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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双脚无法控制地晃来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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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骑在凳子上，背弯成弓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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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啊，乔瓦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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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拯救我的绘画和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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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实在太弱，绘画是我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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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开朗琪罗《谈画西斯廷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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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的特定能力需要通过学习得来。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及之后的200年中，艺术家是通过学徒制培养出来的，这是一种源自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如果在16世纪把艺术家的培养像我们现在那样交给大学或专业学校就愚蠢了。16世纪的艺术家需要一群学徒帮他做日常的手工活，在教堂或市政府订制的大型绘画上做“填空”的活。这个制度极为有效，结果给当今的博物馆馆长和艺术商造就了一个难题：这到底是不是伦勃朗的作品？或许这只是他的得力助手某某人的杰作？名师出高徒。“影子”伦勃朗对大师的模仿几可乱真，无意中遵循了一条中世纪的原则，即好的工匠能逼真地复制模型，不管它是挂在公会堂里的一幅画还是市长大人的呢子礼帽。艺术家则恰恰相反，像彼特拉克主张的那样，他顺从自己的倾向，创造自己的风格。到了后来的时候，如果一个艺术家不愿被认为是学院派、没有价值的话，他就必须自创新意。但即使在崇拜新颖风行之前（160＞），使用新技巧的人就已经开始大肆宣传自己的新艺术、甜美的新风格或现代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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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了行会的规章之后，艺术家便成了独立承包人。他得自己与公众打交道，不管他是否会做生意；这可不是桩总令人愉快的事。在任何解放中，新的自由都受到严苛的条件的限制。为了成名，艺术家必须表现出独特的风格，这可能造成对他的独创性的极大压力，同时他还得应付激烈的竞争。为了赢得富人的宠爱，他必须迎合他们的品味，还得获得代表公众的批评家的赞许，更不用说要得到艺术商的注意。艺术商也是在16世纪出现的。社会总的来说虽然欢迎艺术，但仍然为赞助艺术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纠缠不清（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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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圣母怜子”像的合同1498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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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尊贵的圣迪尼兹奥大主教同意由佛罗伦萨的雕塑家米开朗琪罗雕刻大理石的“圣母怜子”雕像，雕像中圣母马利亚身披斗篷，怀抱死去的耶稣。雕像与真人一样大小，价格为450达克特，开工前预付150达克特。本人雅各布·加洛保证米开朗琪罗将在一年时间内完工，雕像将比罗马当今的所有大理石雕像都更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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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古董收藏家，充任米开朗琪罗的经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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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世纪传下来的习俗，如果一位著名脑科医生会拉小提琴，能驾驶小船，熟悉新书，便会被友人称为文艺复兴人。当然，他努力打破专业主义的樊篱，其志可嘉，但是如果与阿尔贝蒂比，他就不够资格膺此荣誉了。阿尔贝蒂不仅是画家、建筑师、理论家，还是诗人、戏剧家、音乐家（风琴）、神学家和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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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科所谓人的自我发展和卡斯蒂廖内所形容的文明宫廷（85＞）中完美的人，指的是思维每一个功能的全面发展。全才这一称号即由此而来。它的基础是人文主义，膺此称号的人至少要能写“典雅文字”；因此，今天被奉为文艺复兴人典型的莱奥纳多·达·芬奇其实配不上这个头衔。选中他显然是为了迎合我们自己的主要兴趣：艺术和科学。他是绘画界的巨人，也孜孜于土木工程、航空和科学观察。他设计的机器不能运作，但是他为设计它们绘制的草图和进行的计算令人叹为观止。他对两种“文化”的结合和他坚持不懈的“研究”感人至深。然而，他是那个时代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虽然是天才，但不是地道的文艺复兴人，因为他欠缺“典雅文字”。他自己也曾谈到他在这方面的局限。他不关心拉丁文和希腊文，从未写过诗歌和演讲词，对哲学和理论没有什么见解。他对历史不感兴趣，在佛罗伦萨的总督官邸画壁画时，他不得不参照马基雅维利关于一场著名战争的笔记。他也不是建筑师或雕塑家。最糟糕的是，他不喜欢音乐。他认为音乐有两大缺陷，一个缺陷是致命的，曲子结束后，音乐便不复存在；另一个缺陷是“消耗性的”，音乐不断重复，令人“生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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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排名次的话，路德应排在达·芬奇前面。因为路德是伟大的作家、演说家（虽然不是古典学家）、音乐家、神学家、自然观察家，（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他还积极地去体验生活的各种感受（＜17）。达·芬奇认为绘画比任何其他的艺术形式都更加生动，但是他的画作却不多。做这样的比较并非要贬低达·芬奇，他的才能是不容置疑的，也不是要用阿尔贝蒂这位全才来压倒他的声望。这样比较只是为了恢复这一荣称的真意，因为现在人们把它随意滥用。有一本以“文艺复兴人”作为标题的书曾一度风行，它列举了马基雅维利、卡斯蒂廖内、阿雷蒂诺和萨沃那洛拉作为代表。这些人也许并非最恰当的选择，但是他们代表了跨越学科的思维。这种文化类型如今为人惊叹，但并不真正地受到赞赏。人们在心里可能会把他们称为“万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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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们（诗人）把绘画称作“哑巴的诗歌”，那么画家可以说诗歌是“盲人的绘画”。