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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头脑精明的人开始意识到转卖郁金香也许比自己拥有更有利可图。很快，通常沉稳的荷兰人开始倒卖郁金香球茎，好像公司的股份一样。好几个城市成立了交易所，经纪人（“郁金香公证人”）根据每一个球茎的名字、颜色和重量来叫价。卖空和期货的做法开始盛行。有人很快发了迹，穷人一夜暴富。一种名叫“里夫斯金上将”的郁金香球茎曾卖到每个4400弗罗林，“相当于一张配备了整套床上用品的床的价格的44倍”。这股狂热持续了两年时间，波及到了伦敦和巴黎。荷兰人一旦恢复了理智，市场马上崩溃了。政府和宫廷力图用公正的办法来了结众多的纠纷，如买方违约，卖方诉讼以及破产者在监狱里喊冤。几个月的辩论和大量的决定都无济于事。鉴于这种投机生意的性质，任何决议都难以做到公正，也难以得到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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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出现了，带着一身喜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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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拘无束，充满了骄傲和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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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各种颜色为世所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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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杂交后她又会以新的面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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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唯一的目的是悦人眼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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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衣冠华丽的人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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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考利（16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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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产物是一位捷克思想家的著作，他的家和手稿曾两次遭乱兵抢掠和烧毁，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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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阿莫斯·考美纽斯（杨·考门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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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出身于莫拉维亚教徒的家庭，虔诚信教。但是，他反对耶稣会教师极其成功的做法，却并非出于宗教信仰的原因（＜42）。他一生四处漂泊，先到了波兰，按照他自己的模式建立了一所学校；然后又去瑞典，最后到了英国，在那里，他的思想启发了弥尔顿和洛克。也是在英国，他受约翰·温思罗普之邀担任哈佛学院的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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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著述众多，最有名的是在世纪中期出版的《图画中见到的世界》，倡导通过启发感觉来看世界。他编写的教材广为使用，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包括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和蒙古文。虽然路德早期曾呼吁为新教儿童建立免费公立学校，但真正建立起来的学校寥寥无几，在教育理论上与耶稣会相比也无法望其项背。考美纽斯提出了教育的哲学。他和许多其他教育改革家一样，反复宣传同一个道理，尽管表达的方法各有不同；这是他们的使命。学校由于其性质注定会僵化死板，所以需要不断刺激，使之生动活泼起来。学校之所以失去活力是因为学校是一种袖珍的政府形式。正如政府的目的是形成共同的意志一样，学校的目的是培养同一种思想。两者都需要定期改革，把被日常事务淹没的初始意图重新提到首要的位置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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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从事教育或者略知教育史的人都能猜到考美纽斯的理论。他认为应该教事物而不是词语，因此课本应有刺激感官的内容。应把学校从监狱变为启发和满足好奇心的游戏场。应戒除体罚，减少死记硬背，用音乐和游戏的办法，通过接触物体和提问题来激发孩子的兴趣，通过介绍外部世界的情况来开发他们的想象力。考美纽斯的教学法图文并用，让学生通过研究和讨论图片来认识物体和地方，这是视听教育的萌芽。考美纽斯还提倡教授一种与现代科学相符合的有普遍性的宗教——“泛智论”。所有儿童的学费均应由国家承担，从幼年起就应该在充满关爱的环境里开始学习：4到6岁的孩子应该上幼儿园。他还提出了20世纪一句套话的精神：活到老，学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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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方案引起了英国塞缪尔·哈特立伯的兴趣，他开始着手出版这部著作，但由于内战耽搁了下来。到了17世纪60年代，它终于出版，压倒了由当时的科学家或后来成为科学家的人们所提出的关于学校改革的所有理论。这时，弥尔顿写了《致塞缪尔·哈特立伯》。这篇文章被视为关于教育的著名论文是因为作者有名，而不是因为文章的观点如何高明。弥尔顿希望各城镇建立营房，接纳120名年龄在12到20岁之间的男孩。这些男孩将通过书本学到知识，使他们了解上帝并效仿上帝。弥尔顿认为这就是教育的目的。这样，一个人不论在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中，甚至在战争中，都会行为正直，处事圆通。这当然是对哈特立伯极力提倡的考美纽斯理论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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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美纽斯并没有局限于学校改革。他还支持女权，鼓吹和平，研究政治，并从事慈善事业。他提倡开办产前护理诊所，提供婚姻咨询，进行老年病学研究。他认为人是可以改进的，而且，他像培尔以及18世纪的百科全书派一样（360＞），认为“光明”能带来和平与和谐。（他自己说）他成年后目睹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使他感触至深，促使他提出这些思想。这位教育改革家和其他许多教育家不同的是，他把理论付诸行动。他每到一处，便建立学校，亲自教学。各地争相延请他去办学，所到之处都大获成功。他的方法得到广泛采用，他编的教材直到19世纪中期还在使用。