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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代的一些人则积极鼓吹一位一体。一位名叫塞尔维特的西班牙医生由于不相信三位一体而被加尔文处死。他被称为“献身真理的烈士”，其实，他和他的敌人一样动辄使用迫害的方法。是他种种与宗教无关的行为大大激怒了加尔文，使加尔文不得已做出了处死他的决定。还是关于三位一体这个问题，在波兰避难的意大利的索齐尼叔侄俩争辩说，拒绝多神论，信仰圣人，这意味着只有一个上帝，而不是三个上帝同时存在。他们的追随者原先叫作索齐尼派，后来称为一位论派，在新英格兰地区影响特别大（542＞）。从逻辑上来看，如果只有一个上帝，那么，所有的宗教其实是万流归一。伏尔泰、维克多·雨果、萧伯纳、甘地等许多思想家都这么说过，但是对西方的宗教体制未能产生任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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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16世纪的观念与后来把它们掩盖住，却没有消除它们的自然主义作比较，是为了表明尽管生活的奥秘的表现方式不断变化，但其中的意义却始终长存。这是一种抽象的连续性。相似不等于相同。历史上的事情有各自特定的外表和面貌。“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说500年前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同我们一模一样，分别只在于他们使用诗意的语言，我们使用科学性的语言。索齐尼派教徒的上帝不是“统一的原则”，而是拯救罪人的我主基督。这一切之间的相似之处是人的动机：信仰一个上帝的思想与把所有现象归结于一套规律之下的科学愿望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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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缺乏耐性。在任何运动中，第二代人往往不满于先驱者留下来的东西，包括混乱的状态。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制度、一种理论，以排斥持异议的人，团结有疑问的人，使所有的信徒归为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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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努力中，野心造就领袖。革命中不存在“合法性”，谁能夺到权力，权力就属于谁；而最“纯”的、最严厉的、计划最周密的新人最有可能夺得权力。加尔文便是这样的人。他具备政治家的眼力和律师的头脑。他认为，路德不成体系的理论，加上人人能读懂《圣经》的现象对改革构成了威胁。任何一个略识几个字的人都可能认为自己听到了上帝的召唤，要他建立真正为上帝服务的教会。极端的观点会使疯子和煽动家蠢蠢欲动，斯特拉斯堡的不置可否派是妥协派，包含的面太广，不可能正确。有些天主教神父摇身一变，成了新教的牧师；他们左右逢源，为原来的教友做弥撒，又为别的人做路德式的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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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属于新教的牧师和他的客人友好地谈论着各种教义之间的区别，简直像在上一堂美好的教人宽容的课。牧师总结说：“是的，我们两人信仰的是同一个上帝，但你有你的信仰方式，我用的却是上帝想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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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格兰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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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加尔文在1534年出版了个第一本篇幅不长的小书。它成为加尔文主义的种子，最终把新教分成了两大派系。书名是“基督教原理”，常常被类比为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其实它与《神学大全》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原理》开始只是一篇论文，后来陆续增加了新的内容才最后成书。尽管成书后它具有充分的连贯性，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它只是在圣书的基础上把一些新教的理论组织了一下，其实是一本讲义。它确实对普通人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并非后无来者。西方智力的土壤是肥沃的。例如，优秀的神学思想家阿格里科拉提倡一种早期的教友派思想。他说路德否认“努力”，禁止任何表达信仰的行为；而如果一个人真正虔诚，他应当可以选择自己遵守的规则。上面提到的马丁·布塞尔的宇宙观200年以后被普遍接受，称为自然神论，即上帝赋予他所创造出来的世界一套法则作为依据，以保证世界的永存，而他并不干预法则的运作。既然神意因此而不复存在，发生的任何事件就不再能解释为上帝的不满，祷告和仪式的重要性也消减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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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熠熠群星中，塞巴斯蒂安·卡斯泰里奥特别耀眼。他出生于法国的勃艮第，原名夏泰隆。他在里昂学习人文主义思想，很快转向新教，然后去了斯特拉斯堡，在那里见到了加尔文。他被加尔文召到日内瓦，25岁就担任了学院的院长。他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但在他对《圣经》的研究中，他的庇护人认为他对《圣经》的解释太自由，因此他没能正式当上牧师。他搬到了巴塞尔，生活窘迫，不过后来被聘用为大学的希腊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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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在各地的同事们一样，他参与了关于命定论和三位一体问题的讨论。在三位一体问题上，他谴责了加尔文对塞尔维持的迫害。在这场辩论中，他第一次写出了关于“异教徒是否应受迫害”这个重大问题的文章。卡斯泰里奥在文章中反对迫害异教徒。时在1554年。他虽然翻译了整部《圣经》，先翻成古拉丁文，然后又翻译成活泼的法文方言，但他还是未能逃脱迫害，最后贫困潦倒，四处流浪。和他是同类人的蒙田对他惺惺相惜，在《随笔集》一书中给予了他热情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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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人在异教徒问题上和卡斯泰里奥持有同样的观点，其中一个是康拉德·缪田。根据上述的定义，他是自然神论的信徒，认为所有的宗教本质同一，因此迫害没有意义。廷德尔也曾翻译过《圣经》，他说用恐吓的方式来推行信仰是错误的，违反了基督说的话（虽然“迫使他们进来”也可以被解释为动用武力）。这些宽容主义者只是孤立的少数，别人对他们满怀憎厌，认为他们根本不懂为什么需要推动一致，对这方面宗教和世俗的理由都全然不知（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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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名叫卡尔斯达特的创新者曾经是路德的好友，他认定自己身为传道者，应该衣不蔽体，过最贫穷的生活，（路德曾经嘲讽他）“像是粪堆上的农民”。卡尔斯达特否认圣餐中有耶稣的真正存在，这使他成为路德派阵营中的加尔文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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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异见者中最温和的是虔信派分子。他们的先知是鞋匠雅各布·伯麦。在路德提倡的一切从简这一点上，他走到了极端。