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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塞尔顿（165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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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意识形态就说这么多。革命还改变了文化的其他方面。根据新教的规矩，教堂不再兼作公共议事所、节日宴会厅和上演道德戏剧的剧场，也不能再上演歌舞杂耍，不能再举办一年一度的由“昏君”所主持的愚人节狂欢会餐，给信徒提供一个放松的机会。新建的新教“会堂”不能像天主教堂那样，在战争时期给妇女和儿童提供庇护所，更不能给罪犯提供庇护，教堂的民事作用因此而全部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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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每一次新的教派改革，教堂的装饰物日渐减少。路德并不反对鲜花，他也不像一些狂热分子那样，要砸碎古老教堂的彩色玻璃和塑像。但是，画像、神坛桌布、蜡烛和圣物必须取缔，十字架和香火也必须取缔。罗马教会神职人员的服饰繁复异常，不同级别的人在不同场合所穿服装的颜色和布料，戴的帽子或圣带的形状，佩的金银饰物和镶边都各不相同，五花八门，使人观之难忘。英国的清教徒和长老会教徒称其为“粉饰偶像”。具有说明意义的是，那些部分是由于感官上的原因而向往宗教的人仍然选择天主教作为信仰，每一代人里都有这样的人。而对其余的人来说，教堂和艺术之间悠久的联系被永远地切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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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教会的牧师往往娶妻生子，主持礼拜时身着普通衣衫。所谓牧师便是被选举出来为众人服务的那个人。当然，他仍然必须有一定的学问，需要有一定的正式神职授权。教区的教众自己选择他作牧师，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异见教派的出现，教众也日益担当起支持他们的领袖及其活动的作用。路德宗仍然有主教，有的是选举出来的，由国家支付薪金。英国圣公会教会保留了等级制度，其他的教会由在俗的人担任执事或长老。极端分子严格按字面理解路德所说的“人人为教士”的意思，比如，虔信派和教友派教徒“自我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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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新教教派的教徒在礼拜中都参与唱赞美诗。没有唱诗班，也不让僧侣替教友唱诗赞美主。所有的信徒聚集一堂，不熟练但诚心诚意地唱颂歌词和曲调简单的赞美诗。这些赞美诗可能是路德根据圣歌或福音书中的一段编写的，内容不是威胁便是承诺，如“主啊，不管我们奉献给你多少，都会得到加倍的报偿”。人们不再下跪，不再向神父忏悔。人人都领受面包和葡萄酒这“两种圣餐”——面包不是祝圣过的薄饼，而是真正的面包，不过稍有一点儿陈了。过去只有神父领受葡萄酒，以免平常人不慎洒了耶稣的血。教士如洒了酒，手指要被切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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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心不在焉的神父给一窍不通的听众念拉丁文的仪式也被取缔。训诫使用普通语言，被称为布道。布道的篇幅逐渐缩短，在布道刚刚成为新教仪式的一个主要内容时，尤其是在举办公开仪式时，一次布道可长达3小时之久。直到19世纪，对《圣经》中一两句话做“讲解”还需要一个小时，一天做两次礼拜是家常便饭。“英国人的礼拜天”成了形容一种奇怪的时间分配的用语。由于取缔了圣物和画像，新教徒只是在礼拜天上教堂做礼拜（孩子们上教会学校），而天主教徒至今还保持着一天中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教堂祈祷和冥思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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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教徒减少了圣礼引起的敬畏。他们取缔了临终的圣礼，其他的活动也只是仪式，失去了神秘的含义。圣餐仪式——早期叫感恩祭——没有弥撒那么频繁，路德认为一年四次就够了，而且它也不再能给死者和亲朋好友带来什么好处。别的解放包括新教徒可以与堂表亲通婚，如确实“年迈”的话，可拒绝宣誓或担任治安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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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圣经》成为思想和精神食粮，这是最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变迁，其意义可以与穆罕默德给他的人民带来《古兰经》相比。路德20岁以前没有见过《圣经》，他所受的宗教教育完全是以神父为他选择的内容为基础的。在他之前，就有不少有思想的人希望把上帝的话带给人民，曾有过十几个翻译成普通语言的《圣经》版本。但是，是路德汇集了这些努力，使《圣经》成为所有新教教徒的圣书（bible的原意是书），甚至在天主教徒的思想上也留下了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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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新教徒中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首先，它使整个人民有了共同的知识背景和高级意义上的共同文化。19世纪的一件事便是很好的例子：一次柯勒律治在伦敦讲授英国的伟大作家这个题目，偶然提到约翰逊博士有一天晚上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街边脏水沟里躺着一个生病的烂醉女人，约翰逊用宽大的肩膀把她背回自己简陋的住所，给了她食物并留她过夜。