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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易接受涂油礼前，他必须首先宣誓保护教会，消灭异教徒。随即他被介绍给教堂中的众人并请求他们同意奉他为国王。随后就此静默一分钟。首席主教把《圣经》递给国王让他宣誓就职。誓词中甚至提到像执行对决斗的禁令这类具体内容。宣誓之后，查理曼之剑被呈交给国王。接下来是祈祷，愿在国王治下各阶层人民都兴旺发达。然后，国王头朝圣坛匍伏在地，接受七次涂油，所谓涂油即取一滴圣油同普通油混合在一起，在国王的胸口、肩膀、头顶、后背和两肘内侧各涂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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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典礼进行和间歇期间，合唱队的歌声响彻云霄。然后大主教再次演说，嘱请国王对穷人慈悲，给富人树立典范，并维护国家和平。但他也请国王不要放弃对“北方各国”的领土要求。最后是给国王着装，从衬衣到镶白鼬皮的紫色天鹅绒外衣。然后，国王被引向御座。大主教脱去主教冠，鞠躬，亲吻国王，用拉丁语宣布：“祝国王万寿无疆！”然后教堂的大门打开，人们一拥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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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神职人员赋予了国王权力的要素。现在要由贵族来执行赞同的礼仪。法国掌玺大臣走到圣坛前，一个个地宣召贵族们来共襄这庄严的行为。他们趋前后，大主教从圣坛上取过查理曼的王冠戴在国王头上，贵族们每人举起一只手触摸王冠以象征他们对国王的支持。然后，各人吟诵一篇对上帝的祈祷，祷文各不相同。其中一篇祷文祝愿“国王如犀牛一样强壮，把敌人赶到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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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象征和誓言中，不难看出里面有些是历史的沉淀，也有些表示了务实的意图。后者近似民主国家总统的就职演说——许诺带来繁荣，尊重法律，爱护穷人，使人人享有公正，还有推行坚定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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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下仪式和音乐的排场是一时之风。当时，宗教节日、列队祈祷、公共祈祷和歌颂上帝的赞美诗使得人民的日常生活浸透了宗教情感。敬神活动中寓有娱乐，其组织之严密无可匹敌。今天的世俗社会有别的同样是成套格式化的娱乐方式，只是没有搞成官方仪式。另外，今天的社会对政府的期望也大不相同，不再那么恭敬，而是需索无尽。无论如何，马克·吐温诋毁王室礼仪为“虚伪的瞎闹”实在是没有道理的。一位明君去世时，人民痛哭流涕——无论是在家里、在教堂，还是在街上。悲伤之余，他们就祈祷。他们痛切地感到这种损失，并因此对未来充满了焦虑。今天，只有某些元首遭到暗杀时才会引发人民这种集体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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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蒙昧未开的人以外，一般人都知道对前人轻率地做出道德上的判断是不公平的，但人们可能会忘记，轻率地做出理智上的判断同样不足取。上述的证据清楚地表明君主理论的信条满足了它们诞生的那个世纪的需要。读读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或莎士比亚的一些剧本即可对此确信无疑。在莎士比亚37部剧作中，有10部以英国历史为基础的剧本写的就是王位及其责任，以及王位的合法性和贵族王公对它的挑战。其他的剧本中最伟大的杰作写的是正确或错误的要求及君主和王子随后采取的行为：《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尤里乌斯·恺撒》《科利奥兰纳斯》。同样的主题还贯穿《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雅典的泰门》；还有一些喜剧，直到最后一部《暴风雨》，都是以篡位和流放这些熟悉的情况再加上统治者的苦恼为背景的。若非从专家学者那里得知莎士比亚的头脑十分正常，人们会以为他和他的观众对“王位的难题”感兴趣到了偏执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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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去作道德批判很容易犯错。它是把现在的希望套用在过去。它按照既定的原则臧否人物，对当时的紧迫状态考虑得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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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哈特《历史片断》（1865～18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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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未能明白这些事实和感情，结果造成了文学史上的一大谬误，值得在此一提。对哈姆雷特，人们通常认为他犹豫不决。在奥利维尔主演的电影中，这部戏叫作“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的悲剧”。但它首先是关于政治的，这一点却无人注意。自柯勒律治以来，人们只注意研究哈姆雷特的性格，却忘记了他的处境。确实，他的性格比随从们更纤柔一些；他有良知，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杀了人再说。