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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进，各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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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高贵、美丽、欢乐、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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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由一位温柔的骑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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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为你们，供你们无邪地作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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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雷，取自泰莱姆修道院门上的题词（15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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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诃德也属于同一个类型。塞万提斯通过对书中人物的刻划把小说分成两个部分，骑士做事总是出于最崇高的情操，而他的扈从虽谈不上卑鄙，却是世故粗俗的。堂·吉诃德荒谬的行为并不影响他的原则；如果仔细注意他的规诫和责骂，尤其是在精彩的第二部分中他的高谈阔论，便会发现他的原则是合理的、公正的。这两种品质确定了道德完人的定义，堂·吉诃德式这个词便包含了这两种美德；它的意思不是疯狂，而是理想主义——乌托邦主义。只要翻一翻各部伟大的小说，从《汤姆·琼斯》到狄更斯、艾略特、托尔斯泰和哈代的著作，再往后到劳伦斯、纪德、乔伊斯、菲茨杰拉德等人的作品，就不难看出叙述中所描述或暗示的乌托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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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在剧作生涯末期创作的《暴风雨》把他在所有其他剧作中所忠实反映的世间罪恶几乎全部荡涤干净，只有一个例外。在（稍带讽刺性地）为自己申辩时，贡柴罗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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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共和国中我要实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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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设施；我要禁止一切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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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地方官的设立；没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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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贫穷和雇佣都要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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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职业，所有的人都不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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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也是这样，但她们天真而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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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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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莎士比亚以他一贯的戏剧性插入了另外一个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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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说他是这岛上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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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柴罗听了此话后若无其事，继续追求他的梦想，颁令财产共有，废除婚姻，共享繁荣。命令一下，大家欢呼：“贡柴罗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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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乌托邦里（拉伯雷的是例外），共同幸福是通过确保行为的一致性来实现的，甚至比坏的社会里实行得更加严格。这是一个矛盾。乌托邦的美好社会努力使人免受饥饿和焦虑，它许诺给予社会的不是抽象的自由，只是去除上层阶级的具体特权。所有争取社会正义的斗争都是针对由贫穷和阶级所造成的专制进行的。乌托邦的居民是如何防止这些现象重新抬头的呢？他们靠的是良好的习惯力量，但他们也知道，行政官还是要不时地干预一下，以防止不当行为发生。有时，人们能感到最高层有一个专制者在掌权，确保一切向着正确方向前进。