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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艺复兴时期罔顾中世纪早期的许多英雄史诗，包括《罗兰之歌》以及日耳曼和冰岛的英雄传奇，所以当时的几部重要史诗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作者是四位意大利诗人：博亚尔多、浦尔契、阿里奥斯托和塔索。前两位生活在15世纪，后两位属于16世纪，他们四人曾经像莎士比亚和歌德在今天一样在整个西方家喻户晓，但后来他们的名字和光荣仅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留存了下来。威尼斯凤尾船的船夫给游人唱的歌很可能就是塔索史诗的片断。直到19世纪初，受过教育的欧洲人还在阅读、援引和欣赏阿里奥斯托和塔索。同时，但丁的《神曲》却被贬低为“哥特式的”，是中世纪蒙昧主义的作品。它其实同样是关于探险的史诗，现在被誉为“巨作”。文艺复兴时代那四位意大利诗人所作的史诗用的是什么“更接近人”的主题呢？前三位诗人描绘了查理曼大帝十二武士的一些传奇故事，那些骑士一生的使命就是与异教徒撒拉森人作战。他们被名叫甘（法文中称冈隆）的坏人出卖，在比利牛斯山著名的朗赛斯瓦尔战斗中被打败了。用古法语写的中世纪早期的《罗兰之歌》用平铺直叙的语言对此作了详细的描述。博亚尔多、浦尔契和阿里奥斯托加进了爱情的成分，还有魔法的作用。为了迎合人文主义者和廷臣的口味，他们给原来悲壮的英雄史诗增加了扣人心弦的恋爱情节和黑白巫术的“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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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与愤怒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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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证明她还有爱，虽然深藏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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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三次伸展手臂拉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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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瞄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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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一次，她都又垂下臂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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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她放弃了：她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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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起坚强的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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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弦嘣的一声，箭射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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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带着符咒飞射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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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轻吁了一声：“愿上帝保佑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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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会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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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索《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阿尔米达与雷纳尔多的交战（15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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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些男巫、妖怪和女巫的目的并不是要人们去相信他们，而是因为他们不同寻常的本事和恶毒的把戏使人感到有趣，而且他们最后都没有好下场。史诗中的描述完全是不着边际的幻想。在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中，男巫被斩首后居然还活了下来。在浦尔契的作品里，巨人摩尔干提看见猴子穿靴子，居然笑死了。在塔索的作品中，一个武士去清理被邪恶势力占领的一片树林，看到他已故的情妇在他眼前显灵，原来她已成为林中的一棵树。道德高尚和体力强壮的女子在这些冒险中占了很大的篇幅，尤其是民谣里勇敢的亚马孙在史诗中成了英雄和情人。就连帮助异教徒的迷人的阿尔米达，一旦被爱情感化后也赢得了我们的爱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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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这似乎与文艺复兴拒绝中世纪的迷信，注重人和真实的理念格格不入。其实，这些史诗中会魔法的人充当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史诗中的众神的角色，而十二武士是卡斯蒂廖内的礼仪书中具有绅士风度的廷臣的化身。需要记住，在16世纪时，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的战争尚未结束，中世纪的撒拉森人的角色被现代的土耳其人所取代，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以英雄杀死了阿尔及尔的国王而结束，这正是查理五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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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部史诗中有三部——博亚尔多的《热恋中的奥兰多》，浦尔契的《摩尔干提》和阿里奥斯托为博亚尔多的诗所续的《疯狂的奥兰多》——里面的英雄追求好几个不同的目标，结果各不相同。顺便说明一下，奥兰多这个名字是罗兰的变体。奥兰多的疯狂是一阵阵的，是由爱情的嫉妒所激发的。但是这些诗的好处不在于它们的情节，而是各章节的魅力和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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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索比阿里奥斯托晚一代，他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采用了一个新的主题，但这个主题仍然是宗教激情和爱情的糅合。史诗的英雄是历史上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领袖——布永的戈弗雷，高潮也是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攻克圣城。诗中的东征军所有将士全部坠入情网，只除了戈弗雷，他被描写为善良的化身，与真实的戈弗雷完全不同。其他人的恋爱故事被巧妙地穿插在军事活动中。这样，东征的目的没有被丢在脑后，只是推迟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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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去打仗，却不守规矩地一心谈情说爱，这样的描写当然会使20世纪的读者大为反感。但是，要公平地评价这些诗，就不能不考虑到诗的听众。书籍问世之后，享受它带来的乐趣的一种方式是为一群人大声朗读。现代人默读和单独阅读的习惯当时还不普遍，更不用说在床上阅读了，这需要暖气和明亮的灯光。在史诗故事中，翻新老故事的方法最能吸引读者。当时的人和我们不同，他们的思想还没有接触大量不同形式的娱乐，因此不能接受完全不同的或者是非传统的内容。这些意大利史诗中不断穿插进别的故事和插曲，这种做法以及冗长的议论非但没有破坏诗歌的效果，反而加强了效果。其实，这种在故事中穿插故事的写法一直流行到了狄更斯时代。至于爱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求爱，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闲人的消遣，正如只要等级还有意义，作战便是贵族的一种活动一样。宫廷的常客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对这两个题目永远不会感到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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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就会看到这四部意大利的史诗是与当时的时代完全合拍的。它们几乎都是一经出版即广为流传，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与诗人们同时代的显要人物称这些诗为杰作，并把它们视为真理的源泉，这便是史诗的作用。据说，伽利略把阿里奥斯托的诗倒背如流，对它推崇备至，极力贬低那个暴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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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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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地位上说，他并不是暴发户：他来自分支遍及整个欧洲的伦巴底贵族大家族，其中最有名的是日耳曼的塔克西斯家族。在拉丁文中，taxus的意思是獾或紫杉树。塔索家族的纹章上画的是动物，但这位诗人喜欢把它解释为紫杉树，而他的一生使这个纹章成为名副其实的悲伤象征[10]。在文艺复兴诗人中，他的命运引起了人们永远的兴趣，被视为遭到社会不公平待遇的艺术家的典型。他被赞助人费拉拉公爵关进疯人院整整7年，激起了其他诗人的同情和怜悯，他们对他的赞助人和社会大加鞭挞。歌德写了一个剧本，暗示因为诗人赢得了公爵妹妹的爱情，所以公爵要惩罚他的无礼。在参观了囚禁塔索的“牢房”之后，拜伦写了一首诗，描写受害人所受的精神折磨。李斯特写了一部交响曲，第一章的标题是“哀怨”，第二章的标题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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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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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现在的囚室变成未来的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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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人都将因为我而前来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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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你，费拉拉，公爵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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