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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成就使他跻身于恺撒、克伦威尔、拿破仑、俾斯麦这些伟人之行列，他们都是伟大的反抗者，靠自我奋斗取得成功。和这些伟人一样，路德的想象力和感性意识是他思想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若是忽略这些因素，就无法完全理解他。路德为自己的灵魂担忧，这不仅反映了他的自我意识，还反映了他的想象力；他的好战也不应掩盖他感情的热烈和多才多艺。侥幸的是，他留下了应该像鲍斯韦尔的《约翰逊传》一样受欢迎的《桌边谈》一书，使我们能全面地认识他。［由史密斯编辑的是一个较好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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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罗马决裂以后，他的家成了学生招待所。传教士、信徒、学者、难民——多数为年轻人——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不速之客享受他的款待，利用他的好客之情。在位于他原来的修道院一翼的黑色回廊底层的大桌子旁，他就教义、时事以及人和生活高谈阔论。家里有这么多吃白食的人大吃大喝，使他常常手头窘迫，妻子凯蒂对此怨声载道。每当这时候，他便去打零工，干一些体力活挣几个现钱，要不就卖掉个银酒杯。他身边的八个随从并不白吃饭，他们在两个秘书的协助下，记录“博士”的谈话并互相核对笔记。他们的记录使我们得以对当时热血青年的思想和争论的内容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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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中，唯有路德在智力上和伊拉斯谟旗鼓相当。尽管他十分谦卑，但他很可能会说：“上帝少不了智者的帮助。”在日常生活方面，他表现出来的完全是理智和柔情。他娶了一位相貌平平的修女，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出于良知，因为她由于追随他的理论而无家可归。他逐渐开始珍惜她忠诚的帮助，后来真心爱上了她。友谊对他来说是神圣的。在他50岁那年——当时已经算是晚年——他先后失去了许多朋友，这使他悲痛欲绝。他的密友豪斯曼去世时，他一连痛哭了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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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温和的梅兰希顿很早就追随路德，他比路德小14岁。路德对他视若己出，关怀备至，同时又推崇有加，敬为师长。路德说：“他言辞精炼，能说服别人，指导别人。而我喋喋不休，言辞浮华。”他还说，梅兰希顿精通希腊文和拉丁文，而他自己的拉丁文词汇有限，行文粗陋。但是，梅兰希顿写的小册子却言辞尖刻。这位年轻的人文主义者说：“我喜欢像男孩子一样打架。”当然，他在论战中用的是成人的词汇。他反犹太人的言论完全是谩骂。在16世纪和以后的200年里，侮辱作为哲理辩论中的一种修辞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严肃的弥尔顿、理性时代的人以及研究济慈和雪莱的学者常常采用这个方式。路德最客气的骂人话是把他死对头埃克（Eck）博士叫作盖克（Geck）博士（即鹅博士）。但是，路德对于德意志人的粗鄙痛心疾首，称之为Grobiana，这是他根据德文的grob自造的伪拉丁词，意思是粗陋、粗野、粗鲁。造成这种粗鄙的原因常常是酗酒，路德把这种行为痛骂为“肮脏下流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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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路德并不是假正经，他对性这一问题的见解反映了人之常情。他深知性的威力，他曾经睡在石板上面，以折磨自己的办法来压抑性欲，结果性欲反而有增无减。他曾经说过，“粉腮玉腿”的绮念驱使年轻人去订婚。“年轻时候的爱情是热烈的、令人陶醉的，会驱使人盲目行事。”所以，迫使年轻人出家禁欲是残酷的。即使在婚后，保持忠贞也绝非易事。对那些屈从于上帝赋予的繁衍后代本能的人不应该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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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坚强盟友、黑森的菲利普大公在这个问题上给他出了个难题。已婚的菲利普希望再娶一个妻子。他现在的妻子不中他的意，而他又坚决不赞成养情妇。路德当然希望能拯救这位忠诚的新教徒，使他不至于出轨。于是，他从《旧约》记载的那些祖先的事迹中找到了重婚的充分根据。他把《旧约》引文告诉菲利普的同时这样警告他：“请便吧，但不要声张。”但是，这种事是瞒不住人的。新教徒对他的罪恶大加谴责，天主教徒则抓到了一个很好的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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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谁都不能指责说路德向大人物低头。他（以及后来的加尔文和诺克斯）同王公和王妃说话时就像教训顽童那样。显然，革命并没有阻止人扮演神父的角色——路德不就是因为他的道德权威而被称为“父”的吗？路德把他的主要保护人腓特烈视为密友，批评他的过失时直言不讳，尽管他们从未见过面，都是通过腓特烈的管家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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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路德是一个有势力的党派的领袖。