弑杀一位为民众所接受的国王可不是小事。雷欧提斯是个莽撞的小伙子，设置这个角色是为了使对比更为鲜明。哈姆雷特不得不小心思考，仔细观察，因为身为对篡位者及其帮凶构成威胁的人物，他从一开始就身处险境；所有人都阴谋反对他，包括他的未婚妻，虽然她是无心的。他还要考虑他的母亲。他的独白表明他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野蛮的时代，但他心里想的不等于他实际也是那样做的。他把一路跟他到英国来的雇佣杀手一个个全部干掉，回丹麦时怀着坚定的决心，同时也高度警觉，只是由于别人的背叛才遭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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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两个事实作为论据。一是武士福丁布拉斯在哈姆雷特的葬礼上说的话：他本来会是个伟大的国王。如果在全剧五场中他都始终表现得犹豫不决，那么这话简直是荒唐可笑。另一个事实是一位现代剧作家认为《哈姆雷特》剧中各场如果次序变一下，就会干脆利落地解决问题。要了解这个论点及其结论，请读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所著《莎士比亚的游戏》（Shakespeare’s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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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到王位王权时，莎士比亚对于荣誉着墨很多。这个词他用了692次。荣誉涉及许多东西。作为贵族的天赋品质，荣誉不仅显示他优越于平民，而且也标志着他不必受大多数世俗的束缚。贵族的荣誉感使他们怨恨君主制，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凌驾于平等的人之上的高等地位——所有人都是国王平等的子民；但贵族对君主并非全无招架之力，因为国王虽然可以压制贵族诸侯，却无法废除他们，所以中央政权和地方权力的冲突依然继续。这也是君主制理论仍然有趣之处，它涉及一个永久性的问题：地方自由对中央集中，无限的权力对有限的权力。不同时代用语各异，但利益的斗争一直存在：各州的权利抵抗联邦主义，中央计划导致要求放权的呼声。同样长存的还有对官僚机构这杰出的君主制机构的抱怨，因为它处理的是抽象的事务，结果中央发布的统一法律经常与地方的情形格格不入。抵制这种同一性就等于反对和君主制孪生的民族国家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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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斗争的起伏反映在一些重大事件中——英国内战（263＞）、美国革命（397＞）、法国革命的雅各宾派阶段（434＞），今天的口号和信条即由它们产生。斗争仍在继续，因为一方要个人主义，另一方要社会聚合，双方的要求正好截然相反。斗争的文化方面包括推广教育、普选权、宗教容忍、提高社会地位和参政机会，再加上现在归结在天赋权利或人权之下的所有形式的社会保障和保护（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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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与国家的结合产生的一个结果给政府理论家提出了难题。作为上帝选出的仆人，国王宣誓实现正义与和平。然而作为一国之主，他却通过外交的欺骗手段和战争的不义之举去剥夺别人的祖传权利，谋求私利。如何把神的准许和公认为不正义的行为调和起来？（这个问题今天称为外交事务中的道德。）这个矛盾据说用国家利益的理由（raison d’état）这个短语可以解决。国家利益的理由的推理大致如此：组成群体的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除非受到比他们强大的群体的阻止。请看一个国家内部的情况，如果没有强力或强力的威胁，和平与正义就无法存在。自我克制在任何国家都不足以遏制犯罪，若是以为它能对那些利益和我们相冲突而且彼此之间也有利益冲突的外国进行遏制，那是危险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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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政治学的第一课。最好通过这门学科的创始人的著作去学。这个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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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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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让自诩正直的人深为憎恶的名字，知识分子常常希望有恶棍存在以显示自己的正义感，而马基雅维利则是这种可恨的人中的头一号。然而，除了少数几个例外，16世纪期间以及后来的伟大的思想家都承认他的天才和他理论的价值。做出这样的评价和对他感到憎恶的原因都来自于一本题为“君主论”的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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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马基雅维利结束了在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涯后年老退休期间写的。退休前，他主要担任大使的职务，但派别间发生的暴力变动使他的大使生涯戛然而止。后来，他因叛国罪嫌疑遭到监禁、酷刑，最后是流放。马基雅维利冷静地观察他的城邦的命运，深入思考这一当时意大利半岛文化中心的经历和古代史，然后以犀利简明的笔法精练地写出了他亲历的和别人经历的政治经验。他认为“新国君”的时代已经到来，这国君将建立和平与秩序，甚至统一意大利。