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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青年人来说，旅行是教育的一部分；对年长的人来说，旅行是阅历的一部分。如果不懂某个国家的语言就去那里旅行，那等于去上学，而不是去旅行。可看的东西有：王公的宫廷、法院、教堂、纪念碑、城墙、碉堡、港口、古迹、废墟，还有图书馆、大学、商船和军舰、住房和花园、军械库、交易所、仓库、马术练习、击剑、练兵、高级喜剧、珠宝及服饰和玩物的收藏，另外还有庆功游行、化装舞会、宴会、婚礼和死刑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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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论旅行》（16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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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16和17世纪，做艺术和科学的多面手比现在要来得容易（191＞）。当时，对这些方面的各种材料没有接触不到的问题，一切都唾手可得，各学科之间也几乎没有界限。可以说生活本身就是综合性的。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帕多瓦、巴黎、伦敦、安特卫普和里斯本各具特色，多姿多彩，但是主导的文化态度和做法是相似的。不少上层阶级的人招贤纳士，在府邸给他们安排住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才能之士如同“家仆”。这是“高级文化”的最新表现。最活跃的创新中心一有时髦的风尚兴起，别处的人便群起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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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大量的旅行促成了思想的流通，尽管那时旅行的条件还很艰苦，而且旅途中充满危险。学者们转徙于各大学之间，艺术家涌向最生气勃勃的地方，绅士和淑女流入各大首都，你来我往，络绎不绝。这种情况与当时多种语言混用的思维方式并存，民族国家的形式尚未把人的身心束缚在一个国家和一种语言之内。就连罗马和巴黎街上的乞丐都会用几种语言乞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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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周游世界的人属于上层阶级（人数还不太多），所以他们在国外所到之处，哪怕是小城镇，都会受到同阶层的人款待，事先不必通知，也不必彼此认识。镇长或地方士绅一从客栈老板那里接到贵客来临的消息，马上会向贵客发出赴宴的请柬。（参阅蒙田的《1580～1581年的日记》。）艺术家则通常带有介绍信，除非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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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这些活动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有悠闲的工夫。贵族和他们养活的艺术家不受朝九晚五作息时间的约束，可以任意支配一天中的时间。今天艺术家让人羡慕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但是，悠闲并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作为16世纪文化柱石的贵族深深地卷入政治阴谋、爱情纠葛和世仇宿怨的旋涡中；他们从军打仗，管理家产，还要通过复杂的联姻和冗长的谈判来扩大家业。他们绝非游手好闲、无忧无虑。然而，他们做的一些事情似乎是只有漫不经心、无所事事的人才做得出来。这种矛盾只有一种解释：悠闲是一种心态，它需要社会的赞成和许可。当普遍的日常生活和公众舆论倾向于工作的时候，悠闲便成了例外，成了需要特别计划才能实现的喘息的机会。于是它不再是习俗，而变为个别人的特权。我们时代专门化的娱乐和嗜好即因此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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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贵族宫邸里的艺术家除了艺术之外也忙于其他的事务。他们得为贵族频繁举行的娱乐活动设计策划，还要干一些比较低下的活儿。委拉斯贵兹这位“室内装饰师”就得负责监管腓力国王的仆从。16和17世纪时，一座府第中常常住着100多人，这样的安排便于举办娱乐活动。府中人手多，便于传信和办事。如要筹备举行舞会或化装舞会，只要主人一声令下，立即从诗人到音乐家到木匠，一层层传达下去，不需委员会开会讨论。此外，各色人等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工作模糊了阶层间的差别。如果有什么敌对情绪，也是个人之间的，而不是由阶级原因引起的。当然，上面的傲慢和下面各层人员之间的嫉妒也不时地造成摩擦。尽管这种“府第”既不是家庭也不是家族，但是它是一种保护性的体制。群体中的每一个人不论地位、才能和受教育程度如何，都各司其职，出力谋生。作为主人的“手下”，他们穿他的制服，在家里靠他养活，在外面受他保护。一个贵族的府第就是一个袖珍的社会。［请读《费加罗的婚礼》——博马舍的剧本，不是达·彭特写的歌剧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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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把另一种社会类型——新闻记者——的产生归功于文艺复兴。但这样做等于用类型这个词做文字游戏。那个年代并没有产生整个一种类型，只出了一个这类的人：阿雷蒂诺，而今天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对他的行为是不能苟同的。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完全自学成才。他用方言写作，叙事精彩，用大幅纸张报道新闻，也发表书信。这些新闻和书信大受欢迎，因为它们常常揭发丑闻。他揭发的都是高层人物和政治，有人认为他有时用他得到的消息进行敲诈。他既会嘲笑讥讽，也能称颂赞扬，还收受别人为讨好他送的礼物，就连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也送他礼物。诗人阿里奥斯托把他写进了史诗（147＞），给他起的绰号“王公的煞星”从此永远与他联系在一起。今天，专门报道丑闻的小报得出钱买通时髦人群里的有些人，靠他们通风报信。