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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在语言上时刻注意性别的做法往往事与愿违，它会把人们的思想从有关的事情转移到社会问题上去。女性问题十分重要，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很难想象在文字上做文章能在不尊重女性的人的心目中提高对女性的尊重，或者在偏见根深蒂固的地方增加女性的权威或提高女性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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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要公平对待人类的各个类别，就意味着在提及人类的时候必须一一提及各个类别，而不只是列举“男人和女人”。必须把青少年也包括在内，他们在世界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男人和女人”这一短语并没有明确地包括他们。再往下想，就发现还要提到另一组人，即儿童。音乐界的神童是一小类。可是也不应忘记人数多得多的另一群人，他们是8岁、10岁和12岁的儿童；这些男孩（有时也有乔装的女孩）在西方的陆军和海军中服役，吹号打鼓，做勤务兵。哥伦布的船上就有一大批这样的孩子。所有去新世界的探险家都依赖大批这样的勤劳的船员。马奈描绘小号手的画和宫扎勒斯使用同样题材画的一幅画提醒我们，直到19世纪中叶之后，军队中仍然使用儿童兵。最后一个在画中得到纪念的小兵是伊斯门·约翰逊的《受伤的小鼓手》，这幅画是在美国内战最激烈的时期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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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还通过不那么惨烈的方式为西方文化做出了贡献，即历史悠久的教堂男童合唱团。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男童演员”是职业演员，不像现在参加学校里演戏的业余演员。他们是专业的，属于各个剧团，其中一个是莎士比亚剧团的强劲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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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对文化的贡献多种多样，记载也比较详尽。它使我们注意到过去和现在对于年龄截然不同的态度。19世纪的小说家乔治·桑在28岁那年说自己已经错过了结婚年龄（根据习俗，女子过了25岁就是老姑娘），14岁的理查德二世孤身面对瓦特·泰勒的叛乱大军，用一篇演讲解除了他们的剑拔弩张。当时人们对年龄的普遍态度是我们今天所难以想象的。几乎到了20世纪初，社会还一直让青少年承担社会责任。罗西尼第一次指挥管弦乐团时才14岁，18岁时就担任波伦亚交响乐团的指挥。韦伯担任同样的职务的时候，年龄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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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在军队里还是政府中，都有青少年担任领导。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圣克罗伊岛上代表他就职的公司给前来做交易的船长制定规则的时候，也是14岁。他19岁那年被华盛顿收为副官。小皮特23岁便出任首相。拉格朗日19岁时就已是都灵炮兵学校的数学教授。卡斯蒂廖内在介绍文艺复兴礼仪的《廷臣论》（85＞）一书中提到了一个可爱的人物，教皇的侄子弗朗切斯科·德拉罗韦雷。他17岁出任大将军，不久被封为“罗马大将军”。书中写到的那个时候，他刚刚打了败仗，但朋友们对他尊敬依旧。他地位高，有魅力，思维敏锐，所以人们愿意听从他的意见，好像他已经是成熟的哲学家一样。青少年也能在战场上做指挥官，年长的将军可以把年仅12岁的传令兵立为骑士。只要显现出才能，就能一跃而成为高级指挥，不必一级级往上爬——拿破仑的几位元帅便是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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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的寿命较短，这是期望青年人早出成就的一个原因。青年人也力争上游，努力达到期望。梅兰希顿不到14岁就写出了一个不错的剧本，帕斯卡15岁时写的关于圆锥曲线的论文博得了莱布尼兹和其他数学家的赞扬。后来以彗星而扬名的哈雷10岁时就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天文学家。女士们也是一样。凯瑟琳·德·美第奇很早就嫁给法国王位继承人亨利。当时她才14岁（比莎士比亚的朱丽叶稍大些），她的丈夫也只比她大几个月。他们的婚姻是由教皇安排的，是政治计划的一部分。为了保住婚姻，她必须尽快生子。当发现亨利没有生育能力的时候，教皇向她提出了考验：一个聪明的女孩应该知道怎样不择手段地怀孕。我们很快会看到这位女政治家在她全盛时期的风采（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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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同时代的《廷臣论》一书中，读者很快会注意到，里面的两个人物，加斯帕尔和屋大维极力反对妇女，常常遭到别人的反驳。大多数人的看法是，在理解、美德、能力，包括体力方面，女子同男子是平等的。事实证明她们是伟大的统治者、诗人和交谈家。在四位参加对话的女子中，有两位是主持人。她们所做的决定表现出她们和男子一样熟悉所讨论的题目。确实，（书中表示）女子愿意保持行为的温柔，所以她们的做事方法可能会与男子有所不同，但结果同样出色。男子虽然受女子的文明影响，但不应该由于文雅而失去天生的他们的使命所需要的勇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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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女性正名不是卡斯蒂廖内臆想出来的念头，证据比比皆是。16世纪有许多女子施展才能，不让须眉，为人所共见。文艺复兴的教皇主持下的梵蒂冈有许多女政治家，她们是掌权者的侄女、姑嫂和远亲。她们为权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有一两位多年权倾朝野。她们在宫廷阴谋中表现出的才能若是换个背景，便足以统治一个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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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国事的也不乏女强人。