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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两次担任波尔多市长，他其实并不想当，是亨利三世命令他当的。不仅如此，他还在国王的谈判中为国王出谋划策，提供帮助。同时，蒙田也十分钦佩信奉胡格诺教的纳瓦拉的亨利，他后来通过战争和皈依天主教获得王位，成为亨利四世。善于内省的蒙田还精通世界事务。如果要把他归类的话，他应该属于那时的策士，因为他所同情的党派宣称要努力结束宗教战争并重新统一法国。在宗教战争中，蒙田拒绝加入任何一派，这几乎和加入其中一派同样危险。一次，他在路上碰到一群游散的武装“绅士”，告诉他们他对宗教之争毫不关心，这使他们感到非常奇怪。他险些遭到杀害，但他并未被吓倒。在瘟疫暴发的时候，他坚守市长的岗位，再一次证明了他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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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能动和喜欢沉思，这两者在蒙田身上难得地结合在一起，使他不仅能平衡地看问题，而且成为一位善良的强者，一个庞大固埃主义者。同时这也保证了他所披露的心声句句属实。试想处于蒙田那样的地位，他对“吐露一切”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如果一个作家不用担心书的销量、书评的评论和公众对他的“形象”的看法，他要做到真诚就容易多了。（可读蒙田简短的旅行日记，里面除了其他一些料想不到的事情以外，还谈到了罗马的一桩同性恋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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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害于我的健康的莫过于无聊和闲散，忧思使我窒息和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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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旅行日记》（15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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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代的评论家批评道，他过多地谈自己，是虚荣的表现；他过多地注重日常细节，是琐碎的表现。他们说，有谁会关心他生病的时候骑马最舒服？现代的道德舆论承认他的天赋和创造力，但对他是个信念坚定的怀疑论者以及他的极端保守倾向则不以为然。这种看法没有抓住双重思维的本质。双重思维指同时看到一座山的两个方面的能力。这一类的思想家不多，我们立即可以想到的有：狄德罗、沃尔特·白哲特和威廉·詹姆斯。不能轻易地说他们优柔寡断或动摇不定。他们的思维是多线条的，采用透视法：当蒙田在和他的猫玩耍的时候，他猜想猫可能不是在和他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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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加重要的例子是《随笔集》中篇幅最长的《为雷蒙德·塞邦德辩护》。塞邦德是个西班牙神学家，他发起了“自然宗教”，宣扬人能够从上帝的创造中看到上帝，了解上帝。经父亲的要求，蒙田翻译了塞邦德的著作，然后，一位瓦罗亚王室的公主又请他为著作的论点辩护。但蒙田在辩护文中只是勉强地承认塞邦德的思想目前可能对宗教有一定好处，因为人们陷入狂热的教派纷争之中，并不真正地相信宗教。但总的来说，文章表明塞邦德的思想是错误的。然后，《辩护》撇下塞邦德，去讨论人的理性的自以为是以及人的知识的有限价值。拉伯雷也曾以一带而过的方式表示过这种态度。它引出了知识是否能导致德行，从而导致幸福这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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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世纪所拥有的知识远远超过了蒙田和拉伯雷的时代。我们是否因此而更加明智和幸福呢？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不幸福的原因正是我们拥有知识。具有所谓双重思维的人完全可以像所有赞扬进步的人一样，渴望更多的知识，但同时也承认获得知识并不一定能改进生活质量。原子裂变和干预基因的知识有它们正反两面的影响。蒙田就对火药将来的用途表示了不安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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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知识是伟大的，有用的；鄙视知识的人在多处表现出了他们的愚蠢。但我并不像哲学家赫利鲁那些人那样把知识的价值说得至高无上，他们认为知识是最高尚的，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智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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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为雷蒙德·塞邦德辩护》（15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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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了50页的篇幅来谈儿童教育。在那篇随笔中他率先提出了卢梭的观点，坚持孩子一定要有导师。他认识到培养教师是个巨大的挑战，所以没有说明导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资格。但是，既然自然是最好的指南，那么教学应该是培养自然倾向。为此，导师应该观察学生，听学生的意见，而不是一味地“像往漏斗里灌水那样在学生的耳边大声喊叫”。成功的教育是“培养而不是填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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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应该死记硬背。若是一个年轻贵族的母亲请导师教育她的孩子，就应该培养这个学生的统治能力，而不是辩论能力。但是学习必须下苦功。扎实的知识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而哲学是解放人的艺术，虽然（蒙田认为）它现在已经变成了“没有价值的空洞诡辩”。在头脑获得了超人的常识之后，下一步当然就要通过锻炼、武术、游戏、骑马和跳舞来保证身体的健康和力量。如果教育得法，一切事物都能给人以教益，要使好的东西得以持续，必须不断练习，把它变为习惯。但是，教师通常实行的严格纪律必然会使学生对学习产生抵触。根据“双重思维”方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严厉的慈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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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的乌托邦并不是空想出来的，它总结了一位探险家对于“食人族”的行为和体制的研究报告。当然有许多凭空想象出来的内容，但是它的道理清清楚楚，即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有它们自己的价值。正因为它们简单，所以天然的美德得以发挥；而我们却因为需要克服我们古老社会中的各种障碍和纠纷而压抑自己的天性，为了在社会上混而算计、说谎、欺骗，和我们所说的野蛮人一样残酷，却没有他们那样正当的理由。蒙田多次中断论述来谴责西方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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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村子里的葡萄藤冻住的时候，我的神父说这是上帝对人类动了怒。看看我们的内战，谁能不说天下大乱，审判日就在眼前呢。可是这样说却没有想到以前还发生过更可怕的事情，而且除了我们这儿之外，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都过着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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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论儿童教育》（15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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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绝不是建议欧洲人应该去模仿海外的野蛮人。