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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去打仗，却不守规矩地一心谈情说爱，这样的描写当然会使20世纪的读者大为反感。但是，要公平地评价这些诗，就不能不考虑到诗的听众。书籍问世之后，享受它带来的乐趣的一种方式是为一群人大声朗读。现代人默读和单独阅读的习惯当时还不普遍，更不用说在床上阅读了，这需要暖气和明亮的灯光。在史诗故事中，翻新老故事的方法最能吸引读者。当时的人和我们不同，他们的思想还没有接触大量不同形式的娱乐，因此不能接受完全不同的或者是非传统的内容。这些意大利史诗中不断穿插进别的故事和插曲，这种做法以及冗长的议论非但没有破坏诗歌的效果，反而加强了效果。其实，这种在故事中穿插故事的写法一直流行到了狄更斯时代。至于爱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求爱，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闲人的消遣，正如只要等级还有意义，作战便是贵族的一种活动一样。宫廷的常客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对这两个题目永远不会感到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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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就会看到这四部意大利的史诗是与当时的时代完全合拍的。它们几乎都是一经出版即广为流传，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与诗人们同时代的显要人物称这些诗为杰作，并把它们视为真理的源泉，这便是史诗的作用。据说，伽利略把阿里奥斯托的诗倒背如流，对它推崇备至，极力贬低那个暴发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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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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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地位上说，他并不是暴发户：他来自分支遍及整个欧洲的伦巴底贵族大家族，其中最有名的是日耳曼的塔克西斯家族。在拉丁文中，taxus的意思是獾或紫杉树。塔索家族的纹章上画的是动物，但这位诗人喜欢把它解释为紫杉树，而他的一生使这个纹章成为名副其实的悲伤象征[10]。在文艺复兴诗人中，他的命运引起了人们永远的兴趣，被视为遭到社会不公平待遇的艺术家的典型。他被赞助人费拉拉公爵关进疯人院整整7年，激起了其他诗人的同情和怜悯，他们对他的赞助人和社会大加鞭挞。歌德写了一个剧本，暗示因为诗人赢得了公爵妹妹的爱情，所以公爵要惩罚他的无礼。在参观了囚禁塔索的“牢房”之后，拜伦写了一首诗，描写受害人所受的精神折磨。李斯特写了一部交响曲，第一章的标题是“哀怨”，第二章的标题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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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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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现在的囚室变成未来的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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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人都将因为我而前来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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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你，费拉拉，公爵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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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倾圮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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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中只见你空寂的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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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花环是你唯一的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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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因一个诗人的囚室四海名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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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伦《塔索的哀怨》（18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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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这个传说不能全信。