卡斯蒂利亚的伊莎贝拉（98＞）在西班牙国家形成的关键阶段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比丈夫费迪南德更有治国能力。那个世纪晚期，腓力二世已经牢牢掌握了西班牙，但为管理庞大的帝国而左右支绌，因此需要一个副手来治理不听话的尼德兰。他任命自己的非婚生的妹妹，帕尔玛的玛格丽特，为尼德兰总督。在她统治的9年中，她用娴熟的手段缓解了一场酝酿之中的叛乱，推迟了暴乱的爆发。她未能扬名是因为她“站错了队”，也是因为她的后任阿尔瓦公爵采用了残酷的手段来镇压暴乱。现代的自由派为荷兰人叫好，谴责所有企图阻碍他们解放的人。但是，一场斗争的起因和结果并不能说明当事方的能力。公正的评价方式应该是评价罗伯特·李将军的方式，虽然他为维护奴隶制而战，被打败了，但他仍然被视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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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的女政治家，萨瓦的路易丝（也是14岁就做了新娘）。要不是靠她的努力，她的儿子弗兰西斯很可能当不上法国国王，因为在继承权问题上有争议。她对她那虚荣放纵的儿子百般宠爱，用尽外交手段，终于为他夺得王位。然而他即位后表现不佳。为什么路易丝在拥立国王的强人名单上榜上无名呢？又为什么人们绝口不提是她在1529年谈判达成了《康布雷条约》，从而结束了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战争呢？那一条约很快被称为“女士的和平”，因为缔约的另一方是查理五世的姑妈，奥地利的玛格丽特。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已广受称颂，不必在此细数她卓越的拖延和缓解的技能。而且她也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之一，这个特征在传统上被说成是男性化。另外，她的公关能力也十分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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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的政界还有很多别的女强人。只需再举一个例子，即前文提到的十几岁就出嫁的凯瑟琳。她的有些行为为我们今天所鄙视。但是，身为法国的王后和后来的王太后，她执行的政策保证了王室的特权和王国的完整。她面对的是残酷无情的各种派系，包括新教的胡格诺派。人们把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归咎于她，其实责任是否在她并不清楚。而且，我们从未听到有人提“米歇尔日惨案”，即胡格诺教徒在圣米歇尔日屠杀天主教徒的事件。［参阅巴尔扎克半小说性质的著作《美第奇的凯瑟琳》（Catherine de Med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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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王伊丽莎白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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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星期四定为斗熊日，并发出谕令，说在那一天演戏“会严重妨碍女王陛下的此项娱乐和其他娱乐”。驯熊师到处搜罗熊和狗，以供她取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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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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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的侍臣中有许多意大利人，他们由于是外国人而遭到嫉恨。但是，在她的领导下，他们给法国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他们家乡的优雅礼仪。（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在法国的语言里留下了一丝奇怪的痕迹。显然是为了模仿他们的发音，流行把“r”音发成“s”。因此，在法文里椅子本来是好好的chaire，被改成了现在的cha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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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温柔的一类中，我们会碰到另一颗“珍珠”——纳瓦拉（又称昂古莱姆）的玛格丽特。她是弗兰西斯的妹妹，是拉伯雷的保护人。她的宫廷坐落在法国西南部，她在那里款待各路作家和思想家，加尔文一度也曾是她的座上宾。她鼓励当地的贸易和艺术，自己也写诗，并努力在天主教和新教徒之间作调解。她的杰作《七日谈》由72个故事组成，模仿薄伽丘《十日谈》的格式，但是情调新颖，由于相隔两个半世纪，风格也有所不同。这本被称为“色情文学杰作”的书确实是充满色情的：所有的故事讲的都是情事的起伏曲折，大多数都是偷情。但是，现在的色鬼从中找不到目前充斥于高级或低级小说中的肉体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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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同时代的人称赞她“贤如其秀，慧如其贤”。她的故事都是诚心地赞颂高尚的爱情和忠贞。关于通奸、谋杀、神父姘居的故事是为了娱乐，而不是挑逗性的幻想；它们完全可能是作者对当时生活的记载。有的故事笔调严肃，讲的是严重的罪孽，在这样的故事里，罪犯最终一定遭到处罚。这个系列并没有完成——原来她是准备写100篇故事的。在最后几个故事中，她保留了爱情的内容，但去掉了色情的成分，几乎是冷静的自然主义手法。她的文笔为当时翘楚，简明清晰，不掺杂任何抽象的哲理性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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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的养女（其实是她收养了他）古尔奈的玛丽研究哲学。这位学识渊博的女子在巴黎可谓往来无白丁，相识尽名流。她编辑了蒙田《随笔集》的两个增订本，写了《捍卫诗歌》一书、论文《论法语》以及题为“论贵族小小的价值”的小册子。最重要的是，她写了《男女平等》一书。需要指出，她写这本书时，得到了其他男人的支持，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国的科尔内留斯·阿格里帕，他站出来宣扬“女子的超人长处”。