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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衣服既厚又无法清洗,也同样不卫生。当然,除了塔希提岛上的居民之外,人的衣着从来是不合理的。即便是罗马的托加,看上去宽松舒服,其实穿衣需要两个人帮忙,所以只有在正式场合才穿。1650年左右,男子和女子的服装仍然可以反映个人的爱好,但是以前的华丽已经不复存在;鲜亮的色彩被黑色、暗褐色和深绿色所取代。妇女们还穿束胸,不再是金属的,而是用鲸鱼骨制成的,但裙围张得不那么开了。晚礼服镶上了金银线的滚边,或是花边和宝石。男人的紧身裤换成了马裤,剪裁的式样是我们今天称为灯笼裤的那一种。西班牙发明的用来装零碎物件的男裤下体盖片这一有伤大雅的服饰完全消失了,但它在1997年却又重新出现。挂东西的女用宽腰带变窄了,只作装饰之用。男子的腰带用来挂与他们形影不离的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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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和女子的褶皱高领都换为带锯齿边的宽衣领。鞋子和靴子也变得平实起来,去掉了尖头,尽管有些女子开始踩上了高跟鞋。为了防泥污,户外穿的靴子往往是高筒的。高筒靴是必需品,因为马是唯一的快速交通工具。在这个世纪的中叶,有两项发明得到了普及,其原因不是速度,而是出于舒适的考虑。一个发明是一种椅轿,在椅子的两侧装上两根长把手,人坐在椅子里,让佣人抬着走。另一个发明是用乡下的轻车改装的马车,但尚未装上减少颠簸的铁带和弹簧。即使这样,它还是被谴责为有损意志,在德意志地区马上被禁止。结果当然是禁而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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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什么时代,发型总是带有一定的含义。它体现了阶层、素养或反抗精神。流行的式样多变无常,有时是由于偶然的事件而发生变化。路易十三因黎塞留主政,自己无所事事,于是突发奇想,决定皇家的卫兵必须剃须。很快,所有人都剃掉连鬓胡子,改蓄唇髭和下巴上的一小簇胡子。头发是允许留长的,至于直发还是卷发,根据个人的虚荣程度和年龄因人而易。这种风格一直持续到1660年,突然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各种尺寸和形状的假发套成为时髦,渐渐变成了既是头套,又把脸框起来的东西。法国国王一时心血来潮想出来的这个花样儿波及到了很远的地方。那个世纪晚期,俄国的彼得大帝在他的国家搞现代化时,下令征收胡须税。与此同时,女子的发型(当时头发尚未高高地堆在头顶,盘成一个复杂的结构)比较简单,额前梳着刘海,瀑布式的卷发从两边挂下来,常常用钢丝固定为扇子形状。小卷状的头发被称为羊羔式,意思是像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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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品味和实际条件的限制,社交礼仪既粗糙又繁复便不足为奇了。比如,写信为了追求风雅而把传统的以及临时编造的客套话混在一起,调子既谦卑又诚挚:“你的顺从的仆人。”封建社会主仆关系的感觉尚未转化为纯客套性的东西,与我们现在在信的开头称“亲爱的”以及在信尾签名时写上“你的”不一样。从当时的礼仪书中我们得知,社会交往中对身体方面的基本体面并不注意。如要了解这方面难堪的细节,可参阅当时的小道记载。以下的事实也很说明问题:在1660年,法国国王只拥有五块手绢,王后只有三块手绢,国王的情妇只有两块手绢。从博物馆收藏的小小的、漂亮的香水瓶也可以略微想见当时的情形,那时人们在拥挤的场合为备不时之需都随身携带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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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与身体相关有伤大雅的事情满不在乎的同时,对其他一些事情却十分敏感,因而产生了决斗。当然,决斗比家族间世代相传的宿仇稍好些。但是,正如一些有头脑的人所指出的那样,怎么能靠击剑的技术来实现公正呢?对于自负的人和蛮横的人来说,他们的“荣誉”半点儿也碰不得,别人的一瞥也会挑起一场决斗。亨利四世的首相苏利公爵在1638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他估计在之前的12年中,大约有8000名绅士在决斗中身亡,每星期死12个人以上。他的后任黎塞留严格执行王室的禁令,但是这种做法依然屡禁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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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火枪手》一书对此有生动的描述,高乃依的悲剧《熙德》更加生动,他用当时的历史材料说明为什么其中的两场决斗值得我们敬佩。荣誉高于爱情。