在自己的宫廷，查理五世采纳他的建议，路德请求得到他的支持，但遭到拒绝后耿耿于怀。尽管伊拉斯谟有时受到如此的重视，但也有的时候遭到僧侣们一致的高声怒骂。当罗马的政策发生动摇的时候，教皇对他发出谴责。在革命之前和革命期间，辩论大多以通信的方式进行，朋友们若是不同意他信中的观点，便对他不理不睬。从他的信所引起的反应中，伊拉斯谟正确地断定，他的力量来自于笔杆，而不是头衔或党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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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柔和甘甜。人民通情达理，聪明敏锐。不少人很有学问。他们熟谙经典，所以我不去意大利并不是损失。英国的女孩美似天仙，她们还有一个习俗值得大力推崇：你不管到哪儿，所有的女孩子都要亲吻你。迎接你的时候，她们亲吻你；与你告别的时候，她们还亲吻你；当你返回的时候，她们又亲吻你。一旦你尝过那温软的香唇，你就再也离不开那个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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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论英国（14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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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斯谟曾经欢迎过福音主义运动，还通过编辑《新约》的希腊文版本和撰写通俗文章出过力。他是第一位以写作谋生的人文主义者，可见他的影响之大。继他之后，再无一人能像他一样对同时代人的思想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甚至连伏尔泰和萧伯纳都望尘莫及。因为到了他们的时代，新教由于把僧侣和文人分为两大不同的社会团体，因而切断了思想家和大多数人民之间的联系。伊拉斯谟受过不少严厉的指责，但从来没有人说他“曲高和寡”。他若活在今天，情况可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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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大程度上，代沟是造成意见分歧的原因。由于伊拉斯谟比路德年长近20岁，因此他不可能成为福音主义者。他是忠实的基督徒，但是他的信仰不是来自激情。同样，作为学者，他读《圣经》时有自己特殊的方法。他相信《圣经》的启示，而不是里面所有的格言和故事，因为其中有许多是诗意性的陈述、寓言和比喻。当他在古代经典著作中读到虔诚得近似于基督徒的人物时，忍不住半开玩笑地说：“苏格拉底圣人啊，为我们祈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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