有人称他为新教的教皇，一切问题都要得到他的裁决。他把这看成是可怕的琐事。他说，王公们，包括他自己，“是背着包袱，受到诱惑的众神，而老百姓福气好，没有诱惑”。他钦佩他的政敌查理五世能默默地、稳稳当当地承担着痛苦的责任。在整整28年里，除了撰写大量的论文、《圣经》评注、翻译和以上提到的通信之外，路德每个礼拜天都做三到四场布道。他著作汇编的标准英文版有55卷。难怪他把一切财务和家事都推给了凯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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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欢观赏大自然，以此来调剂繁重的案头工作。他酷爱生灵，算得上是自然主义者。他还会吹长笛、弹吉他、作曲和配词。他创作了40多首赞美诗，包括绝妙的《上帝是最坚固的堡垒》。与他同时代的人认为，他的赞美诗所起的作用可以与他的著作相媲美。的确，对路德来说，音乐的地位“仅次于理论。魔鬼仇恨音乐，因为音乐赶走了诱惑和邪念”。在他理想中的学校里，不会唱歌的人是不准执教的，“我也不会准许他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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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在狂热的工作期间有时会发作严重的抑郁症，他还遭受着病痛（结石）的折磨，此外还有信仰所要求的自我约束。他必须迫使自己开阔的胸怀和思想服从《圣经》里的要求。他每年把《圣经》通读两遍，认为它至善至美，但他得出结论说“如果人只依靠理性，是无法同意《圣经》里的说法的”。《圣经》充满了神秘，“只有傻子才会企图做出解释”。所以，基督教布道既艰巨又危险。“早知如此，我决不会做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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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不了解这可恶的病。我想它首先是老年人体弱的表现；其次，它是我长期劳累和思想紧张的结果；第三，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是撒旦对我的打击。倘若确实如此，那么，我的病就无药可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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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154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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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福音书重要性的路德如此坦白，这是他和其他信徒之间的一大区别。很难想象加尔文和诺克斯会承认这一点。这使他和伊拉斯谟的观点更为接近，虽然他自己对此并无意识。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他不是“先知”。他没有听到“召唤”，他甚至不认为自己“被开释了”，即得救了。但他是在为上帝做事，有时不惜违逆自己的本意。“我杀害了农民。他们的死都算在我的头上；可这是主的命令。”他厌恶自己早期的一些著作。为了和不可见的世界沟通，他不断与魔鬼进行辩论，他认定应该把女巫立即处死，以防更大的祸害发生。对此，执法者不应该感到不安。“想一想慈悲的上帝说这话的时候是多么严厉：‘咒骂父母的人应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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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令人不快的这一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一旦刻板的唯《圣经》主义站住了脚，任何道德、社会和政治上的残酷行为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依据，虽然正如路德所说，《旧约》和《新约》一个严厉，一个慈悲，互不相容。就像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这类要求绝对服从的非宗教意识形态一样，全看从哪个部分断章取义。在新教革命中，《旧约》或《新约》各自主宰了某一代人、某一个地方、某一位领袖。有时人们也对二者同时遵守，但行动中自相矛盾。圣书的解释者一会儿像耶稣那样悲悯宽恕，一会儿又像耶和华那样无情惩罚。对于那些有怜悯心的人来说，虔诚要求他们为服从正义而牺牲自然的情感；惩罚别人尽管使他们于心不忍，但借用天主教的用语说，它是一种“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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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要坚决惩罚的是犯罪分子和与魔鬼为伍的人。他认为其余的人不应因为他们的见解而受罚，像加尔文在日内瓦所实施的那样。路德看到梅兰希顿研究占星术，不断地预测罗马帝国皇帝的死期，这是崇拜偶像的行为：“星座和我们毫无关系”。但是，占星术家和炼金术士不应该被惩罚，甚至不应该被骚扰。宣扬日心说的哥白尼是大傻瓜，他的观点完全是疯话——不用理会他。像伊拉斯谟那样的人文主义者是无神论者，到时候自有报应。对于“不可挽救的大事”，不值得动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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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有很强的幽默感，不因为人有弱点而烦恼。（在这一点上，他和伊拉斯谟一样，与所有其他的改革派不同。）他知道自己也有同样的弱点。按照福音的教诲，他认为忏悔的罪人比自以为是的人更可敬。