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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地方官的设立；没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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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贫穷和雇佣都要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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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职业，所有的人都不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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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也是这样，但她们天真而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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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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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莎士比亚以他一贯的戏剧性插入了另外一个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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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说他是这岛上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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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柴罗听了此话后若无其事，继续追求他的梦想，颁令财产共有，废除婚姻，共享繁荣。命令一下，大家欢呼：“贡柴罗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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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乌托邦里（拉伯雷的是例外），共同幸福是通过确保行为的一致性来实现的，甚至比坏的社会里实行得更加严格。这是一个矛盾。乌托邦的美好社会努力使人免受饥饿和焦虑，它许诺给予社会的不是抽象的自由，只是去除上层阶级的具体特权。所有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都是针对由贫穷和阶级所造成的专制进行的。乌托邦的居民是如何防止这些现象重新抬头的呢？他们靠的是良好的习惯力量，但他们也知道，行政官还是要不时地干预一下，以防止不当行为发生。有时，人们能感到最高层有一个专制者在掌权，确保一切向着正确方向前进。这是18世纪开明专制的一种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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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维持正确行为的伟大理论是：“顺从自然。自然永远正确，若是忘记自然，就会犯错误。”在此，自然取代了上帝的训诫。然而，尽管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产物，它的意志却远不如上帝的训诫明了。整个西方历史中，自然规律被奉为绝对的金科玉律，但它的准则到底是什么却众口不一。在任何地方，社会生活都是由统治集团决定的，在这一点上，乌托邦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确实，乌托邦的行政官是从长老和智者中推选出来的，也定期召集全体人民一起商量政策；但是这些只是纯政治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人可以冲动，有自己的怪癖，采取狂暴的行动，或者允许天才或青少年异想天开。有一点很有说明意义：在我们所谈及的三个乌托邦中，都没有提到笑，唯独提到的一次是嘲笑西方的一种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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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抱怨现状的乌托邦文学看起来似乎向往纪律严明，千人一面，但个人主义也是它的一个动机；这些尖锐的抱怨往往是针对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到了16世纪中期，一个人如果不仅为自己的命运伤感，而且还怨恨命运和压在他头上的主人的话，他就有了自我意识。这是人的个性的一部分，也是形成书中乌托邦人民那惊人的自我控制和理性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早期的乌托邦文学又是一种渴望文学。在每下愈况的15世纪和之后长达150年之久的教派间战争中，乌托邦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了西方对于统一的热情。西欧人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基督教罗马帝国的后代，而令人感到身有所属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又尚未出现（239＞）。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动机是：人文主义者着眼于今生今世，这使天堂显得遥远而模糊，而学术研究又否定了历史上曾经有过黄金时代。乌托邦想象的现代将是方案规划的时代，换言之，超前到了偏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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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晚期，人的期望开始发生变化，也因之改变了文艺复兴原来的信条，即：汝当模仿并崇拜古人。造成这种世界观变化的一套思想被称为反文艺复兴。古人过时了，而现代这个词，除了“当今”的意思之外，还获得了大为褒扬的含义。“进步”、“最新科学”、“先进思想”、“最新”，这些成了这种文化变化的永久标志。对这一文化变化并非人人赞成。整整有一个半世纪，大约一直到伏尔泰时代，欧洲到处都有“古今之争”，影响到了文学，造成了宗教和哲学上的争执，并常常能决定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命运（204；348＞）。只有在自然科学领域，到了17世纪便有了定论，即最新的是最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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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个无意中措辞的巧合，“科学是最大的真理”这个教条与刚才说过的“生活顺从自然”的思想融和在了一起，因为科学家研究的正是自然给人类的启示。这一领悟使自然这个词获得了类似现代一词的权威：自然的食物是最健康的，自然的行为比做作更加可爱，自然环境及其动植物是最宝贵的财富，自然法则是人造法律和政府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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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时，关于新世界居民的传说同这种观念恰好吻合。那些人没有西方人的恶习和狡狯，他们完全与自然一致，所以他们身上有许多可学之处。蒙田的乌托邦作品所描写的便是这样的一个部落，尽管作品名为“食人族”，但并不影响我们应该对那些人的仰慕。在这本书以及同时代其他的书中，我们都可以碰到前面提到过的西方的一个创造：高尚的野蛮人。这个名称是后来才出现的，但这个形象从一开始就是完整的。野蛮人无所畏惧，在未受破坏的环境中健康地活着，他虔诚、自发地信仰自然这个神。他对敌人也许是残酷的，但他与朋友和敌人的关系都是一种道德的关系。