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让·皮亚杰声称这位伟大的先师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是正确的。但是，考美纽斯却与荣耀无缘，就像利希滕贝格和其他同样伟大的人物一样（439＞）。时间、地点和国籍在决定一个人能否流芳百世上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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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量使我的方法能包含全人类。如果人能看到自己所能达到的至善境界，就会为它所吸引。而如果教会人们到达那个境界的正确途径，就找到了无所不包、无所不及的哲学、宗教和治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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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美纽斯（166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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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从公共领域转向个人生活。16世纪晚期，礼仪和家居生活发生了变化，不仅在威尼斯，整个欧洲都是如此。意大利在举止优雅方面再次成为全欧洲的榜样。按照现代的标准，除了威尼斯以外，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斯特拉斯堡和日内瓦这些繁荣的大城市不过是一排排房子挤在一起的烂泥坑。街道狭窄，坑坑洼洼，有些路根本没有铺过。街道两边的房子上层向前突出，对街的房屋几乎碰到一起，污水随意往下倾倒。威尼斯有卫生委员会，但其他的首都没有人检查卫生，除了少数的几条大街外，所有街道上都流淌着臭气冲天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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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人家的房子周围有空地保护着，但是现在观光客所惊叹的轩屋敞舍实际上在当时十分拥挤。房子里不仅住着一大家人，还有几十个佣人和食客，如门客、家庭教师、画家，其中可能有伟大的艺术家为赚钱提供专门的效劳。一座宫邸要容纳一族的人，家（house）这个词指的是家庭的成员以及隶属于这个家庭和靠它养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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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期，不论是贵族宫邸还是资产阶级的住所，内部和以前相比都多了许多房间。大厅被隔成几个房间，至少用帘子挡着；烟囱也有好几个。但是窗子仍然不多，又窄又小，有些没有装玻璃；在有些地方，拥有玻璃窗要缴纳很高的奢侈品税。每家仍然保留一间大房间，作为工作、休息、娱乐以及生孩子和停尸的地方。家具已经有了改进，椅子装上了扶手，椅背加高，还装了固定的坐垫。柜子本来只是盒子，现在发展成为有抽屉的柜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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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大房间里，女士们一边梳妆，一边接待客人，甚至还没起床就会客，不过床可能是安在房间一侧的一块凹进去的地方。男女朋友如果成了熟客，床与墙之间的空间便成了聊天的地方，这就是沙龙的萌芽。一家之主在大厅里（chamber）操办事务，因此至今许多用语中都用这个词（而不用office），如：在庭法官（judge in chambers）、商会（chamber of commerce）、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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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家居生活模式所代表的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与我们的不同。以床铺为例，床又高又大，四周围着挡风的帷幕，上方还有顶罩。床上睡一家好几个人，睡觉时光着身子，裹着一条被单睡在被子里。年长的人穿睡衣，戴睡帽。有时会让来访的朋友与他们同床睡觉。同样，医院里没钱的病人和小客栈的旅客也得睡通铺。从林肯的一封信中，可以知道这种做法在美国也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吃饭在厨房或大厅里，大家围坐在一张活动的搁板桌旁。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地方可能不用盘子，至于叉子是肯定没有的。到了世纪末，这些纤巧的用具才变得平常起来，即使到那时，叉子也只是用来取菜，而不是用来把饭送到嘴里：要手指做什么呢？勺子是用来上菜的大勺。吃肉的时候，各人自己备刀，肉一般放在一块厚面包上一起吃，法文中叫作tranchoir，意思是砧板；由此产生了砧板人（trencherman）一词，现在这个词指大肚汉。喝饮料用的是金属杯子，大家轮流用。除了肉类以外，其他的食物盛在木碗里。一般来说，两个人合用一只碗。饭桌上唯一的讲究是饭前和饭后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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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菜肴，文学中描述了菜肴丰富的盛筵。这类公共庆典上的盛筵在家庭中一般没有，常常是为了庆祝丰收而举办的，作为一种对前不久的饥馑的补偿。来宾不能任意享用所有的菜肴。身着制服的仆人站在一旁的边桌前，根据饭桌旁主人的命令上菜。剩余的菜由佣人享用或发给穷人。日常的用餐情况我们所知不多。在境况不错的资产阶级家庭中，一般有八道菜，先上汤，接着是几道肉菜、糊状的菜、鱼、水果和甜食。17世纪50年代时，人们很少吃蔬菜，根本没有素食主义者。这个问题的权威J·F·雷维尔说过，在这个时期，做饭即将过渡到烹调——烹饪学。也许精美的菜肴与在威尼斯发展起来的美声唱法之间有着一种文化上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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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饭时洗手是一个人一生当中不断重复的唯一卫生习惯。一生中洗澡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刚出生后，第二次是结婚前，第三次是死亡之后。这个世纪奠定了科学原理的基础，但也取消了公共浴室和经常洗澡的观念。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即使小镇上也有澡堂。里昂有28家。后来它们在欧洲各地全部被取缔是出于道德上的忧虑，而这一担心由于梅毒的出现而进一步加剧。关闭公共浴室是为了控制卖淫和其他不轨行为。我们把对“澡堂”的讨伐怪到英国的清教徒头上，但是欧洲大陆上并没有清教徒，这样的行动是时代精神促成的。即使洗澡也难逃瘟疫，因为瘟疫也可能是通过老鼠和跳蚤传播的。每隔15年或20年，瘟疫都会席卷某个地区，造成城镇人口十人九死，许多人逃到乡下去避难。所谓瘟疫指的是三种致命的热病，其中最常见的是淋巴腺鼠疫，症状是腹股沟淋巴结红肿。笛福在《大疫年日记》一书中所描绘的伦敦的瘟疫并非异乎寻常，1630年米兰爆发的瘟疫也同样严重，两次都是毁灭性的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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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多发灾害是火灾。在拥挤不堪的城市里，控制火灾或逃脱火灾都非常不易。1666年的伦敦大火使20万人弃家出逃，在大火燃烧的5天中，他们只能在附近的田野里避难。但是也有记载说有人根本没想逃离火灾或抢救家具，尤其是因为某个巫婆预测说这场灾害是上帝的一种惩罚。出于巧合，我们所谈论的这20年时间中，有15年是安然无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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