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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福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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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像对待真实情况那样冷静地采取行动，行动才会变成习惯，染上感情色彩，我们对于这样的行动的兴趣才称得上是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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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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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改革既然是场革命，所以按照逻辑，天主教在特伦托发起的天主教反改革运动应该叫作反革命。事实上，教会会议所通过的神学和行政方面的决定不是革命，而是改革。这是那个世纪唯一的一次改革，是一场慎重的、大规模的、非暴力的变革。主教们倒真是从容不迫：他们花了18年时间，经过了三场大辩论，最后才终于达成了一致。这是天意的安排，老的反对派一个个带着他们的理论进了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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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代表、红衣主教雷金纳德·波尔，陈述了特伦托会议的目的：“清除异端邪说，改革教会的纪律和道德，最后实现整个教会的永久和平。我们必须确保，或者说不懈地祈祷上帝保佑使一切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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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些目的，对各种事情加以明确规定，并予以严格执行。规定包括教义、教理问答、弥撒用书、只能用天主教钦定版的《圣经》以及制定禁书书单指南。罗马宗教审判法庭重新起用，还增加了主教的巡查。在罗马为每一个国家各建了一所神学院，为指定的教派分配了专门的使命，这里主要指的是成立不久的奥拉托利会和耶稣会。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加尔文制订戒律，要求争取更多信徒皈依新教刚刚几个月之后，罗耀拉就创立了旨在收复那些皈依新教国家的耶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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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抵制福音主义倡导的原始主义，巴罗尼阿斯大主教写了一篇早期教会史。当时刚刚在罗马发掘出早期受迫害的基督徒避难的地下通道，所以这本经典著作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兴趣。这些遗迹振兴了对圣物的崇拜，加强了教皇的地位，并提醒信徒们，教会的胜利归功于烈士先驱，尤其是罗马的圣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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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会在特伦托会议上下的决心帮它收复了大片领土，例如波兰就重归天主教的怀抱。这种决心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反个人主义的。它调动起来的积极分子和福音主义先驱者一样狂热和能干，而且比他们更愿意为共同的计划携手合作。罗耀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是一个西班牙士兵，主动皈依，是行政管理的天才。他组织了7个人（后来增加到10个人）的小组要去圣地朝拜，后来由于地中海发生了与土耳其人的战争而未能成行。于是，他又考虑建立一个积极重振信仰的协会，并开始撰写关于冥思和修养的《精神锻炼》一书。《精神锻炼》是实用心理学的杰作，里面的规则与以前的指南或教义不同——应该说是完全相反。践行者需要想象自己的思想或祷告的题目，想象耶稣生活中的一次活动，并把自己想象为活动中的一个人物。“感官的运用”促使一些传教士组成了一个团体，他们注重精神境界，但是又没有脱离普通人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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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伦托改革以后的历代教皇与“福音分子”同样狂热，也同样雄心勃勃。梵蒂冈终于承认了耶稣会，它的会员很快走出欧洲，到新世界和远东去传教，并常常保护那儿的人们不受征服者的贪婪掠夺。在欧洲，新生活中的文化分裂现象非常明显。天主教为了重整旗鼓，创造了许多新的建筑物和艺术品；新教则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理论；信奉加尔文教的宫廷特别注重学习知识，苏格兰开始普及教育。天主教徒建造或修复教堂，订购圣坛画、圣母和众圣的画像和雕塑——大批的巴洛克艺术品就是证明。新教徒写出了《天路历程》、弥尔顿和马韦尔的诗歌以及后来的杰里米·泰勒的《圣洁生活和圣洁死亡》，还有（以后会看到）众多的小册子，其中许多主张人民主权（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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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伦托大会努力改造和恢复天主教这一古老的制度，却死守狭隘的观念。其实，它也走了原始主义的路。它的目的是要抵制新教的错误，结果却使天主教的信仰停留在1500年或更早期的欧洲人的思想阶段。这种做法不符合天主教的传统。教会历来的传统是，信仰中非核心的教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不受《圣经》的束缚。当时人民还没有掌握《圣经》，只有神父识字，是他们代表了活跃的、深思熟虑的公众舆论，他们的辩论和结论反映了西欧人思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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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演变发展维持了大问题上的共同之处，但并没有实现完全的一致。亨利·亚当斯把13世纪看成快乐的、没有分歧困扰的年代，那是对过去的幻想和美化。他要么是忽视了要么是忘记了，托马斯·阿奎那因大力倡导综合接受各种意见曾两次险些被逐出教会。指控某人宣扬异教邪说会导致辩论，而知识就是通过辩论取得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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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教徒的出现是为了让我们成熟起来。他们提出问题，大家进行讨论，最后达成的定义使信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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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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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9世纪查理曼大帝时期人们的想法，16世纪主教的思想显然要先进得多。但是在16世纪，天主教会非但不推动思想自由和逐渐启蒙，反而对阻止思想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个立场其实是由它的新教敌人所促成的。可以这么说，是那些整天把《圣经》挂在嘴边的新教徒使伽利略因他的天文学研究而遭受谴责。如果不是因为要证明天主教徒也崇拜《圣经》而在特伦托规定了要对《圣经》严格按字面意思理解的话，就不必迫使科学服从《创世记》。