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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步兵名扬天下，这要归功于那个世纪的另一个发明：步兵取代骑兵成为战斗中的决定性力量。（请注意步兵infantry中的infant，它是小兵的意思。）骑兵和骑士在词义上是同源词，共具中世纪的特点，在16世纪双双衰落下去。瑞士人成了新的战术家，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地形不宜骑马。是他们发明了新的军队规则和用途，虽然第一支“步兵”是在西班牙出现的。不久，德意志北部的长矛兵成为可与瑞士人相媲美的雇佣军。在新的作战阵型中，士兵们紧挨着组成一个方块，手里挥舞着特长的枪矛来冲散原来起决定作用的骑兵的冲锋。（委拉斯贵兹的画作《布雷达守军的投降》对枪矛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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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重新起用古希腊的步兵方阵之外，16世纪还增添了火器。火药在200年前就已得到发明和使用，但是直到这个伟大世纪的后半阶段，它才真正地发挥作用。1552年的梅斯之战表明，几十门炮就能攻破城堡的围墙，对于骑马的人来说，用手枪杀敌比用剑和长矛容易得多。火器装备给轻骑部队赋予了新的作用，可以在战斗中打先锋，也可以护卫步兵侧翼。大炮迫使城镇和各省重筑碉堡，为此目的聘用工程师，这些工程师往往又是艺术家或数学家，能运用最新的科学发明（243；313＞）。达·芬奇便是这个新专业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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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作战得胜自然使人认为西班牙人是“天生的战士”，无往而不胜。其实是不同的民族轮流各领风骚：一个世纪之后，法国人继承了这个头衔；再后来的那个世纪里，它落到了德意志人头上。“天生”不过是一种比喻。情况的变化和野心会激发人所共有的能力。20世纪的以色列人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曾经被认为是“天生的商人”，谨小慎微，极力妥协，现在却强硬好战。激励着16世纪西班牙人的状况和野心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这个半岛中部和北部的人民800年来一直处于交战状态；有时是互相残杀，但更经常的是与南部的敌人作战，那些人是摩尔人，是北非裔和阿拉伯裔的伊斯兰教徒（不是《奥赛罗》里误以为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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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在遥远的西方登陆的同一年，西班牙人向摩尔人具有高度发达文明的格拉纳达王国发起了最后的“再征服”。由此可见，西班牙人的战斗精神来自宗教仇恨，他们仇恨的对象还包括犹太人。犹太人人数众多，为阿拉伯人所容忍，而且对他们有相当的影响力。把他们打败后，原来的伊斯兰教徒和犹太教徒都可以皈依，被称为摩里斯科人或基督教徒，但他们因为被怀疑是假皈依而不断遭到迫害。最后，他们要不就是被驱逐，要不就是受到宗教审判后被处决。与此同时，人民之间大量通婚，许多最上层、最骄傲的西班牙家族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祖先中有摩尔人或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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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悠久的传统产生了一种文化类型，看起来似乎是遗传产生的，这就是西班牙贵族（hidalgo），据说它的意思是“某个人物的儿子”；西班牙的农民不是战士，于是被认为微不足道，不算人物。西班牙贵族所象征的是战斗精神，在私人生活中这意味着脾气火暴，动辄决斗。这些人中，有些是大公，他们显赫的标志并不是物质上有什么特别的好处，而只是在皇族面前不必脱帽。只讲究形式，不注意实质，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特征。对一个西班牙贵族大公来说，行为高傲、严厉就是一种补偿。他甘于贫困——常常明显的营养不良。贫困的原因是从新西班牙流入的金银导致了通货膨胀，因而造成他的租收贬值（107＞），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他的家产由于管理不善或者地方上的战争而不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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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顺的河，温顺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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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的水流被鲜血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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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勇敢和高贵的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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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尸体沿着垂柳岸边漂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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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清澈的流水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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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闪烁的沙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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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人的酋长和基督教的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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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相搏，决一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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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民间叙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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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阶层的一项道德规范是鄙视劳动和务实。他们只可以在两种职业中做选择：军人或神父，红与黑，以及从这二者中派生出来的职业，如探险家或公务员，前者是变相的战士，后者因为要求能读会写，所以是变相的“神职人员”。