马基雅维利其实是描绘了一幅君主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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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国或是由人民或是由贵族建立。在贵族帮助下得到王位的国王比在人民的帮助下成为国王更难以为君，因为前者周围的人认为自己是与他平等的，他不能统治或管理他们。但由于公众的拥戴而登基的国王几乎没有不愿服从的治下。要满足贵族就必须伤害他人，因为贵族的目的是压迫别人。人民可以满足，因为他们唯一的愿望是：不受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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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君主论》（15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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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点并无争议。引起轩然大波的是马基雅维利所提出的获取和保住王位的手段。这些方法手段产生了马基雅维利式一词，用来指残暴行为的极致（在浩如烟海的从未发表过的博士学位论文堆中，有一篇题为“酒店雇员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我没有去查看它的内容，宁愿去海阔天空地猜测《君主论》怎么会影响到酒店的清洁工人和门卫的）。青年时的腓特烈二世在成为普鲁士国王之前撰写了《反马基雅维利》（欧洲常见的一种标题形式）。该书论点明确，说理有力。这并不奇怪，因为它是由伏尔泰润色的。书中痛斥治国中欺骗和背信弃义的行为，谴责不义之战和用暴力消灭敌人，这一切据说都是马基雅维利所建议的理想君王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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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并非如此，需经细致考虑后再下结论。首先要知道马基雅维利写作之时意大利的情况。16世纪初期，意大利分为众多的市镇和城邦，只除了一个例外（＜171），其余都深受派别间互相杀戮、政变、暗杀、侵略和战败之苦。详情可见马基雅维利所著《佛罗伦萨史》一书。这种无休无止的混乱促使马基雅维利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办法或手段来结束这一局面？那时完全没有道德原则；更糟糕的是，它带来的只有坏处，人民没有和平安宁，城邦和领导人没有稳定。他们都宣称信守基督教的道德，不过他们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解释为“血债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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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办法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既然必须从现状出发，就只能利用手头的材料。只说行善就会过好生活是没有用的。（他看到并指出）周围的人素质太差：“意大利人怯懦、贫穷，又好虚荣。”民众这样的低劣品质不可能给治国者提供好的条件，充其量只能是过得去而已；道德和不道德的方法都得动用。君王必须尽量诚实正直，也必须捍卫基督教的道德观念。他必须公正，最好能得人心。但是他与其受到爱戴还不如被人畏惧。为了维护他的地位和国家，无论什么坏事都要做，不能受道德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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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好坏一起来的办法并不一定奏效。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基雅维利深知机缘的作用——他把它称为运气。没有哪个君王能掌握它，但如果一个君王有素质，即有勇气和远见，再加上鸿运当头，他就可以成为时代所要求的新君王，甚至还可能统一意大利。可以说《君主论》是一部乌托邦式的作品，只不过它放弃了理想主义的措施，取了也许可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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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马基雅维利的批评家紧抓住两点。第一点，简言之，是马基雅维利把秘密说穿了。尽人皆知基督教的道德到处都在被公然违反——商业、政府和私人生活中充满了不道德的行为。基督教把这些统称为罪孽。可是这些批评家还是认为面具不能撕掉，认为如果宣称欺诈可以为国家的目的服务，就会引起更多的欺诈。对此可以反驳说：除非政治理论真实地表明恶行偶尔的确有用，否则现存的邪恶会继续肆虐，而且还不能被用来服务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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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批评的基础根本就是一个疏忽。人们很容易忘记，马基雅维利所讲的君王先得打天下，然后才能做明主。意大利没有一脉合法的国王，无法产生传位的君主。缺乏合法性的新君王不得不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到他的后代时才可以挑剔讲究。事实上，欧洲所有的皇族都是靠武力起家的。读《君主论》若不考虑时代形势的不同，就会以为马基雅维利怂恿地位已确定的君主继续在所有的场合中都——用他的著名比喻——做狐狸或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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