给游客看的半地窖似的牢房并不是塔索被关押了7年的地方。在他实际居住的房间里，他写诗作文，与人通信，接待访客（包括蒙田），也接受礼物以及其他作家和贵族的赞扬。他的生活和苦难展示了天才与赞助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费拉拉公爵阿方索爱出风头，小心眼儿，时刻不忘自己的等级；托尔夸托·塔索则是个患狂躁症的妄想狂。塔索永远无法安顿下来，除了在费拉拉居住的那10年，他被囚禁的7年是他在一个地方逗留的最长时间。从小的生活使他养成漂泊的习惯。他的父亲是当时有名的诗人，但贫困潦倒又吊儿郎当。他带着幼子出去四处谋职，把妻子留在家中，她在孩子13岁的时候就与世长辞。塔索并没有抱怨这种破碎的家庭生活，他和蒙田、莫扎特和柏辽兹一样，一生都非常爱戴和敬仰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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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16岁，这个少年就被送到帕多瓦大学去学习法律。在那里，他写了一部题为“里纳尔多”的韵体浪漫故事，很快在威尼斯出版了；19岁那年，他动手创作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在帕多瓦，他还参加了朋友西皮奥·贡萨加创办的易特列尔学院，贡萨加后来成了著名的主教，并多次援救塔索。当时的学院由非专业人士随意组成，主要是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当时的哲学和宗教问题。他们研究柏拉图，阅读彼此的诗歌和文章，然后互相评论商榷。意大利每个像样的城市都至少有一所这样的学院，学院的名字标新立异。这样的聚会在国外被人模仿，到17和18世纪发展成为由国王赞助的正式学院，最后又发展为19世纪的专门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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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索为易特列尔学院写了三篇文章论述叙事诗的体裁——理论稍微超前于实践。这时候，他父亲已经对儿子法律学业的荒废无可奈何了，于是塔索被送到波伦亚去学习“典雅文字”。他的才能和高大英俊的外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被埃斯特红衣主教延揽到身边，《里纳尔多》就是献给这位主教的。这个21岁的青年（在曼图亚病了一年以后）被带到费拉拉，埃斯特家族的所在地，这个家族与美第奇家族是不共戴天的敌人。阿方索的两个姊妹很快和他成了朋友，而他则在公爵身上找到了他史诗中的英雄，因为阿方索愿意派遣300名身着天鹅绒服装，佩戴金饰的骑士帮助皇帝与土耳其人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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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索把他的初恋留在了帕多瓦，现在又爱上了美丽的卢克雷齐娅·贝内迪多，但她不理会他的追求，嫁给了马基雅维利。塔索的恋人很多，这无疑是他居无定所的连带结果；陌生地方的新鲜感包括新的征服的诱惑。看来其中有不少爱情只是文学性的，并非出于激情。写几首精致的十四行诗记录自己新的爱恋，便足以满足他的欲望。当时就是这样的风气——苦苦琢磨诗句的措辞，推敲新作去猎捕下一个情人。年轻的塔索轻佻虚荣，作诗赞美周围所有的公主，还参加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名为“爱情的五十条结论”的所谓辩论，他发表的言论逻辑混乱，充满了淫词艳句，却引起了不少男女的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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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埃斯特大主教带塔索去拜访法国国王查理九世。国王评判诗歌慧眼独具，对塔索大为赞扬。但塔索口无遮拦，竟然放肆地评论法国宫廷中容忍新教徒这一令人惊讶的现象。大主教从此与他脱离关系，自那时起（虽然并非因为此事），塔索的麻烦就开始了。尽管他拥有荣誉、爱戴、赞扬，可谓应有尽有，但是他还是不快乐，觉得一切都是假的。他写了一部牧歌剧《阿明达》，在费拉拉和邻近的一个城镇上演后受到普遍欢迎。剧中痛斥宫廷生活，说它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谎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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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始对自己的成功产生怀疑。受到的赞扬越多，他越是想象他的敌人剥夺了他当之无愧的真正的赞扬。他还担心他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不够正宗，于是把史诗呈交给梵蒂冈，希望得到教皇的赞许。爱找岔子的审查官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横加挑剔，对他的作品严格执行特伦托的法令。塔索越来越烦躁不安，开始惹是生非。他能为一句侮辱的话而当众与人扭打，还担心有人刺杀他，然后又吹嘘他已经赶走了一队刺客。