玛丽为考验自己的自立能力，在蒙田去世后独自横穿法国去拜访他的家人，去“安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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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另外一位名叫路易丝·拉贝的艺术家也同样出色。她是诗人、音乐家，精通马术和其他的体育运动，掌握多种语言，而且16岁就曾跟随父亲从军。在那个时候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她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她还可能是第一个聚集诗人和艺术家组成沙龙的女子，沙龙相当于资产阶级的宫廷。她写的十四行诗和挽歌至今还被选入诗集，她还写了一篇独具匠心的散文《愚蠢与爱情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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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彭布鲁克夫人和路易丝·拉贝相似，受到当之无愧的赞扬。埃德蒙·斯宾塞称她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她自称乌拉尼亚（主管天文的缪斯），大力赞助诗人和剧作家。她和兄弟菲利普·锡德尼一起，把赞美诗改成散文，人们认为她在锡德尼的杰作《阿卡迪亚》中注入了一点儿女权主义的语气（155＞）。她还修改了诗中“过分随意”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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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子中只有一人不属于贵族，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只有上层阶级的妇女具有或者有机会发挥艺术和管理才能。那时——任何时候都是一样——有千百位社会各阶层的妇女在她们的环境里是实际的统治者，有时甚至是独裁者。还有其他许多妇女进行写作，自弹自唱，或从事其他的装饰艺术。有人认为除了最近的50年以外，妇女的才能和个性在过去的500年中一直被压抑，这样的想法是错觉。以前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被剥夺了受教育和自我发展的机会。当然，财富和地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现在这些条件仍然相当重要。事实是，对自由无法做出黑白分明的结论，任何判断都是相对的。而且，从具体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文化的实际情况总是与理想有一定的差距；习俗的限制永远不允许可能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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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妇女地位的一个标准是同时代男人的地位。在16世纪和后来的时间里，社会等级森严，男人也得不到接受教育和发挥才能的机会，没有能力超越他们艰辛劳作的狭小范围。改行几乎不可能，更不用说向上爬了。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僧侣的影响力减弱，这种限制比以前更大。在中世纪，哪怕是最贫贱的男孩都能有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日后有可能爬到政府和教会的高位上。宗教改革之后，这些职位越来越多地被非神职人员填补了。19世纪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尔说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在很长时间内男人也处于同样的境况。穆尔讲的是他那个时代的情况，但当时已经有不少妇女成为公众人物，登上了政治舞台。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把她们与伊斯兰国家的妇女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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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从文化角度要说明的意思不是宽容在任何时候对于任何人自我发展的阻碍，而是要说明社会准则与文化现实之间有所区别。如果我们看到“艺术家”在文艺复兴时期变为自我主宰的个人，可以对他的雇主说“请别插手，别说话，我比你懂”，这意味着他以前是从属于雇主和行会的。其实从属至今也没有完全消失，经纪人、赞助人和公众仍然在限制和阻碍着艺术家的自由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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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不论是好是坏，文化的绝对性是不存在的。前面介绍过的文艺复兴人中没有人为女性的声名鹊起而震惊，此处所提及的只不过是众多妇女中的几个例子而已。还有别的妇女名声卓著，对她们的生平也有详细的记载，她们的离世也在诗中和信中，或通过别的赞颂和悲痛的方式被悼念。《廷臣论》中的辩论表明，现实远比固定的模式更多种多样，这一事实是捍卫两性平等的有力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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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年来，社会结构、经济生活和文化期望的变化朝着解放不断推进，使个人主义成为自我意识的一种常见形式。艺术家是个突出的好例子。但是，自我的自由发挥仍然是需要争取的目标，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不论在什么制度下，任何希望达到自我实现的人除了具备才能和知道怎样利用才能之外，还必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靠意志力进行奋斗。从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许多做了努力却还是失败了人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从属的地位”。同时，大多数人对于成名或自我表现不感兴趣，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因此得不到尊敬，或没有一定的影响。一个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地位并得到应有承认的社会还有待构想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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