时髦的听众大哗，男人嗤笑，女人愕然。柯勒律治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我提醒各位想一想撒马利亚人的寓言。”全场顿时肃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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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部完整的文学著作，是座图书馆。它是诗歌和短篇故事的汇编。它的内容包括历史、传记、地理、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卫生学、社会学（而且是统计社会学）、宇宙学、伦理、神学，应有尽有。《圣经》对熟悉它内容的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为它生动地记载了人间事务。它虽然是宗教著作，但是面面俱到，包罗万象，无论哪种家庭或社会情形都能从《圣经》中找到相应的例子和道德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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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圣经》，你会发现数不尽的出乎意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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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赫伯特《罪孽》（16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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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家里往往只有《圣经》这本书，恭敬地放在重要的地方，空白的扉页上常常记载着家庭的历史，如姓名和生死婚嫁的日期。就此形成了除了饭前谢恩之外，家庭中一天还做三到四次祷告的习俗。当父亲或祖父给聚集一堂的家人，甚至包括佣人，朗读《圣经》时，很自然会用赞美主的祷告词以及其他恰当的词句来抒发激情。在以后世俗思潮占上风的时代，大多数人失去了朗读《圣经》的习惯，人们思想和典故的共同背景也随之消失。所能想到的唯一能取代《圣经》这方面作用的好像只有报纸上的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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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福音主义教派繁衍出了现代数以百计的新教教派。目前，这样的教派大约有325个。它们形成的原因是心灵启悟，加以对于《圣经》经文的钻研。关于对《圣经》内容的理解或是新先知的真实性，经常出现意见分歧，甚至常常就某个做法的细节产生异见。分歧不一定大，却有象征性的意义。门诺教拒绝使用机器，教徒不准钉纽扣。精神不正常但号召力十足的乔治·福克斯为了实现彻底平等，迫使教友派的教徒互相称汝，而不用你（常常所用不当），不准他们对任何人脱帽行礼。摩门教根据后来出现的另外一条训诫，奉行一夫多妻制；基督教科学派则根据一条更新的训诫拒绝承认疼痛，当然也拒绝用药。我们这个时代还出现了通过集体自杀以求得到拯救的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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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旷日持久、最充满暴力——应当说是鲜血淋漓——的冲突是由关于圣餐、三位一体、洗礼、恩赐、德行和得救预定论的争议而引起的。所有福音主义者共同的宗旨是憎恨天主教教会，称其为“巴比伦的娼妇”。唯有一个以斯特拉斯堡为中心，以两位卓越的思想家马丁·布塞尔和约翰·胡茨根为首的团体吁请大家就根本性问题达成协议，不要再进行这种致命的吹毛求疵。他们被称为宗教极端主义者，或是不置可否论者，这后一个名称更加贴切，意思是反对破坏。所有别的教派都对他们恨之入骨，只少数有思想的学者和政治家除外。温和与明智同当时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今天，不管是在伊斯兰教国家还是在基督教国家，宗教极端主义的意思与那时斯特拉斯堡人的主张都截然相反，它的表达方式无一例外都是暴力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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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是否只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呢？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当时和现在对人的生活两类不同解释之间的文化连贯性，便会发现并非如此。尽管存在着语言和社会环境的差异，这种对比还是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走过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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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改革派把圣餐——指谢恩和纪念耶稣与门徒共进的最后一次晚餐——看作他们的中心圣礼。他们在这一点上与天主教相同。但是，新教徒不接受这种概念，他们不认为神父有法力把面包和葡萄酒变成耶稣的血和肉——即圣餐变体。路德派教徒信仰的是圣体同质：面包和葡萄酒同时也就是耶稣的血和肉。它被称为真正的存在。它是一个奥秘，而不是哪个披着神袍的人施展的法力。加尔文派把面包和酒只看作象征，只是通过它们来提醒人们记住那最后的晚餐。当有人向加尔文问起最后晚餐时，他说，耶稣无处不在，因此也存在于圣餐之中。但他只字不提这个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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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摒弃这些恶狠狠的措辞，这些党派的名称，以及像路德派、胡格诺、天主教这些分裂性、煽动性的词汇。