这是18世纪开明专制的一种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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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维持正确行为的伟大理论是：“顺从自然。自然永远正确，若是忘记自然，就会犯错误。”在此，自然取代了上帝的训诫。然而，尽管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产物，它的意志却远不如上帝的训诫明了。整个西方历史中，自然规律被奉为绝对的金科玉律，但它的准则到底是什么却众口不一。在任何地方，社会生活都是由统治集团决定的，在这一点上，乌托邦与其他地方没有什么不同。确实，乌托邦的行政官是从长老和智者中推选出来的，也定期召集全体人民一起商量政策；但是这些只是纯政治的权利，并不意味着人可以冲动，有自己的怪癖，采取狂暴的行动，或者允许天才或青少年异想天开。有一点很有说明意义：在我们所谈及的三个乌托邦中，都没有提到笑，唯独提到的一次是嘲笑西方的一种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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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抱怨现状的乌托邦文学看起来似乎向往纪律严明，千人一面，但个人主义也是它的一个动机；这些尖锐的抱怨往往是针对贵族和神职人员的。到了16世纪中期，一个人如果不仅为自己的命运伤感，而且还怨恨命运和压在他头上的主人的话，他就有了自我意识。这是人的个性的一部分，也是形成书中乌托邦人民那惊人的自我控制和理性的先决条件。与此同时，早期的乌托邦文学又是一种渴望文学。在每下愈况的15世纪和之后长达150年之久的教派间战争中，乌托邦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了西方对于统一的热情。西欧人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基督教罗马帝国的后代，而令人感到身有所属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又尚未出现（239＞）。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动机是：人文主义者着眼于今生今世，这使天堂显得遥远而模糊，而学术研究又否定了历史上曾经有过黄金时代。乌托邦想象的现代将是方案规划的时代，换言之，超前到了偏执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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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晚期，人的期望开始发生变化，也因之改变了文艺复兴原来的信条，即：汝当模仿并崇拜古人。造成这种世界观变化的一套思想被称为反文艺复兴。古人过时了，而现代这个词，除了“当今”的意思之外，还获得了大为褒扬的含义。“进步”、“最新科学”、“先进思想”、“最新”，这些成了这种文化变化的永久标志。对这一文化变化并非人人赞成。整整有一个半世纪，大约一直到伏尔泰时代，欧洲到处都有“古今之争”，影响到了文学，造成了宗教和哲学上的争执，并常常能决定一部作品或一个作家的命运（204；348＞）。只有在自然科学领域，到了17世纪便有了定论，即最新的是最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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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个无意中措辞的巧合，“科学是最大的真理”这个教条与刚才说过的“生活顺从自然”的思想融和在了一起，因为科学家研究的正是自然给人类的启示。这一领悟使自然这个词获得了类似现代一词的权威：自然的食物是最健康的，自然的行为比做作更加可爱，自然环境及其动植物是最宝贵的财富，自然法则是人造法律和政府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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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时，关于新世界居民的传说同这种观念恰好吻合。那些人没有西方人的恶习和狡狯，他们完全与自然一致，所以他们身上有许多可学之处。蒙田的乌托邦作品所描写的便是这样的一个部落，尽管作品名为“食人族”，但并不影响我们应该对那些人的仰慕。在这本书以及同时代其他的书中，我们都可以碰到前面提到过的西方的一个创造：高尚的野蛮人。这个名称是后来才出现的，但这个形象从一开始就是完整的。野蛮人无所畏惧，在未受破坏的环境中健康地活着，他虔诚、自发地信仰自然这个神。他对敌人也许是残酷的，但他与朋友和敌人的关系都是一种道德的关系。由于没有国王、宫廷、教皇或教会，所以他不需要借鉴卡斯蒂廖内的书，自然就做到举止无可挑剔。人们为他所吸引，因为他们自己受着古老僵化的文化的束缚，认为简单的生活就是轻松的生活。我们看到，罗马后期的塔西佗便是这样认为的。日耳曼部落在他眼里的形象类似“粗狂的印第安人”在蒙田眼中的形象，或基督的使徒在路德和托马斯·莫尔眼中的形象。原始主义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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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托邦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以为，只要世道公平，人们就一定会通情达理；这些深明事理的人能保证任何体制都能顺畅运行。关于这一点还需要详加阐述。人们通常认为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梦想，这其实是一种错觉。乌托邦的作家任愿望和幻想尽情驰骋，设想出了一些确实行得通的体制。现代的福利方案和“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乌托邦的缩影。官僚机构执行这个制度时所用的方针，使我们联想到乌托邦作者为了产生真实的效果而不厌其烦地描述的各种细节。为了确保人人满意，20世纪不仅通过制定法律，而且还不断提出这方面非官方的建议，为人民提供健康、生计、教育和公平；这正是对于乌托邦中心思想的实施。乌托邦的思想与向病人和穷人施舍这种历来的做法正好相反，它几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人们向上。至于现代社会是因为它而变得更加幸福，还是由于被它那些不能完全达到目的的规则束缚而不满，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能对不同时代幸福程度进行比较的测量器尚未发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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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中间有许多贵族游手好闲，寄生于他人的劳动和佃户的劳动成果之上，极力地剥削他们。此外，这些人身边还跟随着一批闲人，他们没有任何谋生的技能，等到主人一死，立刻被驱逐出门。结果他们狗急跳墙，变为强盗，除此以外，他们难道还有其他出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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