而文艺复兴人阿雷蒂诺单枪匹马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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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雷蒂诺在职业生涯的前半期曾先后依附于不同的王公贵族，一般时间都不长。后来，他在威尼斯定居下来，定期出版他的书信集。他写的剧本和对话被认为是高级的色情文学而受到尊重。他交了一些画家朋友，其中著名的有提香。他对他们忠心耿耿，努力引导公众对他们的欣赏。他最后写的两本书都是献给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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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建议文艺复兴人应有何种造诣时，还特别加上了“女人”。这并不是事后的补充，而是在预报一个事实，即影响和指导着16世纪社会的有一群与男子同样才华横溢，甚至比他们更有过之的女性（85＞）。在序言中，我说过在这本书中，如果无须区分男女的话，我将按照习惯继续用人（man）这个词来指人类（people），包括男子和女子。那么，既然文艺复兴人中已经包括了女子，为什么还要专门提文艺复兴女人呢？首先，是为了强调在这一群人中有女人，我们以后将会谈到；其次，是为了讨论一下此书对人（man）这个词的用法。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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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个词的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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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这种用法有四个原因：第一，词源学有此规定；第二，用起来方便；第三，虽然许多人没有意识到，但是“男人和女人”这一用法意思不完整；最后，文学传统一直延用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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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最后一点谈起。若想放弃一种存在已久并为大家所熟悉的做法，先要看一看这种做法起到了哪些作用，否则贸然行动是不明智的。《创世记》说：“上帝创造了人（Man），男人和女人。”显然，在1611年以及之前很久的时间内，人（man）指的是人类。几世纪来，动物学家都把人这个物种称为Man，“人（Man）居住在所有的气候带”。逻辑学家说“人（Man）终有一死”，哲学家夸耀“人（Man）的不可征服的思想”。诗人韦伯斯特写道：“人（man）靠时势成英雄。”在所有这些用法中，人（man）不可能只指男人，如果在这些句子里加上女人，不仅没有意义，反而显得荒唐。和其他许多词一样，人（man）有两个相关的意思，在上下文里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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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包括人类的意思，这也不是一个人为武断的规矩。梵文中人的词根manu指的就是人类，这简直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它和“我想”这个词是同源词[4]。有些组合词，如发言人（spokesman）、主持人（chairman）等，招致了一些人的反感，但它们里面的人（man）保留了人类的原义。这方面的证明是女人（woman）这个词。它在语源学中的意思是“妻子-人”。wo是waef（妻子）的缩写，所以激进分子更不愿意接受woman这个词了，但目前来看，这个词是无法取代的。同样，Carman这个名字有两个组成部分，car的意思是男人，man指人类。Car来自carl或kerl，意思是最下层的自由人，往往是乡巴佬（查尔斯Charles和卑贱的churlish也是从Carl派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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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文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代表不同年龄和职业的人的词语发生了性别的变化，有的则完全失去了性别的含义。最初，girl（女孩）指任何性别的儿童，maid（姑娘）的意思仅仅是“成人”。词尾若加缀-ster，如spinster（纺纱工）和webster（织布工），就是指女子。但现在的ganster（歹徒），roadster（拦路强盗）就没有这个意思了。词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在拉丁文里，homo指人类，vir指男子，所以virtue的意思是作战的勇气；而在英文里，这个词一直意味着女子的贞洁。历史上各种词意的混淆教导我们，最好不要去动已经为人们所清楚理解的东西，不要一意孤行地去对常用的词汇作片面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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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根本不听这条历史的劝诫，他们会说“别管那么多。谁也不知道过去的事情，也不会去考虑过去，man这个词反正就是不能接受”。在这一点上，改革派必须面对现实。不断地重复“男子和女子”，后面一定要说“他的和她的”，诘屈聱牙，破坏句子的韵律和流畅，并且造成不必要的强调。通常man被用做中性词，它简单明了，有利于文章的顺畅。很可惜，英文已经没有这样一个中性词了，不像法文，可以用on这个词。然而，on是hom（me）的缩写，而homme的意思也是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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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中这个中性词是man，忠实于梵文的原义，指人民。在1100年之前，英文里也有和它一样的中性词。德文中还有Mensch一词，意思指人。归根结底，法文和德文中的man和英文一样有着双重含义，只不过更加明显；如果不被曲解的话，它是一个用起来最方便的中性词。我们毕竟应该保持像样的文体，而这就要求不能重复使用奇怪的用语，不要像法律文书那样过于拘泥细节。此外，企图改革词语用法的人发出的指令是自相矛盾的。他们坚持提到男子的时候要提到女子，但同时他们又要求禁止使用示意女性的词，如女演员（ac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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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在语言上时刻注意性别的做法往往事与愿违，它会把人们的思想从有关的事情转移到社会问题上去。