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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筹划建立起这套制度是是黎塞留大主教，他曾任路易十三的大臣达25年之久。他和那些阴谋策划，一心要阻挠他的贵族和教士针锋相对。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生动地描绘了黎塞留的心腹和间谍以及他们招致的仇恨。在黎塞留的掌管下，国家得到了巩固，外国势力无法靠近，持异见的胡格诺教徒被圈在特定的城镇中，无须先例即可把人扣上破坏法律罪而处决，以杀一儆百，因此贵族也畏惧噤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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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条需要采取的奇特措施涉及一个古老的文化习俗，即决斗。早在前朝时它就遭到禁止，因为每年造成的伤亡之多引起了苏利公爵的忧心（＜ 185）。一个想建立君主制的国王似乎应为有决斗高兴才是，让那些把决斗当运动的冒失鬼和自大狂互相结果了也罢。但是这类人可能只占决斗的人的一半，另一半是安分守己的正经人为了荣誉而被迫决斗。这些人或死或伤都是国家的损失。以黎塞留的严酷也未能杜绝这个习俗以及它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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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关系到相互冲突的利益：如果君主许诺实现法治和秩序，那么一切打斗都必须禁止，一切争端都必须在法庭解决。但是决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解决的是法庭无法处理的事情——侮辱、对自尊的冒犯或对家中女眷或长者的冒犯。地位高的人自尊心也特别强，其荣誉遭受伤害的方式难以计数，忍辱是懦弱和自尊心不强的表现。另外，决斗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因此比两个家族之间世代为敌，互相杀戮的血仇（像罗密欧和朱丽叶两家）更为合理。决斗不仅立即解决问题，而且雪耻不是通过鬼鬼祟祟的伏击，而是在副手们的监督下按规则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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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好处，决斗在今天看起来还是不够合理，虽然有的情况——比如无法惩罚的残忍或不公正——会使人们渴望一搏以争回公道。事实上，在我们这个开明的世纪，某种形式的血仇又回来了。这次所涉及的不是家族，而是地方团伙或帮派。学校学生热衷于此，还有罪犯、黑手党，再加上北爱尔兰、黎巴嫩、科西嘉和众所周知的其他地方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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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冤冤相报的争斗说明了君主试图压制的这股力量的顽强。镇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诉诸佩剑和手枪一直在政治和文化史中起着作用。死于它的有年轻的数学天才伽罗瓦、俄国最好的诗人普希金、当时卓越的美国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现代法国，从19世纪20年代的政治理论家阿尔芒·卡雷尔到一个世纪后的政府首脑克列孟梭，众多的政治家和作家都由于它而使生命遭遇危险。在美国西部，它由于经常发生而得以延续，后来倒使电影业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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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正名的愿望在西方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17世纪时它被称为“荣誉问题”。它的道德力量来自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根据这一精神，骑士是一切高贵美好的事物的捍卫者，并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我评判。没有一个君主想要他的子民丧失所有这些品质，因此这条民粹保存了下来。孟德斯鸠在18世纪划分政府类别时把荣誉称为君主制的主动力。它意味着忠贞、诚实、勇敢，有了这些良好品质就不再需要或可以减少视察员和书面的道德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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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感敏锐微妙，只有天生高贵或经由良好的榜样和高雅的教育培养的心灵才会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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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斯梯尔爵士（17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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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寓于诚实的苦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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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弗·克利夫兰，接受总统提名时的讲话（18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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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路易十四统治下君主主义的胜利还可看出布克哈特指出的转变：对荣誉的渴望变成了对“荣耀”的追求——头衔、勋章、本身微不足道但价值无限的恩宠，比如在一群廷臣中首先得到国王的垂询。最高的荣耀是在战争中表现英勇壮烈，为国争光。虽然在20世纪晚期不再大肆张扬，但民众对战争中得胜的将军（或女首相）的反应仍然热烈。至于对头衔和勋章的喜好，它在民主国家中正风靡一时——任何事任何人都可得奖。孟德斯鸠说美德是共和制的主动力，此言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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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想做君主，不能只靠士兵和官僚。单纯的胁迫只会产生暴政，而通讯手段的迟缓又使它难以持久。做君主需要广泛的认可，具体表现为输入国库的金钱。到17世纪，作战的代价大为增加：大炮和火器比弓箭贵得多，国防靠的是按科学方法建造的巨大碉堡（313＞）。因为需要巨额资金，所以领土广大、有繁荣城市的统治者占据了优势。国中的技工和商人是未来君主追求中央集权的自然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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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和商人支持国王是理所当然的事。贵族是他们的天敌，一直侮辱压迫着他们。贵族是反国家的军阀，无法无天，破坏贸易，蹂躏市镇。此外，资产阶级是国王最好的臣仆，以按部就班、公事公办的方式来管理国家。贵族则习惯于征服敌人和发号施令，不屑于低三下四地做记录，写报告。中世纪时国王都大字不识，由僧侣做他们的助手；君主时期对干练的官员需求大增，资产阶级因此应运而起，成了君主统治的左膀右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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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风行以来，资产阶级这个词的用途五花八门，需要花一点儿时间以正视听。各种书中看到的最乏味的套语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最常见的情形中，这个词用来指19世纪出现的由制造商组成的阶级。