当然,决斗常常是为争夺女人而引起的,她出于虚荣可能还从旁推波助澜;但结果总是两败俱伤:一个男人被打死,另一个被迫出逃;而女人两头落空,成为其他仰慕者争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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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里,就两性平等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也提出了出色的理论,但同决斗一样,发出的呼吁也是无人理会。16世纪出现了一大批伟大的女性,统治者中有伊丽莎白女王、萨伏伊的路易丝、帕尔玛的玛格丽特;诗人和小说家有路易丝·拉贝和纳瓦尔的玛格丽特,更不用说参与梵蒂冈决策进程的意大利女政治家了(<85)。这些例子促使那时的人思考起男女平等的问题。17世纪40年代,好几名妇女和两位神父写书指出:轻视妇女,不准她们受教育是不公平的。我们已看到,玛丽·德古尔内的理论最为激烈,也最有说服力。她是蒙田的“女儿”,在蒙田去世后编辑了他的著作《随笔集》(<134)。她和与她意见一致的人面临着一大难题:女子在精神和道德上意志薄弱,这一教条有古老的伊甸园故事为依据。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怎么能够怀疑或反对《圣经》呢?玛丽和一位思想开通的神父成功地绕过了这个神学上的障碍。在所有呼吁妇女权利的著作中,这位神父的著作篇幅最长,旁征博引,显示出他渊博的学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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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多瓦和波伦亚大学显然也越过了《圣经》的障碍。帕多瓦大学授予著名的安娜·冯·斯许尔曼荣誉学位。她是当时最博学的女子,精通7种语言,包括古叙利亚语、迦勒底语和埃塞俄比亚语,波伦亚大学给了她讲师的职位。她写了15篇论文为妇女的权利申辩,篇篇都说理深刻,无可辩驳。还有一位女性也因其聪慧睿智引人注目——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其实在她于1650年退位,专心投入研究之前,她就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208>)。在她之前有一位帕拉廷郡主伊丽莎白启发了科学家兼哲学家笛卡儿对于一些哲学问题最深刻的思考,在他给她的大量信件中可以找到他的著作中没有的对一些问题的答案(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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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瑞典和帕拉廷领地,在蛮荒的新英格兰,另一位女子宣称她有权在男子的活动领域内与他们竞争。她叫安妮·哈钦森,是一位传教士。她开明的宗教观点使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这个神学势力很大的社区面临被分裂的威胁。最后,宣布她传播80条错误论点,予以驱逐。她去了不久前由罗杰·威廉斯建立的普罗维登斯,他也是在被放逐后建立了这个地方的。然后她又到了纽约的海盖特,在那里被印第安人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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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观点和影响使世纪中期的法国在礼仪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朗布依埃侯爵夫人召集起一伙志同道合的朋友(包括几位男性),他们的谈话广为流传,确立了一种时尚,那就是讲话措辞准确,谈吐文雅,在社交和婚姻关系中彬彬有礼,照顾彼此的感情。这些精英为文法和词汇、追求异性的方式和维持友善的办法确定了各种规矩,一个人遵守这些规矩才会有自尊。卡斯蒂廖内在《廷臣论》(<85)中提倡的思想被他们付诸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参与者的想象力,这些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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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圈子的人被称为女才子,后来莫里哀在《可笑的女才子》一剧中对她们大加嘲讽,给风雅之士一词加上了贬义。但是,莫里哀出现的时候,提高修养的运动已经完成了它的有益使命,后人的夸张使得举止文雅变成了矫揉造作。过分的做法导致了荒唐,如为了回避粗俗的用词,对门、桌子和椅子这些普通的物品不直呼其名,而是找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委婉语。但是,后来的情况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朗布依埃城堡培育了路易十四宫廷中的礼仪。在以后的三个世纪中,无论在宫廷,还是在沙龙或家庭的客厅里,妇女的品味成为决定恰当言辞和举止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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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出现了一个奇怪但颇有意义的巧合。