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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不勒斯有70000人，其中仅有10000到15000人劳作，他们因过度辛劳而面黄肌瘦。其他人则染上了懒散、贪婪、放纵、好色、放高利贷，以及别的恶习，他们奴役许多家庭服侍他们，破坏了那些家庭的生活。但是在太阳城，人们平均承担责任和工作，所以每人每天只需工作4小时。其余时间用来学习、辩论、阅读、写作、朗诵、散步、锻炼头脑和身体、玩游戏，但是，没有什么游戏是坐着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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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帕内拉《太阳城》（16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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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虽然乌托邦的公民不用说都健康聪明，但是欧洲瘟疫的幽灵令人难忘，不知为什么康帕内拉特别担心癫痫病，唯独他提到按医嘱常常勤洗身体。乌托邦必然有免费公共医院，医生们不断寻求制造新的药品。只有培根对于日常生活的安排没有详加描述，他只是设想“那个快乐地方”的“虔诚和人道”的人们把生活安排得“有条不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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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之所以完美无缺，是因为假定人们会自愿服从合理的要求。固然，如果一个社会的多数人无须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少数人也不用为财富和荣誉而竞争的话，那么，社会的和睦和友善是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作者们也着意表明功绩会得到承认，各行各业都有荣誉和奖励。所以，人们吃饱了，又得到承认了，也就心满意足地效忠政府了。但奇怪的是，乌托邦的公民之间不存在邻里纠纷、家庭不和、种族仇恨等一些涉及个人好恶的琐碎事情。习俗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行为一致，但是，难道没有一个人抱怨或拒绝一日三餐都在公共餐桌上吃乌托邦菜，或者参加国家所有的庆祝活动，怀着真心的喜悦放声高歌吗？在这三部乌托邦著作加起来300页的篇幅中，仅有一处涉及心理：太阳城的年轻人乐意伺候长者，但是，“唉，可惜不愿意”服侍别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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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说，乌托邦著作里面描写的情况与作者生活的时代现状截然相反。读的时候必须把当时的状况与作者的奇特想法区分开来。像莫尔就说，如果对傻瓜，即精神病人，给予善待的话，让他们用“他们说的疯话和做的傻事”给人们取乐没有害处。这样起码能使他们得到珍惜和妥善照顾。在16世纪，聪明的傻瓜——小丑——经常被王公贵族养在宫廷里，正是因为他们说话做事无拘无束（302＞），但是，除非村里只有一个白痴，普通的智障病人无论是否被关入疯人院，都会遭到欺负、嘲笑和虐待。莫尔的慈悲使他显得麻木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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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莫尔生平的人不禁纳闷：他怎么能一方面宣扬乌托邦的宗教容忍，另一方面在当权期间又主动迫害异教徒？还不仅如此。他女婿为他写的传记把他描述为一位伟人和善人；他为信仰献身，并被追封为圣徒，于是他更加贤名远扬。这些在关于他的那部现代剧作中都得到了证实。结果，大多数读者对于一件令人不安的事情都浑然不知：莫尔为了支持他效忠的都铎王室，在一部著作中凭空捏造或帮助传播了“大谎言”，说被都铎的亨利七世推翻的理查三世是个身体残废的恶魔，谋杀了被囚禁在伦敦塔中的年轻王子，而他们是他的亲侄子。自从霍勒斯·沃波尔在18世纪晚期对此提出疑问之后，有好几位学者逐渐认为理查与传说中的形象正好相反，他英俊、能干，没有犯过谋杀的罪行。人们也忘记了，现在用来赞扬莫尔的“永远走红的人”这个说法当时是用来形容机会主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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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提一下，沃波尔的著作在欧洲大陆引起了轰动，并且由堂堂的路易十六翻译成当时的国际语言法文。［请参阅约瑟芬·泰（Josephine Tey）的小说《时代的女儿》（The Daughter of Times）；要了解这一段公案现在的情况，请看查尔斯·罗斯（Charles Ross）的《理查三世》（Richard Ⅲ）。］当然，由于莎士比亚关于这个题目的伟大剧作，纠正人们的普遍看法已不可能，这也是文化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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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拉伯雷、蒙田、莎士比亚、斯威夫特和其他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对于完美世界的描述，虽然他们没有采用乌托邦著作那么正式的方法；还可以看出解放这一主题。作者的主要动机就是要从现实的艰难中解放出来；但至少还有一个时间上的原因说明为什么这类作品在16世纪时大量涌现。对于哥伦布以后的一代人来说，对新世界和那里居民的了解开始改变西方对自己文化的认识。探险家的航行故事成为一种文学形式，乌托邦著作的作者把其中每个细节都描述得仔仔细细。他们叙述航船怎样偏离了航线，到达了一个偏僻的岛屿，当地的岛民对外来的船员先是警戒小心，然后变为友善。乌托邦一定是个与世隔绝的地方，这样才能解释它为什么长期未被发现，未曾被外部世界的恶习所侵蚀——这却在无意中暗示一个好的共和国是多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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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异族风俗的了解造成了自我意识。这既是一个事实又是一个主题。一旦进行比较，自己的习俗即不再是理所当然之事。当然，与我们为敌的邻国人的行为一向与我们不同，那是因为他们固执己见，执迷不悟。但是，当遥远的两个或三个文化与我们的文化形成强烈反差时，人们就会想，如果同样的事其他人能用不同的方式做，我们为何不能？由此产生了有计划地实行改变的想法。社会改造山雨欲来，并开始反映在文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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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的船又走了三天，什么也没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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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雷对探险家的挖苦《巨人传》（15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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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曾谈到，除了想象的航行故事外，其他的类型则是乌托邦式的故事。卡斯蒂廖内在《廷臣论》中描述的客厅里的辩论（＜85）大部分是想象出来的。它描述的是一种理想的类型，其中的许多因素照例是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的，虽然其存在形式并非完美。倘若世上真有许多这样的廷臣，社会也就会因此而大大改善；这本书是在一定限制内的乌托邦。在拉伯雷的散文史诗和蒙田的文章里，对混乱的现实世界未作任何掩盖和粉饰，但是在作者的评论中，并行存在着一个理想的世界，而且这两位作者都描写了一个明显的小型乌托邦，对这个影子作了补充（126；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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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我们衷心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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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豪侠的高贵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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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奢华舒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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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一定会过得惬意欢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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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各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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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高贵、美丽、欢乐、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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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由一位温柔的骑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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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你们，供你们无邪地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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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雷，取自泰莱姆修道院门上的题词（15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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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也属于同一个类型。塞万提斯通过对书中人物的刻划把小说分成两个部分，骑士做事总是出于最崇高的情操，而他的扈从虽谈不上卑鄙，却是世故粗俗的。堂·吉诃德荒谬的行为并不影响他的原则；如果仔细注意他的规诫和责骂，尤其是在精彩的第二部分中他的高谈阔论，便会发现他的原则是合理的、公正的。这两种品质确定了道德完人的定义，堂·吉诃德式这个词便包含了这两种美德；它的意思不是疯狂，而是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只要翻一翻各部伟大的小说，从《汤姆·琼斯》到狄更斯、艾略特、托尔斯泰和哈代的著作，再往后到劳伦斯、纪德、乔伊斯、菲茨杰拉德等人的作品，就不难看出叙述中所描述或暗示的乌托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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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在剧作生涯末期创作的《暴风雨》把他在所有其他剧作中所忠实反映的世间罪恶几乎全部荡涤干净，只有一个例外。在（稍带讽刺性地）为自己申辩时，贡柴罗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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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共和国中我要实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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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设施；我要禁止一切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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