特伦托会议用信仰来驾驭本质上属于非宗教和道德的问题，为至今还未结束的“科学与宗教的战争”埋下了引信。它一直在制造不信教者，或者应该说，它迫使人们在科学和宗教之间做出选择，从而剥夺了许多人信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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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末，西方天主教徒中普遍存在着不满情绪——主教之间公开争吵，神职人员弃职还俗，招不到足够的神父，在南美洲以及天主教大学里，违背教皇的训诫而教授“自由”的教义——所有这些现象都来源于特伦托改革。但是，不应因此而认为这些行动和反应属于一股向着由科学主宰的世俗世界发展的潮流。事实正相反，教会的分裂说明对超越物质世界的寻求又抬头了。尽管在今天的西方，学校、政府、新闻媒体和公共生活的习俗已不再和宗教混为一体，但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应与宗教再度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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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对于精神事物产生兴趣，这是20世纪90年代生活的一个特征。对有关天使、奇迹、幻觉和来世的书籍感兴趣的读者大为增加，为出版商打开了销路，也开辟了比较严肃的书籍市场，如关于耶稣的研究以及最近出现的对圣母马利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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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1996年8月17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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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要求而已，已经有了重新征服灵魂和体制的行动。宗教极端主义者到处宣传，媒体对于宗教问题和宗教人物展开空前的报道，随便浏览一下标题，就能知道新教在巴西和法国争取到了新的皈依者；英国国教的教徒人数落到了英国的天主教徒后面，所以要对地狱重新下定义，去除“残酷的折磨”；统一教的教主文鲜明在欧洲巡回演讲进化论，并在首尔为36000对男女主持了婚礼；在好几个国家，青少年中流行撒旦主义；其他的教派也层出不穷，有冥思式的、东方式的、通过电视传播的，还有自我牺牲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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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美国建有高档住宅的郊区出现了圣母马利亚显灵，一群群人聚在一起等待她再现。正统的活动也越来越受重视，欧洲塔伊兹派僧侣一年一度的呼吁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国70000多名青少年，要让“灵魂重新回到这个机器化的世界中”；教皇出访所到之处，欢迎的人群数以十万计；《圣经》的新译本出版了好几个；没有宗教动机的作家对科学的知识基础发起攻击；最后，伊斯兰教——或者说它其中的一部分——和西方又交上了手，在它所征服的地方，它远不如16世纪时宽容。因此，新教革命没有淡化信仰，而天主教的自我改革也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教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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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会士的活动采取其他方式而非极度虔诚的方式，对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与形形色色年轻的、顽固的、犹豫不决的灵魂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们发展了一套决疑法（又称诡辩法），渗透到家庭生活中，并且几乎垄断了教育。“决疑法（诡辩法）”和“耶稣会式”成了狡诈的同义词，因此掩盖了这个题目的重要性。16世纪一些著名的决疑论者，像西班牙的马力亚那和英国圣公会教徒杰里米·泰勒，都是具有很高道德和文化修养的人。决疑法是关于案例的理论，讲的是怎样运用一般的行为准则来解决一个特定的道德问题，和法官在判案时运用法规是同一个道理。现在的各种行为守则，无论是律师、医生，还是其他专业的行为守则，在应用时都需要用决疑法。有道德观念的人面对道义上的难题时，思维中用的也是决疑法。这是一门难以掌握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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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的决疑法声名狼藉，因为有些作者为了吸引人相信宗教，设计出巧妙的办法来逃避有些明显而痛苦的责任。这类书籍中充斥了有诱惑性的，往往与性有关的案例（同心理分析的文献一样），成了指导不轨行为的流行读物。在心理学家和关于心理学的杂志文章出现之前，需要有人提供心理咨询，而在耶稣会会士中，这样的人大有人在。这个纪律严明的教派提供的告解神父成了许多大户人家的常客。在比较普通的家庭中，他们也是“良知的导师”。家庭成员，尤其是妇女，常常向他们请教。莫里哀的《达尔杜弗》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后来，出现了告解神父严重渎职的情况，导致了对这种安排道德上和理智上的谴责（219；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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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学反对耶稣会派，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来自于国外，而是因为他们提供免费教育，这对大学的带薪人员来说是一种竞争。团结、聪明和勇敢的人在世上要有所作为是不难的，10个这样的人能影响1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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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历史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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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耶稣会会士又是教育史上空前绝后的杰出教师，他们认真细致，思维缜密，并不断改进教授方法。他们既教授宗教的教义，又教授非宗教的课题，对学生的态度无比体谅和善。他们的成功归功于培养教师空前的高效方法。他们知道天生的教师就像真正的诗人一样稀罕，而合格的好教员也不是马马虎虎就可以造就的，所以他们设计出了一套培养方法，包括对受训者大量灌输广博的知识，并在漫长的受训过程的每个阶段进行严格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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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开办了许多学校。在17世纪中叶的欧洲，学校和学生比19世纪中叶时都多，甚至出现了学校过剩的抱怨。所有的适龄青少年，不论贫富，都可以入学。这个制度的优越之处不久便因它所造就的灿若群星的众多人才而显现出来。从笛卡儿到伏尔泰，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是由耶稣会会士教育出来的。其中有些杰出的学生后来要打烂他们在学校所熟知的教条，这些人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领袖，认为教会是必须砸碎的“臭名昭著”的东西（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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