在女才子们孜孜于提高行为素养的同时,由菲利普·冯·岑森为首的一群汉堡人的行动倒真是到了可笑的地步。他们一心用一种可悲的民族主义的方式去净化德文:所有的外来词或从它们派生出来的词,尽管早已为民众接受,都必须用新造的词来取代。于是自然改为“哺育的母亲”。所有的希腊和罗马的神祇都要重新起名字。维纳斯改成Lustinne,意思是快乐女神。17世纪中叶的人以各种方式不屈不挠地自我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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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高雅的消遣之外,也有平实的体育活动。其中一项至少在法国慢慢没落了,即皇家网球赛。这是一种室内游戏,网球馆中墙和天花板的复杂布局对击球和得分都有影响。起初是用掌心击球,16世纪中期发明了球拍。当时巴黎有250个球场,半个世纪以后,只剩下了114个。但是,网球虽然在法国失宠,却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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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这个球赛之王,王者的球赛,早在莎士比亚把它纳入文学版图之前200年,乔叟就已经提到了它。伊拉斯谟有一篇谈话专门讲它,拉伯雷的庞大固埃在奥尔良打网球,网球赛是斯维登堡所遐想的天堂中的一景。在一张图片上,年仅两岁的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手上已经拿着网球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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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米·波特《追求危险》(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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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荷兰,滑冰以及相关的类似冰球的游戏也很受欢迎。冰化掉以后,游戏便挪到草坪上进行,使用kolf(荷兰文的棍棒),打的是球,不是扁平状的圆形物体。这种体育活动为王公们所喜爱,被认为是一种高级游戏。农村的平民玩其他的游戏,把动物的皮吹成球,手扔,脚踢,或带至球门。每年都举办五朔节,五月之王和五月之后率领着半表演性的游行,有对话、唱歌,还围绕着五朔节花柱跳舞。里面的角色应有尽有,挤奶姑娘总是漂亮快乐,扫烟囱的人一脸漆黑,滑稽逗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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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室内活动是上层阶级的假面剧。它有一个主题,规定得并不严格,通常是有道德意义的古典神话或田园爱情主题,大家围绕着这个主题朗诵和吟唱诗歌,伴以舞蹈。(弥尔顿的《科摩斯》是这种假面剧的一个例子。)布景和服装精致昂贵,歌词和音乐由贵族家庭所赞助的艺术家创作。参与表演的绅士、太太有时也亲自写词谱曲。另外一种消遣是跳舞,舞步的选择很多,可能某种舞步会一下子时髦起来,因为其他的舞步已经跳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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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舞步中,小步舞于1650年传到了法国,并经久不衰。它脱胎于普瓦图的一种布劳尔舞,名字来自于舞蹈的小步子;当时认为小步子优雅、庄严、稳重——简言之,有君主的气派。路易十四的宫廷乐师吕里创作了不少小步舞曲,莫里哀把它们作为他剧中的幕间节目,这种音乐形式后来成为古典交响乐的一部分。其他的一些舞步,如库朗特舞、双人舞、吉格舞、孔雀舞、布劳尔舞、贝加莫舞(以威尼斯的一个城镇贝加莫命名),都曾在不同的阶段风靡一时。在欧洲的有些地方,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舞步。比如,也是在17世纪,德国的酿酒工根据《哎呀,亲爱的奥古斯丁》的曲调改编了华尔兹的舞步,以后的200年内一直只在当地流传(500>)。西班牙贵族只跳缓慢而庄严的舞步,而有响板伴奏的加利西亚舞这类的舞步是下等人跳的,随着节奏越来越快,舞步越来越疯狂,但他们并未因此而丧失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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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层的人都上剧院(344>)。在那里,大家挤在一起看戏,阶级的界线消失于无形。不过,女士为了掩盖身份通常戴有面具,绅士也可以这么做,除非他们愿意坐在台上炫耀自己的相貌和华美的服饰;他们身为贵族赞助人有这样做的权利。1642年英国的清教徒下令关闭所有剧院。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批评文章。这个禁令持续了整整20年,到斯图亚特王朝时才取消。