这种高高凌驾于世俗之上的情况构成了西方一个独特的景观——至少部分地“反物质主义”的社会。像旧时的俄国一样（16世纪的“俄罗斯帝国”），社会中没有活跃兴隆的中产阶级，所以必定抵制新思想，因为新思想往往是随着贸易被带到各地，被作为有益的东西传播开来。谴责“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人应该仔细思索西班牙的状况以及它与欧洲主流发展的长期脱节。直到19世纪初，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摧毁了老大帝国的骄傲后，西班牙才开始再一次繁荣起来，并努力实现现代化。［参阅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Ortega y Gasset）的《没骨气的西班牙》（Invertebrate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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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的西班牙，普通人当然靠劳动吃饭。有些人在国家的主要产业——牧羊和出口羊毛——中发了财。“梅斯塔”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牧羊主同业联盟，由大大小小的牧羊主组成。他们每半年结队从夏天放牧的中部高原赶着羊群步行到400英里以南的冬季气候温和的地方，半年后又步行回来。羊毛在佛兰德织成布匹后，再返销进口。尽管羊毛贸易量不小，但是它即使与其他产品的少量产出加在一起，还是抗不住用美洲贵重金属铸造的货币的大量涌入。结果必然是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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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银子泛滥的原因是1545年在波托西发现了银矿。在上秘鲁，即现在的玻利维亚，一些当地人在追赶一只山羊的时候发现了一座银矿山。它的矿藏比寓言中的金山还要丰富。那座被喻为金之王的山怎么也找不到，也许早已在无意中被人挖空了。波托西瞬间变成了矿城，人口多达15万。德意志人发明了用水银提炼银子的神奇工艺，这消息使各国的勘探者、赌徒、盗贼、娼妓、监工都涌到了波托西，其规模在19世纪中期美国西海岸的淘金热出现之前绝无仅有。所不同的是，波托西的土著人被强迫做苦役，有的受伤致残，有的更是一命归西。如今，波托西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博物馆城。那儿虽然还有小规模的银矿开采，但是种植古柯叶的进账更可观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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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德里，运银船队每次安全回港，人们都欢乐庆贺。尽管英国海盗夸口说他们常有斩获，说他们的活动离海岸之近“可以烧焦西班牙国王的胡子”，但半个世纪中，船队没能回港的情况只发生过两次。国王从这个来源得到的年收入高达400万镑，等于伊丽莎白女王收入的16倍。真正的灾难是通货膨胀扩散到了欧洲的其他地方。物价长期上升，使一切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都陷入贫困之中，有些土地拥有者也许稍可得免，但是所有的工人和手艺人都难逃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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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长期的困境刺激了新的经济学思想的产生。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过度出口造成了经济的萧条，但也有人认为原因是人口下降，奢侈浪费，或银币贬值。两个西班牙人，马丁·德诺瓦罗和修士托马斯·德梅尔卡多，看出了其中的一点儿端倪。最后，我们以后要谈到的（245＞）名为让·博丹的法国法学家道出了货物量与流通中货币之间的明确关系。他为“货币量的理论”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的改进，这个理论至今指导着中央银行以操纵利率的方式来控制通货膨胀。贵重金属猛增的另一个后果是货币完全取代了以物易物的制度，从而导致许多国家在17世纪采纳了重商主义的原则。商人的世界观被用来指导整个国家（292＞）。关税和出口补贴便是这个现象的现代产物，人们对此辩论不休，它们也确有值得商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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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卡萨斯等人在马德里和新西班牙为保护遭受蹂躏的土著人所发起的宣传和战斗导致了一个古老思想的复苏。大家记得，罗马的塔西佗对于1世纪日耳曼部落的描述使罗马人自愧弗如（＜9）。日耳曼人生活简单，性格坦率，忠诚勇敢，不像文明社会中的人尔虞我诈，贪生怕死。16世纪时美洲的一些部落被用来与文明人作同样的对比，至少，3000英里之外的人对美洲的部落持有这样的印象。于是，出现了高尚的野蛮人的形象，它从此不断启发着一次又一次的原始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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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是哥伦布首先在他的早期报告中提及当地人的简单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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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派出了两个人。他们走了三天，发现了一些人和房子，但是他们为数不多，而且没有政府。于是，那两个人便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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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从新世界发出的第一封信（1493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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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进一步的事实启发了人们对于乌托邦的向往，首先是托马斯·莫尔于16世纪的第一个10年写出的《乌托邦》一书（117＞）。鉴于此，应该把高尚的野蛮人这一概念和卢梭分开。他是200年以后才扬名的，而且并不赞许这种形象（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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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德时代的德国，塔西佗笔下的善良野蛮人被用来挑起对罗马这个外来权威的反感。赞扬印第安人和日耳曼人的这两种态度改变了西方人对于自己祖裔的看法。在这之前的1000年里，他们曾经是古罗马的儿女，而现在不同“种族”的观念取代了过去同一个血统的观念。这个变化的意义显而易见，它的产生正值帝国灭亡和民族国家诞生之际。民族既把人民团结起来，又造成人民之间的分别，产生了我们和他们。因此从16世纪起，英国人开始着迷于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把自己和日耳曼人划为一体，与罗马历史划清界限。［参阅休·A·麦克杜格尔（Hugh A.MacDougal）的小书《英国历史上的种族神话》（Racial Myth in English History）。］下文会谈到一个类似的观念是怎样影响1789年大革命前后法国政治的（24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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