女性问题十分重要，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很难想象在文字上做文章能在不尊重女性的人的心目中提高对女性的尊重，或者在偏见根深蒂固的地方增加女性的权威或提高女性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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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要公平对待人类的各个类别，就意味着在提及人类的时候必须一一提及各个类别，而不只是列举“男人和女人”。必须把青少年也包括在内，他们在世界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男人和女人”这一短语并没有明确地包括他们。再往下想，就发现还要提到另一组人，即儿童。音乐界的神童是一小类。可是也不应忘记人数多得多的另一群人，他们是8岁、10岁和12岁的儿童；这些男孩（有时也有乔装的女孩）在西方的陆军和海军中服役，吹号打鼓，做勤务兵。哥伦布的船上就有一大批这样的孩子。所有去新世界的探险家都依赖大批这样的勤劳的船员。马奈描绘小号手的画和宫扎勒斯使用同样题材画的一幅画提醒我们，直到19世纪中叶之后，军队中仍然使用儿童兵。最后一个在画中得到纪念的小兵是伊斯门·约翰逊的《受伤的小鼓手》，这幅画是在美国内战最激烈的时期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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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还通过不那么惨烈的方式为西方文化做出了贡献，即历史悠久的教堂男童合唱团。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男童演员”是职业演员，不像现在参加学校里演戏的业余演员。他们是专业的，属于各个剧团，其中一个是莎士比亚剧团的强劲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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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对文化的贡献多种多样，记载也比较详尽。它使我们注意到过去和现在对于年龄截然不同的态度。19世纪的小说家乔治·桑在28岁那年说自己已经错过了结婚年龄（根据习俗，女子过了25岁就是老姑娘），14岁的理查德二世孤身面对瓦特·泰勒的叛乱大军，用一篇演讲解除了他们的剑拔弩张。当时人们对年龄的普遍态度是我们今天所难以想象的。几乎到了20世纪初，社会还一直让青少年承担社会责任。罗西尼第一次指挥管弦乐团时才14岁，18岁时就担任波伦亚交响乐团的指挥。韦伯担任同样的职务的时候，年龄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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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军队里还是政府中，都有青少年担任领导。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圣克罗伊岛上代表他就职的公司给前来做交易的船长制定规则的时候，也是14岁。他19岁那年被华盛顿收为副官。小皮特23岁便出任首相。拉格朗日19岁时就已是都灵炮兵学校的数学教授。卡斯蒂廖内在介绍文艺复兴礼仪的《廷臣论》（85＞）一书中提到了一个可爱的人物，教皇的侄子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他17岁出任大将军，不久被封为“罗马大将军”。书中写到的那个时候，他刚刚打了败仗，但朋友们对他尊敬依旧。他地位高，有魅力，思维敏锐，所以人们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好像他已经是成熟的哲学家一样。青少年也能在战场上做指挥官，年长的将军可以把年仅12岁的传令兵立为骑士。只要显现出才能，就能一跃而成为高级指挥，不必一级级往上爬——拿破仑的几位元帅便是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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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的寿命较短，这是期望青年人早出成就的一个原因。青年人也力争上游，努力达到期望。梅兰希顿不到14岁就写出了一个不错的剧本，帕斯卡15岁时写的关于圆锥曲线的论文博得了莱布尼兹和其他数学家的赞扬。后来以彗星而扬名的哈雷10岁时就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天文学家。女士们也是一样。凯瑟琳·德·美第奇很早就嫁给法国王位继承人亨利。当时她才14岁（比莎士比亚的朱丽叶稍大些），她的丈夫也只比她大几个月。他们的婚姻是由教皇安排的，是政治计划的一部分。为了保住婚姻，她必须尽快生子。当发现亨利没有生育能力的时候，教皇向她提出了考验：一个聪明的女孩应该知道怎样不择手段地怀孕。我们很快会看到这位女政治家在她全盛时期的风采（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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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同时代的《廷臣论》一书中，读者很快会注意到，里面的两个人物，加斯帕尔和屋大维极力反对妇女，常常遭到别人的反驳。大多数人的看法是，在理解、美德、能力，包括体力方面，女子同男子是平等的。事实证明她们是伟大的统治者、诗人和交谈家。在四位参加对话的女子中，有两位是主持人。她们所做的决定表现出她们和男子一样熟悉所讨论的题目。确实，（书中表示）女子愿意保持行为的温柔，所以她们的做事方法可能会与男子有所不同，但结果同样出色。男子虽然受女子的文明影响，但不应该由于文雅而失去天生的他们的使命所需要的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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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女性正名不是卡斯蒂廖内臆想出来的念头，证据比比皆是。16世纪有许多女子施展才能，不让须眉，为人所共见。文艺复兴的教皇主持下的梵蒂冈有许多女政治家，她们是掌权者的侄女、姑嫂和远亲。她们为权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有一两位多年权倾朝野。她们在宫廷阴谋中表现出的才能若是换个背景，便足以统治一个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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