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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霍亨索伦王室年青的腓特烈撰文反对《君主论》时，他无疑也吸收了其中的思想。与他文中驳斥《君主论》的论点相反，后来这些思想帮他把普鲁士变为一个强国，再后来又击败了本来想打垮它的联盟。在同其他国王瓜分波兰时，他注意到玛丽亚·泰蕾莎在哭泣。但他说：“她哭了，但她还是拿了。”此言一语道出政府的矛盾——为了加强国家利益而行不义之事，虽然可能最终事与愿违。这就是永远的政治家，他背信弃义，掩盖真相，文过饰非，歪曲事实，以维持正义的表象，正义尽管没有实现，但却永远是他矢言争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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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君主论》发表以来的5个世纪中，众多学者对它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至少渊博的学者）认识到作者并不是一个道德沦丧的人。如果他是的话，那么一长串的思想家，从柏拉图（“大谎”的倡导者）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再到约翰·亚当斯、利普修斯、孟德斯鸠、休谟、诗人塔索、罗利爵士、蒙田、培根、帕斯卡、斯宾诺莎、格拉西安、博丹、赫尔德、柯勒律治、雪莱、莱奥帕尔迪、陀思耶也夫斯基，还有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安详虔诚的兰克）会组成一个军团的不道德者。他们都建议、同意或借用过马基雅维利的理论。他们和马基雅维利的一致之处在于认为国家不是不道德，而是非道德；它有一半是在道德范围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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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分反对意见认为，政治理论只以“现状”为基础会阻碍人类的改善，是“悲观的”、“怀疑人性的”，是对进步的障碍。实际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形。有很多政治和法律方面的罪恶做法在我们这500年间都已被丢弃了——马基雅维利写作的时间是在这个时期的黎明。作为文艺复兴人，他看到了艺术和文学的繁荣与政治的黑暗之间的悬殊差异，这需要采取措施予以纠正。他没有建议不彻底的折中办法，也无意要他的措施永远执行下去。在关于那位罗马历史学家的书《论李维》中，他显示了一个有各种自由的共和国是多么美好。在一次去德意志地区的旅途中，他写了一封信，把那里的自由城市描写得像世外桃源一样，（除了别的好处外）丝毫没有佛罗伦萨的阴谋和争斗。他死后，一些佛罗伦萨店主在《论李维》的启发激励下，要求政府设置人民的座位台来取代贵族和其他官员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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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基雅维利在喜剧《曼陀罗花》中描绘他的同代人时却毫不文饰。剧中对白诙谐、粗野，有很多双关语和俏皮话，表现了人们的狡猾奸诈、易受蒙骗和腐败贪婪。情节使人联想到王政复辟时期的喜剧和后来拉克洛的小说《危险的交往》，那里面狡诈的人也是哄骗或胁迫他人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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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其他作品表现出，在爱好和风格方面他都是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他翻译罗马时代的戏剧，在撰写《战争的艺术》一书时采纳韦格提乌斯的观点，还写了一些诗歌和散文表达对女性的热爱。他认为她们做统治者和男人一样合适，还提到反映她们美德和能力的“英雄的范例”。尽管遭到流放，但是他还是有众多的朋友和崇拜者，他给他们写了许多平易亲切、无拘无束的信。在最著名的那封写给弗朗切斯科·韦托里的信中，我们得知他酷爱和贩夫走卒玩纸牌，泡酒馆。傍晚时分，喝酒玩牌之后，他回到家，换上华丽的衣服，开始和古人对话，“询问”他们的生平和行动。每天4小时专注于此，从不感到烦闷。在这期间，他忘记了他的贫穷和耻辱，连生死都置之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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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和民族国家在17世纪兴旺蓬勃，实现了500年中第二次革命的目标，播下了至今威力尤存的思想的种子。但与此同时，还存在着明显的另一套思想和另一种政府形式。威尼斯共和国就是这另一种政府形式的显著例子（＜ 170）；英国内战则传播了上述的另一套思想。共和制的威尼斯这个稳定有序的城邦在君主制和民族国家成为主导的治理形式时，仍然强烈地吸引着欧洲。至于在英国专制政体论与反对派之间上演的三幕剧，结果并不明朗，教训也被淡忘了。当这些被埋葬的思想再次抬头并最终引发了第三次革命的时候，革命的原因却被归于历史上的另一套行为，而给予那套行为的清教徒这个名称只保留了它最狭义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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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民主精神的清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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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是由一连串绰号组成的。有的开始时可能只是粗鄙的侮辱，有的也有明确的含义，不过很快含义也就流失了。在整个西方文化中，清教徒这个名字使人们联想到的就是败兴鬼。在美国，他是不苟言笑的新英格兰人，通过“蓝色法规”禁止一切无害的乐趣，他唯一的消遣就是绞杀女巫。在英国，他头戴尖帽，说话鼻音浓重，取“赞美上帝·皮包骨”（Praisegod Barebones）这样莫名其妙的名字，杀害了国王自己上台，把国家弄得沉闷无趣。