当对自己的知识没有完全的把握，而且不太可能说服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时，最好还是服从已经确立的道德规范和政府形式。习俗是维持和平和秩序的强大力量。然而，国王的权利应该有一定的制约，社会等级制是不合理的，正因为人与人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彼此平等；对他们无法衡量，自然也无法给他们分等级。蒙田具有真正的世界主义者精神，反对国家的自吹自擂。他热爱自己的国家，忠于国王和教会，因为这二者是当时所能享有的自由的支柱。在暴力的新教革命发生之前，法律维持了社会和平，基督教的习俗足以矫正道德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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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和拉伯雷都是乌托邦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他们注重历史，注重现代事件的影响，这种倾向发展为实用主义哲学（666＞）。但他们的作品有一个表面上的差别。如果在脚注中把偶尔出现的生僻词语解释清楚的话，受过教育的现代法国人就能看懂蒙田的作品；而要想理解拉伯雷的词汇和结构便需要花更大的精力了，尤其是他常常用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来创造一些别处见不到的词汇。蒙田这个时期的风格还没有像半世纪以后那样清晰顺畅、节奏感强和优美典雅（219＞）。他的句子还有拉丁句法的痕迹，这是人文主义者的特点。他故意造成一种不经意的印象，笑话“有些人如此愚蠢，竟然不惜一切去追求一个漂亮的词”。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做到“用词恰当”，也对自己的文章推敲修改。他作品中的难解之处是由于他突然联想到其他事情而造成的思维的跳跃，正是这种跳跃使他的作品百读不厌，永远不会丧失新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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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告诉柏拉图：“这儿有个国家，它没有贸易、文字、数学，没有行政官和政治家的称呼；它不需要奴隶，没有财富或贫穷，没有契约，没有继承权；它的人民没有职业，整日闲散，只有对父母的尊敬；它没有衣服、农业、金属，也用不着酒和麦子；它从未听说过伪装、背叛、欺骗、贪婪、嫉妒、诋毁或宽恕。柏拉图会发现他所想象的共和国离这个完美的境界差得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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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论食人族》（15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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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在《随笔集》中顺带地解答了当时人们所关心的众多问题——道德、美学、社会学，还有其他，相当于一些哲学家的著作全集。结果，他的影响虽大，但难以跟踪。孟德斯鸠、伏尔泰以及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受惠于他，得益最大的是帕斯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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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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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从《暴风雨》中引用的几句话证明，莎士比亚对乌托邦的细节并不太认真。但正如上述的那样，全剧无论是在形式和气氛上都是乌托邦式的。一开始由于船只失事，幸存者流落到了一个可爱的岛上，以后发生的事情都是愉快的，都是符合人们意愿的。但这一切完全是奇迹，不是人为努力的结果。常被引用的“永远为波涛冲打的百慕大群岛”表明剧作家把幸福生活和新世界联系在一起，这是他唯一一次提到新世界（＜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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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中蒙田的痕迹清晰可见。蒙田关于食人族的文章中有十几行句子几乎照搬到了第二幕的第一场中。可怕的凯列班（Caliban）的名字是食人族（cannibal）的首音互换词，这显然是故意的。使莎士比亚能了解蒙田著作的是约翰·弗洛里奥，是他把《随笔集》翻译成了英文，使蒙田的名声迅速传遍英国。萧伯纳批评莎士比亚缺乏正面的信念，而莎士比亚在这方面很可能部分地是受《随笔集》的影响。无论如何，他在蒙田那儿找到了知音。［参阅雅各布·费斯（Jacob Feis）的《莎士比亚与蒙田》（Shakespeare and Montaigne），这本谴责性的书指责后者毒害了前者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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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最大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当然是分别）都发明了“个性”。我们已经看到，蒙田首先把人视为波浪式和多样的，不断受到自我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135）。把个性和思想归为一类构成了对体液生理学的挑战，导致了心理学的产生。与此相关的是，在莎士比亚之前，戏剧中没有个性或角色，只有类别。表现的伟人由于某些明显的特征而彼此不同，但并没有因为具有复杂性而显得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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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在莎士比亚之前，剧中的人物都像“纸板”一样没有生气。他们绝不只代表抽象的东西，像中世纪的戏剧由演员来扮演“罪恶”。但是这些角色比较单薄，他们行为的变化都是由他人的行动引起的，而那些人也受到彼此行为的制约。剧作家通过这种矛盾冲突来描绘人的各种热情及其造成的致命后果。当然，古典希腊戏剧、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和法国的古典戏剧靠这些就足以使观众屏息凝神。但我们对俄狄浦斯和菲德拉无法像对李尔王和麦克白夫人了解得一样透彻。后面两位与我们自己一样千变万化，前两人却非如此；只是类型的话，就（可以说）没有意外离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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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是怎么塑造全面的个性或角色的呢？他通过一连串的关系来表现一个人不同的方面。作为朝臣，波洛涅斯阿谀奉承；作为皇室的顾问，他骄傲自负；作为父亲，他对女儿冷漠，对儿子却明智得让人感动。这种多方位描述的结果是，从蒙田和莎士比亚以来，剧本、小说和自传使西方人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角色，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胜过对自己和邻居的了解。我们常说某某女子是简·爱，是包法利夫人；某某男子是一个令人同情的比利·巴德，或者和佩克斯涅夫一模一样。然而，尽管大家都知道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恋母情节是什么意思，但谁也不知道俄狄浦斯杀死父亲之后又娶了自己的母亲有何感想。他后来的罪恶感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罪恶感，不是关于具体事情的罪恶感。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希腊悲剧时，说不用管人物，行动和情节最重要。简言之，当时个人主义的主题尚未完全传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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