事实上，他好几次贬斥“一味的好人”。这种信仰与道德行为对峙的现象在西方文化中屡次出现，后来表现为对“资产阶级及其价值观”的轻蔑。与过失和犯罪相比，体面显得呆板而又懦弱。在一次准备宣讲以醉酒著名的诺亚的布道词时，路德这种观点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头一天晚上，他在撰写布道词的时候，“笑着喝了一大口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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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路德也面临着一个大难题。《圣经》是真正信仰的唯一向导，里面每一个字都是“珍果”，意思明了，不得引申解释它的寓意，否则便成了无神论者。路德讥讽那些对《圣经》含义作引申解释的人说：“我自己就能给他们写寓言。”与此同时，像路德这样聪明和诚实的人不可能对圣书中许多矛盾之处视而不见。当他以《旧约》为依据，建议黑森的菲利普重婚并对此保密的时候，他内心一定十分痛苦，因为他知道他所敬爱的使徒圣约翰和圣保罗绝对不会准许这样做。他不得不把圣詹姆斯贬为“稻草做的福音”，因为它宣传行善就能保证信仰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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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晚年，像他早年在修道院的时候一样，他都承认情感和信仰一直在他的内心深处交战。他最宠爱的女儿死了以后，他呼喊道：“亲爱的莉娜，你是好了。我精神上为你快乐，肉体却难忍悲伤。”他的不快乐逐年增加——对新教教义的背叛，他影响力的减弱，各处贪婪现象的加剧（“王公们就是牟利者”），世界“对福音不感恩”，土耳其人“百战百胜”，皇帝不断打败新教盟军，等等。简而言之，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开始瓦解。世界的末日一定快来临了。有人看见了幻象，说天上出现了血、人影和燃烧着的十字架。恐怕尾声已到，世界就要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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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在他的“论纲”登出不到30年后，于1546年溘然长逝。一年之后，维登堡遭到围剿，萨克森选帝侯被捕，财产全部没收。路德发动的革命失败的命运就此注定。又经过了八年的斗争，才缔结了和平条约。条约承认了新教的独立，但只能是集体的独立。任何一个王公（和城镇）都可以选择新教或天主教，而臣民必须服从王公的选择，也可以自己离开；反抗者的唯一选择就是自我流放。最后一条暗示了，而且是部分地实现了个人主义。革命虽然没有在整个西方取得普遍的成果，但它已是既成事实，使西方生活的众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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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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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在对历史的评价中，把新教改革总结为逃避约束。的确，解放是一切革命最明显的诱惑。革命煽动民众的情绪，使人感觉社会生活永远是对他们的束缚。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不满”的根源。与这种感觉纠结在一起的还有另一种感觉，即古老的习俗是繁重的例行公事，其枯燥乏味是伊拉斯谟的“愚人”的任意玩耍所无法减轻的。人们感到的只有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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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的结论提醒了我们：16世纪初所打碎的不只是根深蒂固的陈腐习俗，革命的实际得益者也不仅限于王公，它还为普通人解除了一套难以承受的责任。福音传教士所谴责的“德行”每天都要消耗金钱、时间和精力。弥撒是免费的，但纪念人一生中重大事件的活动却需要花钱，如孩子的洗礼和第一次圣礼、婚礼、临终仪式和购买墓地。忏悔以后的赎罪包括到圣地朝拜、奉献祭品，后来还包括购买赎罪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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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诚的基督徒必须定期施舍钱财，为病人和死去的人买蜡烛，做弥撒。然后是交钱给“奉金收集人”，帮助教皇在罗马重建圣彼得大教堂；不时还有修道士上门化缘。把尸体运到墓地要花一个金币（六个先令），相当于为去世的人念颂20次祈祷词的费用。在有些为难的情况下，还需要赎罪，这是一项少不了的可观开销。可恨的是，什一税（教会对土地征收的十分之一的捐税）不是交给贫穷的教区教士，而是落到了附近富裕的僧侣手里，而他们并未为拯救纳税人的灵魂出过什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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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悔、守斋和参加各大节日的游行也要耗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些虔诚的富人甚至觉得有义务出资维持一个小教堂，不停地为死去的人唱弥撒。还有些人临终前把财产和土地捐给教堂，剥夺了后人的继承权，缩小了市场的供应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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