我们不要给基督徒改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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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德洛皮塔尔在1560年法国三级会议开幕式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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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加尔文派的信徒向着从定期的感恩仪式中悟出诗意和心灵的真情靠拢了一步，因此削弱了人的骄傲与自大。自然主义者的看法更彻底，他们认为原来的罪人洗清了罪孽，为得到宽恕而感激莫名，因而经历了奇迹般的变化：他的精神达到了耶稣所期望的境界。这算不算一个奥秘呢？如果我们反思一下自己生活中的重大变化，就会发现对此是没有答案的。比如，我们的身体是怎么自行治愈疾病的？有时是靠“神奇”药物的帮助，有时是由于吃了其实是用面包做成的假药片所起的心理作用，偶尔是因为受到感情上的冲击。又如，当我们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时，如观点、信仰或爱情有了变化，或获得了艺术灵感，原因又何在呢？我们只能看到结果，却看不到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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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得救预定论”，或称“命定论”。根据这个理论，德行不能保证得到拯救，而且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这是新教最普遍的教义。当一种观点说服了这么多人，而且是这么多聪明人的时候，把它斥为幻想是不智之举；应该研究一下这个理论所依据的经验。路德就提供了这样的经验：他整整有7年彷徨无依，但有一天突然受到了上帝的启悟。前文谈到不信教的人中有许多人相信命定论（＜12），那些人闻听此言可能会感到吃惊。的确，他们并不认为大多数人，包括未经洗礼的婴儿，是命中注定要被永远诅咒的，但是，他们相信科学决定论，相信因果关系无法改变，而这就是命定论。任何在实验室中工作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它排除了人的自由意志，断言任何现状和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一系列事件的必然结果，可以一直追溯到创造宇宙的大爆炸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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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谈基因、潜意识或“人是化学机器”的社会科学家和老百姓用像路德和加尔文一样的方法来解释他人的行为和他们自己的行为。每人的生活道路早已确定，任何时候都没有选择，意志仅仅是幻觉而已。人感到在受一种不为自己左右的力量的驱使，这是常见的，尤其在伟大的实干家和发明家中。有些人天生崇拜必然性，例如，腓特烈大帝自小受加尔文主义教育，虽然他后来超越了加尔文主义，但仍然是坚定的命定论者。现代犯罪学深深地植根于这种信念之中。主流公众舆论一致认为，罪犯不应该对其行动负责，因为他是“被支配”的（不论是遗传方面，还是后天方面）。恩赐没有惠顾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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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其他的一些基本信念在当代也有其翻版。当年路德为灵魂而痛苦不已，而存在主义者则执着于焦虑，或对“人类的境况”感到绝望。莫名其妙的“罪恶感”目前似乎非常流行，尤其在许多抑郁症患者中间。这种病有时是医得好的，方法是自我反省并接受内省揭露出来的事实，路德的病就是这样医好了的。现代人的自我反省有心理医生的帮助。天主教的忏悔也是这种治疗方法的一种简化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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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的开明时代，人们的词汇中仍然保留着罪过这个词。不少现代小说家、诗人和社会理论家把我们时代的暴行归咎于原罪，尽管这个词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它假定人性有着根本性的缺陷，但它比神学家的理论更加无情，因为它不包括赎罪和洗礼的效力。16世纪的时候，赎罪和洗礼帮人卸除了思想上沉重的负担。对于当今的一些人来说，“科学的”的赎罪办法是政治革命。革命之后，历史将终结，社会将迎来无须法律的幸福祥和；换言之，迎来再洗礼主义者为之斗争了100年之久的圣人王国（＜15；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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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文化的变迁，古老的思想和情感不断得到重新解释，记住这一点，我们就能同情并理解宗教改革派的理论以及他们在各种奥秘面前所做出的选择。路德曾说过，与其说他相信，还不如说他亲身感受到了三位一体。他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本世纪杰出的学者和高明的批评家多萝西·塞耶斯也声称有同感，并就此作了解释（742＞）：圣父、圣子和圣灵主宰一切创造，无论是艺术创造还是其他的创造，每一体都有其特定的作用。［参阅她所著的《创造者的思想》（The Mind of the Maker）一书。］固然，她用的是路德所不赞成的比喻方法，但是，路德如果是因为感受而不只是因为信仰而相信三位一体的话，他自己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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