关闭剧院并非针对戏剧本身,教授和学生在大学里,律师在法院宿舍里,都仍在继续创作和上演戏剧;要打击的是成了幽会场所的剧院和被认为是不良分子的演员。但是,剧院被封前不久,在严守道德的查理一世和他的法国王后还在位的时候,邀请了一个法国剧团来到伦敦演出。表演中,妇女的角色由女性扮演,而不是按照英国的习惯由男童来扮演。以前一个当地的剧团表演时曾派女演员上台,被观众轰下了台,法国的剧团却没有这样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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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补充的是,这个世纪中叶,莎士比亚和他作品的名声一落千丈,遭到冷落。相比之下,本·琼森受欢迎得多(<142)。沃勒被推崇为第一诗人。导致剧院和澡堂被关闭的道德风气并不是一种做作,它是当时普遍的风气,表现在服饰的低调、言辞的拘谨、礼仪的严格等方面;甚至连霍布斯对人的沉闷描述和伦勃朗后期的素描作品可能也都是这种风气的表现。总而言之,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是当时时髦的哲学,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在皈依天主教之前是斯多葛主义者;帕斯卡原来也是斯多葛主义者,后来因为一场事件而成为狂热的基督徒;还有许多人虽然没有读过爱比克泰德的禁欲主义理论,但在精神上都与他那种对生活的沉郁态度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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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的原因可能是正常的社会态度的变化——“品味的陀螺”。换言之,是由疲乏和厌倦的情绪造成的。中欧的战争打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世纪后期又发生了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威尼斯的战争,这对人的兴致产生了一定的压制作用。旷日持久的宗教斗争并没有扑灭宗教的狂热,不同的派别和信仰层出不穷,信仰的分散减弱了大众拨乱反正,使上帝的计划得以实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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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教你把流放、诬陷、监狱和死亡看作什么?——看作外部的,不相干的东西。——什么算不相干的东西呢?——它们是那些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东西对我们没有意义。——人的善是以什么为基础的呢?——是以他的意志所作的正确判断为基础的,是以对于我们外部事物的理解为基础的。——你生活的目标是什么?——追随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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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多葛派学者爱比克泰德(公元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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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众思想还受了自然哲学家的影响。一个充满着没有思想、没有色彩的动态物质的宇宙让人兴味索然。数学也不能给人带来多少快乐——几何枯燥无味,代数更是深奥难解。斯多葛主义和代数一样抽象,不能令人振奋。它认为宇宙有固定的秩序,抵抗和抱怨都无济于事——存在即合理。上帝或天意明智地主宰着世界,他既然制定了规则就不会更改,也不实行赏罚。斯多葛主义不涉足另一个世界的问题,所以,除了永生的希望之外,一个基督徒可以同时是斯多葛主义者,而不会觉得自己是异教徒。斯多葛主义者倒是认为,要想尽量过好生活,就必须严守道德,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麻烦,减少遗憾。在生活面前,要冷静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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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斯多葛主义极力遏制自然冲动,包括否定探索世界的欲望。所以斯多葛派学者当不了科学家。的确,牛顿认为研究自然与解释上帝的启示比起来微不足道;但其他的一些自然哲学家既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又不是老派的斯多葛主义者。他们信奉伊壁鸠鲁的学说,这并不是说他们追求享乐,而是说他们相信感官世界的重要性。他们中间有些人被称为自由思想者——他们并不是生活放荡,而是思想自由。智力的解放不仅推动了科学的发展,还振兴了人有可能自我改进并创造进步这一充满希望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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