故事编得有鼻子有眼，费拉拉以外的地方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是塔索真正犯了大忌的，是他在友人贡萨加的帮助下秘密谈判，让埃斯特的敌人美第奇家族邀请他去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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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的答复慷慨之极，反而勾起他疑窦重重：难道真的是为了他吗？还是要打击埃斯特家族？他拒绝了罗马的欢迎，回到费拉拉，爱上了一位新来的美人。他认定公爵会烧毁他尚未完成的杰作诗稿，还用刀砍了一个佣人。阿方索用不能再温和的方式把他关在房间里，派医生给他治疗。塔索在给一些朋友的信中说他得到了亲兄弟般的照顾，但在给另外一些朋友的信中，他说他遭到了“罪犯一样”的对待。与此同时，公爵尽了全力防止他的史诗被其他城市的人窃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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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索第一次离开费拉拉以后的事情详述起来太琐碎了，基本是这样一个模式：他恳求另外一个城市的朋友接待他，他们遂了他的愿，两个月以后他又要离开。正如我们这个世纪的D·H·劳伦斯所说的那样，最初的几个星期处处遂心，然后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好的”。塔索渴望回到费拉拉，公爵愿意原谅他，而且不止一次地原谅了他。他看上了一个修道院，决心出家，然后却逃往那不勒斯的寡妇姐姐家。他孤身旅行，为了安全打扮成牧羊人，到的时候憔悴枯槁，他姐姐险些没有认出他。她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但没有用。他执意去罗马，于是这个圈子又从头开始：罗马、曼托亚、那不勒斯、佛罗伦萨、都灵、乌尔比诺、费拉拉，在每个地方都是呆上几个月就走。最后，在他35岁那年，他认为他终于可以最后润色完成关于十字军攻克耶路撒冷的伟大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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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巧，那时公爵正忙于第三次结婚，全府上下忙得不可开交，没有工夫去管这位回头的浪子。塔索气得发疯，满街叫骂，说阿方索和他手下的人是一群忘恩负义的流氓和懦夫。塔索被送到了接纳穷人和疯子的圣安妮医院。这个打击如晴天霹雳，他乞求公爵释放他，但是他确实患有妄想症。他看见圣母马利亚现身，并“为了能睡着”而暴饮暴食，还求医生不要把药弄得太苦。但同时他仍能写十四行诗，还旁征博引，理智地回答对他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的评论。当时，这部史诗终于出版了，虽然有的地方被改得面目全非。对这部作品的所有评论，他都热切地阅读。当他于1595年去世时，教皇已答应在罗马授予他桂冠诗人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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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前三部作品一样，《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把战争与爱情、逼真的冒险与神秘的魔力结合在一起。诗中对决斗和战斗的描写激烈生动，并写到一只会说话的鸟和一个能在水面行走的男巫，还有头上长角身拖尾巴的魔鬼。如同前面介绍过的，可爱的女巫阿尔米达曾经用邪恶的巫术帮助异教徒，但最后因为爱上了她热诚正直的敌人而皈依正果。奥兰多本人时而精明，时而令人同情。这部史诗对“奇迹”的描述扣人心弦，如果真读进去的话，能产生现代科幻小说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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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情人们的史诗。查理曼大帝的武士一定会厌恶它，古人一定会把它称为浪漫诗，而不是史诗。作品中意大利式的色情和魔法的描写精彩绝伦，为后来无数的伟大歌剧提供了人物和情节的素材——从歌剧体裁开始萌芽（174＞），一直到它成为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从蒙特维尔第、亨德尔、格鲁克和罗西尼到梅耶贝尔（498；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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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像评论家所公认的那样，史诗是英雄的故事，那么意大利人在这方面的尝试是失败的，或者说他们的作品应该划分为其他的类别。［参阅W·P·克尔（W.P.Ker）的《史诗与浪漫文学》（Epic and Romance）。］这几位作者虽然知道，但没有记取或者误解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即史诗中让人感兴趣的是“有个性的人”的个性。英雄必须临危不惧，坚守岗位。《伊利亚特》开头时，阿基里斯的叛变是权力斗争的一部分；埃涅阿斯敢于宣称：“我是忠诚的埃涅阿斯。”他所说的忠诚指的是对他使命的忠诚，因此对狄多就不忠诚了。这种艺术原则排除了失恋者的自怜自伤。确实，《奥德赛》和《埃涅伊特》也有爱情的内容，但是出现的地方不多，篇幅简短，而且是当作障碍而不是作为正事来写的。在8世纪的《罗兰之歌》中，唯一提到一个恋爱的女子——罗兰的未婚妻奥德——的地方只有半个诗节，描述罗兰被杀害后，她悲伤地死去了。在后来的这些意大利史诗中，女子比男子更加高尚和坚强，这再次证明这些诗的调子是符合时代特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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