请想一想，哪一个更严重，哑巴还是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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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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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确定谁是真正的文艺复兴人不应当看他是否是天才，因为天才世上少有，也不应看他是否像阿尔贝蒂那样全才全能。最好的标准是看他有没有广泛的兴趣，看他作为业余爱好者是否对这些兴趣发展培养到精通的程度。一个文艺复兴人或女人应该会写诗、谱曲、唱歌，喜欢优秀的文学和绘画，欣赏罗马的古迹和现代的建筑，对不同的哲学思想也有所了解。此外，还必须熟悉宫廷中最新的高贵礼仪，谈吐得体，舞姿优雅，会演假面剧，在家内演戏时能即兴发挥。社交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令人愉快的正经工作，也是为了不致无聊。男子必须是战士，男女都必须精通政治。简而言之，与我们现在知识和社会的专业性恰恰相反，与目前预制的嗜好和娱乐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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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年人来说，旅行是教育的一部分；对年长的人来说，旅行是阅历的一部分。如果不懂某个国家的语言就去那里旅行，那等于去上学，而不是去旅行。可看的东西有：王公的宫廷、法院、教堂、纪念碑、城墙、碉堡、港口、古迹、废墟，还有图书馆、大学、商船和军舰、住房和花园、军械库、交易所、仓库、马术练习、击剑、练兵、高级喜剧、珠宝及服饰和玩物的收藏，另外还有庆功游行、化装舞会、宴会、婚礼和死刑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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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论旅行》（16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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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16和17世纪，做艺术和科学的多面手比现在要来得容易（191＞）。当时，对这些方面的各种材料没有接触不到的问题，一切都唾手可得，各学科之间也几乎没有界限。可以说生活本身就是综合性的。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帕多瓦、巴黎、伦敦、安特卫普和里斯本各具特色，多姿多彩，但是主导的文化态度和做法是相似的。不少上层阶级的人招贤纳士，在府邸给他们安排住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才能之士如同“家仆”。这是“高级文化”的最新表现。最活跃的创新中心一有时髦的风尚兴起，别处的人便群起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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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量的旅行促成了思想的流通，尽管那时旅行的条件还很艰苦，而且旅途中充满危险。学者们转徙于各大学之间，艺术家涌向最生气勃勃的地方，绅士和淑女流入各大首都，你来我往，络绎不绝。这种情况与当时多种语言混用的思维方式并存，民族国家的形式尚未把人的身心束缚在一个国家和一种语言之内。就连罗马和巴黎街上的乞丐都会用几种语言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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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周游世界的人属于上层阶级（人数还不太多），所以他们在国外所到之处，哪怕是小城镇，都会受到同阶层的人款待，事先不必通知，也不必彼此认识。镇长或地方士绅一从客栈老板那里接到贵客来临的消息，马上会向贵客发出赴宴的请柬。（参阅蒙田的《1580～1581年的日记》。）艺术家则通常带有介绍信，除非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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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这些活动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有悠闲的工夫。贵族和他们养活的艺术家不受朝九晚五作息时间的约束，可以任意支配一天中的时间。今天艺术家让人羡慕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但是，悠闲并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作为16世纪文化柱石的贵族深深地卷入政治阴谋、爱情纠葛和世仇宿怨的旋涡中；他们从军打仗，管理家产，还要通过复杂的联姻和冗长的谈判来扩大家业。他们绝非游手好闲、无忧无虑。然而，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似乎是只有漫不经心、无所事事的人才做得出来。这种矛盾只有一种解释：悠闲是一种心态，它需要社会的赞成和许可。当普遍的日常生活和公众舆论倾向于工作的时候，悠闲便成了例外，成了需要特别计划才能实现的喘息的机会。于是它不再是习俗，而变为个别人的特权。我们时代专门化的娱乐和嗜好即因此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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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贵族宫邸里的艺术家除了艺术之外也忙于其他的事务。他们得为贵族频繁举行的娱乐活动设计策划，还要干一些比较低下的活儿。委拉斯贵兹这位“室内装饰师”就得负责监管腓力国王的仆从。16和17世纪时，一座府第中常常住着100多人，这样的安排便于举办娱乐活动。府中人手多，便于传信和办事。如要筹备举行舞会或化装舞会，只要主人一声令下，立即从诗人到音乐家到木匠，一层层传达下去，不需委员会开会讨论。此外，各色人等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工作模糊了阶层间的差别。如果有什么敌对情绪，也是个人之间的，而不是由阶级原因引起的。当然，上面的傲慢和下面各层人员之间的嫉妒也不时地造成摩擦。尽管这种“府第”既不是家庭也不是家族，但是它是一种保护性的体制。群体中的每一个人不论地位、才能和受教育程度如何，都各司其职，出力谋生。作为主人的“手下”，他们穿他的制服，在家里靠他养活，在外面受他保护。一个贵族的府第就是一个袖珍的社会。［请读《费加罗的婚礼》——博马舍的剧本，不是达·彭特写的歌剧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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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把另一种社会类型——新闻记者——的产生归功于文艺复兴。但这样做等于用类型这个词做文字游戏。那个年代并没有产生整个一种类型，只出了一个这类的人：阿雷蒂诺，而今天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对他的行为是不能苟同的。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完全自学成才。他用方言写作，叙事精彩，用大幅纸张报道新闻，也发表书信。这些新闻和书信大受欢迎，因为它们常常揭发丑闻。他揭发的都是高层人物和政治，有人认为他有时用他得到的消息进行敲诈。他既会嘲笑讥讽，也能称颂赞扬，还收受别人为讨好他送的礼物，就连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也送他礼物。诗人阿里奥斯托把他写进了史诗（147＞），给他起的绰号“王公的煞星”从此永远与他联系在一起。今天，专门报道丑闻的小报得出钱买通时髦人群里的有些人，靠他们通风报信。而文艺复兴人阿雷蒂诺单枪匹马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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