它还用来解释英国的各个改良运动和外国的革命，警察组织的改善和小说的流行也归因于它。新兴资产阶级就像饭后甜点一样，什么问题都要把它带上一笔。卡尔·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是历史上一个阶段的主人，好像贵族和农民已不再发挥任何影响力。在他之后，小说家和批评家把资产阶级当作贬义词，用来表示沉闷乏味的道学和庸俗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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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时间就弄错了。资产阶级的兴起不是在19世纪，而是在12世纪。当时，欧洲的城镇历经艰辛终于开始复苏，道路改善了，城镇间贸易又繁荣起来。到近代开始之时，贸易已发展到欧洲各国之间，很快又扩展到了全球。从事贸易的人们居住在Burg（城镇）里，故此得名Bourgeois（资产阶级）；他们是城镇居民，或是北美早期议会中的下议院议员。他们富裕有钱，早在14世纪就借贷给国王并且开始取代僧侣而成为政府官员，因为他们能读会写，特别是会算。到路易十四的时代，他们已经是高官显要，许多人被授予爵位以资嘉奖。所以资产阶级在200年后的维多利亚时期不是什么新兴阶级。它早已完全崛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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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谬误是把资产阶级，或任何阶级，看作一个整体，在历史中同浮同沉。如果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是由中世纪以来的城镇居民所构成的话，很清楚，他们的境况历来是千差万别的：有人是城里主事的富豪权贵，而有人只是普通商人，还有律师、建筑商、艺术家和作家，另外还有店主、制鞋商和制帽商，还有靠人施舍度日的破落户。这各类人的境遇也经常改变。早在路易十四之前，许多法国资产阶级人士就已通过购买土地或官职为自己谋得了爵位。这样的人多是律师和法官，他们被称为法律界的贵族。在英国，一个商人的女儿嫁入贵族之家，生育的子女就都是贵族，至此，他们的资产阶级祖辈算是向上爬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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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为国效劳功绩显赫，也可封爵。马尔孛罗公爵以前只是一介平民约翰·丘吉尔，他的后代温斯顿·丘吉尔被授予爵士品位已很满意。总的来说，欧洲贵族家族的头衔上溯不超过15世纪，而且有很多在某个时候是假的。他们的出身原来也是农民或资产阶级，因为此外再没有别类的人。另外，在资产阶级内部，正如在贵族内部一样，存在着由财富或职业、才能、举止或纯习惯所决定的等级。因此，煞有介事地提到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好像它们各为整体，那完全是空谈。在每一个特定情况中都必须讲明指的是哪种资产阶级，具体说明其在财富、教育或职业方面的特征。君主从这个庞杂的群体中甄选人才时，挑中的显然是合乎标准的、教育教养均属良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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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革命中我们看到的主题是解放。国王终于摆脱了那些阴谋篡位的不安分的竞争对手，能干的资产阶级现在可以对从前压迫他们的人发号施令，从前的压迫者视此为奇耻大辱，即使本身实际并未受过资产阶级管制。路易十四宫廷中的圣西门公爵对这尊卑颠倒的状况深恶痛绝，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是卑下的资产阶级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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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一切革命一样，君主制革命看上去主要是政治和经济的变革，但它的起源和效果有同样重要的文化因素。文学艺术、哲学以及普通的心态都受到了影响（333＞）。比如，高贵（noble）这个词原来只是用来形容人（是可以知道，值得知道的意思），后来转而意指一种甚至可用来界定某些词语的抽象品质（355＞）。另外，革命提出的国家的概念扩大了个人对自己出生地的忠诚的范围。对16世纪那不勒斯的一个乞丐来说，意大利人这个词没有任何意义：他是那不勒斯人，甚至只是他感到更亲切的邻近一个小村庄的村民。公民意义的扩大使服从感减少了具体性，增加了抽象性，不再属于地方的诸侯，而是属于远方的国王，最终属于抽象的国家。抽象是寓于君主制的另一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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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和睦产生了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它造成了骑士理想和商人对物质的东西一丝不苟的作风的结合，使之成为300年来文明行为的守则。遵照这一守则，贵族和平民的人格都有所改善，前者关怀体贴而不是傲慢无礼，后者自尊自爱而不是卑躬屈膝。这一守则持续到大约20世纪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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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理论起始于蒙田的时期和16世纪晚期想要结束法国内战的策士们。那个世纪早些时候的马基雅维利也可以算一位先驱者，后文会详述原因（256＞）。不过革命最直接的理论家是法国的法学家让·博丹。他的著作《共和六书》不是人文主义者的空想，而是一位历史学家对古今政府的研究，其目的在于确定一个适应现状的政府形式。博丹认为新制度应包含前朝和外国法律中所有好的条文，并应密切符合国情——不是随便哪个国家，而是眼前这个国家的国情。这个要求是为了反击把罗马法作为政治理论中一切智慧来源的迷信；（他说）比较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智慧来源，它表明政治学家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国家的权力应该寓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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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丹确信，权力分享的所谓混合政府在法国行不通。主权是不可分的，虽然他承认在一些情形中，政府形式可以有别于国家类型，比如民主国家不一定由人民，而是可以由他们的代表来治理。法国需要君主。互相冲突的利益和团体（他考虑的是胡格诺教派的势力和野心勃勃的贵族）需要一个凌驾于它们之上的权力来平衡它们的要求，使之服从全体的大利益，无论这个全体是共和国还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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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的政府必须充分了解国家的民意民情，然后国家或法律的改变才能产生结果。因为一个联邦的主要基础在于使国家适应国民性，所发布的法令和法规要符合地方、百姓和时代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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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丹《共和六书》（157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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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丹只保留了一个对君主的制约，那就是三级会议。它不定期开会，负责投票决定是否征收新税；博丹发表他著作的那年，正好任大会的秘书。三级会议代表三个阶层——僧侣、贵族和平民，开会表决时，每个阶层内部磋商后作为一个整体参加投票。自亨利四世统治下君主制兴旺之后，他们只开过一次会，直到1789年他们不自觉地担负起了摧毁君主制的任务（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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