由于没有国王、宫廷、教皇或教会，所以他不需要借鉴卡斯蒂廖内的书，自然就做到举止无可挑剔。人们为他所吸引，因为他们自己受着古老僵化的文化的束缚，认为简单的生活就是轻松的生活。我们看到，罗马后期的塔西佗便是这样认为的。日耳曼部落在他眼里的形象类似“粗狂的印第安人”在蒙田眼中的形象，或基督的使徒在路德和托马斯·莫尔眼中的形象。原始主义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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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以为，只要世道公平，人们就一定会通情达理；这些深明事理的人能保证任何体制都能顺畅运行。关于这一点还需要详加阐述。人们通常认为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梦想，这其实是一种错觉。乌托邦的作家任愿望和幻想尽情驰骋，设想出了一些确实行得通的体制。现代的福利方案和“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乌托邦的缩影。官僚机构执行这个制度时所用的方针，使我们联想到乌托邦作者为了产生真实的效果而不厌其烦地描述的各种细节。为了确保人人满意，20世纪不仅通过制定法律，而且还不断提出这方面非官方的建议，为人民提供健康、生计、教育和公平；这正是对于乌托邦中心思想的实施。乌托邦的思想与向病人和穷人施舍这种历来的做法正好相反，它几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人们向上。至于现代社会是因为它而变得更加幸福，还是由于被它那些不能完全达到目的的规则束缚而不满，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能对不同时代幸福程度进行比较的测量器尚未发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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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中间有许多贵族游手好闲，寄生于他人的劳动和佃户的劳动成果之上，极力地剥削他们。此外，这些人身边还跟随着一批闲人，他们没有任何谋生的技能，等到主人一死，立刻被驱逐出门。结果他们狗急跳墙，变为强盗，除此以外，他们难道还有其他出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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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中旅人同莫尔的对话（15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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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遗产可总结为五点。第一，社会平等比等级制度更加人道。（在这一点上，反文艺复兴者的观点与柏拉图大相径庭。）第二，不劳者不得食，荣誉也要靠自己争取。第三，统治者应该由人民选出，这样人民才会心甘情愿地服从。第四，结婚、离婚应酌情办理，婚外情并非唯一的解除婚姻的理由。第五，现行秩序并非上帝所定，不能改变，亦非因原罪而注定罪恶。清醒的思维和坚强的意志能改善人类的命运。人文主义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世俗的目标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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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世纪，共产主义曾一度遍及许多地方。仔细想想，它也应该算是乌托邦主义者留下的遗产，虽然共产主义与乌托邦之间还是有不同之处。比如乌托邦主义者从未预见过机器工业的出现，他们的人民是农民。对他们来说，上帝通过干旱、洪水、虫害和水土流失表现出来的力量比人类日益增强的控制自然的能力要强大得多。对乌托邦主义者来说，祈祷和行为正直仍然是社会的栋梁。无神论的社会对他们来说绝无可能，甚至连不关心教义的世俗政府都无法想象。与其相关的一个信念，即社会秩序需要宗教来加强法律力量，在西方文化中经过顽强挣扎才逐渐消亡，也许它根本没有完全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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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的道德观证明，现代批评家不断地抱怨科学虽然大大改进了物质生活，但未能在道德上发挥同样的作用，这种看法是多么的大错特错。在这一方面根本不需要进步。人类早就知道公正、正派、容忍和宽宏大量这些原则，但是把它们付诸行动却是另一回事。即使有了最佳的科学结论，处理与身体相关的事情还是不容易的：我们这个时代既然反对吸烟，人们也不再共用毛巾和杯子，那么也应该禁止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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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乌托邦作家力图把故事写得真实可信，这是与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写了航船偏航之后，他们细细描绘新发现地方的地理位置、那里的城市、建筑，以及最为重要的防御工事。不过，最能给人以真实感的是那些最微小的细节，书中有许多这样的琐碎细节，如“他们用麻布多于毛料，他们评判布料的好坏只看麻布的颜色是否洁白，毛料是否干净，不在乎纤维的粗细”。水果的颜色和味道（“比我们的要稍甜些”）、普通物体的尺寸、俗语、衣着、各种场合的不同姿势，对这一切的仔细描述给原来不可信的故事增加了逼真性。要找这样的例子，只需去看下面这个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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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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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雷式这个词被用来形容表面上意思显而易见，但真正的本意却几乎相反的东西。拉伯雷得到重视并非因为他的作品猥亵诲淫。受普遍印象误导的年轻人如果想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下流的描写，会发现里面的内容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诱惑力。但是，人们仍然觉得拉伯雷的作品专写肉欲，他就像是文学上的福斯塔夫。但是，他唯一的一幅肖像给人的印象却完全不同。也许肖像是根据过去的印象而不是面对真人画的，但它因此更能反映这位作家的思想。肖像中的人有一张窄窄的长方脸，五官端正，明亮的眼睛表达了内心的快乐，与嘴唇上淡淡的笑容相对应——看不出一丝肉体或精神上的粗俗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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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知道，拉伯雷不只是一个作者。和其他许多名人一样，他的经历不同寻常。他是个没有人要的孩子，和伊拉斯谟一样，被迫进入修道院，这样，家里就不必把财产分给他了，因为小拉伯雷“根据民法是已死的人”。由于外来的大力帮助，他才得以学医，并很快成为专业的精英。在尸体解剖还是个可怕的新事物的时候，他就当众解剖尸体；他还成了治疗梅毒这一新疾病和歇斯底里病的专家。他在当时法国的文化中心里昂执教，任医学和天文学教授，并出版历书和科学论文。他还发明了医治疝气和骨折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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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还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地理和文学书籍。他精通法律，在权贵迪贝利家族任职，管理政治等方面的事务。简言之，他属于当时最渊博的人，而且碰巧还是位文学天才。他热诚地关心社会和道德问题，所提出的世界观是近代最广泛的世界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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