我们照例可以从莎士比亚著作中找到有关他的素描：清教徒是《第十二夜》里的马伏里奥，他自以为因他的正直，不会再有蛋糕和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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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描绘的错误在于究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一个特征来代表全部，结果得到的是漫画式的夸张。原因可能是由于英国克伦威尔的清教徒政权和他的军队力量逐渐减弱，十几年后才最终被全部推翻。没有戏剧性、不够惨烈的失败会使人淡忘在那之前所取得的成就。对于历史上的清教徒作为一个整体的印象在英国已经暗淡，在美国则是个矛盾体。移民美国的清教徒所奉行的准则受到谴责，然而他们却被尊为移民之父——在许多他们没有做的事上却无功受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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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究清教徒这个词及其所意味的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关心历史的准确性。今天的社会预言家警告要防止新的清教徒主义出现。他们在某些宗教团体的所谓原教旨主义和社会对吸烟的敌对情绪中看出了这样的苗头。酒精也遇到同样的敌意反对，反对性自由、“淫秽艺术”和“邪恶”的呼声日见强烈。堕胎引起的暴力冲突也和这些问题有关。20世纪晚期道德主义的爆发是否会重新产生17世纪的清教徒？同样重要的是，历史上的清教徒所重视和担心的是否只是个人行为？他们并未禁酒禁烟，他们关闭剧院（我们看到）不是为了压制演戏，只是要肃清诱奸和卖淫，欧洲其他非清教徒的国家关闭公共浴室，执行的也是同样的政策（＜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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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一词中的清指的是宗教制度以及对其进行整肃所需要的政治改革，与路德和他的福音传道者们所做的事一样：罢黜主教及其下面的一群官员；略去礼拜仪式中的装饰——蜡烛、十字架、法衣等；简化礼拜仪式，回到福音的教诲中去。它是原始主义和反对“罗马式迷信”和“天主教”的一种准科学的思想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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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福音教导人们要行为检点，在生活中自觉遵守道德，但是仅仅因为简化礼拜仪式和唤起人们的良知就推断清教徒禁止娱乐和艺术是不符合事实的。英格兰和新英格兰并未变成普遍沉闷和虚伪的地方。50年前，一位英国学者潜心研究大西洋两岸的历史记录后做出的结论打破了清教徒在信仰和思想上都食古不化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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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本巨著虽然题为“清教徒与音乐”，实际上却涵盖了文化活动的所有范围。其中提出的一个发现是康涅狄格州的“蓝色法规”根本不存在，那是一个热情过头儿的牧师的杜撰。至于音乐、诗歌和其他艺术，清教徒不仅未予谴责，反而培育欣赏它们。当然，这说的是清教徒中那群自发地喜爱艺术和智力活动的人，任何文化中都有这样一群人。在17世纪中期的英国，音乐受到普遍的喜好，同时还有与它并行的诗歌。英国培养牧歌诗人和键盘乐器作曲家的学校为数众多，听众也人数巨大，牧歌因此成为艺术史上的巅峰之一（161）。两位同享盛名的诗人，赞美音乐、舞蹈和“快乐”的弥尔顿与恳求他“羞涩的情人”顺从于他的马韦尔，都备受尊敬。克伦威尔雇用他们为国家服务，正是因为他们思想周密，笔锋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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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尔顿的行为尤其说明问题。他为克伦威尔政权作宣传，但又保持独立，敢对政府进行批评。他撰写的赞同离婚的短文列举了妻子应具有何种心智才能成为好伴侣。他的政治十四行诗对党的路线发表评论。他还激烈地反对对印刷品实行审查。他的《论出版自由》中最有力的段落被后人引用过无数次，但人们却忽视了，这篇文章是把思想自由与艺术和欢乐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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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想以管理出版来纠正行为，就必须管理所有的娱乐和消遣，所有使人感到愉悦的东西。不能听音乐，不能谱曲唱歌，只有严肃的和土里土气的东西。但谁能让在各家室内轻柔荡漾的曲调和牧歌噤声呢？要检查每一所房子里的所有长笛、小提琴和吉他得需要20多个许可证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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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尔顿《论出版自由》（1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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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话反映的不仅是他的鉴赏品味，也是全国的意见。与此同时，弥尔顿在国务委员会中任审查官，还任共和国的主要报纸《政治信使报》的总编辑。这与《论出版自由》的论点看似矛盾，其实实质上并无矛盾之处。弥尔顿和他的清教徒同志坚信作者应为其发表的思想可能带来的危险负责。《论出版自由》结尾时赞扬了要求所有出版物必须有作者署名的法律。