他说上帝知道一个人是否真正虔诚，如果是真的虔诚，就足够了；不需要传教士、牧师、教堂、礼拜，一个团体甚至连名称都不需要。虔诚的朋友们可以在家里或任何方便的地方安静地集会，一起祷告和冥思上帝的真理。福音不是说只要有两三个人的地方就有主在吗？虔诚主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少有组织的派别都是由它启发而成，如至今还在宾夕法尼亚州活动的莫拉维亚兄弟会、家庭主义者（他们效仿圣家庭）、教友协会（教友派），以及在法国爆发但很快被镇压下去的一场天主教神秘运动，它造成了当时两位最伟大的作家之间的争吵（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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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人称阿米尼乌斯的雅各布·赫尔曼兹提出了一个不受强硬派欢迎的理论：所有的灵魂都可以通过耶稣得到救赎，命定论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恩赐，因此而得到拯救——归根到底，自由意志还是存在的。这个与天主教的“自然恩赐”相近的观点很快遭到了各方的谴责，但英国圣公会却不声不响地接受了它，18世纪时约翰·卫斯理和他的循道宗教徒也采纳了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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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加尔文的教义、天主教的礼拜仪式以及一个阿米尼乌斯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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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皮特，查塔姆伯爵（176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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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名叫卡斯帕·施温弗尔德的特立独行的德国人在这里不能不提。他说如果每个灵魂有特定的命运，那么，每个男女都可以在共同的基督教范围之内形成自己的信条。今天，当个人主义已经从一个时起时伏的主题变为一种政治和社会权利的时候，这位先知可以无愧地称为从众最多的改革者——千百万人都是不自觉的施温弗尔德分子。若非这个一人教会的特性是不准它起名字，否则可以恰当地称它为个人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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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应该研究一下16世纪杰出的思想家，改革运动的改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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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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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成就是把路德关于基督徒自由的两大声明结合在一起：第一，通过信仰得到个人的拯救；第二，为抵制无政府主义而服从社会。第二条的意思是由政府来控制道德和行为，这一制度是加尔文偶然建立的。他原来在法国的乡下做律师，是人文主义学者，曾经到过巴黎，在那儿受到了路德观点的感染。他在正统天主教的大本营索邦神学院遭到批评以后来到了当时是新教辩论中心的斯特拉斯堡。没过多久，在他32岁那年，可以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日内瓦担当起了管制灵魂和行为的任务。当时，他途经日内瓦，因少数派改革分子的请求留下来，帮他们对付城里的那些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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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并不像传闻所说的那样热衷于权力。他身体状况不佳，宁愿做研究工作，一度由于当地的倾轧被赶出日内瓦也无怨言。不久，他又被请了回去。自那以后，他就像是一位与国王周旋的首相一样，同市政府展开了斗争。为了维护新教，他用尽一切手段，包括指点、威胁、妥协。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事必躬亲，任何哪怕是微小的倒退都是他的道德观所不能容忍的。但是，与大多数拘谨的人或者官僚不同的是，他有深远的思想，而且知道如何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来阐述他的观点。从1535年到1559年期间，随着大量学生涌入日内瓦听他讲学，讲义的内容需要扩充，《原理》即因此而不断扩大，终于成为一部完整的著作，现在它已成为拉丁文和法文的经典著作。加尔文把日内瓦变成了第二个维登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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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和加尔文这两位先知相互尊敬，但也彼此怀有戒心。当加尔文开始扬名的时候，路德的生命只剩下5年时间了，看到这么多的信徒因在细节上对他的神学理论有异议便另立旗号，路德当然不悦。但是，加尔文和路德的关系就像列宁和马克思的关系一样，加尔文在新教处于低潮的时候拯救了它。路德去世以后，查理五世在日耳曼战争中占了上风。维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被击败了，但加尔文主义在北方和西方得到了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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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主义的吸引力并不只靠他的一本书。加尔文为培养牧师所创建的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市立大学，把日内瓦变成了欧洲的知识中心。新皈依的信徒、年轻的探求者和迷路的灵魂都到那儿去听课，离开的时候往往变成了传教士。例如，约翰·诺克斯几年前曾经是地中海的船工，在“征服”爱丁堡之前在学院受过训。到了爱丁堡以后，他把有潜力的苏格兰年轻人送到灵光之源的日内瓦。那儿到处是不同年龄，来自不同地方的外国人。它是热情洋溢的人们的麦加，难民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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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除了不准参加主的晚餐之外，别无其他的惩罚。它既没有用于惩罚和控制的利剑，也没有可指挥的帝国，没有监狱或其他的苦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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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原理》（15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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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加尔文和诺克斯，人们一定会想起清教徒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属于英格兰和新英格兰，而不是瑞士或苏格兰。和所有的绰号一样，它其实是以偏概全（262＞）。它和加尔文主义的共同之处只有一点，即应该进行自我克制。这算不得什么奇怪的想法。一般来说，革命都有这样的矛盾：开始的时候，它往往承诺实现自由，后来却转用强制性和“清教徒式”的手法，以压制对革命的怀疑和反抗（428＞）。要创建更加纯洁的生活，就必须要求人们忘记其他的目的，因此必须对公众和个人的行为加以管制。所以，适用于革命的主题不是自由而是解放。旧的锁链被打碎丢掉，换来的却是严格的道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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