作者若传播“有害”思想，就可能招致“火与刽子手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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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王室的查理二世复辟后对清教徒政权进行暴力反扑，弥尔顿有性命之虞。他被迫隐居，其间完成了《失乐园》和《复乐园》上下两部史诗，还有诗剧《力士参孙》。诗剧不是为了上演，而是像史诗一样，是关于道德和政治的专论。君权、法制、顺从和反叛、真理和通过辩论对它的获取、科学、自然和快乐，理智和启示，正义和慈悲——所有这些在诗中都予以评说。此外再加上散文式的政治社论，使弥尔顿成为他那一时代思想斗争的活生生的体现。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和布道稿记录着那场斗争的激烈性和彻底性。这些思想至今仍激动着西方人的心灵。17世纪中期那场辩论中彼此对立的论点各有道理，说明它们的冲突是无法解决的，这并非因为人类的无知或悖理，而是由人的各种需要的性质和唤起新思想、新制度的希望而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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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内战各方的政治目的是为了解决谁掌握主权这个问题。其实它是对君主制革命的力量的考验。查理一世企图吓倒议会中选举出来的代表，继续像前11年那样大权独揽，结果反而使得抵抗更加顽强。按照定义，君主对赋税和战争有独断权（241＞）。而议会首先要求军队和所有要塞都应由议会任命的军官来指挥。第二个要求同样否定了国王的独有权威：新授爵的贵族可以被下议院罢免；就连皇家子女的监护人也必须由议会任命。国王不再是君主，甚至连过去的国王还不如，只是一个傀儡罢了。很明显，17世纪中期英国人民的代表向往的是250年后才出现的国家；或往回说，是300年前国王的大理事会刚改名为议会时，西蒙·德蒙特福特的方案如果得以实行本来会形成的国家。那次，人们的希望没有实现，而到了1640年，皇家统治的传统已经根深蒂固。在内乱的6年间，给了查理9次保住王位的机会；条件只是要他接受经过一定改动的19条要求。最后一次他同意了，还提出了他自己的修改要求，不过为时已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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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内战不像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那样界线分明。英格兰的邻邦都乱哄哄地参与其中：爱尔兰派兵支持国王；苏格兰人分为两派，两边都有他们的人参加作战，他们参战是出于部族和宗教的原因，不是宪政的原因。议会中长老会教派占大多数，克伦威尔的军队是独立派——清教徒。不时上街抗议的伦敦暴民所属教派不定。开始，国王的军队占了上风，他们最终的落败说明克伦威尔训练出了一支模范军队。但一般印象中留着长发，戴软沿帽的骑士（保王党人）和头发剪短的圆颅党人两军对垒的图景纯属虚构。议会派这边有仍然穿着惯常的“骑士”服装的王公贵族，也有按教规必须蓄长发的清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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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杂七杂八的各部分人建立了英伦三岛共和国，共和两个字彼此就可以解释说明[2]。后来共和国变得无法管理，就成立了护国政体，由克伦威尔任护国公。在此期间，查理一世受到审判后被处决，爱尔兰的一场叛乱被残酷镇压下去，苏格兰人得到一定的安抚，显示出强大韧性的议会被清洗，后又恢复，之后再清洗；英国有了她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宪法。直到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才有人提出了修宪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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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革命的原因是英国农业落后，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土地拥有者的利益受到损失，因而和商人对立起来。若接受这种观点，就必须相信整整一代人争论、布道、出版、痛斥、谴责、坐牢，甚至上断头台，却对自己的真实动机懵然不知，他们自认为的真正动机不过是他们的错觉。（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推动他们行动的甚至不是自身的经济利益，而是他们与生产资料的不同关系。这是把地震的大地板块理论套用在人的事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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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把一切想法和态度都包装在宗教的语言中，并援引《圣经》所载的先例作为权威，这使得那个时期的斗争看起来好像是为了过时的原因。但原因是双重的，虔诚的语言掩盖下的思想按照当今流行的荒谬说法是“走在时代前面的”，意思是孕育着未来。分成清教徒、长老教会、独立派的各教派及其领导人是社会和政治的改革派。他们的区别只在于激烈的程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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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我以为若不取消一切财产，则无法实现自由。若要确定规则由您颁布，则必须如此规定。否则我想请问士兵们到底在为何而战。他们作战的结果是给自己加上了桎梏，使拥有财富和地产的人更强大，使自己成为永远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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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雷恩博罗上校，议员（16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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